[摘 要]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的生成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场域。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总体上持一种“大拒绝”的态度，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其学者们立足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和反大众性进行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反思中国的大众文化现状，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大有裨益，同时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我国得以生存的现实语境。
[关键词]大众文化；非批判性；反大众性；标准化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入进行，我国大众文化呈现出日益商品化、流俗化、低幼化等特点，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揭示的问题在我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入发掘和发挥，对我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一概念的。学界对该学派大众文化范畴的内涵认识比较统一，主要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与哲学，在闲暇时间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与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1]要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充满敌意的偏激态度，必须深入到这一理论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中。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一体化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
(一)一体化的社会
“在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垄断之中，消费者的资本主义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通俗文化和大众媒介出现与发展之语境的各种关键特征。”[2](P62-63)德国和美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历史场域。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是由犹太学者组成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其学者前期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德国。纳粹党掌权后，随即对犹太民族进行种族迫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集权统治，整个德国成为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与此相呼应，纳粹党统治下的文化也是高度一体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是一种违反文化精神、文化品格的反动文化。该学派的理论家对纳粹的专制统治及其专制文化有着切肤之痛，他们自然会对德国统治下的大众文化进行痛切的批判。而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所搬迁美国，其学者怀着对自由很高的期望来到美国，但是理论家们面对美国的现实经历了一个希望幻灭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虽然美国的社会形式和纳粹德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美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美国社会也有着产生独裁主义人格的土壤。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社会不像纳粹德国是靠恐怖和镇压，而是依赖技术的强大力量实现对各领域的全面控制：在政治上，不断把否定的力量转化为认同的力量；在经济上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在文化上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一体化社会。
(二)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是高度一体化社会的逻辑必然结果。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独裁主义性格，存在于包括美国、德国在内的一切一体化社会之中。这些国家的独裁主义统治是建立在大量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群众的基础之上的。具有独裁主义性格的人即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在独裁和权威面前主动放弃了反思和反抗，而倾向于认同和服从现状。一体化的社会正是造成单向度人格的主要原因。弗洛姆认为，一体化的社会加强了个体的无力感和孤独感，个体无力摆脱这种无力感和孤独感从而选择了逃避自由，认同社会和权威；马尔库塞则认为一体化的社会通过物质利益诱使个体放弃反抗立场，沉溺于虚假需求的满足中；霍克海默、阿多诺强调家庭衰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在形成单向度的权威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人摆脱控制、重获自由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在他们看来，文化的专制内含于社会的专制之中，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必然命运就是不断走向单质性和一体性，反过来，这种单质性、一体化的文化又加剧了现代人性格的单向度性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专制程度。[3]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文化应有的精神性、超越性与否定性，沦为与一体化社会相匹配的文化，是一种非文化、反大众的文化。
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双重维度：非文化性批判与反大众性批判
(一)大众文化的非文化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是指精英文化(high culture)，是从文化作为远离物质和实利，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批判现实维度的超越性本质来理解的。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拜物性、标准化和复制性使其丧失了文化的维度，沦为一种非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随着商品法则的所向披靡，文化领域不可避免的受到渗透和支配，大众文化沦为一种工业，文化作品成为一种商品。马尔库塞指出：“在这个世界中，艺术作品，同反艺术一样，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4](P192)“高层文化带有批判性、理想性，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持与现实不同的另一向度的关键所在， 现在也已经被克服。”[5]阿多诺也强调：“说起文化工业的典型的文化产品时，我们不再说他们也是商品，它们是彻头彻尾的商品。”[6]通常来说，文化的使用价值应是它对人的审美、娱乐、休闲等精神需要的满足能力；文化的交换价值在于利用这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来赚取利益。总体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并没有否定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于真正的文化产品来说，其满足人的审美、认识等方面的使用价值要比交换价值重要得多。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却是，文化工业产品以物质利益为取向，为了赚取经济效益而不择手段，交换价值成为其主要的价值属性，大众文化产品的第二位的价值超越了其“正当的和首要的”使用价值。在此情况下，文化产品仅仅是谋求利益的工具，全社会崇尚的是一种消费性文化，这种消费性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对人们消费文化的控制。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必然衍生出文化工业的拜物性，人们看不到文化产品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盲目崇拜文化产品的交换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可以用商品来衡量的异化关系。
“蓝天计划”提出以规范化、专业化为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有步骤、有计划地建设和完善儿童福利机构，为孤残儿童提供优质的特教、康复和保育服务，推动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国际最新的观念提出要实现专业整合的服务模式。特殊教育、康复、保育这三个部门能够协调起来，连同其他专业，为残疾儿童提供适合其本人的服务，就是特殊教育、康复、保育三位一体整合的服务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不免过于偏激，这是由其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决定的。我国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大背景也与之不同，这决定了我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但这是否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现实语境呢?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文化产业已成为市场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负面效应。对这些问题的反思需要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理论的部分内容也许会失效，但是蕴含于其中的批判精神和超越向度却不会过时。
10月14日，中国银行昭通市分行副行长岳浩代表中国银行向该行昭通市分行挂钩扶贫点——彝良县树林乡管坝村捐赠10万元，用于援建该村纸厂村民活动广场，助力该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大众文化的反大众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颇具迷惑性的说法，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对大众性本身没有自主权和决定权。什么是大众的，什么是非大众的，是由处于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所决定的，并且把这种决定强加于人，迫使大众接受。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也用“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来指称“大众文化”。阿多诺指出：“选择文化工业这种表述而舍弃大众文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7](P5)
“肌理本是指物体表面的各种纹理变化，与质感含义相近”。它是指物体的质地、结构、纹理等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是通过视觉和触觉所感受到的物体的柔软、光滑、粗糙、杂乱等视觉以及触觉的感受，也是指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神态或者是形式的一种感觉。例如：年代久远的墙壁上的破旧斑驳、蜘蛛编织留下的脉络、人们皮肤的光滑或粗糙、百年老树生长的年轮等，都让人们有着不同的感受。而对于艺术家来说，除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实物上的肌理以外，还有艺术作品中的绘画肌理。这些肌理广泛存在于绘画作品中的各个部分，而且这些肌理不仅仅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来说更是作者在其作品中的深厚情感的表达。
大众文化对人们的控制和欺骗不仅限于从外向内的灌输和道德说教，而且深入到大众的心理层面甚至无意识层面，从内向外消解着大众作为大众文化主体的主体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自我人格力量和自我意识本身就比较虚弱，个体倾向于认同外在的规则和权威，这样文化工业就更易趁虚而入，实现对人的心理控制。文化工业将社会规则嵌入文化产品，通过对大众文化产品的塑造，予以反复宣扬和灌输，使之逐渐渗透到大众心理之中并逐渐内化为他们的“超我”，实现了对个体心理领域乃至无意识领域的管制。由此，个体更加自觉的遵从和顺从社会准则，文化工业达到了控制大众、维护统治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文化工业以各种各样的技巧来实现对人的心理层面的控制，如利用超我形象的平易近人及超我形象对个体愿望的满足等，使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变为大众内心的自觉追求。社会对大众的控制逐渐成为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并且更加的有效与高效。其实，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满足是一种虚假需要的满足，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大众已失去了基本的判断真伪和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能力。大众文化对大众的俘虏实际上是大众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丧失。
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有两个重要体现：第一是大众文化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大众文化工业产品是以精心伪装的酷似真实的外表来迷惑大众，使其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真像与假象，丧失了对社会的判断力与洞察力，丧失对社会压迫的反思与反抗。那么，大众文化何以轻易取得大众的信任呢？以真实的外表提供虚假的信息只是手段之一，通过语言上制造亲切感、取消距离感来弱化大众的想象力，使其丧失判别真伪的能力，这才是更重要的手段。第二是大众文化的受控性和强制性。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是自由的、无约束的，创作主体想表现什么就可以创作什么作品；大众喜欢什么作品就可以自由购买和选择什么作品。实际上，现代工业社会一刻也没放松过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大众文化仍被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强权牢牢的掌控着，并且其控制手段和控制技术日益的复杂化、多样化、隐蔽化。大众文化对大众的说教无休无止、欺骗没完没了，这既归因于大众文化千篇一律的雷同性特征，也在于大众媒体对大众的强制性的暴力侵犯。“大众文化产品借助现代科技的推动，以现代化传播技术为工具，对大众的感官和思维进行肆意的狂轰滥炸，大众根本不可能躲开它的暴虐，所以大众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接受是一种无奈的接受，大众文化呈现出进攻和侵略的主体性，而大众只能作为客体对其做出消极的被动的反应。”[8]现代媒介的介入使得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加隐蔽化，距离感和现实感的消失使大众分不清现实空间和虚幻空间，统治者对大众的欺骗和控制变得更加容易。
近年来，我国第三方物流业不断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在20%左右，2010年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达5390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破9000亿美元，达到9380亿美元[1]。近年来也在持续增长。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现实语境：对我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起点就是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以其艺术性的丧失为代价。当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之后，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模仿产品，由于复制技术的进步，会导致大众文化的规模化的批量生产，大量标准化、雷同性的作品应运而生，大众文化的风格和个性随之丧失，大众文化的艺术性不复存在。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即雷同，体现在大众文化的诸多方面，如情节的老套、题材的陈旧、模式的单调僵化、方法技巧的因循守旧、人物形象的千人一面等。因此，“在垄断下，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同一的”。文化的标准化导致了艺术风格的丧失，风格和雷同是绝对对立的。与标准化直接相关的就是伪个性化：为了让消费者去购买产品，文化产品必须千变万化，显现出每件产品都是各自不同的表象。文化工业产品的伪个性化和标准化互为表里，都是出于商业目的对大众采取的有意识的欺骗。
(一)大众文化商品化与道德性的失衡
不可否认，社会生产的商品化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有推波助澜之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趋强盛，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大众传媒技术迅猛发展，文化载体日趋多样，大众文化以其感性化、平民化、通俗化、模式化为特征，成为与精英文化并列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需要商品化与市场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与道德性，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却是一个不得不反思和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大众文化显示出商业性压倒道德性、经济效益盖过社会效益的倾向。“今日中国大众文化进入了青春期，也进入了欲望消费期。御宅一族、同人小说、治愈系、小清新，装神弄鬼的玄幻文学、神秘异类的科幻电影、卖萌装疯的脱口秀，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大众文化的‘低幼化生产’和‘嬉戏式消费’。”[9]大众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刺激大众文化消费，活跃大众文化氛围，消弭人们之间的文化消费差距，满足人们对文化领域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但在商品化的氛围中，一些文化创作主体和出版发行商以经济利益的多寡来衡量文化作品的成功度，而对作品的本身价值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关注，从而导致大众文化的“三俗”倾向。受众在接受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缺乏一种内在的道德向度和自我约束，过于追求大众文化作品的感官效应，引发追求当下快乐的道德虚无主义风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商品化深刻而无情的批判，对抑制当前我国大众文化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以及从供给侧方面改善大众文化结构，从而实现大众文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有反向借鉴意义。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双向疏离
当前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对立倾向。大众文化主要强调的是与众不同、通俗易懂和别出心裁；精英文化强调的是一致性、高雅性、凝聚力。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改善基础上，在媒介宣传手段的渲染下，不断凸显的关于怎样享乐、怎样消费、如何特立独行的大众文化话语，无疑对社会大众有极大的吸引力。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载体，其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大众文化生活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制占有性，相应的就挤占了人们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的阅读、欣赏与思考，使人们的文化素养流俗化，势必会逐步远离精英文化。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则以巨人心态鄙夷大众文化，根本不屑于对大众文化对话交流融合，从而造成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双向疏离。长此以往，无疑会破坏文化领域的生态平衡，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反观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是大众文化，崇尚的是精英文化，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但是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对我国大众文化日益侵蚀消解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势头和对其本身合法性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文化全球化的渗透与后现代精神的侵袭
当前文化全球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决定了其在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势地位。西方大众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自足自为的，而是承载着推行文化霸权的意图。他们通过制造一大批西方大众文化的模仿者来进行渗透诱导，这些大众文化模仿者创造生产的是内嵌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西方趣味的作品。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大众文化成为西方大众文化的模仿者，而且在接受大众文化产品时，即被灌输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不自觉的构成了西方文化殖民的有效一环。哈里森指出这种文化观念上的西化实际上是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10](P36)西方大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是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内嵌其中并传递进来，更重要的是在大众的价值观念中导入了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种后现代精神同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等相结合，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破坏着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冲击和威胁着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11](P136-137)后现代主义精神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是隐蔽的、无声的，这就需要我们去辨别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审视和批判，启示我们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自我意识，需要一个批判、反思与鉴别的过程。在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大众文化不应被动应对，而应主动建构，以自信的姿态，汲取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养分，形成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原创性的真正的大众文化。[12](P338-339)
四、结语
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现实生存语境，其理论又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二者需要双向互动。同时，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就需要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批判视域来审视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从“破”的方面来促进大众文化“立”的进程。
[参 考 文 献]
[1]李小娟.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北方论丛，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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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ticalTheoryofMassCultureinContemporaryChineseContext——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U Ling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Bozhou Municipal Committee，Bozhou 236800，China)
Abstract：The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The formation of theory was in a special social historical field. Frankfurt on the whole is a kind of “absolute-rejection” attitude and strong pessimism mood to the capitalism mass culture，whose scholars launched heat and profound criticism on non-cultural and anti-popular nature of mass culture in capitalist society.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popular culture with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s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of mass culture in China.
Keywords：mass culture；non-critical；anti-popularity；standardized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11.007
[收稿日期]2018-09-14
[作者简介]刘 玲(1988-)，女，安徽亳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发展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11—0028—05
责任编辑：李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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