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考察3～6岁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并探讨儿童的共情和抑制控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实验采取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对86名3～6岁儿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儿童会使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效价的情绪，高抑制控制儿童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且不受共情水平的影响；共情水平只对低抑制控制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作用。在不同年龄阶段，共情在消极情绪理解中的作用有所差异，3～4岁时主要是情绪共情起到作用，而5～6岁时主要是认知共情起作用。实验表明，颜色作为情绪标签是研究儿童情绪理解的有效方法，抑制控制和共情交互地影响了3～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高抑制控制促进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低抑制控制儿童对他人消极情绪的理解需要其共情能力的参与。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消极情绪理解；共情；抑制控制
1 引言
情绪理解(emotion understanding)指个体理解自我或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徐琴美, 何洁, 2006)。这一能力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基础，也是个体能否成功适应社会环境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在其3至4岁期间发生显著的变化(姚端维, 陈英和, 赵延芹, 2004)。5至6岁的儿童 可以对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作出分析和推测(Cassidy, Parke, Butkovsky, & Braungart, 1992)，即可以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归因。同时，6岁左右的儿童已经能理解自我和他人的真实心理状态(周双珠, 陈英和, 胡竹菁, 2017)，并理解混合情绪，这种能力一直到青春期晚期才会发育成熟(梁宗保, 张光珍, 陈会昌, 张萍, 2011)，3～6岁是儿童情绪理解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情绪理解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对不同类型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轨迹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情绪类型，儿童对消极情绪的理解发展较晚(马谐, 陶云, 白学军, 2017; 徐琴美, 何洁, 2006; 姚端维, 陈英和, 赵延芹, 2004)。消极情绪通常指一些不愉快的个人体验，如悲伤、愤怒、恶心等(杨丽珠, 董光恒, 金欣俐, 2007)。由于消极情绪的复杂性，在消极情绪理解研究过程中，要求参与研究的儿童有较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徐琴美, 何洁, 2006)。以往关于儿童情绪理解的测量方法大多依赖于儿童的言语表达，如情境故事法(Denham, 1986; Camras & Allison, 1985)、访谈法(佟月华, 2008)和问卷法(寇彧, 倪霞玲, 徐华女, 马会萍, 2006)。有研究使用线性回归考察儿童的言语能力与情绪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言语能力对情绪理解成绩有27%的贡献率(佟月华, 2008；Pons, Lawson, Harris, & De Rosnay, 2003)，其中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表现结果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考虑到以往测量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探索一种间接的测量方法，减少口语表达能力对儿童情绪理解表现的限制。
颜色与个体的主观体验有关(Goethe, 1810)，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可以通过选择不同颜色来表达情绪(Kozlowska & Hanney, 1999)。由于颜色和情绪之间的特殊对应关系，很多研究者将颜色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来研究儿童的情绪理解。Burkitt和Sheppard(2014)借助颜色和绘画来探究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结果发现，儿童倾向于将自己喜爱的颜色与积极的故事人物匹配，而使用不太喜欢的颜色与中性和负性人物匹配(Burkitt, Barrett, & Davis, 2003, 2004)。因此，使用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对于言语功能发展尚不完善的学龄前儿童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测量方法。本研究将首先对这一方法进行验证，并进一步采用这一方法探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
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和共情(empathy)是与学龄前儿童情绪理解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心理因素。抑制控制指个体抑制某些优势反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或要求做出适应行为的能力(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在幼儿阶段的发展最为迅速，并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时期(Wiebe, Sheffield, & Andrews, 2012)。为了能够理解别人，个体首先要能控制把自我放在首要位置的能力(黄翯青, 苏彦捷, 2012)。因此，良好的抑制控制能力可以帮助个体准确理解他人情绪。如有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促进了儿童的情绪理解，并对情绪理解能力的构建有显著影响(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
综上所述，通过对史料教学的概述，了解到史料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启发学生历史思维，对提升历史教学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效的运用史料教学，合理的选取史料，使史料符合学生学习、成长需要，进而培养学生历史素养。
以往研究发现，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nitive control)均可以对个体的情绪理解发挥作用(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前者是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自动模仿，后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观点采择(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研究发现个体对陌生面孔的情绪知觉与其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有正相关的关系(Olderbak & Wilhelm, 2017)。同时，也有研究认为抑制控制和共情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共情能力密切相关的亲社会行为也与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存在相关(Warneken & Tomasello, 2009)。因此，本研究将在探究抑制控制和共情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情绪理解能力发展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将首先验证并改进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应用其考察3～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抑制控制、共情和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抑制控制和共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作用。同时，在研究中加入对积极情绪理解的测量，并将结果与消极情绪理解进行对比，在一个参照框架内更充分地描绘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发展。
2 研究1: 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
2.1 被试
面部表情五点量表(Pope, Butler, & Qualter, 2012)：由五张不同情绪效价的面孔组成，表达的情绪依次是非常伤心-伤心-中性-开心-非常开心，计分分别为-2，-1，0，+1，+2。
2.2 研究材料
儿童形象轮廓：两种性别的儿童人物形象，在自我-颜色匹配任务和情绪理解任务中使用(如图1)。
图1 儿童形象轮廓
使用Gpower 3.1软件进行计算(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以0.05为显著性水平，要使得配对样本t检验的效应值达到中高水平(Cohen’sd>0.8)，需要至少20名被试参与实验。研究招募34名年龄范围36个月～81个月的儿童(M=66.75个月，SD=11.79个月)参加实验，14名男孩，20名女孩。通过与老师交流并根据幼儿园记录，儿童均身心健康、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已征得家长同意。
图2 面部表情五点量表
色卡：十种颜色的色卡，色卡的大小为5 x 8 cm，颜色依次为 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粉、8-棕、9-黑和10-白，为儿童最常接触到的十种基本颜色(Pope, Butler, & Qualter, 2012)，见表1。
表1 情绪-颜色匹配任务色卡
编号颜色色调(U)饱和度(S)亮度(L)1红02551282橙212551533黄422551284绿752551535蓝1532551286紫2042551287粉2132552048棕14255179黑1700010白1700255
情境故事：改编自Pope等人(2012)研究中的故事情境。故事情境分为两段，讲述了一个小朋友在搬家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主人公在两段故事中分别经历了开心和悲伤两种情绪。为避免情绪顺序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情境故事分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消极情绪在前，另一个版本积极情绪在前，研究中两个版本顺序平衡。
2.3 程序及数据分析方法
使用SPSS 20.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采取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情境下儿童对故事主人公情绪的理解能力。
情绪-颜色匹配任务。主试先向被试儿童介绍代表五种情绪的面部表情量表，介绍每种表情后，随机选择一种表情让被试指认，考察被试是否理解各表情，如果被试答对了，继续进行下一步研究，如果被试没有答对，再指导被试学习识别五种表情，直到被试能够连续正确识别五种情绪的面部表情量表无误为止。随后，向被试随机展示十张色卡，要求被试将每种颜色同面部表情五点量表中的情绪表情进行匹配，主试予以记录。
3.1.4 管理制度 护理工作有计划并按计划落实，规章制度健全并严格贯彻执行，护理资料齐全并尽量达到计算机管理。如年计划目标达标率。
最新的采访中，小海耶克也批评了主办方的管理能力，认为他们不积极应对参展商的反馈和要求，总是给展商一个既成事实（没法更改）。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标准化的基本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进入近代标准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准化理论演进提供了大量生产实践经验和总结，科学技术也为之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实验方法，突破了仅靠零散总结经验的直观表述阶段，使标准化活动进入了科学的定量化阶段，并要求在民主协商的原则下推行应用，从而大范围地提高生产率。[1]
情绪理解任务。最后向被试讲述两段小朋友搬家的情境故事，故事主人公在两段故事中分别经历了积极情绪(开心)和消极情绪(悲伤)。主试每讲述一段故事后，要求被试从十张色卡中选择一张代表故事主人公的心情，主试将被试选择的颜色予以记录。每名被试选择的颜色的秩即为其赋予故事主人公的消极情绪理解得分和积极情绪理解得分。
统计方法。使用SPSS 20.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采取配对样本t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情境下儿童对故事主人公情绪的理解能力。
2.4 结果
被试在情绪理解任务和自我颜色匹配任务中颜色选择的结果见表2。为避免情境故事任务中故事的顺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不同故事顺序情况下被试的得分进行差异t检验，结果表明，情境故事的顺序对被试的情绪理解结果没有显著差异(p>0.05)。
表2 情绪理解任务得分
情境总体M(SD)男生M(SD)女生M(SD)消极情绪理解得分3.63(2.13)4.00(2.57)3.38(1.80)积极情绪理解得分7.21(2.38)6.75(2.39)7.53(2.38)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7.69(2.32)7.25(2.63)8.00(2.09)
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不同情境下被试的情绪理解得分差异(表3)，结果表明，儿童在消极情绪理解情境中的得分显著低于积极情境中的得分(t=-7.38,df=33,p < 0.001, Cohen’s d=1.26)，说明被试能够理解不同情境下故事主人公有不同的情绪状态，且得分越低，越伤心，即被试可以体会到消极情境下主人公伤心的心情。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表达的是被试自己中性或开心的情绪，所以当其与消极情境下主人公的情绪理解对比时，消极情境下被试对故事主人公消极情境下颜色选择的分数显著低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t=-7.09,df=33,p < 0.001, Cohen’s d=1.22)，再次说明儿童对不同情绪效价的情绪理解的颜色选择是不同的，而且评分越低，代表越不开心。
表3 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积极情绪理解和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结果差异
配对比较M(SD)tdfpCohens d消极情绪理解得分-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4.06(3.34)-7.0933< 0.0011.22积极情绪理解得分-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0.49(2.90)-0.98330.340.20
注：p<0.001
2.5 讨论
以颜色作为情绪的标签，考察3～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结果表明，儿童可以依据各自的颜色使用习惯，使用自己认为的代表开心的颜色和代表悲伤的颜色表达对他人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理解，为儿童情绪理解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与同类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即基于颜色与情绪的关联(Color-affect Associations)，儿童在表达单一情感或复杂情感等不同情感时，对颜色的使用会有所改变的(Burkitt & Sheppard, 2014)，使用颜色作为情绪的标签研究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方法是有效的。
这一方法除了不受被试语言能力限制之外，还体现了被试的个体差异性：实验要求每名被试按照个人颜色使用习惯将颜色与情绪表情进行匹配，赋予颜色情绪分值，再将十种颜色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排序，并采用秩的计算方法，得出每名被试不同的情绪-颜色匹配任务得分，进而进行定量的分析。此外这一方法有一定趣味性，被试参与度高，很适于低幼儿童。
表5呈现了高低年龄组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颜色选择得分，低龄组(3～4岁)和高龄组(5～6岁)儿童在积极和消极故事任务中的情绪理解得分无显著差异(ps>0.5)，但在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比较中，不同年龄组儿童的自我颜色使用呈现出显著差异(t=2.24,p= 0.03, Cohen’s d=0.62)，相较于高龄组(5～6岁)儿童(M=6.98)，低龄组(3～4岁)儿童(M=8.39)会用更积极的颜色定义自己， 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M=8.39)高于积极情绪理解得分(M=7.35)， 而高龄组(5～6岁)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M=6.98)低于积极情绪理解得分(M=7.42)。
在接下来的研究2中我们将使用这一方法进一步考察抑制控制和共情与消极情绪理解的关系。
3 研究2： 抑制控制和共情对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的作用
3.1 被试
使用Gpower 3.1软件进行计算(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以0.05为显著性水平，要使得配对样本t检验的效应值达到中高水平(Cohen’sd>0.8)，需要至少20名被试参与实验。研究确定52名年龄为41个月～83个月的儿童(M=61.54个月，SD=10.27个月)参加实验。26名男孩，26名女孩。通过与老师交流并根据幼儿园记录，被试儿童均身心健康、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已征得家长同意。
3.2 测量工具与任务
Griffith 共情量表(GEM; Dadds et al. 2008; Zhang, Wang, Lui, Cheung, Neumann, & Shum., 2014)。该问卷由Dadds等人(2008)编制(Dadds et al. 2008)，本研究采用问卷的中文修订版本(Dadds et al. 2008)。量表共包含17个条目，测量共情的三个成分，即认知成分、情绪成分和行为成分。在本研究中，GEM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其中情绪共情为0.76、认知共情为0.76，行为共情为0.60。
综上可知，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的单一模式存在各种弊端和不足，因此不断探讨新的供给模式。从供给主体来看，多主张由单一模式转向多中心模式，包括以政府为主导，多方进行合作和参与。在选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时，应有先后次序，比如有人提出教育优先。在运作过程中，有人主张进行市场化运作。在供给导向上，多主张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满意度为导向。
白天-黑夜抑制控制任务(Gerstadt, Hong, & Diamond, 1994)。在任务中，主试先向被试介绍抑制控制任务中使用的两张图片，一张代表白天，另一张代表黑夜，并指导儿童完成一个说反话的游戏。当主试出示白天的图片时，儿童需要说黑夜；当出示黑夜的图片时，儿童需要说白天。在确保儿童理解实验规则后，进行4次练习(白天-黑夜-黑夜-白天)。当儿童能够连续4个试次全部答对后进入正式实验。一共20个试次，主试记录正误。
会理沿江早市四季豆是四川省攀西地区早市蔬菜核心组成部分，是沿江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由于川、渝、云、贵等各地市场春夏之交和秋季蔬菜需求量大，对会理沿江早市四季豆产量和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需农民群众掌握科学的栽培技术。本文主要结合沿江早市四季豆生产实际情况，就沿江早市四季豆种植技术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本次研究更好的促进沿江早市四季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故事情境任务，同研究1。
3.3 程序及数据分析方法
被试首先完成研究1 中的自我-颜色匹配任务和情绪-颜色匹配任务，接着完成情绪理解任务。稍作休息后完成抑制控制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邀请儿童家长填写Griffith共情量表。
胆道结石为临床常见急症,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及饮食结构改变,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由于胆道系统的生理解剖结构特殊,易发生胆道感染、胆道出血、胆源性肝脓肿以及急性胰腺炎等并发症,早诊断,早治疗对改善预后有积极作用。
自我-颜色匹配任务。采取单独施测的方法，首先向儿童出示与其性别一致的儿童形象轮廓，并展示十张色卡，让被试从中选择一张“可以代表自己”的色卡，主试记录下被试的颜色选择。儿童在任务中选择的颜色反映了其在自然条件下的情绪水平，以往研究发现，儿童在自然条件下会选择积极的颜色代表自己(Burkitt & Sheppard, 2014)。
3.4 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儿童抑制控制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1)，抑制控制能力随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增强(表4)。
表4 儿童抑制控制、共情与情绪理解得分的相关分析表
M(SD)1234567891 月龄61.54(10.27)1--------2 共情总分24.27(13.91)-0.171-------3 情绪共情10.94(8.91)-0.170.791------4 行为共情9.17(4.09)-0.190.520.371-----5 认知共情4.15(7.85)-0.010.600.08-0.031----6 抑制控制14.83(4.66)0.630.060.004-0.100.151---7 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7.68(2.35)-0.23-0.03-0.130.080.06-0.201--8 消极情绪理解得分3.64(2.25)-0.15-0.11-0.100.06-0.12-0.10-0.051-9 积极情绪理解得分7.39(2.56)0.13-0.010.0030.07-0.060.020.200.111
注：p<0.05，p<0.01
在检修故障时，修理工需要登上近20 m高的电气房，才能检查机上各个电气设备的状态，判断故障点。若要维修需要再下机回维修间和仓库取处理该故障相应的工具、装备配件，然后再上机检修，既浪费了宝贵时间，也耽误了维修时机，影响生产任务完成的及时性。
表5 不同年龄组儿童不同情境中颜色选择得分
情境总体M(SD)3～4岁M(SD)5～6岁M(SD)tdfpCohens d消极情绪理解得分3.64(2.25)3.75(2.37)3.52(2.16)0.37500.720.10积极情绪理解得分7.39(2.56)7.35(2.72)7.42(2.43)-0.11500.920.03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7.68(2.35)8.39(1.69)6.98(2.71)2.2441.920.030.62
为检验被试在不同情境中颜色选择评分的差异，对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表6)。结果表明，被试对故事主人公消极情绪理解颜色选择得分显著低于积极情境下情绪理解的颜色选择得分(t=-8.43,df=51,p < 0.001, Cohen’s d=1.36)。同时，在消极情境下，被试情绪理解分数显著低于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颜色得分(t=-8.76,df=51,p < 0.001, Cohen’s d=1.12)。结果与研究1一致。
4）物资供应渠道是物资采购管理的核心业务之一，在整个供应链管理中地位极其突出，相当于机械运转的源头。供应渠道选择的根本目标就是使物资从采购、租赁到入库的交货期最短、总成本最小、性价比最优、价值水平达到最佳水平。例如，企业可通过招投标方式与材料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减少供与求的中间环节，通过向市场要“库存”，向供应商要“储备”，不仅可减少订货周期和谈判等造成的交易费用，减少资金占用成本，还不会给施工企业造成过多的库存压力，降低库存成本。
表6 儿童消极情绪理解、积极情绪理解和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
配对比较M(SD)tdfpCohens d消极情绪理解得分-积极情绪理解得分-3.75(3.21)-8.4351< 0.0011.36消极情绪理解得分-自我颜色情绪匹配任务得分-4.05(3.33)-8.7651< 0.0011.12
为探讨抑制控制在共情与情绪理解之间的调节作用，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验结果显示，抑制控制和共情只在消极情绪理解的过程中起到作用，在积极情绪理解过程中没有出现相应的结果，所以在后面的研究中将只讨论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
众所周知，我国国内的钾肥需求难以自给自足，每年都有50%左右需要进口。钾肥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个肥料产品，更是一个战略物资。当下正值市场变化的关键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开采，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记者获悉，“暹罗国”泰国以其丰富的钾盐资源，成功吸引了中国“走出去找钾”的目光。
对于3～4岁组儿童，消极情境下的情绪共情与抑制控制的交互作用显著(F=2.74,p=0.07)，进一步采用Hayes(2015)开发的SPSS PROCESS宏插件进行简单斜率(simple slope)检验， 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抽取5000次样本，得到调节效用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消极情境下，情绪共情的表现需要抑制控制作为基础，对于高抑制控制儿童，无论情绪共情高低，在消极情境下对他人的情绪理解没有影响(t=0.05,p=0.96,CI=[-1.41, 1.48])；低抑制控制儿童，受其自身情绪共情水平高低调节明显(t=-2.86,p=0.009,CI=[-4.12, -0.65])，情绪共情水平高的儿童会认为他人更加悲伤，情绪共情水平低的儿童则无法理解他人消极情绪(表7)。
表7 3～4岁儿童抑制控制与情绪共情预测情绪理解的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M1M2第一步(自变量)情绪共情-0.34-0.19抑制控制0.010.02第二步(交互作用)情绪共情×抑制控制0.42调整后的R20.040.17△ R20.110.16F1.472.74+p0.250.07
注：+p<0.1
图3 抑制控制与情绪共情对3～4岁儿童
消极情绪理解的交互调节作用
5～6岁组儿童，消极情境下认知共情与抑制控制的交互作用显著(F=2.44,p=0.09)，对于高抑制控制儿童，无论认知共情高低，在消极情境下对他人的情绪理解没有影响(t=1.41,p=0.17,CI=[-0.38, 1.97])，而对于低抑制控制的儿童，高认知共情的儿童对颜色选择的得分更低，认为对方更加不开心，低认知共情儿童则很难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t=-2.25,p=0.03,CI=[-2.71, -0.11])。
3.人才建设。央企党组织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立足实际选拔优秀人才，增强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和治企能力。根据企业的实际工作需要，选拔年轻、业务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党务工作者队伍，为央企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改变中央企业党组织年龄偏大、素质不高的状态，使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人才制度结合起来。最为典型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4］，作为一家高科技战略型的中央企业，其党建工作围绕人才战略展开。通过探索人才成长规律，完善“工程牵引、实践成才、协同成才、师承效应”等人才成长模式，在实践中造就和培育人才，使航天科技集团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每名被试将十种颜色与情绪表情进行匹配，十种颜色分别得到相应的情绪分值。分数越高表明该颜色代表的情绪越积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颜色按照匹配到的情绪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得到排序的秩，每个颜色的秩的分值则为该被试赋予这一颜色的情绪效价，秩的大小从高到低代表从非常开心到非常悲伤，这一过程将颜色转换成为情绪的标签。
表8 5～6岁儿童抑制控制与认知共情预测消极情绪理解的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M1M2第一步(自变量)认知共情-0.10-0.62抑制控制-0.18-0.40+第二步(交互作用)
(续表)
解释变量M1M2认知共情×抑制控制0.71调整后的R2-0.050.12△R2-0.050.15F0.392.44+p0.680.09
注：+p<0.1，p<0.05
图4 抑制控制与认知共情对5～6岁儿童
消极情绪理解的交互调节作用
3.5 讨论
研究2以颜色作为情绪标签考察了低年龄组(3～4岁)和高年龄组(5～6岁)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并同时考察了抑制控制和共情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抑制控制和共情对3～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不同的作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分别对低年龄组儿童和高年龄组儿童起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情绪理解的过程是共情两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Haas, Anderson, & Filkowski, 2015)。
以往研究发现，抑制控制能力对儿童的情绪理解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情绪理解能力的构建有显著的影响(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研究2结果表明，共情对消极情绪理解的调节需要抑制控制参与，抑制控制能力低的儿童需要依靠自身的共情能力来支撑情绪理解表现。对于3～4岁低年龄儿童，情绪共情在此阶段对他们的消极情绪理解有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认知共情能力逐渐增强，研究2中认知共情开始对5～6岁高年龄组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作用。
4 总讨论
4.1 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情绪理解研究方法多采取让被试口头作答的形式，这对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有较严格的要求，要求儿童不仅能理解实验内容，更能够通过语言把答案表述出来。所以很多低龄被试就不能达到参与情绪理解实验的水平，限制了此类研究的进展。早有研究者指出，儿童的言语理解能力早于言语使用能力的发展，能理解但并不一定可以准确地用语言表达，所以，常用的情绪理解研究方法在低龄幼儿中适用程度不高，由于儿童认知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很难全面反映儿童的情绪理解(徐琴美, 何洁, 2006)。即便是比较适用于低龄儿童的指图做答的方式，也无法提供更多的选择答案考察被试的情绪理解能力。
但低龄儿童被试是情绪理解研究被试人群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为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从3岁以前就开始发展，到3岁时，儿童就已经能根据他人的表情和情境推测其情绪状态(潘苗苗, 苏彦捷, 2007)，4岁的儿童就可以根据他人的愿望和信念理解其行为(陈英和，姚端维，郭向和，2001)，所以针对3～4岁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的客观发展规律，需要一种尽量减少对言语使用的依赖，以隐喻的方式测量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研究范式。在本研究中，3～4岁的低龄组儿童大部分也可以正确地理解他人不同的情绪状态，并通过颜色的选择表达出来，说明在低龄儿童中，颜色代表情绪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可在未来探讨儿童情绪理解的研究中使用。
4.2 抑制控制和共情在儿童情绪理解中的作用
研究2结果表明，在3～6岁儿童对他人的消极情绪理解过程中，抑制控制和共情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总体上，抑制控制的高低对两个年龄段的学前儿童的情绪理解都有重要的影响，高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其消极情绪理解水平不会随着其自身共情能力高低而出现大幅度的变化，但是低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对他人消极情绪理解的水平受共情能力高低的影响较大。高共情水平的低抑制控制儿童较容易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但有可能会错误地将他人定义为过度消极的情绪状态，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对于低共情能力同时低抑制控制的儿童，则很难理解他人的消极情绪，有可能在他人悲伤的时候，做出开心的表现。这样的结果同以往研究一致，抑制控制对情绪理解有促进作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同抑制控制能力呈正相关(Labounty, Bosse, Savicki, King, & Eisenstat, 2016)，抑制控制能力强的儿童具有更强的情绪理解能力。
另外，共情的不同成分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起不同的作用，在3～4岁低年龄组，情绪共情起作用，在5～6岁高年龄组，认知共情起作用。以往的研究指出，情绪共情是个体最早发展的一种共情成分，镜像神经系统是这种自动模仿过程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岳童, 黄希庭, 2016)，14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对其他的婴儿有情绪感染，做出类似哭泣的表情(Meltzoff & Moore, 1983)，而认知共情较晚发展，它同推测他人情绪状态的观点采择能力密切相关(Deschamps, Been & Matthys, 2014)。因此，随着共情不同成分的发展轨迹，儿童在理解他人情绪的过程中可能逐渐由简单地对他人情绪进行模仿发展为主动对他人的情绪进行观点采择，进而理解他人的情绪。
4.3 对家长和老师的建议
儿童的情绪理解是儿童与他人交往的基础，本研究揭示的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对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重要作用，对于低龄儿童可以根据发展规律，着重培养其情绪共情能力，父母可以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多讨论一些和情感有关的话题，让孩子多体会各种不同情绪，帮助孩子增加情绪体验经历，这有助于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不同情绪的识别。对于年龄稍大的儿童，可以根据共情发展的时间特点，多从认知共情发展的角度培养和锻炼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要注意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研究表明，父母元情绪理念还可能通过学前期和学龄期儿童的抑制控制、情绪性等气质特质对儿童行为问题起间接作用(胡瑞, 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华, 2017)。
家长和老师还应重视学前儿童抑制控制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因为抑制控制能力在6岁之前发展最快，是发展的黄金时期，家长和老师可以依据孩子不同的抑制控制水平、共情发展特点，用适合其水平和特点的方式与孩子交流情感、理解关爱孩子，促进孩子情绪情感健康发展。另外，家长可以从儿童的绘画活动中找到与其对话，沟通感情的桥梁，通过儿童对不同颜色，不同线条的运用，探索儿童的内心世界。
4.4 不足及未来展望
研究考察了两种不同情绪效价的基本情绪理解，伤心和开心，相较于其他情绪，这两种情绪是最容易识别的，所以实验结果并没有出现儿童在积极情境下和消极情境下情绪理解能力的显著差异，只出现了消极情境下抑制控制和共情的复杂调节机制。所以在未来的此类研究中可以使用识别难度更大的情绪来考察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比如生气、害怕、厌恶等，这样实验结果对比会更加明显。
5 结论
儿童会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效价的情绪，使用颜色作为情绪标签的方法可以来探讨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学前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表现受抑制控制和共情能力的共同调节，高抑制控制能力儿童对他人的消极情绪理解水平更好、更稳定，共情水平高低只对低抑制控制能力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表现起作用。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分别对3～4岁和5～6岁儿童的消极情绪理解产生影响。
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电子商务的课程体系多年不升级更新，与新时代的要求严重脱节。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没有把学生放在学习的主体地位上，学生一直被动地接收知识和理论。另外，电子商务课程的实践环节学时所占的比重很低，与电子商务的实际工作不符，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发挥。这样，久而久之，电子商务课程距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排头兵的位置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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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ofNegativeEmotionsinChildrenAged3～6Years:RolesofInhibitoryControlandEmpathy
TIAN Yuan; LIU Fuli; SU Yanjie
(SchoolofPsychologicalandCognitiveSciencesandBeijingKeyLaboratoryofBehaviorandMentalHealth,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explore how inhibition control and empathy affected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among 86 children aged 3 to 6 years by using color as a symbol for emotion. The results showed children using different colors to symbolize emotions of different valences, and innteraction betwee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empathy was foun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Children with strong inhibitory control better understood other’s negative emotions, regardless of empathy, and empathy only affected children with weak inhibitory control. Besides, effect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empathy on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varied with age. Affective empath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3-to 4-year-olds, while cognitive empath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5-to 6-year-old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lor as a symbol for emotion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study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Inhibition control and empathy affect the negative emotion understanding of 3～6 year olds. High inhibition control promote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while low inhibition control requires children’s empathy involvement.
Keywords: preschooler; understand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empathy; inhibitory control
分类号B844.1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6.0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31872782)资助。
通讯作者: 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标签：情绪论文; 儿童论文; 消极论文; 颜色论文; 抑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心理过程与心理状态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 31872782)资助论文;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