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井冈山向赣南游击时，遇到许多困难，也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有针对性地颁发了多份命令或布告，一方面彰显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政策、任务，一方面宣布红军纪律。从《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和《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善于利用小事细事来对红军进行规矩、纪律教育，而且常做常新。《布告·命令》还表明保护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也是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闪烁出了现代文明的光芒。对它们深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朱德；红四军；布告；纪律教育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井冈山向赣南游击时，遇到许多困难，也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有针对性地颁发了多份命令或布告，一方面彰显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政策、任务，一方面宣布红军纪律。从《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和《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以下简称 《布告·命令》），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善于利用小事细事来对红军进行规矩、纪律教育，而且常做常新。《布告·命令》还表明保护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也是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闪烁出了现代文明的光芒。对它们深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一、宣传工作对于共产党和红军很重要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兴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起义、暴动中陆续产生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称为中国工农红军［1］（P233），毛泽东、朱德 1928 年 5 月初在井冈山创建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于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那时，国民党反动派除对井冈山不断进行军事 “围剿”“会剿”（湘赣等省联合行动），还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诬蔑、谩骂、攻击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扰乱视听，欺骗蒙蔽群众（尤其是中间阶层民众），企图争取民意，作难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使其得不到民众同情和援助，在军事进攻下而瓦解冰消。井冈山斗争的参加者郭化非说：“现在中国反动势力，有一个最得意的争夺群众的口号，就是‘剿匪'！这个口号即是从中国目前新的革命发展过程之状态而提出的。这一新的革命发展状态，是种政权割据的状态。特别是其中的山地割据。这个政权割据状态的发展，乃是中国目前新的革命之方式。这个方式，如果没有使群众明白其意义前途，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则群众便必然还很有可能的被‘剿匪'这个口号而走向到反动势力的影响之下去！”［2］所以，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必须也得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作战，除军事上取得反“围剿”“会剿”胜利外，在对内（苏区干部和军民）对外（广大的社会，尤其是红军新达或将临的区域）的宣传也得大张旗鼓进行，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革命主张、政策、纪律宣传出去，广而告之。为此，红军组建了专门的宣传队，每个连队都配有几名宣传员，每到一地就“画壁”写标语，后来也注意用布告这一大众化的宣传形式，来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革命主张、政策、纪律或某个专项事务。“只有群众了解这一革命发展过程之状态——其意义前途及其产生之必然性，则这一革命之发展道路，才能为群众所拥护。革命才可以顺利的达到胜利之境。”［2］
在井冈山，“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3］（P67-68）
当时社会上流行官府招贴、私家启事，这类布吿是大众关注的公共宣传品。尤其官方布告，它是让大众知晓的通告、公告、通知、命令、告示等公文，“布”有颁布和张贴的意思，一旦张贴，万众注目，影响很大，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也常常用它来作宣传。①据宁都烈士纪念馆保存的原件，“现因军粮拮据”应为“现因军糈拮据”；“军鞋袜子七千双”，似应为“草鞋袜子七千双”。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井冈山，向赣南游击。行前，考虑到远离根据地进入尚未建立群众基础的新地区，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向社会各界尤其是贫苦民众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纪律，以图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同情革命、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并让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群众至少能保持中立。党的前敌委员会设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专做宣传和群众工作，党代表毛泽东又起草、与军长朱德联署了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石印好了若干份，一路张贴：“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红四军就这样向赣南进军。
二、募捐筹款要有规矩严守纪律
军长 朱 德（签名）
分别按配方称取高筋面粉、酵母，加入上述配制溶液，慢速搅拌均匀，搅拌至面筋充分形成后加入酥油，进行快速搅拌至面团基本扩展，加入食盐继续搅拌至面团完全扩展（此时面团表面光洁、无断痕迹、手感柔和，用手可以拉成均匀薄膜状）。和好面团温度应控制在26～28℃。
当初，红四军本想不增加群众负担、不用旧军队向各地商会派饷的老办法，靠打土豪来解决红军钱饷困难，实际很难办成，无奈之下，到了宁都时，也只得找商会解决经济困难。
2月13日，红四军来到了江西宁都县城。红四军各部都派出人员四处张贴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进行革命宣传。尤其到害怕兵痞敲诈勒索和抢劫而关门的商铺，去宣讲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商人合法利益，红军买东西给钱，买卖公平等政策，让他们放心开门做生意。地方党负责同志协助红四军将宁都县商会的头面人物请到军部，来商议红四军筹款筹物的事。
(1)在堆载作用下，产生竖向位移，土体因为相对沉降差而产生负摩阻力；土体在沉降的过程中产生水平向的变形和位移，对邻近桩基施加水平推力。
红军筹款是很讲规矩和纪律的，打土豪也得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群众反映、经政治部审批后才可以，而且没收的钱物一律交公处理，不可以乱来，更不允许私自行动。这次到宁都，实在也是红军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而需筹款。为了“师出有名”，毛泽东与朱德专门联署了一份 《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全文如下：
《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是件罕见文献，据宁都烈士纪念馆保存的原件看，它应是一件公务信函［6］（P53-54插页），《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整理者称其为“通知”值得商榷。它行文措词颇有“先礼后兵”、富有谋略的意味。但毕竟是办理公事，而这种公事一定会造成社会影响，所以必须讲道理，讲纪律，有规矩，以与国民党旧军队相区别；这份“通知”（信函）也是对红军指战员进行办事讲规矩和守纪律教育的好教材。从文内所述，它主送宁都县县商会（前有“启者”，拆开信封看的意思；末有“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主送者；“招待处”应是商会办公或接待的地方。）。公函是公事公办，没有商量余地，所以函文后几句就显出了压力。
正因为如此，无论何时，我们的干部战士患病或是受伤，都可以前去医院，得到医治。
军长朱德
红军第四军
党代表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5］（P3）
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
启者：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粮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五千元，军鞋袜子七千双，白布三百匹，夫子二百名。务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惟有将宁都反动商店尽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①据宁都烈士纪念馆保存的原件，“现因军粮拮据”应为“现因军糈拮据”；“军鞋袜子七千双”，似应为“草鞋袜子七千双”。此致
三、保护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应是红军纪律之一
1930年5月，红四军抵达江西寻乌县城。农民出身的红军进了城，一部分战士见有教堂和教会医院，出于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仇恨，就将里面的小型发电机、X光透视仪和一些器物、药品砸坏了。毛泽东、朱德闻讯后十分生气，特向部队进行教育，并制定纪律，严厉制止此类粗蛮的行为。为了保护医院等设施，毛泽东、朱德又联署发布了一道命令，对内作纪律教育，对外作布告张贴。
这道命令式布告十分罕见，但被一名外国人收录进了他们写的书中，我们今天才能一窥原貌：
本实验使用SPSS20.0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表示,计量资料以(±s)表示,分别使用X2和t值检验,P<0.05表示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布 告
红军第四军军部 第十一号令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出面接待了商会代表，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红四军在宁都筹款通知》的内容，并说：听说你们有将军队派款分摊到各商户的习惯，这不合适。我们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合法做生意。经商有本钱大、本钱小之分，大商人本钱大利润也大，多出些钱并不难；中小商人本小利薄，还常常受到大商人的制约，那点钱是很难赚的，因此红军筹款不能摊派到中小商人身上，但中小商人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赞助革命。红四军尽管经济困难，但来到宁都县城却秋毫无犯，打了几家土豪和反动分子，大部分财物都分给了贫苦群众，市面上也没发生过官兵抢劫或敲诈勒索的事，红军买东西都按市价付钱，这在过往的南军北兵中是从来没有的事。红军来商会商谈筹款的事，还想到要关照中小商人，比起过去狮子大开口强蛮索要的南军北兵，红军要的钱物也不算多。于是，商会的主事们经过商议，很快就落实了，把筹集到的三百匹白布，七千双军鞋、袜子，五千五百元银元及时送到了红军军需处。［6］（P53-54）
一方面，商业贿赂犯罪一般只涉及到行贿者与受贿者两方，整个过程十分隐蔽，他们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往往会共同隐瞒信息，形成坚固的利益同盟，相互掩护，一般不会主动向司法机关揭发。在这种紧密的利益关系牵扯下，增加了商业贿赂的查处难度。
该命令必须遵守。我们的军队已经进驻寻乌，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很好地保护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及药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战士们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干部没有教导战士。
军官和战士一样犯有破坏罪。这件事的后果是老百姓会说我们在行不义之举，认为我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其他的军队一样坏，说我们抢夺了工农群众唯一的医院，这是老百姓生病了，能去看病拿药的唯一一所医院。
修复这些仪器设备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有这笔钱，也会拿出来，如果光有钱就能把一切恢复正常该有多好，但显然行不通，我们不能用钱来医治疾病。这是一个可悲的损失。如果我们进城的时候，机械设备没有被破坏，我们的病伤士兵就能很快得到治愈。然而，这只是最小的灾难。
不仅如此，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医院，一旦发生战斗，如果我们没有把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及药品保护好，我们将无处去买药。
宁都县招待处列列执事先生
在我们进驻寻乌之前，干部和士兵们都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所以，正是按每个人的意思，对特里蒙特教会医院进行了毁坏。
用来医治疾病的电力机械设备和X光照片仪器已经被完全毁坏，我们没有办法修复它。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现代教学中学生和教师的关联方式由树状转变成了网状，增进了学生和老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与学习相关的信息流动。课堂教学关注共同在场的情景下的学习过程，泛在的教学活动作为课堂的延伸，可以更好地完成认知与记忆。
我们红军走后，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工农群众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有电力装置来帮助治疗疾病。为了穷人和受苦难的人，也为了战士们和百姓们能有前去看病的医院，从即刻起，不允许士兵侵占任何医院。严禁士兵破坏任何设备、仪器和药品。本命令也适用于所有教会医院，禁止对它们进行任何破坏行为。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教会设立的学校，但是由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建立的医院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因为这些医院对穷人和受苦难的人，对我们部队患病受伤的战士们来说是一件幸事。
命令部队的军官干部向所有的战士们解释清楚。自此以后，如果该命令被违抗，如果对特里蒙特教会医院造成了任何损失毁坏，干部们要承担责任、受到严惩。该命令由最高指挥官发布，必须严格遵守。
用药后，替米沙坦组的空腹血糖水平为（6.2 1±0.6 1）m m o l/L，胰岛素水平为（14.51±2.14）mIU/L，雷米普利组的空腹血糖水平为（6.1 7±0.5 4）m m o l/L，胰岛素水平为（21.87±2.06）mIU/L，替米沙坦组的空腹胰岛素水平（FINS）显著低于雷米普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远离了根据地，情况比原先预想的要糟糕得多。毛泽东说：“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邬，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红四军靠的是坚定的信仰、紧密的团结、不怕苦不怕死的奋斗精神，在强敌围追堵截间寻路前进。“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先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尔后向闽西进发。“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 ”［4］（P67-68）
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签名）［7］（P103-104）
中国画用色装饰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墨与色的关系上。中国画的墨具有独特的功能，在画面色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画的墨是用桐油烟或松烟精制而成，本身就有色泽感。“运墨而五色具”实际上不止墨分五色，可谓是变化万千，光彩夺目，特别是对墨的运用文人画家们已达到了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程度，他们把墨当做色彩原理来施用，由墨的色阶变化中去寻找变化丰富的色彩效果，这其实是对色彩的一种总结。“墨分五色”不单单是指墨色本身的变化，更多的是指画面整体色彩的变化。宋代诗人刘潜夫看了萧照《水墨凌村野渡图》之后写道：“碧绿嫣红照眼来”，是说即使单纯水墨画里仍然可以使人感到“碧绿”、“嫣红”的色彩就在其中。
《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中提到的 “特里蒙特教会医院”在江西省寻乌县城，1911年开办，与教会教堂合为一体，得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特里蒙特浸信会援助并派遣人员来此传教行医，故名“特里蒙特教会医院”。雪莱·鲍斯菲尔德原为英国人后入美国籍，和美国人丽莲·斯诺登·鲍斯菲尔德结婚，1912年他们来到寻乌，从事传教和医务，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分别写了回忆录《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和《寻乌故事》，记述了在寻乌的所见所闻。当然，他们到寻乌，当初主要是为了收集中国内地一定区域的各种资料和传教，他们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经常写信到美国，谈及中国的情况，传教也有进展，“第一次洗礼仪式是在1912年，六男六女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到1919年，登记在册的受礼基督徒已经超过了600人”。 ［7］（P17）这可能是全县甚至包括周边地区的人数，因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城搞调查时，被告知“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8］（P170）雪莱·鲍斯菲尔德和丽莲·斯诺登·鲍斯菲尔德经历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苏维埃革命兴起时，由于教会、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些地方有的传教士被杀，“特里蒙特教会医院”亦被砸，他们从政治立场上是不可能对革命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感，但在事实对比面前，面对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工农红军，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客观上又对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存在某些反感和鄙视，而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苏维埃革命产生某些同情和赞许。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正好从《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中折射出共产党政策、纪律的重要，毛泽东与朱德的眼光远大。
婆婆一听，急了。她一边哄着正在哭的当当，一边说：“为什么要做手术啊？不就是个结节吗？我问过启明那个学医的表弟了，他说结节没事，只要吃点中药调理就行。”
《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没署时间，但有“军长朱德，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签名。据史，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第一次进入寻乌，应是1930年5月的事。说这个文告罕见，是因为那么多的涉及红四军的历史文献中竟没有收录，而且已知的此时红四军的文告大部分没见编号，而这个《布告·命令》却有编号。依此为据，红四军主力1929年1月初离开根据地井冈山向赣南游击后，到1930年5月抵寻乌时，至少已经发布了十一件布告。拿这件布告与红四军同时期的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 1月）、《红四军筹饷布告》（1929年 2月13 日，宁都）、《告绿林兄弟书》（1929 年 3 月）、《告全国士兵弟兄书》(1929年3月)、《告商人及知识分子》（1929年3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宣言》（1929年3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29年6月）、《整顿军风纪的训令》（1930年 3月 21日）、《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1930年3月29日）、《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1930年3月29日）、《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命令·第四号（爱惜公物问题的训令）》（1930年3月29日）、《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1930年4月）、《全衔训令·第七号 （加强杂务人员教育的训令）》（1930年4月）、《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招生广告》（1930年5月）等比较，从行文格式、文字语言都比较相似或接近，突出的特点是口语化、通俗化，摆事实讲道理，给人以晓之以理的亲和感和威严感。如《全衔训令·第七号（加强杂务人员教育的训令）》：“我们红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只实施到战斗官兵，至于一切杂务兵——如挑伕、伙伕、马伕、公差兵——平常站队就是老不到听的，所以政治报告他们多听不到，政治讲堂也很少来听，这对于他们政治认识大有关系。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影响革命的情绪也不能保证他如何的热烈，这样对于他们的工作努力只听他们自然，最多由官佐们的死板管理督促罢了。所以每每有伕子的逃跑比较战斗兵更多，公差、号兵的风纪军纪从来是最坏的；因为军事上的训练没有施到他们，所以平时的纪律不好，行军时的次序混乱，战时更加厉害，如果到了紧急集合，那更不堪问了，满地上都有军用品抛落，这些都是亟应改正的。现在我们在此休息中，应该注意到这些伙伕、挑伕、马伕、公差以至号兵的教育和训练……”［9］（P109）。 不同的是 1929 年各布告、宣言，多是石印好了的，无专指，通用，每到一地填上日期就张贴出去了，1930年的有的是公文式，有的要张贴，而《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是专为保护寻乌医院而颁布的命令，只是个案，所以没必要石印，但要广而告之，就临时抄写于大纸上张贴在医院门口及附近，也许就抄贴了几张。布告一定署有日期，只不过寻乌医院认为这个布告对他们很重要，能起保护神的作用，因此赶快派人把它抄录下来，抄录时只抄了布告全文而没去注意日期。
《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很有历史价值。它先用不短的篇幅自我检讨了没有保护好医院及设备药品的过失，接着分析了致错的原因和损坏医院的后果，尔后借此事件教育大家，并阐述了工农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了纪律：“为了穷人和受苦难的人，也为了战士们和百姓们能有前去看病的医院，从即刻起，不允许士兵侵占任何医院。严禁士兵破坏任何设备、仪器和药品。本命令也适用于所有教会医院，禁止对它们进行任何破坏行为。”文末特别说明 “该命令由最高指挥官发布，必须严格遵守。 ”［7］（P103-104）有错自查、知错必改、严明纪律，是文明之师才有的所为，这就与一切违法乱纪、放纵欺民、文过饰非的旧军队划清了界线，使工农红军的良好形象在广大民众中立了起来，甚至得到多有偏见的外国人的赞许。这在雪莱·鲍斯菲尔德《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中得到印证，他在该书第十九章《中国共产主义者》中说：“这是朱德和毛泽东所下的命令，朱德曾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是现在中国最有能力的将军，只要他留在寻乌，他便保护着我们的医院，并经常到医院来和我们医院的全体人员谈话。 ”［8］（P75）
译文2：だが、とうとう引っ越しの話になった。わたしは、あちらの家はもう借りてあること、家具も少しは買ったこと、あとは家にある道具類をみんな売払って、その金で買いたせばよいこと、などを話した。母もそれに賛成した。そして、荷造りもほぼ終わったこと、かさばる道具類は半分ほど処分したが、よい値にならなかったことなどを話した。(竹内好译)
四、纪律教育须常做常新
从几份文告不连续的编号来看，似乎是涉及红军内务管理和纪律约束的布告等有编号，如《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命令·第四号（爱惜公物问题的训令）》《全衔训令·第七号 （加强杂务人员教育的训令）》《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这说明创建之初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逐步实现由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向为主义而战有纪律约束的正规红军的转变，无论从思想觉悟、言谈举止、行为规范，这都会有一个过程。改变旧习惯，确立新规矩，这个过程还真不能忽视，必须发现一个问题就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有破有立，破旧立新同时进行。对当事人（农民出身的士兵）不能过多指责，应是以事为例加强引导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有些过去在家可以做的事，参加革命当了红军后就不可以了，因为身份不同，而新的身份（红军）代表着革命的使命和形象，必须要遵守纪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井冈山，毛泽东利用一个红薯提出的红军重大纪律。当时是在一次行军休息时，一个战士看见路边有农民种的红薯地，就挖了个红薯啃起来。这在农村太普遍了，农民看见了也不会说什么。可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农民而是红军战士了，这样去挖红薯吃，不但损害了农民利益，传出去，人家会说红军挖了农民的红薯，你这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这样一分析，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战士就明白了道理：哦！我现在不是老百姓而是工农红军了！他马上就有了光荣感，接着就是言谈举止得检点，不能再“随便”了。从身份变化中看到了政治，“一个红薯”小事不小。毛泽东因势利导颁布纪律：“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就成了著名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之一：1.行动听指挥（后来衍成“一切行动听指挥”）；2.打土豪筹款要归公 （后来衍成“一切缴获要归公”）；3.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后来衍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1］（P13）
这次在寻乌，红军战士一听“教会”、美国佬，就立马想到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恨屋及乌地把医院的设备打了个稀巴烂，这既是违犯纪律，又是缺乏现代知识的事件。毛泽东与朱德又抓住这一事件来教育干部战士：“我们红军走后，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工农群众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有电力装置来帮助治疗疾病。”这样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话更能打动人心，更有重锤猛醒的教育作用，这也表明了毛泽东与朱德亲民爱民的思想情感。有了这个将心比心的话在前，再讲纪律要求“从即刻起，不允许士兵侵占任何医院。严禁士兵破坏任何设备、仪器和药品。本命令也适用于所有教会医院，禁止对它们进行任何破坏行为。”就更有警示和约束的作用。再说，医院仪器等物是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反动派可以用，共产党和红军拿过来也可以用，为什么一定要砸烂它们呢？保护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也应该是红军的任务和纪律。这个《布告·命令》闪烁出了现代文明的光芒。过去大家都以为是1930年12月底第一次反 “围剿”时，针对红军战士砸坏国民党军张辉瓒师部发报机，毛泽东与朱德曾发布过要保护此类设备的命令，是党和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现在看来，第一次要保护机械设备和医院之类公众场所现代文明物质成果的命令，应是1930年5月的《布告·红军第四军军部第十一号令·关于保护寻乌医院的命令》，它比第一次反“围剿”时早了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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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Education with Petty Matters as Example——A Case Study of Two Notices Signed by Chairman Mao and Marshal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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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Jinggangshan,Jinggangshan 343600,China）
Abstract：There are countless obstacles when Chairman Mao and Marshal Zhu led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from Jinggangshan to the southern Jiangxi.Some unexpected petty matters happened worthy of reflection.They issued several orders or notices to the masses along their withdrawing route，highlighting the purposes，policies and tasks of the Red Army as well as declaring their strict disciplines.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undraising Notice of the 4th Red Army in Ningdu County and The 11th Order of the 4th Red Army：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Xunwu Hospital that Chairman Mao and Marshal Zhu was good at employing the petty matters as examples to discipline the Red Army.The Order and Notice also shows that protection of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s in modern civilization became also the task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Red Army，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day.
Key words：Chairman Mao;Marshal Zhu;4th Red Army;notice;discipline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4.004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4-0028-06
收稿日期：2018-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苏区文稿征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ADJ001）。
作者简介：耿艳鹏（1949-），男，山东寿光市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苏区史研究。
（责任编辑：石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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