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强调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其中“内圣”思想是对个体德性的培养，“外王”则是道德的延续。本文从“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容出发，讨论其理论基础及特征，探寻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特质并传承与发扬。其次，通过探讨其现实困境来寻找当下“内圣外王”思想的出路，调和现有矛盾。
关键词：内圣外王；基本内容；困境
儒家“内圣”思想是君子慎独、自省的一种关于人格塑造上的理想，“外王”则是一种百姓皆有所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关怀，“内圣外王”思想则对人的内在德性完善、积极入世以实现王道政治提出了要求。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政治和道德的结合，但在当下，传统的政治文化受经济、政治、社会多种因素影响，在发展中遭遇到诸多困境，探究如何将这种思想与国家政治发展相结合有助于解决政治文化构建中如何吸取传统思想的问题，为政治文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一、孟子“内圣外王”思想的涵义及特征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内圣外王”思想虽然是由道家提出但并不妨碍用来解读儒家思想，儒家推崇的“内圣外王”思想鼓励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在德性，积极入世并在交往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别人。先秦时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孔子认为克己复礼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式，由此创新性的提出了仁道，尽管仁道的内在依据仍是来自于“礼乐”，但“内圣外王”价值已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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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中，以仁为本的道德指引能够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王室衰微的环境下，本对诸侯卿大夫的“德”的要求逐渐向下转移至个人，“内圣外王”随即成为人格理想、政治理想的一种集中体现。相比于孔子对“内圣”“外王”两方面的肯定，孟子更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德性修为。孟子认为只要通过自身关于德性的道德实践，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且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只有统治者的心性修养得到了真正的提升，才能推行仁政、以民为本，由此实现“圣王之治”。
由此可以看出，“内圣外王”实际上是对人格培养、道德培养的一种要求和对政治实践的一种指导。但是，不同学者对这一思想内涵的特征界定也各不相同，梁启超认为“内圣外王”是“己”和“人”的关系，冯友兰则将“内圣外王”理解为一种类似于西方哲学王的思想，即圣人是最适宜统治国家的；牟宗三则将“内圣”定义为每个人应当内化于心的圣贤的道德品格，而“外王”则是政道中的民主、科学和事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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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对测量数据拟合发现,奥氏体含量与N含量符合Y=-7.9+501.8X-822.5X2关系式.当N含量为1.545%时,Fe-21Cr-3Ni-1Mo-N双相不锈钢两相比例为1∶1,并通过对Creq/Nieq值的计算验证了N元素的奥氏体化作用是Ni的30倍.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
孔子视周礼为重要成就，认为其规范了政治的运行、确立了王位的继承，故而针对诸侯卿大夫，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主要是礼的规范。当鲁国大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②时，孔子就认为这种僭越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其僭越的容忍就是助长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建立规范的政治秩序的第一步即是要让执政者实现“内圣外王”，这并非是向西方政治思想中确立“金银铜铁”的等级，而是强调人人应当履行自己的职责、享受自己的权利，不觊觎他人的权利、不僭越他人的职务。
孔子虽没有明确的提出“内圣外王”的思想，但孔子从仁出发的人本主义倾向即是“内圣”的一种体现，而通过道德秩序的建立再恢复社会的政治秩序正是“外王”的表现。孔子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受到礼的规范，以德与礼来教导人民，才能使人民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在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之时，孔子就曾对他论述了国君的“内圣”是能够影响到百姓的，为政者的以身作则和典范作用都将促进人们的自我约束，同时效果远高于单独依靠政令和严苛的法制来约束的效果，即“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
(二)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
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带有人性本善的特征，即人人能将“四心”自我扩展每个人都是能成为圣人和君子的。孟子论证了人都有恻隐之心，当别人遭遇危险时就会表现出来，而没有恻隐之心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而羞恶之心则是人在“内圣”道路上的进一步提升，孟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下礼乐的僭越更为严重，因此他提出的“仁政”是对孔子“仁”观念的进一步拓展。想要实现仁政，统治者则须有羞恶荣辱之心，时时约束并规法自己的行为，百姓有羞恶之心就会遵循安身立命所需的准则。孟子所强调的辞让之心没有君臣之分，是对礼的重视却又并非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准则。而是非之心，则是对诸如口腹之欲、美音美色的权衡。在梁惠王询问孟子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时，孟子就直指统治者对利的追逐是危国的，执政者应当对此有是非之心，对仁义和利要有明辨的能力。
孟子将政治看作道德的延伸，由此两者形成一个统一体，但是当代越来越多学者质疑传统的“内圣”是否真的能够与“外王”相通。首先，“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而其性善论的设计中就存在这缺陷。针对孟子将人性归于先天，就存在着巨大争议；另外孟子用抽象的人性来统一的替代所有人的人性是极不准确的。其次，“内圣外王”的设定是常人所无法启及的，这就导致“内圣”就无法实现，更无从谈起用这种道德来结合现实政治形成“外王”。同时在历史的发展中，政治是现实的，“内圣”并没有成功地完善过“王”。
(三)“内圣外王”思想的特征
内圣外王思想具有道德和政治两重特性。[1]孟子“内圣外王”思想的基础来自于他的人性论，孟子认为“四心”之总和的“不忍之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其次，“成己成物”的理想人格要通过心性修养，增进德智，以达到圣贤的境界；然后在利济群生，以实现王道乐土。[2]“内圣外王”要求统治者应当作出表率，通过自己的“修己治人”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和谐的王道社会，于是孟子提出要先正自后正人，同时摆正君民关系，使得执政者能够不与百姓争利。
治权必须指向政道，以政道为中心，但另一方面，民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治理自身，这种自我治理需要在一定的秩序中展开，由此而使得治权在君得以必要。[3]，这种思想在当下仍有延续，因此民主传统缺失和专制思想残余导致“内圣外王”思想在当下的发展存在着障碍。牟宗三先生在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道与治道之时表示，以往存在的只是治道的民主，因此“新外王”需要开出事功的精神，而“内圣”和“外王”之间的矛盾对立又导致这种思想在当代存在着生存的困境。
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专制权力将政治的其他功能弱化，权力集中表现为皇权的崇拜，而这种政治思想的糟粕在当今依旧残存，尽管权力是抽象的，但其仍能带来强大的压迫性。这在当下的政治生活中具体表现为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意识，这种意识严重的制约了“内圣外王”思想的生存。当下执政者在面临政治利益的决策时，仍可能像战国统治者一样，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民众之上。民众的认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缺乏民主型生态环境的政党体制则会使民主政治之路发生偏离。
三、孟子“内圣外王”思想的生存困境
“内圣”与“外王”是道德和政治的统一，将个人的道德实践和现实的政治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并在政治的实践过程中影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内圣”和“外王”之间，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这就要求了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获得是以道德的方式获得，其统治是由仁、德出发而非武力统治。
(一)政治环境生存困境
在评价政体发展时，常常将民主意识这一概念纳为重点考察的对象，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的阶段，于是民主意识的淡薄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圣外王”思想主要强调的是为对政治文化中民众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选择的规范，在当下环境中民主传统的缺失首要的任务是完善执政党和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断提升社会的民主程度，执政党过于强调民众的“内圣”反而会引发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不认同。
另一方面，“内圣”和“外王”在现实层面中也存在着对立，这也是近代学者争议较大的问题。事实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性并不是先天的善或恶，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实践都会影响到人性的变化。其次，学者们的争议也围绕着“内圣”作为人的内在德性是否真的能够开出外王的政治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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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圣与外王的对立
孟子的“外王”思想是以“内圣”为基础的，“外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仁政”，也是一个国家存续的关键，由此孟子总结出夏、商、周三代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天子不仁”。既然民心向背决定了君王统治，孟子随即深刻的提出想要实现“外王”就需要凝聚民心。孟子认为礼不是生来就懂的，因此执政者需要担负教化的责任，教导百姓各尽其能、各司其职而不僭越，这对于构建社会人伦秩序、维护政治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孟子在见梁惠王时就对执政者只为自己利益而不顾民众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针砭，并强调了昔时文王的“与民同乐”，希望梁惠王能够效仿古人。对于当时的时代，统治者受到的制约主要体现为“天命”，而孟子一再将民众及其利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强调给统治者，体现了其思想的先进性。
(三)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
孟子以安利天下为务，其“内圣之学”在于实践成德之教，“外王之道”则在于凸显外在事功。[4]新儒家们希冀将传统儒学与西方民主科学相结合，即“内圣开出新外王”，以实现政道和治道的民主。而在新儒家中，有的力图证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将传统文化与“新外王”相联结，但最后却揭示出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有的则在证明的过程中更凸显了“内圣”和“外王”之间的脱序。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牟宗三先生，他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对西方的深入认识让“新外王”表现出了时代性，但仍然存在着原有的矛盾。将没有出现过的民主、科学和事功精神容纳于传统儒学，就此而言，不改变儒家在文化取向中的传统主义，内圣很难真的开出“新外王”。
四、结语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母题，亦是士人百世不易之最高理想。[5]孟子由于仕途之路并不顺利，他的“内圣外王”思想最后仅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道德，并没能真正将政治和道德相结合。孟子“内圣外王”思想中的人格培养价值和道德价值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当下与政党和国家发展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另外他指出的战国时期国君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弊病，对当代政治制度的建设影响十分深远。孟子的“人性论”虽然存在着局限性，但其体现了对人格塑造的追求，这种克己忍让和内省修身的道德追求为历朝历代所推崇。当代谈精神风貌和社会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期，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爆发，“内圣外王”思想能够有效的调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政治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内圣外王”思想是符合国家各个阶层的价值取向，“内圣”对个人品格和德性的培祥、对群体的道德建设都有着极大作用。
[ 注 释 ]
①《论语·颜渊》.
不脱则嫌热、脱后则嫌冷的是春天；不送则不灵、送后则不廉的是春节；不看则失落、看后则失望的是春晚；不乘则难归、乘后则难受的，是春运；不做则无趣、做后则无力的是春梦；不露则淑女、多露则熟女的是春光。
②《论语·八佾》.
[ 参 考 文 献 ]
[1]任剑涛.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J].齐鲁学刊，1999(01).
[2]李群.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演变及当代价值[D].东北师范大学，2006；沈锦发.孟子内圣外王思想之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1.
[3]陈赟.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的政道与治道[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4]李翔海.“内圣”开出了“新外王”吗?[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1).
[5]何昊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及当代价值[D].沈阳师范大学，2017.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20-0267-02
作者简介：贺函(1994-)，女，湖北十堰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7级政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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