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嘉兴作为浙西人文荟萃之地，儒学一直很兴盛，比如宋代，就有朱熹的弟子辅广寓居崇德(今属桐乡市崇福镇)，并创办了绵延至清末的传贻书院。到明清之际，又出现了一个儒学群体，他们都是中国儒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学者，其中声名较著者如海宁人陈确、桐乡人张履祥、崇德人吕留良、平湖人陆陇其，等等。而辅广、张履祥与陆陇其，更是从祀于孔庙的大儒。特别是陆陇其，因为其学术与践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儒者，对于时代以及地方的影响，更加深远。
陆陇其的学术，与其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张天杰与姚浩逸的论文《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便结合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探讨了其君子人格的特点，陆陇其从儒者的担当以及家族的保全出发而选择出仕为官，却依旧歆羡处士，其出处观更加强调“义利之辨”，出仕为官也当有处士之心，决不可以功名利禄而撄其心。张猛的《陆陇其“尊朱辟王”思想与实践研究》一文则直接讨论陆陇其“尊朱辟王”学术思想，立教之辨与末学之辨是其分析阳明学的独特视角，从根本上否定了阳明学是儒门正学，陆陇其还通过与调和朱、王的学者的论辩，以及刊行学术著作等方式进行“尊朱辟王”的实践。因为时代的原因，对于陆陇其的研究直到最近40年方才引起了足够的关注，无论是其学术思想，还是其道德践履，其实都值得再作更为细密的考察，因此，梳理近40年的研究成果也极有必要。吴旺海的《近40年来陆陇其研究的取径及反思》就是对这一时期学界相关研究较为全面的分析与反思，对推动陆陇其研究的深入自然有重要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 张天杰教授
摘要：陆陇其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面对明末清初激烈的社会变革，认为君子面对“出处”之难，当以“道义”为先，其出处观是与传统的“义利之辨”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君子不可以功名利禄而撄其心，而应该在艰难的出处之中践履其德性，通过功利场之中的戒惧慎独从而使得自己的出处合于儒家道义。
关键词：陆陇其；清初；理学；出处；道义；君子人格
“出处”一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十分纠结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是以“处”作为一种手段，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荣身之径，如起于东山的谢安以及所谓的“终南捷径”；有的是以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方式，述说着对当权者的不满，比如“竹林七贤”。与有关“处”的不同理解一样，其实对于“出”的理解，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荣身”，一类是为“道义”。从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之中，我们更能懂得何谓“君子”。但这只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出处”论一论“士”的君子人格。当遭逢家国之变，士大夫对于“出处”的选择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想要寻觅“出处”背后所反映出的君子人格也就更加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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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虽不似明末那样的动荡，华夏腹地基本归于清廷，但在朝廷之外还存在着一大批不与清廷合作的“前朝士大夫”——明遗民。虽然他们没有处在“清廷”的政治中心，但其中很大部分也与清廷官员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清初有大批的“官员”都来自于所谓“前朝降臣”，这些降臣与归隐山林的遗民都是师友，他们的思想无形中也会受到遗民的影响。因此，考察清初官员群体对于君子人格的具体认识，也不得不涉及遗民群体。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不似甲申、乙酉之际，虽然大明王朝的命运还没有最终决定，还有恢复汉家衣冠的可能性，此时的清廷已基本实现华夏一统，明朝恢复已然无望了；其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的崇儒重道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他们也纷纷以多元的形式回应清廷的呼唤；其三，就整个大的环境而言，此时也是人心思定，士农工商都在向往着安定的生活。诚如赵园先生所说“遗民无以逃避时世已换的事实”，他们对新朝政治的某种参与，“无宁说是士的传统、儒者传统预先决定了的”。[1]所以说，选取清初出仕朝廷的士大夫群体之中的典型人物，对其出处抉择之审思进行解读，从而了解那个时代士大夫出处之际的道德抉择，当有特殊的意义。
这则材料虽然短小，但是其中却蕴藏着很多的信息，最为重要的两点：一是陆陇其因为其伯父全家死节，使其产生了最初的隐居之念；二是陆陇其立志隐居之时方十岁左右，而当时清朝已经开始兴起，然而明朝尚未亡。从第二点来看，陆陇其对于隐居乡野而作处士的欣羡，当是从其幼年之时就已开始的，可以说是因为看到了明清两朝的纷争，方才有志于此的。再就第一点来看，陆陇其对于处士隐居的欣羡是受到了家族的影响，而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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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处，特别是对于身处鼎革之变中的士人、君子来说，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刘宗周所说“‘出处’二字极难，做到老，学到老”[2]。刘宗周(1578-1645，号蕺山，山阴人)的这句话，一是说“出处”本不易说清楚，本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一是说“出处”问题的回答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生。与此相似的则还有刘门高弟、也是陆陇其特别景仰的前辈学者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桐乡人)，他也特别强调“出处”对于“士君子”的重要意义：“出处之际，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语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3]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感慨呢？先不论面对朝代鼎革或夷夏之防的问题，仅就事论事也有多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科举出仕，不仅仅是“荣身”之途，更是读书人修齐治平、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另一方面，科举出仕，也是读书人获得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也即解决治生问题。如果处而不出，家资不丰的读书人将失去其生活的主要依靠，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在从事举业的过程之中，这两者常会发生冲突，士大夫也就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即所谓“义利之辨”，如此一来“出处”就变得比较困难。通过对于出处的探讨，更加能够反映士大夫的道德抉择。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3）加强专业节能监测机构建设。为了加大对所属单位节能工作的监测和监督管理力度，中国海油2007年成立了集团公司节能减排监测中心，专门从事海上油气田、炼油、化工企业及其相关领域的节能减排监督监测、审计及管理与技术咨询工作。该中心不断加强自身组织、技术、资质、实验室设施建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审计、监督监测任务。
对此问题，也有说得较为简明的，比如与陆陇其、张履祥一样，同属嘉兴郡的陈确(1604-1677，字乾初，海宁人)，他对出处之道有着独特的看法：“出处一理”——“出者必以其道，继之以死；不出者必以其道，继之以死。”[4]他强调，出仕为官与隐居处士，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出处唯一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义”。
陆陇其曾多次对“举业”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我郡屠我法先生，积学隐居，与鹿豕为侣者四十年。天下之士，方攘攘于富贵，得一爵若登天，失一爵若沉渊。而先生视之无有也，旷然若处云霞之上，而人世之污浊，不足以累之。呜呼！使以先生是心，而处庙堂之上，无利害得失以撄其胸，而从容经画天下之事，何事之不可为耶？谁谓沮溺与孔子有二道也。[16]
有关于举业，陆陇其主要强调了两点：其一，他真正担心的在于以利禄之心从事举业，如果士人皆以“荣身”为目的而从事“举业”，就会利欲梏其心，从而伪诈之风将盛行于世，因此必须对此种用心加以纠正；其二，从事举业当以道义为心，求“道之当求”，学圣贤之学而已。而进入仕途之后，陆陇其对于干渎上进一事也有专门的论述：
陆陇其认为，君子当致力于“道”而非“食”与“禄”，反对将读书当作荣身之径，君子的一切当以“道义”为准绳，而不可因五斗米而折腰。
即便为官，也当谨守“安命”二字，不可“干渎”，更应“藏拙”，士人真正应当着力的则是学问的消长，而非官阶的升降，进而言之是否为官、为何种官，皆当依于“道义”而非“干进”。
这个话题，陆陇其在《松阳讲义》中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一讨论主要集中在《子张学干禄章》。他认为，君子首先应当对“功名利禄”进行一定的辨析，不可因功名而蔽其心：
盖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苟一心以为学，又一心干禄，是学皆为人，不是为己。千古圣贤学脉，必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始，一涉为人便是俗学，不是正学。纵然侥幸得禄而根本已坏，所得不足偿所失矣。[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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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应当明晰为己与为人之别，如果一心为学的同时，又一心想着晋升，则只能是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因此，陆陇其最后点出，千古圣贤学脉当于“正谊明道”上去求，重点应落到“义利”二字上，只有为“义”才是为学之正途，亦是为官之正途。
图3(a)和图3(b)分别展现了由于环境温度改变导致的IC器件中芯片和接合层焊点中的热应力,比较了未灌装构型和灌装构型的结果。选取3个代表性器件U1,U3,U8,取各自的绝对值最大应力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芯片中的应力和焊点中的应力符号相反。温度升高时,芯片承受拉应力,焊点承受压应力,温度降低时情况相反,这主要是由于接合层的热膨胀系数大于IC器件导致的。对整体灌装构型,由于灌装聚合物的热膨胀系数大于IC器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IC器件中应力,同时略微减小了接合层中的应力。同时可看到,对于环境温度改变情形,在所研究灌装厚度下不同器件所受应力差别不大。
由是而言，陆陇其关于士人、君子的“出处”取舍，其核心思想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义利之辨，是否应该出仕为官以及仕途的荣辱升降，背后都应该以“道义”来作衡量，而士大夫的本色还当是读书人，也即讲求“正学”为本，学做“圣贤”为本。
二
在就事论事讲明一般状态下的“出处”抉择之后，再探讨一下明清鼎革之际，作为汉族士人、君子所要面临的特殊状态下的“出处”。明亡之时，大多有着守土之职的士大夫或选择殉节或者投降、隐逸。在经历一番生死考量之后，还有漫长的时间段中的出处问题。
事实上，那些选择苟活下来的士大夫，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生存”。“治生”的困难往往不只关涉士大夫自身，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家族。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清廷妥协或合作。比如陈确，他的家族海宁陈家曾世受明朝的恩泽，“于今六世，为国名儒”[8]，故而他要特别说明选择苟活于世并做了清廷顺民，甚至不得不一度担任粮长的理由：“家自老母以下，四世亲丁共三十一口。”“丁口田庐，伪官所辖，输租纳税，不异顺民。……岂怜确老母苟活，情亦有不得已者，姑未深绝之也。”[9]陈确苟且偷生的主要原因是受老母以及家族之累，所以他身处乱世却不能迁徙他处，也不能参与抗清义军，最后只能做一个顺民。再如张履祥，他在明亡之前是明朝的“诸生”，故选择不仕清廷则有为“君”守节的用意，当明朝复国无望之后，他又提出了“修身以俟命”，认为作为一个士人应隐于野，“于海滨僻壤，挈妻子而居，为苟全性命之计。因此修身力学，以俟天命、人事之可为”[10]。此处并未明确言及异族统治，只是强调身处乱世故不可轻易出仕，而要努力“修身力学”，等待天命、人事等诸方面都较为合适的时机，方才可以考虑出仕。陈确与张履祥因为都是明朝的诸生，曾受前朝的恩泽，故而在新朝虽为顺民，然不再出仕，隐居乡野，修身力学。
至于陆陇其，他最终选择出仕清廷，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因由？陆陇其出生于明末：“庚午明庄烈帝崇祯三年(1630)，十月十八日，先生生于泖滨世居。”[11]13到了甲申年，也即“大清世祖章皇帝”的顺治元年(1644)，年仅15岁的陆陇其，随父“仓皇奔避，而读书仍不辍”。[11]15相对于那些明朝遗老来说，他在明朝生活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也未曾获得明朝的功名，因此，当明朝覆亡之后，在面对出处之难时，也就不会太过顾及前朝的“君恩”，即使他出仕清廷亦不可称之为“贰臣”。
西双当然不去。不是担心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是害怕徒增无趣和尴尬。对楼兰，西双始终认为自己是宽容的，尽管她伤害过他，一把刀子捅进心脏，左边绞一下，右边绞一下，左右两边一起绞，反复地绞，直把他的心脏绞成碎片绞成肉泥，但是更多时候，西双认为他与楼兰婚姻的失败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自己的无能。哪个女人不爱钱呢？即使不爱钱，哪个女人不喜欢堂堂亮亮的男人呢？西双斗不过腰缠万贯家境煊赫的秃头男人，他自认倒霉。可是西双分明又恨着楼兰，他认为所有不给男人时间的女人都是那般可气可恨可憎可恶可以千刀万剐可以人皆诛之——憎恨与宽容是可以共存的，西双心想，它们就像妻子与情人。
当然，陆陇其不能安心隐居做一名处士，也有治生方面的考量，他后来在嘉定做了知县，在给其叔父的书信中说：
宪檄催饷，奚啻如火，晓夜征输，苦莫以应。嗟我劳人，惄焉如擣，不知将来作何奏销？[12]
也就是说，当时的普通百姓面对催饷、征输，往往“苦莫以应”。陆家的生计也相当棘手，陆陇其21岁就“赴嘉善蒋氏馆”[11]15成了一名私塾先生。但于陆陇其而言，治生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对此，陆陇其在《松阳讲义》中也有相关的论述：
《大全》朱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是将一句统说，中又分两脚说：‘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又恐人错认此意，似教人谋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缴一句，谓‘君子所以为学者，所忧在道耳，非忧贫而学也。’”[7]271
某于仕途中，惟谨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遗训，不敢失坠。故所遇上台，无论知己与不知己，皆未尝稍有干渎。旧冬掣肘，已决计藏拙。不意新抚莅事，畿辅气象改观，故暂且盘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吾辈所共砥砺，当在学问之消长，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烦知己耶？[6]
从陆陇其、张履祥、陈确等人的出处观，不难发现，真正决定他们“出”与“处”的关键不是明朝皇帝的“君恩”，而是道义，只有道义才是他们自己以及后人出仕与否的真正原因。
除了上面提及的人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士人对出处提出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则分为3种情况：一种认为应该应举出仕，如陆陇其；一种认为“出处”皆可，如陈确；还有一种则是认为面对“清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应该坚持以处士自居，不可轻言出仕，如张履祥。尽管他们的观点相互抵牾，但在这三类迥异选择的背后，似乎有一条基本相似的主线——道义，在牵引他们去作不同的抉择。不管是“出”还是“处”，他们都是为了践行自己心中的道义。因此，对于清初士大夫出处抉择的分析，应该以“道义”为主线，这样才能对士大夫看似扑朔迷离的出处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三
对于清初那一代的士人、君子多元的出处观以及背后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依然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选择之中的犹疑。
陆陇其主要从两个方面赞扬了屠我法的高洁品格：一方面，盛赞屠我法“积学隐居，与鹿豕为侣者四十年”，作为一名好学处士的时间之久；另一方面，突出了其不以富贵功名而累其心的品格，富贵“视之无有”，人世的种种污浊“不足以累之”。
先是己卯岁，先生伯父墨涛公璨，以济南司李，阖门殉节。时先生甫十岁，痛伤不已，即有隐居交友之志。逮是，嘉善明经蒋文琢，闻先生人品学问，回越时流，延训其子道隆，先生曰：“是我志也。”慨然就焉。[11]15
陆陇其对于“处士”[注]关于“处士”这个问题，陆陇其在其《三鱼堂文集》多篇文章(如《答范标西》《傅鹭来感怀诗序》《嘉定白鹤寺记》等)中都有涉及。之风的歆羡，在其《三鱼堂文集》之中多有表现,但总体来说，陆陇其对于处士的欣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淡泊之志，正如他在《屠我法诗序》中所言：
所恶乎举业者，为其以利禄之心，从事于圣贤之书，探精索微，手拮据而口呻吟者，非以求道也。将以求其所欲也甚者，则又不待其精微，苟可以悦于人而止，饰伪长乍，如市贾然，是以君子恶之。今使为举业者，无以利禄存于胸，惟知道之当求，而圣贤之不可不学。以居敬为本，以穷理为用，求之六经，以探其奥。[5]
本研究分三步完成：第一，通过文献综述、访谈结果选取适用量表，并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对量表加以修改，得到预测量表。第二，对预测量表进行验证，进行了项目分析和信度及效度检验。第三，将检验通过后的正式量表发放给研究对象，及时回收，并对收集的数据用SPSS13.0进行整理、分析,以此来完成人格特质、员工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与陆陇其在师友之间的吕留良(1629-1683，号晚村，崇德人)，曾在著名的《耦耕诗》中表达其误入清廷科场的悔恨：“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13]吕留良彷徨多年，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而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14]陆陇其在“尊朱辟王”等思想学术上对吕留良非常认同，但就“出处”一事上，却与其看法有异：“所不能尽合于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斯言耿耿，横于胸中，遂与先生出处殊途。”[15]也就是说，陆陇其出于他自己对于“道义”的理解，认为士人只要“存心”在于“利物”，对于世人也是有所救济的，那么出仕为官也未尝不可，不必如同吕留良这般纠结。
各组血硒含量见表1。两两比较，IS手术组和非手术组血硒含量均低于CS组和对照组，且IS手术组明显低于IS非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CS组和对照组血硒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IS患者血硒含量与Cobb角呈负相关（r=-0.708，P ＜ 0.05，图1）。
然而，陆陇其并非单纯赞扬屠我法，而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向性。他希望通过对屠我法的褒奖，来改变士人对于利禄的痴迷。也就是说，对于处士之风的赞叹，也即其出处的这一层面，其实与“义利之辨”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才强调将屠我法之用心“处庙堂之上”，则因为其“无利害得失以撄其胸”，故而可以做到“从容经画天下之事”，进而“何事之不可为”。换言之，陆陇其认为，出仕为官之士大夫也应当拥有隐居处士的品格，应当不以功名利禄起见。从这一点来看，陆陇其对于处士的歆羡，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士人、君子。由是言之，他对处士推崇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处士淡泊之志矫正士人群体中功利主义的不良风气。
考虑本工程深度处理用地十分紧张（仅5500m2左右）选择集机械混合、絮凝斜管沉淀于一体的磁混凝澄清池工艺，该工艺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污水的提标改造工程中的深度处理工段。
于是，就“出处”而言，在陆陇其那里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士人、君子无论出仕与否，都应持有一份淡泊之志。当然，更深一层次则是希望士人尽可能地出仕，但在朝为官的士人也应以道义为准绳，不可因利而害义。
四
分析至此，陆陇其对于处士之情难以忘怀的原因，似乎不单单只有上述的一条。在其年谱的“二十一岁”条，曾有这样一则记载：
即便如此，但后来成为清初理学名臣第一人的陆陇其，在从事科举、出仕为官的同时，却又对“处士”之风不断表现出歆羡不已的心态。这看似矛盾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
陆陇其(1630-1693)，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被誉为“理学儒臣第一”，也是清朝儒者入祀孔庙的第一人，现以陆陇其为中心，并附及同时代的其他江浙士人，来分析清初士大夫关于“君子人格”的基本看法。
己卯年，也即崇祯十二年(1639)，担任济南司李的伯父一家死节，但其年谱中并未详述殉节缘故，当是因为清朝的文字狱的禁忌。[注]另据《长泖陆子年谱》记载：“大兵临山东，城守遇害。”此处也因为避讳而未明说此大兵即清军。[11]225事实上，崇祯十二年(1639)正逢清军大举攻入中原，由北京而南下直达济南，烧杀抢掠数月方才退回关外。也就是说，陆陇其伯父的殉节，殉的就是明朝的“节”。因此，陆陇其“痛伤不已，即有隐居交友之志”，伯父至亲一家人都为明朝而殉节，这一事件一直萦绕其心，也即在他的心底里头，一直存有另一种打算，一辈子做私塾先生，从而满足其处士的志向。所以说，他对处士的最初动机，应当来自于家庭的影响。对于其幼年之所以立志隐居，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来隐居于乱世之中，无咎无誉，可以免祸；二来立志隐居，在当时本来就有为于陆氏家族有“君恩”的前朝守节的想法。
《陆陇其年谱》中，还有两处记载可以说明陆陇其偏爱处士的原因：
辛巳，十有四年(1641)，年十二。是年，师事邑学生，处士公亮长君也。公亮见先生德器粹然，决其异时必以大儒名世，遂以女字焉。[11]14
辛卯八年(1651)，年二十二。赴嘉善李氏馆。嘉善处士李荆朴延训其子，馆于危楼之下，因作危楼文以见志。[11]15
这两则记录主要说明陆陇其人生中的两件事，一是拜师受学，一是在嘉善李氏家中开馆授学。在记述其拜师受学的过程中，顺带着说明其老师朱云曾之父亲朱公亮，将女儿嫁给了陆陇其，并且点明了其岳丈的身份——处士。而另一条记载，年谱的写作者也特意点明了嘉善李氏的身份，也是一名处士。这两则记载所透露的信息看似是一种巧合，但却从中可以看出，早年陆陇其的交游就有一种倾向，即偏向于与处士交往，无论其作为学生或老师。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陆陇其本人也特别受到处士们的钟爱。
多能因子是保持细胞多潜能性和自我更新的核心基因，具有抑制细胞分化的重要作用，参与调控胚胎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多能性维持。核蛋白oct4、nanog 和 sox2 是多能因子的 3 个主要成员[6]，近年研究发现，这 3 个多能因子在生殖细胞肿瘤和多种实体肿瘤中异常高表达，参与正常细胞恶性转化，调控肿瘤细胞的干性，促进其增殖、迁移和侵袭等[7-9]。它们的多重作用可能是推动肿瘤发展和转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寻找与多能因子相关的 lncRNA，探讨其在 HCC 发展和转移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究 HCC 转移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喜好，难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熏染，而影响最大、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与自己交往的人。而在上面所引的两则材料中，朱公亮与李荆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处士身份，陆陇其经常和他们在一起，难免会受到这些处士的影响。以此来看，陆陇其喜爱处士之风的原因就不难寻觅了，处士之于陆陇其的影响，应该是持久而且深远的。
虽然有关陆陇其是否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感情，由于时代的关系，并没有留下过多的记载。但就当时官场而言，后来所谓贰臣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如钱谦益(1582-1664)等入仕清廷之后，经常通过诗文表达对故国无限的眷恋。清顺治十三年(1656)春，钱谦益就医秦淮，临行作诗30首，诗中有云：“踏青无限伤心事，并入南朝落照中。”[17]表达了对弘光朝覆亡的无限伤感和对故国的怀念。因此，白一瑾先生认为：“清初贰臣士人群体之故国之思的抒发，具有群体性的倾向。……他们并没有因为再仕新朝，而完全抹杀自己对明朝故国的思忆眷念。”[18]清初士人对于明朝的眷念，当是一种群体现象，而不是个体特殊的表现。
虽然不能说陆陇其是一个贰臣，但他毕竟经历了明清两代，且其家族在明代也是受过朝廷恩泽的。也许陆陇其对于前朝的眷恋并不很深，但或多或少也会有几许故国之思，他对于处士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寄托其故国之思。因为在“清初”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隐于乡野的诸如朱公亮、李荆朴等前朝遗民，还是极多的，他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故国的一种象征。
所以说，陆陇其对于处士的歆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陆陇其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使其立志隐居乡野而做一名处士，以免乱世之纷扰；其二，陆陇其与处士有很多交往，从而深受影响，并对于处士群体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之中也包含着对于故国的眷念。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统称为环境的熏染。
课堂教学主要分为两部分：教师讲解与学生自主完成实训相结合，教师在课程的开始综合讲解该项目所融合的知识点，然后按模块划分，对每一模块的讲解借鉴“对分”的模式，由于知识点为前期所学知识，对于学生而言并不是很困难，因此每节课分为三部分：首先教师对要讲解的功能模块进行简单概述；其次学生之间进行讨论，对遇到的问题进行组内解决，组内无法解决的提交给老师，由教师汇总后统一解决共性问题；最后学生对自己的实训课题进行完成，进行硬件设计或者软件程序的编写。
清初的江浙一带，遗民、处士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他们身上有着一代士大夫的共同特征，比陆陇其年纪大的士人，如张履祥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选择更为坚决；而陆陇其则与吕留良一样，有过一些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出仕为官，做一名无求于功名利禄的清官。在那个时代入仕清廷的士人，也许都有着和陆陇其相似的经历以及感受。
结语
作为一个儒者，陆陇其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一生经历了明清两代，但因其在明朝的时间不长，且主要是在童年之时，因此，虽然可将其称为前朝旧人或者遗少，但又因为这个前朝并未给予他太多的恩泽，所以说，他对故国会有一些眷念之情，却并不会太多、太久。出仕为官后，陆陇其对于“隐逸”却依旧表示向往，其中应当隐含有对故国的怀念，在对处士的表彰之中则寄托着故国之思。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主要手段. 伴随着职住分离现象的加剧，轨道交通作为承担城市中、长距离大规模客运的主要出行方式，逐渐成为人们通勤出行的首选. 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4年，北京的轨道交通年平均日客运量从672.56万人次上升到927.86万人次.
陆陇其一生的出处，其言其行反映了清初儒者对士人、君子道德品格的理解：一方面，以遗民情怀为表征，希望君子可以“修身以俟命”，通过“处”这一方式坚守自己的“气节”；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济世情怀而倡导“出”，还希望通过“出”这一方式，从而既保全自己和家族，又实现自己作为儒者的人生理想。但是，不管是“出”还是“处”，对于“君子人格”的基本定义，则还是有一条主线存在的，这条主线就是道义。士大夫对于“出处”的抉择无不反映了其自身对于“道义”二字的深刻理解。不管是陆陇其的出仕为官，还是张履祥的修身俟命，或陈确的“出处一理”，它们都是以“道义”为自己去留取舍的原则。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义”在那样一个时代成为了君子最为重要的一个品格。至于“道义”本身，虽然与夷夏之辨有所干涉，但并无直接的关系，真正有关系的只是对于功名利禄的看法而已，也就是说传统的义利之辨，始终是儒家出处之际的道义所在。至于如何实现其道义担当，进行道德践履，依照陆陇其《松阳讲义》等著作之中的论述，则应是通过在功利场中的戒惧慎独，从而使自己的出处之际皆能合于道义，这又是另一问题了。
由是言之，在清初的士人看来，其实成为一名君子，亦非常之简单，只要清楚“道义”何在，即可清楚“君子”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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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itationBetweentheOldDynastyandtheNewDynasty——Lu Longing's Choice Between to Be an Official or to Be a Hermit
Zhang Tianjie，Yao Haoy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When facing the fierce social chang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a famous minister and scholar of neo-Confucianism that time, Lu Longqi, believed that when encountering the dilemma of to be an official or to be a hermit, on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morality. His view of 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was connec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He thought that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 should not have their hearts irritated by fame and fortune, but should temper and practice their virtues in the face of the hard choice. He should make his choice in line with the morality and justice advocated by the Confucian through vigilance, reverence and self-restraint in the officialdom.
Keywords：Lu Longqi;early Qi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morality;superior 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B24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2-0005-07
DOI:10.3969/j.issn.1671-3079.2019.02.001
收稿日期：2018-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ZX047)
作者简介：张天杰(1975- )，男，浙江桐乡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明清思想文化、浙学；姚浩逸(1990- )，男，江苏淮安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网络出版时间：2019-03-01 17:39:55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301.1600.010.html
(责任编辑刘伟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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