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主义范式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发展主义范式有效性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和亨廷顿。无论是对政治发展的内涵，还是对政治发展的逻辑、政治发展的模式等，二者都有深入的论述。分析比较二者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亨廷顿否定了发展主义范式的短期有效性，但对于其长期有效性，二人是一致的；同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发展主义范式的正确性和局限性，对其加以修正，摈弃其先天的西方色彩，融入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民族、文化、制度等特性。
[关键词]发展主义范式；阿尔蒙德；亨廷顿；政治发展
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主要西方国家对外政策调整的需要，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后期，发展主义范式占主流，阿尔蒙德为集大成者。该范式假设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发展并行不悖，可同步进行，而且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来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主义范式受到批判和修正而不再流行，其他范式登台亮相。在这些批判当中，亨廷顿的理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它批判了发展主义范式的基本假设，突出秩序的重要性，提出了强大政府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发展主义范式重新受到关注，其有效性一方面因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就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发生而得到确认，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崛起模式的严重挑战而遭到质疑。由此可见，发展主义范式始终在该领域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是其他范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大多是以对它的批判和反思为基础。因此，对发展主义范式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对阿尔蒙德(发展主义范式的集大成者)和亨廷顿(最成功的批判者)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变脉络和期间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从而能较客观理性地对待发展的诸多目标价值；另一方面能帮助我们认清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现状、得失及趋势，从而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安排。
一、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内涵
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其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特别是对国家构成、民族构成、政治参与和权力分配等的挑战做出的反应，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文化世俗化、结构分化。首先，世俗化是指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们越发重视周围世界中可见的因果关系，而且自信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1]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有关，有着三个层面的具体表现：在体系层面，以血缘、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传统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实际作为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在过程层面，人们有着较强的权利意识以及政治参与人数和范围的大幅度增加；在政策层面，慎重制定政策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其次，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结构变得更加细分和专业化，出现了新型的专业角色、专业化的结构，而且包括结构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构分化同政治体系能力的增强联系在一起，也与世俗化之间相互促进。同样，它也体现在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尤其在过程层面，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订等专业化政治输入结构的出现更是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强调的是，阿尔蒙德认为，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把传统的和现代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一切政治体系——西方发达体制和非西方不太发达的体制——都是过渡体制。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内涵主要有三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相适应。首先，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衡量政体发达程度的第一个标准。政治制度化是指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一种过程，可以根据体系内部政治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加以衡量。[2]这四个特性的程度越高，那么该体系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就越高。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能够创造和带来公共利益和合法性，因为，强大的政治制度能够为一个社会提供确认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和保障，如果政治组织和程序反映了公共利益，那么就具有合法性。总之，一个社会拥有组织的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和效率越高，那么政治就越发达。其次，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是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的第二个标准。传统社会里，政治参与程度非常有限，只在村落范围内可能存在较广泛的参与。即使有些传统社会有着较高程度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离异化，即较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但它们的政治参与却始终局限在小部分贵族和官僚精英之内。因此，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3]最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匹配状况也是衡量政治发达与否的标准。制度化水平高于政治参与水平的社会为公民社会，反之则为普力夺社会。前者具有明确、稳定的制度化权威结构，面对任何程度的参与，都能提供合法政治秩序的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同时，政治权威和社会势力行使权力都受到限制或改造，都符合公认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后者缺乏明确而稳定的制度，社会势力按各自方式活动，社会精英容易受群众左右，群众也容易被社会精英所动员，个人野心和权力行使很少受到限制，政治参与既不稳定也无定规，在绝对的专制和暴乱的民主之间来回摆动。[4]总之，政治发达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
同时，这些数据也能够更直观地去反映城市居民的乘用车出行需求。结果显示，80%的交通出行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起点和终点相同），即这些出行为拼车提供了的条件。通过进行数据模型的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如果通过拼车来提升20%的车辆运载能力的利用率，那么成都市整体的交通碳排放可以降低28%；如果利用率可以提高至60%，那么成都的堵车情况将会明显缓解，同时70%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可以被避免。
由此可见，从逻辑学上讲，阿尔蒙德对政治发展的定义真包含于亨廷顿的定义。阿尔蒙德所说的“结构分化”的全部内容和“世俗化”的大部分内容(体系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包含于亨廷顿所说的“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里面，“世俗化”过程层面的内容基本上等同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亨廷顿的定义多于阿尔蒙德的内容是“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相适应”。这可能是因为二人的研究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所造成的。阿尔蒙德深受韦伯、萨顿、帕森斯等人对传统——现代社会两分法的影响，他所说的现代政治体系的各种属性都是从发达西方国家中提炼出来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存在于发达西方国家中的各种美好的现代性价值，比如社会公正、民主等，他还乐观认为，这些现代性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可调和兼容。相反，亨廷顿注意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政治衰朽”相伴而生，于是悲观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性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为了克服这种冲突，他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量身订制了一条限制条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相适应。值得指出的是，亨廷顿将这种现代性价值之间的冲突视为一种“速率/水平悖论”现象，[5]它之所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而对发达国家无效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任务紧迫、发展速度迅猛，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漫长、发展速度缓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亨廷顿的真正想法：现代性价值间的矛盾冲突不是必然的和永久性的，只是存在于特定区域或特定历史时期，随着那些特殊条件的消逝，这种矛盾冲突也会消失。“自由模式对于经济发展、平等、稳定、参与之间关系所做的假设确实有待推敲，但是没有必要完全抛弃。从长远来看，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确实是并驾齐驱的。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比通常所设想的要更加复杂和模糊。”[6]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下述亨廷顿关于民主与秩序关系的态度变化中得到佐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民主的危机》中主张权威、秩序优先于民主，到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向全世界兜售民主。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二人一致推崇源自西方发达社会的现代性价值，并认为它们长远来看是相互兼容、协调一致的，只是亨廷顿更加关注特殊条件下这些价值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发展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又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它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想要实现发展目标，比如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等，需要更多的管制、提取、分配和象征的输出；这些更多的输出和目标依赖于，发展更加专业化的、有效的过程和功能来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和制订政策、执行政策；而这些专业化过程和功能又进一步依赖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首先是政治结构必须分化出各种专门结构或角色，如政党、行政机关、利益集团等，以匹配和执行这些过程或功能，其次是与这些结构或角色相适应的价值观、态度和技艺，特别是服从法律的意愿，参与政治的倾向和对福利的期望等的普及。[7](如图1)
六点五对三点五。这是不错的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李打油说，你拟的对联现在可以派用场了。从此，果然砖瓦得神佑呢，砖窑通风稍作改进，后来窑窑成功。那两三年成了李湾村小的黄金时期。原先为何一打风暴就摔窗掀瓦呀，校舍质量本身就差，选址也不对，迎在风头上，几危险啊。新校舍是偷偷请过风水先生选址的，坐北朝南，近处有水库尾巴，像个泮池，远处有案山有笔架山，象征人文蔚起呢，而且避开了大山挡过来的横风。新校舍被命名为李湾村小教学大楼，其实算不得大楼，只两层，可在整个望湖县都能排第一。李打油在大会上高声宣布，只有这么气派的大楼才能配得上那般轩敞的厕所！全校师生哄堂大笑。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逻辑
临终关怀作为一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临终处置方法，现已成为现代医学领域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是社会需要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其中：H=1+εcos(φ)，ε为偏心率，ε=e/c，φ=x/r；λ=z/(B/2)，B为轴承宽度。由式(2)可知，滑动轴承的油膜压力分布及润滑性能，取决于d/B和ε，d为轴颈直径。
图1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的运行逻辑，并将它表述为三项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8]第一项关系中，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的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而传统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满足新期望的能力相对比期望本身的增长要缓慢地多，于是在期望和现实之间就会产生差距，而这一差距造成了社会颓丧和不满。第二项关系中，传统社会由于各种经济资源被特定群体(寡头、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垄断、传统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束缚、强调政府至上(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的传播等原因，导致其经济领域的流动程度低下。当社会颓丧不能通过经济流动性来消除时，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扩大政治参与来满足自身需求。第三项关系中，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参与提高，而制度化水平低下、不能与之匹配时，那些其利益和需求不能为现有制度所整合消化的社会力量就可能会诉诸制度外的参与方式，于是各种无限制的、非法的、杂乱无章的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社会政治动乱不堪。
三是集权专家治国平均主义型。该模式是第二种模式加上平等内容而产生的变形。该模式取缔政党或限制其活动，并控制宣传工具和利益集团，政府的两个强大机构是政治行政领导部门和政府行政机构。该模式的两个例子是秘鲁和韩国，两者在政治上都是军人独裁政权，在经济上都推行分配性政策。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
阿尔蒙德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包含四个变量：经济增长、分配、政府能力和参政。它们之间关系是：第一，要分配必须要先有经济增长，但是对经济资源进行分配又会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第二，实行参政首先必须政府具有能力，但参政过度则会削弱政府能力。当代世界中，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和福利方面树立的榜样，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还没有强大的政府和发达的经济时，就遭受到要求参政和分配的压力。因此，一个有效的国家发展模式必须要妥善地处理经济增长与分配、政府能力与参政这间关系。根据对上述四个变量的侧重情况，阿尔蒙德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分为以下五种(如下表)[11]。
政治经济变量民主的民众主义型集权的专家治国型集权专家治国平均主义型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战型新传统型政治能力低中-高中-高高低人民参政中低低/低增长低中-高中-高高低-高分配中低中-高高低-高
四是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型。该模式主要在共产党国家中运用，但是在像墨西哥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中也有较低程度的应用。共产党政权使用政党来动员人员，渗透社会并且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该战略强调发展政府能力，以及发展一种不同于其他战略的参政形式。该模式的例子有朝鲜和古巴，它们都推行全面彻底分配的政策，强调收入和提供服务方面的相对平等。
五是新传统型。该模式主要存在非洲，这是一些没有根本性变化，保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国家，其特点是低增长率、低城市化、低工业化和高文盲率。在这些国家中，主要的现代化要么是通过引进了现代的军事机构和技术建立军人独裁政权，要么是文官集团通过在农村传统部落和村庄结构中活动的政治机器建立自己的控制。上层人物通过恩赐与分赃制度保持团结，而特权在城市利益集团和部落上层人物中间进行分配，而当这种上层团结破裂时，暴乱和不稳定变成经常性事件。此外，阿尔蒙德还谈到模式转换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同模式间进行转换，但是这种转换非常艰辛，尤其需要处理好上述四个发展变量的关系。
由此可见，二人的论证在关注的对象和论证的方法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阿尔蒙德运用体制功能分析法，从发展的目标、结构倒推政治功能和过程，再倒推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条件。他关注的对象其实是美国，在论证中所使用的各种功能、过程、结构等都是美国式的，正如威亚尔达所批评的，阿尔蒙德的普适政治模型“实际上只是一个经过伪装的美国政治体系的化身，是对美国体系的净化和理想化”。[9]因此，该论证要想成立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美国的政治是相似的。然而，正如被结构功能分析所吸引的年青一代学者来到发展中国家想要大展拳脚进行研究时，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运行跟美国鲜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彼此间的差异也同样巨大。因此，阿尔蒙德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论述是值得质疑。亨廷顿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实际，他综合运用社会过程法和体制功能法。他采纳了多伊奇社会动员理论，将政治变迁的根本原因追溯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同时运用均衡的概念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成分进行分析。[10]应该说，亨廷顿的论证比阿尔蒙德更充分、深刻。但是，亨廷顿的逻辑也有着自身缺陷，即它是双向的，不像阿尔蒙德的逻辑那样是单向的，这使得他的观点有时不免自相矛盾。比如，为应对现代化动员造成的参与激增，亨廷顿认为可以提高制度化水平和压制参与来维持稳定和秩序，但是一旦选择压制参与，社会就很有可能进入一个他自己提出的“越压制—越参与”的恶性循环，并且这个循环有着极端化倾向而使社会走向崩溃。如果社会崩溃，何来政治发展？综上所述，无论是以美国政治为基础的发展主义逻辑，还是以基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秩序优先民主”逻辑，都有其局限性，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加以审视和修正。
一是民主的民众主义型。这是二战后前十年里发展中国家最普遍采用的模式。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同时，采用该模式的国家存在突出的问题：政府能力低下，政策难以执行，政治过程被少数集团所控制，参政的目标未能兑现，大规模的分配削弱了资本积累，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于是20世纪60年代，在激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动荡中，这些国家政权接连垮台，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治、腐化的统治机器，比如军人政权。
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与管理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问题，管理机制仍需不断优化，使林业工作的造、管、用、护更为有机统一。
二是集权的专家治国型。该模式强调增强政府维持秩序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它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是制订有利于工业的税收和投资政策，组织和训练工人，向外国资本提供投资机会。它虽然实现了人均经济的增长，但是收入增加的好处都落入了富人手中。实行该模式的国家，建立起一种由特权阶层、城市中产阶级以及落后的被剥削的农民、工人所组成的双重社会。为维护秩序，统治阶级建立强制性机构来压制要求平等和参政的呼声。
发展模式问题一直是亨廷顿思考的一个重点，他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多次论述。如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他将文化作为解释国家发展模式的关键性变量，将全世界分为包括北欧文化、拉丁文、阿拉伯文化等在内的九大文化族群，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大多与其所属文化族群的文化特征相对应。[12]为了对比分析的需要，本文重点关注亨廷顿基于各个发展变量关系而提出的发展模式理论。在亨廷顿看来，五个发展变量最为核心，即增长、平等、稳定、民主和自主。[13]在《难以选择》一书中，亨廷顿就聚焦政治参与(民主)，并依据它与其他发展变量的关系，将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参与与其他变量相兼容的；另一类是政治参与与其他变量相冲突的。前一类中有自由主义模式、低稳定国家和成功的革命政权。自由主义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主张上述五个变量同时发展；低稳定国家的特点是，不存在参与和增长，稳定性差及反映普遍贫困的原始平等；成功的革命政权则是，参与的急剧扩张和财富的彻底再分配，尽管后期更多地表现出增长和平等之间的冲突。由于自由模式和革命政权的成功例子太少和低稳定国家的研究价值不大，亨廷顿认为，后一类发展模式更有助于把握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
后一类发展模式有四种：中产阶级的、专制的、大众的和技术统治的模式。亨廷顿是从政治参与历史性演变的角度对这些模式展开论述的。他认为，政治参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两个阶段的历史性变化，第一阶段的问题是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扩大，第二阶段的问题则是下层阶级的政治参与。在第一阶段，随着经济初步发展、不平等与日俱增，扩大参与的社会经济基础初步形成，此时，该社会面临发展模式第一次选择：中产阶级模式还是专制模式。[14]选择前者意味着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得到发展，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同时，经济合理较快地增长，虽然维持了短期的稳定，但是不平等日益严重。后者强调权力集中，压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鼓励经济增长，通过土地改革来促进平等化，以此寻求下层阶级的支持来抵抗传统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反对。该模式对国家能力有着较高要求，而这往往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力之外。当采取中产阶级模式的国家进一步发展，下层阶级会受到影响，并被社会动员起来，要求政治表达和参与时，该模式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同样，在采用专制模式的国家中，当受益于土地改革或其他平等化措施的人们开始谋取更多参与时，该模式也面临第二阶段的选择。第二阶段也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技术统治模式和大众模式。[15]前者采取保持低水平政治参与、强调高水平投资(特别是外国投资)和快速经济增长并容忍不平等的扩大等措施。由于抑制政治参与，该模式有着根本性问题：持续不平等扩大和压制参与所最终造成的“参与爆炸”，和“降低参与——经济增长——加剧不平等——压制参与”的恶性循环(图2)。如何有效规避这些问题是该模式的关键所在。与前者相反，大众模式采取扩大政治参与、增加政治救济金、促进平等以及必要时维持低经济增长率等措施。同样，该模式也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扩大参与和社会冲突加剧所最终导致的社会总崩溃或“参与内爆”，和“扩大参与——更高的平等——低速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参与”的恶性循环(图3)。
图2
图3
由此可见，二人都是从发展变量间的关系入手展开研究的，阿尔蒙德是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实际采用的发展战略进行分类归纳，而亨廷顿则是围绕参与的历史变化作抽象的演绎推理。虽然二人的研究思路、方法不同，但是得出的结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对一些模式的界定非常相似，比如，阿尔蒙德界定的民主的民众主义型、集权的专家治国型、动员人民的专家治国型等模式分别跟亨廷顿的大众模式、技术统治模式、专制模式非常相似。其次，对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模式间转换的原因解释基本类似。最后，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阿尔蒙德认为，政府能力强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经济增长比较快，这跟亨廷顿的观点非常接近，即压制参与、强调高水平的投资(外国投资)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再比如，阿尔蒙德认为，在民主型发展中国家，如果政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扩大，而政治过程被少数集团控制，民众参政目标不能兑现，很容易发生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最终产生独裁政权。这一过程跟亨廷顿所说的大众模式的恶性循环和参与内爆非常相近。总体而言，二人殊途同归，不同的研究进路揭示出的发展规律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而且又被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多次证实，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结语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义范式，最初肩负指导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后来在猛烈的批判和质疑中走向衰微，最近三十年却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它的有效性是人们思考的重心。正如威亚尔达所思考的“它是不是短期来看是不对的，但长期来看是正确的？如果是的话，那么能否有一种经过重新表述的、不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被修正过的发展主义研究方法得以复兴，并为我们思考发展进程提供有用的见解？”[16]，虽然亨廷顿否定了发展主义范式的短期有效性，但是对于发展主义范式的长期有效性，二人是一致认可的。鉴于这二位重要学者的态度及该范式对现实政治慢慢凸显的解释力，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它的正确性和局限性。当然，发展主义范式需要加以修正，要摈弃先天的西方色彩，融入各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民族、文化、制度等特性。同样，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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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威亚尔达.新型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7.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9)01-0049-06
[收稿日期]2019-01-15
[作者简介]王翰(1984)，男，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白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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