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徽州民歌的书写并不是基于音乐本体意义上的再现,而是在田野调查之后的描述和反思.书写徽州民歌,就是在音乐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指引对徽州民歌进行研究,这既是对徽州民歌文本性的描述,又是对其文化内涵的一种阐释方式.
关键词:徽州民歌;音乐民族志;田野调查;深描
2008年,徽州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徽州民歌正式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同,同时,也是对徽州本土音乐人二十余年在徽州民歌挖掘、搜集和保护上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在此可以借用黄山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刘凡先生在《徽州民歌100首》出版后记中的一句话:徽州民歌从此有家、有府、有邸[1].
自2008年以来,徽州民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认定传承人,定期开展传承活动,徽州民歌演唱大赛等活动的开展,以及徽州民歌相关的各类研究课题、教学改革课题等的申报,给徽州民歌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传统民歌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民歌的搜集、整理、传承和传播上就会显得过于局限;民歌是承载地方文化的传统艺术形式,要保护民歌、理解民歌、发挥好民歌的文化传播作用,还需要对民歌进行文化层面的解析.我们可以把民歌视为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都有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关键看我们如何将民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书写、表达和呈现.
音乐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文本形式,能多角度、整体性的来阐释民歌的音乐事象和文化意义.书写徽州民歌,对徽州民歌展开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后的徽州民歌研究建构理论框架,来展现徽州民歌的研究特色和价值.
[59]拉斐尔·贝塔佐尼：《神话的真实性》，〔美〕阿兰·邓迪斯编，朝戈金、尹伊、等译《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一、如何理解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
(一)民族志
"民族志"一词由英文"Ethnograph"翻译而来,亦有人种志、文化志、田野志、田野民族志等说法.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中,"民族志"词条定义为:"民族志是对特定的当代民族文化的系统性描述,通常通过田野调查来完成."[2]费特曼认为民族志是在讲述一个可信、严谨而真实的故事,民族志通常借由逐字引用和对实践的"深描"来让人们在其自身背景中发生[3].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王铭铭教授指出民族志就是收集资料和书写的过程,它不简单是"田野",也不是简单的"写作",而是指人类学基础研究的过程之整体[4].不言而喻,民族志是具有描述性的书写方式,是对特定文化群体或者文化社区特有文化的描绘并以文本的形式予以呈现的一种方法,这里所指涉的方法具有两层涵义,即民族志是一种文化的书写方法和研究方法.
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诞生之前的人类学家在书斋中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从事书斋式的民族志研究和书写.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问世以后,讲究文化功能性的人类学学派开始注重从书斋中走出来,强调实证研究,在田野中开展民族志的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书写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呈现的是体现人类文化意义的民族志.
徽州民歌音乐民族志书写不仅要立足于徽州文化,还不可避免地涉及跨文化语境下徽州民歌与其他地域民歌的比较和阐释,目的在于凸显徽州民歌的"徽州味道".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不是建立某种理论或检验某种假说的方法,而仅仅是解释人类文化基本结构的手段[12].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州民歌民族志书写的目的在于体现徽州文化的基本内涵,而需要体现这一内涵的前提是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例如徽州民歌与云南民歌、新疆民歌等的比较研究,或者徽州民歌与意大利那坡里民歌、美国西部民歌等的比较研究.虽说徽州民歌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略显陌生,但是同为地方民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音乐体现文化是无法改变,只是在音乐本体展示或者文化特质的体现上有所差别.但也恰好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才反衬出徽州民歌及其文化内涵的个性化和特色.
(二)音乐民族志
艺术的民族志书写不仅仅是记录、描述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显现其能够作为艺术而发挥作用的形象及意义问题[11].徽州民歌作为一个特色文化社区的音乐表现样式,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部分.因而,对徽州民歌展开田野调查,在徽州文化的语境下审视徽州民歌,用民族志的方式书写其徽州特有的文化内涵,这是弘扬徽州民歌音乐艺术的主要方法和切入点.
二、徽州民歌民族志书写如何成为可能
美国传统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尔把从不同角度研究音乐比喻成为"切香蕉"[10].香蕉的不同切法造就了切后香蕉的多棱性,也就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香蕉都可以看出不同的形状.西格尔的寓意在于音乐研究要讲究多维性,同时引出民族志方法在音乐研究中的价值.将民族志方法引入音乐研究,或者将音乐用民族志方法予以呈现,这就是音乐民族志方法.西格尔研究的苏雅人的歌唱,我国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教授研究的傣族佛教音乐等都是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案例.这些个案研究所体现出来的音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能从不同角度对传统音乐进行审视和研究,如"主位-客位"和"局内人-局外人"的双视角研究方法.当然,这种研究必须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前提之下,通过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因文化身份的不同而出现在研究中的诸多矛盾和对研究结果客观性、科学性的影响,并最终以民族志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对音乐研究的方法和书写音乐的方式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进行的研究和书写,这也是音乐民族志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对徽州民歌开展田野调查,是记录和描述徽州民歌研究的基本方法.参与观察所包含着"主位-客位""局内-局外""近距离感知-远距离感知"这三对二元矛盾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民族志书写中不同文化身份展现不同文化事象要处理好的二元关系.民族志书写不光是被研究者本身的呈现,更是在当前文化语境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田野中艺术文化持有者不同身份的一种体现.徽州民歌的民族志书写不仅要对音乐本体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还要从徽州文化这一横截面切入,书写徽州民歌的文化内涵.就如同西格尔所提出的"香蕉"喻义,徽州民歌同样也是中华传统民歌这一串"香蕉"中的一根,如何书写好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就需要研究者如何展示其切徽州民歌这一"香蕉"的艺术刀法.
约翰.布莱金指出:"音乐是理解人类及其行为的手段,同样也是分析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工具."[13]音乐中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中的音乐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是在承认不同的文化社会具有不同结构的意义上来处理音乐和文化的关系,而民族志书写是描述整个过程的一种手段和一种文本形式.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研究和民族志书写就是对徽州民歌的一种文化"深描".
学界对"Ethnograph"译词分歧较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认为:"Ethnograph的直接翻译应该是'不同文化群的志','文化群之志'是我们讲的'民族志'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5]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方明博士梳理了关于"Ethnograph"一词的演进和发展以及对各种译法的解读后认为"Ethnograph"最好对应于"群志"[6].昆明理工大学社科学院姚满教授等指出,解释清楚"民族志"一词的含义是困难的,她认为:"当最初保持着学科界限的人类学、民族学逐渐模糊了边界,而人类学的民族志与民族学的民族志在方法、写法和对象等方面却有所区别,'民族志'一词双重所指带来的混乱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7]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王邦虎教授基于人类学的定位,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结合西方学者的解释,通过对比"民族志"和"民族学"的释义,认为"民族志"以及"民族学"这两个术语分别译为"文化描述学"与"文化比较学"似乎更佳[8].综合上述学者对"Ethnograph"一词翻译成"民族志"的不同理解,主要分歧在于对"ethno"如何进行合理的释义:是现实意义上的"民族",还是宽泛的指涉具有特定文化特质的群体.王铭铭教授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典型的民族志研究是关于一些社会共同体的论著,它们尽可能小到使作者通过个人的观察便能搜集到他的大部分的材料[9].结合徽州的族群研究,将该族群视为一个社区进行考察,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其宗族制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俗等体现该族群的文化特质进行调查、书写和呈现.因而,民族志研究在徽州文化研究领域体现出文化群体的研究实质,而并非涉及现实意义上的民族或者人种志研究.
人格特征对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王丽娜等人调查结果表明，人格特征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间接效应，神经质和外倾性特征对其心理健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外倾性可正向预测，神经质产生反向预测[11]。空巢老人还易出现“空巢综合征”，促使人格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常态，合理调适十分必要，避免出现人格障碍。
三、徽州民歌阐释性文本如何呈现
3)利用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技术处理采集到的鸡蛋图像，提取鸡蛋图像特征，建立检测模型，并将最终检测结果显示在信号灯上(系统用亮红灯表示为双黄鸡蛋)。
1964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林亚姆在其《音乐人类学》一书中首次提到在文化中研究音乐的方法,并具体提出了"观念-行为-声音"的三元理论.详细说来就是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现,并通过音乐表演予以展示,一言蔽之,音乐表现人的文化.因而,在梅林亚姆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之后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研究多注重在人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从人的不同文化身份中来书写民族志,多维的展示被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
徽州民歌的民族志书写研究固然要置于徽州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下,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在田野调查中也需要有不同的定位并体现区分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要处理好局内与局外、主位与客位、近距离感知与远距离感知这三对关系.我们讲,民族志书写并不只对田野调查中的音乐本体进行单线条的描述,更需要研究者从徽州文化的视野中探究徽州民歌音乐深处的文化声音.民族志书写如果单从音乐本体来描述,这就悖于民族志方法和文本的内在实质.只有基于田野和参与观察基础之上,厘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地阐释和呈现被研究者作为一种以音乐表达形式为载体的文化样式.因而,徽州民歌的民族志书写首先要在对徽州民歌本体描述的基础之上廓清徽州文化的原形;然后研究者结合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对音乐和表演形式带有文化意义的深描;最后以比撰写单一的调查报告更富于文化特性的文本来呈现徽州民歌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一步来说,对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书写其实是对徽州音乐文化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立足本文化的且又是能够为人所理解的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能使用为本文化所理解的表达方式去呈现吻合于研究对象情况的内容,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文化转译[14].
阐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因此诠释活动诸如“视域融合”的开展是以文本为对象的。文本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诗（词）作为一种含有凝练性、跳跃性以及节奏韵律性的文学话语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文体，是对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形态和表现形式的确定。“以诗为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置于苏轼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视域融合”视野下“以诗为词”的阐释，就是对文本本体的基本形态与表现形式的探究。这种探究是对文本阐释的一种深化与拓展，其有利于实现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可使阐释活动变成一种“有意义的裁判”。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书写研究事实上是对徽州民歌文化深描的文本性的呈现.徽州民歌申遗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民歌的搜集和整理之上,但是要做好徽州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搜集和整理只是初级阶段,要抓住徽州民歌的灵魂才能保护好徽州民歌的外在载体,民族志书写研究恰好为彰显徽州民歌璀璨的音乐文化提供路径.同时,通过对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书写,在过程中反思当前有关徽州民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辨识在现阶段徽州民歌的生存环境及发生场域的变化,在一个动态的文化背景下调适好对接徽州民歌保护和传承的各项举措,因此,对徽州民歌的音乐民族志书写自然成为一种集方法和文本呈现为一体的实验性写作而被采用和推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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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of Huizhou Folk Songs
SHI Yifeng1,HU Liang2
(1.School of Arts,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Anhui 245000,China;2.School of Music,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0,China)
Abstract:The writing of Huizhou folk songs is not based on a reproduction of music ontology,but a description and reflection writing of Huizhou folk songs after field investigation,which is to study Huizhou folk song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usic ethnography theory and method.This not only presents the description of Huizhou folk songs'literary nature,but also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 words:Huizhou folk songs;music ethnography;fieldwork;deeply draw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9)05-0022-04
[收稿日期]2019-08-24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8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徽州民歌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研究"(AHSKQ2018D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一丰(1980-),男,浙江湖州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胡亮(1980-),男,江西余干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
(责任编辑: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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