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欧美国家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文章，在世界上发出正义的怒吼，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抱以深切期待，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的中国情怀，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情怀；关注；期待；启示
马克思主义关注全人类的福祉与解放，有着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世界情怀，它向我们提供思想武器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深切情怀与光辉思想，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爆发，自此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引起了马克思的密切关注，他和恩格斯一同撰文谴责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不平等经济贸易、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恶行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华民族饱含深情，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文明对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影响，预言了中国社会的新生，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给予了深切期待。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鸦片贸易，揭露侵略者在中国的罪恶行径
（一）深刻揭露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
19世纪初，英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为了不断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和拓展商品市场。为了谋取暴利和改变贸易逆差，英国强行向中国输入叫做鸦片的麻醉剂，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世界往来的大门。鸦片贸易导致中国财富大量流失，“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1]609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赔款，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剧了财政危机。鸦片贸易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与资本条件，却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危机。“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608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鸦片贸易加重了中国百姓的贫困，损害吸食者的肉体健康，还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摧残，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败坏了社会风尚，比奴隶贸易还要恶劣和残忍。侵略者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导致中国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是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平衡状态，导致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强烈谴责英国对中国主权的疯狂侵犯
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强烈谴责他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来往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时间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2]16“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恐怕是个问题”。[2]21马克思谴责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48“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609马克思立场鲜明地谴责英国殖民者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2]74“用海盗式的战争强加于它的条约”[2]88“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大为其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2]102马克思还指出帕麦斯顿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他严厉指责这是殖民主义的罪恶，强烈谴责英国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贸易、关税、司法等主权的行为。
（三）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暴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声讨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施尽暴力，对他们攻击毫无防御的城市，进行强盗式的掠夺，屠杀中国人民的残忍行为深恶痛绝。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仔细分析了“亚罗号事件”始末，他写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620马克思还指出，“那时英国大兵只是为了取乐就干出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处于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基于对飞扬跋扈的征服者民族的义愤，更不是由于英勇的顽强抵抗所引起。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当时都仅仅是随心所欲的玩闹之举，这些并不是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2]140一些有良知的报纸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2]21马克思指出，在镇江之战中英军由于兵力受损大肆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对中国百姓进行了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此外，马克思还愤怒揭露了英国政府与报纸面对殖民者实施残暴行为的虚伪嘴脸：“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1]618“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1]621“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斥责。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意见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1]619。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的残暴行为，让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杀戮与浩劫。马克思痛斥英军掠夺中国人民财产、凶残屠杀中国人民，驳斥殖民主义者为自己辩护，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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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深切同情善良和平、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民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日益扩大和加深，西方侵略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马克思写道：“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621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也指出：“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625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人民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在《英人对华新的远征》一文中，恩格斯赞扬镇江保卫战中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中国人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2]52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侵略的斗争。马克思由衷地赞扬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与军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二）由衷赞扬勇敢顽强的中国人民与军队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是和平忍耐、恪守规则、勤劳节俭、英勇顽强的。他曾提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2]49，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更是指出在作战时一些丑角式的衣着就“足以把古板的、温顺的、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吓死”[2]116。恩格斯曾经描写长江沿岸的中国居民是“和平怕事”和过着“长期和平生活”的。中国官员面对野蛮粗暴的敌人依然能够恪守规矩，坚持按照“相沿已久的礼节方式”[1]620处理事务。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中国官员叶铭琛：“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1]620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引用米切尔先生的记载和额尔金勋爵的叙述：“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1]675“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的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 ，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 ，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 [1]674“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三年以上。”[1]674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因此除了正常的吃饭穿衣，中国百姓往往没有其他的物质需求，更不会奢侈浪费。他们辛勤劳动，拥有农民与手工业者双重身份，这种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让外国的制造商都很感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他们用“和平忍耐”“恪守规则”“勤劳节俭”形容中国人民，而用“掠夺精神”“极端不义”“残暴行径”“蛮横要求”“伪善面孔”来揭露侵略者的恶劣本性。
（三）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华的残暴行动，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从道义上声援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苦难，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上自军队长官，下到士兵百姓，都是奋勇前进，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侵略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1]622一系列的抗英斗争，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沉重打击了侵略势力，击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恩格斯鄙夷英国报刊为了给自己国家的侵略正名所捏造的谎言，驳斥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污蔑，强调中国进行人民战争的正义性，赞扬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他说：“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626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激情赞扬中国人民为反抗殖民侵略、维护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他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考察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传播，高度评价中国科技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突出标志，它们流传到西方，加速了近代文明在欧洲的兴起，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马克思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欧洲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高度评价，称赞它们为“最伟大的发明”[3]110，并将它们视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强调“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3]67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对中国古代科技传入欧洲以及在欧洲社会发生的巨大影响做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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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马克思就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满怀激情，他痛恨清王朝顽固、守旧、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期盼着东方社会一场革命的到来，期待着心中所期待的新中国——“中华共和国”[2]144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5]401，革命一触即发。1850年，马克思根据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带来的消息，对中国的局势做出预测：“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144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国际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强调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肯定它不仅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612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期待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因为合作-探究性学习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所以学期初就要确立合作学习小组。根据心理卫生学的课程实际和这几年的实践体会，小组组成的较好做法是：1.小组成员3-5人。小组成员太多不便管理，容易责任分散。太少难以形成合作氛围，不能有效完成学习任务。2.确立小组长1人。小组长由责任心强、专业成绩较好、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依次由个人自荐、小组成员推选或教师指派产生，如出现不能胜任的情况再用上述方式随时调整。3.小组成员异质搭配。实现性别、个性、学习态度和专业成绩等方面的差异化组合，力求成员间的相互带动和共同提高。小组成员可以被指定，也可以自由组合。自由组合的须说明组合理由及优势。
恩格斯在考察了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后指出：“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4]171他强调“12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使用亚麻纸，棉纸自10世纪以来就逐渐出现，而在13和14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4]171纸张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的记录、传播和保存有了革命性的进步，打开了欧洲“知识普及”的道路。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阐明“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4]171航海业及其地理大发现，要归功于指南针的发明，这才使得中国市场和古代科技传入欧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5]401“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
由此看来，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不仅推动了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欧洲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加速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推动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印刷术传入欧洲，不仅使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变成新教的工具，而且也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僧侣是中世纪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1]225印刷术的出现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言与期待
（一）热切盼望中国革命的到来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回顾16世纪初叶德国工业状况时写道：“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1]221火药和火器的传播与使用，无论是对于反封建斗争，还是对于推动工业发展，都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二）深切期待中国转变旧的生产方式、实行新的对外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也指出“天朝帝国”这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所带来的必然是封建制度的解体，对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热情欢呼。1857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628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视角探究中国问题，主张把中国放在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他们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就会到来。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如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大西洋成为中心一样，未来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大西洋的地位将会下降，中国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颗闪亮的星。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可能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2]144
运用经典的蠕虫状链模型来描述DNA等刚性分子已很普遍[5-8],持续长度也可以用计算机进行模拟[9-10],投影长度对分子链形态的描述也有其独到之处[11-12].随着高分子科学向生命物质的不断渗透,采用蠕虫状链模型来处理分子链形态与构象关系将越来越多[13-15].为此,更正一些不当的处理过程,发展计算机模拟方法,将使蠕虫状链模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
（三）明确预言中国将是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预见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
马克思通过仔细考察中国贸易的历史，认识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落后。在《对华贸易》中，马克思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672“在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2]124封建社会的落后与保守受到马克思的关注，他指出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2]125，并且，“在中国，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性费用。”[2]125“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2]143加上“这个国家缓慢地、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让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难以忍受”。[2]143这就揭示了中国必然被卷入世界市场以及大力发展商业资本，只有改变封建制度以及经济结构，商业资本萌芽才能有所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他们期待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2]54能够转变旧有的生产方式，实行新的对外开放，通过新航路“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2]121
五、当代启示
19世纪，当中国人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对中国社会状况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饱含深切同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做出预言，体现了两位革命导师深深的中国情怀。他们关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未来的论述引人深思，其中的观点与方法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这里，主要谈几点：
（一）加速经济发展，坚持对外开放与贸易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批判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强调19世纪的中国是因为闭关自守才导致了落后挨打，社会结构的封闭与对外交往的封闭是导致社会落后和人民愚昧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通过对内改革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发展，合作互赢。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们要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进步才能瓦解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才能真正得以发展与进步，封闭的社会结构才能被打破，社会生产才能互通有无，社会关系才能和谐相处，个人才能得到解放。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之中，加之信息文明、生态文明的到来，我们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坚持公平贸易，促进中西方交往的平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谴责英国迫使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导致中国国库皆空，摧残民生，今天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打赢贸易保卫战，坚决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
（二）坚守中国人的善良本性，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中，有许多对中国人与西方人性格的对比，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勤劳节俭、善良和平、拘谨柔弱、宽容忍耐、恪守规则。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温良谦让、忍耐韧性较强 、重视自省自律、重视感化教化、醇厚朴实、庄重老成，在外交方面爱好和平、安定。中国人民这些善良的本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爱国、勤俭、自律、仁爱、进取等思想的流传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善良本性，把同情与关怀贯穿在字里行间，从道义上声援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更激励着今天的中国人坚守善良本性，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在国际上弘扬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
（三）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加强技术创新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传播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路径，这正是最早论述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今天我们应当积极促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深化“五通”交流合作为关键支撑，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深化双向投资合作，构筑人文交流平台，促进包容发展，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高度评价为“最伟大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今天，我们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创新、创意、创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强高新技术创新，加强现代知识产权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战略科学技术曾经很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近代以来落后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使中国科学技术重新走在世界前列。
（四）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预言中国将是亚洲新世纪的曙光，社会主义将在中国实现。他们的大胆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预言的科学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谴责英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声讨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残暴行径，使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国际格局以西方占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难以为继，西方的治理理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这就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与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6]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安全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经济上要同舟共济，推进贸易和投资关系自由化便利化；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赵三喃喃着走出家门，虽然全村的人死了不少，虽然庄稼在那里衰败，镰刀他却总想出卖，镰刀放在家里永久刺着他的心。
8月29日，智利化学矿业公司（SQM）市场发展部副总裁Alfredo Doberti一行到访中农控股，中农控股副总经理王蓓会见了来访客人，双方就智利氮钾二元肥以及全水溶肥料的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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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18(5)：4-10.
The Chinese Feelings of Marx and Engels
Yun Zhikai Zhang Nan
Abstract: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in 1840,the barbarous invasion of the imperialist aggressors brought great disaster to the Chinese people,and the Chinese nation has fallen into an extremely tragic situation. Marx and Engel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published commentary articles on China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national newspapers,issued a just roar in the world,firmly supported the anti-aggression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expressed sympathy for the Chinese people,affirmed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hina,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These fully reflect the deep Chinese feelings of Marx and Engels,and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Key words:Opium War;Chinese feelings;Attention;Expection;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2-0023-07
作者简介：员智凯，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张楠，女，河北任丘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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