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记忆的传承带有地域特色，是地域民间文化的凝结与表现。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借助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共同力量。乡村记忆植根于民间社会，国家符号赋予乡村记忆以合法性，国家权力引导记忆的发展方向，甚至利用权力促使记忆的原生性发生改变。通过对潍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孙膑崇拜进行研究，考察国家力量与民间共同参与记忆传承活动，探讨民间力量与官方话语表达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对于当代乡村记忆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家介入；民间回应；乡村记忆；孙膑崇拜；传承机制
乡村记忆是一定地域内的村民在共有的公共生活空间内世代生活与交往形成的关于村庄的独特记忆。国家与民间在乡村记忆传承过程中双向需要和双向互动的关系。当前乡村记忆的传承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合理管理和方向引领。地方乡村记忆也根据国家政策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断演化出新的传承形式。乡村记忆被注入新鲜血液，拓宽了记忆的传承路径。地方社会独特的乡村记忆更多地被用来扩大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拉动地方经济。基于此，以潍北地区的孙膑崇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析其传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四种不同的互动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市场-文化”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乡村记忆传承的地域特色及其现实价值，并为其他地域乡村记忆的传承提供经验借鉴。
一、乡村记忆传承中的国家与民间互动关系
目前学界对于乡村记忆的传承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四种国家与民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在这四种互动模式中，由于国家与民间互动程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往往对记忆的传承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国家强介入—民间强回应”
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国家与民间高效互动以及民间强烈反对国家介入。在国家与民间高效互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干预力量是较为缓和的，民间活动应邀走出民间，参与国家的或附属于国家的活动，国家与民间基于双向互动、双向需要的利益关系，在乡村记忆传承过程中逐渐走向相互在场。[1]国家将“国家符号”引入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建构，将地方更好地纳入国家政府的管理之下。同时，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也进一步促进民间社会与国家交流沟通，进而获得国家认可和支持，使乡村记忆顺应时代潮流而获得创新性发展。在民间活动强烈反对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地方民众逃避国家话语的规制，民间与国家在乡村记忆的传承中往往会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面临断层甚至消失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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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强介入—民间弱回应”
即民间对于国家的介入持中立的态度，既不欢迎也不反对。在这种互动模式下，民间往往对于国家干预少有回应，民间活动及其背后隐含的乡村记忆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改造，执行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此时乡村记忆的传承动力主要来源于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刺激，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改造热情便成为了记忆传承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国家对地方乡村记忆特色及历史渊源了解不够深入，同时也缺乏民间力量的持续推动，往往导致记忆的传承偏离既定轨道，使传承的意义大打折扣。
甘南草原，神奇而自由的土地，在那里，我遇见了许多有故事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深邃迷茫的眼神，干裂而微张的嘴唇……让人猜不透的外表，诚实坦荡的心灵。这片土地因此而美丽动人。在心里，它温暖，祥和；在画里，它寂静，欢喜……每画，总沉迷。
(三)“国家弱介入—民间弱回应”
雄安新区出土的汉代模型明器是汉代当地丧葬习俗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常见的随葬品。出土的模型明器反映了当地的地主庄园经济，从中可以了解汉代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水平，一些模型明器受到东周青铜礼器的影响，其中以燕文化因素影响较深，与其所处地域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代举孝廉制度更是掀起了一股厚葬之风，随葬模型明器十分流行。同时，这些汉代模型明器产生的思想根源应该是原始社会的灵魂不灭观念，到汉代更是进一步演变成 “事死如事生”观念，这一观念受到汉代新儒学、谶纬之说的很大影响，死后可以升仙，以灵魂的形式继续存在，希望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
(四)“国家弱介入—民间强回应”
即民间过度解读国家介入的意图。在这种互动模式下，往往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民间察觉到国家对乡村记忆的关注，可能自以为本地区乡村记忆不符合国家主流价值观念，而对乡村记忆进行过度改造甚至完全抛弃，致使乡村记忆的传承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基于地方发展的需要而扩大乡村记忆的效用，这虽然有助于扩大乡村记忆的现实影响，却也使得地方乡村记忆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结局。
二、民间信仰中乡村记忆的历史传承分析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孙膑崇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民间宗教的管制逐渐放宽，民间信仰活动开始恢复发展。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国家公祭热潮也使得孙膑崇拜祭祀活动搭上了“顺风车”，规模与知名度逐渐扩大。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文化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化，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待扭转。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国家祭祀正可以为传统文化正本溯源。孙膑崇拜作为正能量的地域文化记忆，逐渐被国家政府重视并推动，从而使得传统深入人心，生生不息。
(一)民间信仰与乡村记忆的关系
1.民间信仰凝结了人们的生活记忆，让记忆在历史中得以传承。一个区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常隐含在其民间信仰传说或祭祀仪式中。民间信仰往往具有地域特色，是地方独特的乡村记忆，是地方人民在其拥有的众多历史文化中自觉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
民间信仰主要是指广大民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有关神灵、器物的行为举止、仪式禁忌等信仰习俗。它萌芽于传统社会，长期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普通民众的精神归宿和情感寄托。[3]可以说，它是乡村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宣传，提高广大船员的安全意识：强化广大船员的防台安全意识，惠州海事局相继印发了《船舶防台知识手册》、《水上险情应急指南》，惠州市海上应急搜救中心应发了《防台工作指南》，要通过发放这类小册子等形式提高广大船员的防台安全意识。
首先，教师要关心和信任学生，承认学生具有巨大的创新潜力，这是在课堂上达到民主和宽松的学习氛围的基本条件。其次，教师在课堂上应当把学生当作朋友，使学生能把自己的思想表露出来，从而激发创造性。尤其是课堂上允许孩子们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教师也对他们多鼓励、少批评，应避免产生学生因害怕违反教师的有关规定而感到紧张、焦虑甚至压制的现象。
2.民间信仰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切实体现出人们的生活理念。民间信仰大多依托地方自然、地理环境，传承历史悠久，带有农耕文化的基因。它表达了人民对神灵的崇拜以及对庄稼丰收的祈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与平衡，为地方民众提供社会教化与心灵慰藉。
3.民间信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为国家因俗而治提供了条件。民间信仰表达隐含的历史记忆不仅延续和凝聚着地方群体力量，而且也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或重构提供有力的支撑，以及“合法性”的依据。乡村中的个体成员通过参与乡村记忆相关的仪式活动，满足了其作为社会人对群体归属的心理需要，将个体与乡村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个体通过持续的地方认同感确立自身在乡村社会的位置，从而加强本地域村庄内部及各个村庄之间的联系，提高地方聚合能力，契合地方秩序与规范的要求。
(二)孙膑崇拜中乡村记忆的传承
1.国家强介入，民间强回应的孙膑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仪式不仅是一种文化展演形式，更是权力的表现，是国家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加强地区管理的一种政治手段。普通百姓往往通过参与和观看祭祀仪式来寻求精神寄托，而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强制力有意识地助力这种祭祀活动，引导民间信仰，使地方社会和普通百姓更易于被管理，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1.潍北地区孙膑崇拜的历史由来。潍北地区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是昌邑市瓦城村的孙膑庙。追根溯源，孙膑之所以能在潍坊北部地区备受推崇, 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一是瓦城村附近地域曾为孙膑封地，孙膑在当时与当地百姓有密切的联系。二是民间将孙膑的形象进一步神化，创造了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形式，关于孙膑的英雄形象以及神话故事广为流传，如瓦城村孙膑庙门前立有石碑, 碑文言：“遥想孙子焉……威名震一国，庇我一方……执使冰雹之神也。”[4]三是昌邑市辖区自商周时期就是我国重要的盐业基地，土地较贫瘠，民众为了寄托庄稼丰收、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景, 就将孙膑塑造成了主丰收的谷神。
即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介入，民间也不愿意按照国家的意图而是按照自身原来的方式传承乡村记忆。在这种互动模式下，国家与民间无法达成良好的沟通，乡村记忆传承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乡村记忆往往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视为封建迷信活动，偏离正常的传承路径，或者由于不具有公开进行的合法性而被人们逐渐否定甚至抛弃。
2.历史变迁中孙膑崇拜的演化。回溯历史，孙膑崇拜大概可以分成以下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特点各自不同。
第一，封建王朝时期的孙膑崇拜。从古至今中国礼仪中最为隆重的莫过于祭祀。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主导的官方祭祀很早就被纳入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并且以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国家对官方祭祀的重视，也使得民间祭祀得到了长足发展。孙膑崇拜追根溯源始于唐代。唐德宗时将孙膑作为历代六十四名将之一供奉于武成庙内，这是孙膑进入国家祀典的最早记载。随后，经过历朝历代的追风与推崇，尤其是宋元时期有关孙膑的民间小说、神话故事的盛行，作为国家祀典的孙膑崇拜开始走入民间。我国许多地方都建有孙膑庙，潍北境内多个村庄都保留着正月十四“发大牛”祭拜孙膑的习俗。然而，由于每个地域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孙膑庙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
第二，改革开放之前的孙膑崇拜。1938年，当地村民为预防日寇借庙宇建筑安设据点，将孙膑庙拆毁，孙膑祭祀活动被迫暂停。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祭祀活动再次遭遇低迷期，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各地政府对祭祀活动普遍持反对态度。在土地改革时期，各地的宗庙、祠堂建筑及其所占土地均被没收或征收，葬礼和土葬仪式也饱受政府批评。四清运动时期，这股反对祖先崇拜的风潮达到高峰。在1960年到1970年间，祭拜祖先、神明等各种祭祀活动均被废止，1976年瓦城孙膑庙内两株古槐被掘除。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潍北地区才逐渐恢复扫墓等祭祀活动。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村落不仅是血缘、地缘群体聚居的场所，也是受具体的社会制度所制约的生存空间。地方乡村记忆使当地村民实现了对自身的认同，也使各个具体的村落可以被外界所区别与认识。[2]
敦煌文献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佛教文献约占90%，涉及经、律、论；非佛教文献涵盖面更广，涉及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需要敦煌石窟文献研究专家、中古汉语研究专家、语料库语言学专家、计算语言学专家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开发建设敦煌文献多模态语料库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三、乡村记忆传承中的国家与民间互动机制
随着现代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当地政府发现潍北地区作为山东的红色革命老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由孙膑崇拜引发的祭祀仪式[5]、庙会活动以及手工技艺传承，艺术表演等，进一步增强了当地特色旅游的知名度，能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极大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2014年起，山东省开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为特色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形式。地方政府为提高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活动覆盖面，着力搭建民间活动场所的交流展览平台，提升文化创建水平。目前，该地区已建成各类专题性的村史馆、纪念馆、特色馆，极大地拓展了民间仪式活动的活动空间；旗袍队、秧歌队、“小章竹马”龙乡艺术团等特色团队的活跃，推动孙膑崇拜的记忆形式在这片热土逐渐深入人心，并通过民间仪式和情感的传承，保证地域文化脉络的生生不息，使该地域内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熟悉、接受并推广孙膑崇拜这种文化记忆。
(一)四种互动模式下的孙膑崇拜
孙膑崇拜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是潍北地区独特的乡村记忆，是潍北人民在其拥有的众多历史文化中自觉做出的一种文化选择，它围绕孙膑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取材于与孙膑有关的神话传说，并蕴含着当地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丰富多彩的传承形式维护并巩固着乡村的情感纽带。
艺术类高校即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的的高等院校，目前种类可大致分为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戏剧类、建筑类、文学类以及电影类等，为很多艺术爱好者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近年来，艺术高校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专业配置、招生就业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校园安全问题也成为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
孙膑崇拜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乡村记忆，民间为其传承提供载体与活动空间，国家通过公权力与意识形态教化赋予其以象征意义。国家与民间力量在记忆传承空间里渗透、交互又彼此疏离，形成了以“制度-市场-文化”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
第一，当地民众的主体参与。信仰总是受到信众的需求驱动而产生、发展。在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经济急剧发展，村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乡村面临着向城镇化的转型过程，出现了“老龄化”、“空巢化”的现象，村庄的社会属性弱化。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急剧提高使传统的乡村道德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乡村道德体系仍未建立，村民在这种道德失范的情况下不得不依仗孙膑崇拜这种特殊的民间信仰力量来缓解转型期的恐慌与紧张情绪，通过心灵上的依托来聊以慰藉。在当地，每年从腊月开始，各村懂行的老人都会聚集到一起做“大牛”，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为祭祀仪式做前期准备，自正月十四八时起，瓦城村内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大牛”游街的活动就开始了。由于当地有“摸摸老牛头，吃穿都不愁；摸摸老牛腚，到老都没病”的说法，故在游行过程中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为了祈求平安、顺利都会伸手摸一摸“大牛”。[4]孙膑祭祀仪式的扩大化也使当地家族成员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强化，与地域内其他村落的联系得以增强，从而促进乡土社会的和谐相处。
第二，其他民间记忆形式的融入。节日祭祀的形式各有特点，但是对神灵的崇拜以及对丰收的祈求都是相同的。祭祖与跑竹马形式相结合一直是潍坊地区西小章村马姓人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仪式，而随着潍北地区孙膑崇拜祭祀仪式规模的扩大，极具特色的“小章竹马”文化活动也参与到了孙膑崇拜仪式中。多种记忆形式的融合使孙膑崇拜的仪式活动更加盛大，“小章竹马”的表演活动也由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不再仅是一个祭祀仪式的强化工具，更是一个传统文化展演的过程。两种不同记忆形式的融合，使传统仪式常演常新。这种融合为传统记忆找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承形式，使整场仪式活动在不断填充丰富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体，使地域记忆获得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载体，形式更加丰富。
2.国家强介入，民间弱回应的孙膑崇拜。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地方乡村记忆可能带有很多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因素甚至封建迷信成分，国家基于对孙膑崇拜这一记忆形式长久发展的考虑，对于烧祭仪式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与管制，定时定点举行，避免其对当地环境的过度破坏。由于孙膑崇拜在潍北地区影响甚广，在初期大多分布在各个村落，分别举行烧祭仪式，故部分村民对于地方政府采取的相关举措有一些排斥，民众在政策初期难免会有不满情绪，对于政府的举措回应较弱。当地乡村记忆被动地接受国家的改造，执行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使乡村记忆的原生性发生改变，当地民众不愿接受“变味儿”的记忆形式，国家单方面的行政举措与经济刺激缺乏民众基础的支持，地方乡村记忆的传承因此缺乏持久动力。此外，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乡村出现了“老龄化”、“空巢化”的现象，村庄的社会属性弱化，村庄人口的减少也是的乡村记忆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3.国家弱介入，民间弱回应的孙膑崇拜。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地民众处于对地方文物的保护，防止孙膑庙宇作为日寇据点，村民将孙膑庙拆除。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缺乏恢复启动乡村记忆建设的能力，孙膑庙宇的重建工作以及孙膑崇拜的相关仪式活动也一再被搁置。在此期间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缺乏传承传统乡村记忆的动力，孙膑崇拜也由于不具有公开进行的合法性而被人们逐渐否定甚至抛弃，这一乡村记忆传承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几乎面临消失的命运。
4.国家弱介入，民间强回应的孙膑崇拜。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利用孙膑崇拜这一载体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搭建文化旅游合作平台，依托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邀请诸多公众人物参与到文化共建活动，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活动，培育精致文化重镇。此外，当地为扩大孙膑崇拜这一乡村记忆影响力，还采用摄影、网络直播等宣传手段对旅游文化进行进一步美化与包装。这些举措虽然有助于扩大孙膑崇拜的现实影响，但一味地注入过多的流行文化元素也使得传统的地方乡村记忆过于市场化，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难免走向形式化、空洞化的结局。
(二)国家与民间的互动机制
1.制度机制。孙膑崇拜在当地的推广代表着国家权力的认同与交换。山东省为深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擦亮“齐国盐都、孙膑采地”海洋文化品牌，打造瓦城社区孙膑文化品牌，将其确定为年度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镇政府安排部署精干力量，全程参与活动策划筹备。政府部门成立与民间联系的机构，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充分发挥民间精英的作用，政府承担辅助者的角色，推动乡村记忆的传承与发展。在相关仪式活动中，地方政府专门成立办事处作为连接政府与民间交流的平台，与民间精英、民间团体交接合作，通过人力、物力的援助侧面帮助、推动民间活动的顺利开展。为实现国家与民间在传承乡村记忆之间关系的缓冲,消弭一定的社会矛盾,地方政府扶持成立瓦城孙子庙管理委员会，并为秧歌队、“小章竹马”团队设立专门的练习场所，开展文艺汇演比赛，选拔出色的民间表演队伍，并为各民间艺术团队提供一定的活动补贴。同时，政府把这些民间团体吸纳到体制中，汇编为“龙乡民俗文化团队”，接受统一管理。[6]政府利用公权力引导民间话语合理有序地表达,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导向性,维持社会稳定,这其中体现着国家引导下民间力量的发育以及国家与民间的新型关系。
2.市场机制。在该记忆传承过程中，地方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出资修庙立碑，主动出面号召民间机构积极参与。孙膑崇拜“发大牛”活动也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借助年度节庆活动中烧祭仪式的定期上演,搭建地方性的公共生活平台。文化展演的不断重复形成了当地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7]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发扬以及孙膑祭祀仪式活动的不断扩大，当地的文化旅游名气不断提升。2016年，当地政府成功举办首届“乡村旅游节暨第一届龙乡文化节”、[8]“综艺大篷车走进龙池”、“菊俏龙乡”菊花展等一系列活动，为传统乡村记忆注入新鲜血液。在举办“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第二届龙乡文化节”时，政府引导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邀请诸多明星参与到文化节的活动中来。乡村旅游节暨龙乡文化节期间，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一同展开,激发了乡村文化创造活力，丰富了乡村记忆传承形式。
3.文化机制。乡村记忆的传承逐渐由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为了实现对民间活动的有效治理，政府努力将孙膑崇拜的有关活动运作成一种贯穿国家意志的艺术，拓宽民间互动路径，鼓励非遗文化的传承，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文化舆论的方式倡导孙膑崇拜，通过国家强制力畅通记忆合理有序的传承渠道。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由孙膑崇拜这一乡村记忆所引发的各项民间活动形式，突破民间原本祈福消灾的主旨，努力建构更高层次的文化目标，使其符合国家法律精神，顺应国家话语，实现国家法律表达与地域性文化规则的协同共存，使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乡村记忆淡化直至摘去封建迷信的标签，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
一般建议腋温38.5℃以上时要给宝宝用退热药。当然，腋温38.5℃以上使用退热药并非绝对，还要参考宝宝当时的一般表现。如果宝宝的精神好，能吃、能玩，即使测得的腋温在38.5℃以上，还是可以考虑继续观察，暂不使用退热药；但如果在发热的寒战期测值，即使测得的数值略有不到38.5℃，那往往意味着体温可能还会继续迅速升高，您也可以根据宝宝当时的一般表现和以往的护理经验，考虑是否使用退热药。
综上所述，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乡村记忆长期存在于中国乡土社会，融合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独特性。然而，尽管仪式是民间的，记忆是民众的，为使其得到更好地发展，乡村记忆的传承还需要符合国家的意志，记忆传承背后隐含着社会规则的认同与社会关系的维系。当前乡村记忆的传承形式只有通过国家的支持、民众的参与才能得以保持。而从目前国内乡村记忆的传承来看，国家与民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与摩擦，迫切需要实现国家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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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溪泽.“互联网+西部旅游华清宫”项目投资价值评估[D].广州：广东财经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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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InterventionandFolkResponse:TheInheritanceMechanismofRuralMemory:ACaseStudyofSunBiWorshipinWeibeiArea
CHEN Chun-ni , YANG Xue-yun
(Colleg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China)
Abstract：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memory h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expression of regional folk culture.In the process of its inheritance,it is inevitable to rely on the common strength of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Rural memory is rooted in civil society.State symbols give rural memory legitimacy.State power guides the direction of memory development,and even uses power to change the original nature of memory.Through the study of Sun Bin worship,a folk belief in Weibei area,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national forces and folk in memory inheritance activities,and explore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folk forces and official discourse expression,which has a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ontemporary rural memory.
Keywords：state intervention;folk response;rural memory;Sun Bin worship;inheritance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5-0031-04
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陈春妮(1994-)，女，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杨雪云(1969-)，女，教授，社会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社区记忆的保护机制研究(13BSH023)；安徽法制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招标项目：安徽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记忆恢复与重建机制研究
(责任编辑 董翔薇)
标签：记忆论文; 乡村论文; 民间论文; 国家论文; 孙膑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社区记忆的保护机制研究(13BSH023)安徽法制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招标项目:安徽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记忆恢复与重建机制研究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