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基于多元幸福取向的视角*
傅绪荣 魏新东 王予灵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智慧与幸福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eudaimonia well-being)正相关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hedonia well-being)是何种关系, 仍在争论中。从智慧发展的角度, 学者提出了积极人格发展观和发展历程观, 对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结合中国文化及智慧和幸福感的研究进展, 提出发展水平观：随着智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个体幸福感的来源、持续时间以及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未来宜重点解决两个问题：(1)选择和编制适宜的智慧和幸福感测量工具; (2)澄清智慧与幸福感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智慧; 幸福感; 积极人格发展观; 发展历程观; 发展水平观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强烈。幸福感(well being)遂成为心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学界主要有两种视角：享乐主义幸福感(hedonia well-being)和自我实现幸福感(eudaimonia well-being) (Ryan & Deci, 2001; Ward & King, 2016; 杨慊, 程巍, 贺文洁, 韩布新, 杨昭宁, 2016)。享乐主义幸福感视角认为幸福是个体的快乐体验及对生活的积极认知评价, 其测量指标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平衡及生活满意度(Diener, Scollon, & Lucas, 2003)。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个体对生活品质的主观体验,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和评价(Diener et al., 2003)。自我实现幸福感视角认为不宜将幸福感等同于表面的快乐体验, 而强调自我成长、人生意义、自我潜能和卓越表现等更深刻的内涵(Huta & Waterman, 2014; Ryan & Deci, 2001; Ryff & Singer, 2008; Waterman, 1993)。自我实现幸福感还包括社会性和道德的完善, 指个体致力于自我、他人或社会的共同幸福(Keyes, 1998; Law & Staudinger, 2016)。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多涵盖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内容(Ryff, 1989; Keyes, 1998)。
在幸福感研究中, 其关键影响因素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从最初关注外在因素, 如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等, 到后来的内在因素, 如自尊、大五人格等, 但都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Ardelt & Jeste, 2016)。若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不能确定, 那么提高幸福感的方法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智慧研究领域, 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智慧的功能。如果智慧对人类发展和追求幸福生活没有太大益处, 那么研究和追求智慧就会失去合理性(Baltes & Staudinger, 2000)。
智慧是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目的和手段(Baltes & Staudinger, 2000)。孔子曾断言“智者乐, 仁者寿”。智慧、幸福和长寿是人类的普遍追求。学界对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之争论从未停止。及时梳理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研究至少有两点意义：(1)探讨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变量, 为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和建设幸福社会提供启示; (2)梳理两者关系之最新进展, 把握未来研究方向, 推动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走向深入。此文首先对智慧的定义与测量进行介绍, 然后全面梳理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发展; 最后提出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发展水平观, 并提两点展望：(1)选择和编制适宜的智慧和幸福感测量工具; (2)澄清智慧与幸福感的因果关系。
1 智慧的定义与测量
智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 目前关于智慧的定义有很多种, 没有被学界一致认同的定义。被广泛引用的智慧定义和测量工具主要是柏林智慧模式(the Berlin wisdom model, BWM) (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智慧的平衡理论(the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Sternberg, 2013), 三维智慧理论(the three-dimensional wisdom model) (Ardelt, 2018), 智慧的英雄理论(the H.E.R.O.(E.) model of wisdom) (Webster, Weststrate, Ferrari, Munroe, & Pierce, 2017),智慧的自我超越论(self- transcendence wisdom) (Levenson, Jennings, Aldwin, & Shiraishi, 2005)。本文据此总结以往研究成果。
红花的生产区域多无污染，加之在红花的生产过程中，多不使用农药，红花生产符合农业持续发展的需求。现在中国许多地区把红花油作为高级烹调油食用，把红花花瓣作为提取天然色素的原料和中药材使用，红花产业化程度不高，规模较小，产品的质量档次及加工转化增值率较低，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红花必须进行产业化经营[8]。
1.1 智慧的定义
柏林模式认为智慧是关于人生的重要且实用的专家知识和判断, 也包括善良动机(good intentions), 指个体的行动兼顾自我和他人的福祉(Baltes & Staudinger, 2000)。
上面介绍智慧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阐释了研究者站在各自智慧理论的立场解释研究结果。积极人格发展观和发展历程观有所突破, 从智慧发展的视角重新思考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 将理论探讨推向深入。
Ardelt (2003, 2018)认为智慧是由认知、反省和情感(仁慈)等三维整合而成的人格特征。反省指多角度思考问题, 对他人和环境不求全责备, 准确地感知和有效地调节情绪, 接纳客观现实, 宽恕自我和他人。认知指辩证地看待现实处境, 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性, 人生无法预知和充满不确定性。仁慈指对所有人都充满同情与仁爱, 也即增进他人幸福的动机。
诗中“我”作为主体的第三次状态陈述，S3是“后来”的“我”，O3为价值对象“母亲”。这一阶段，即“我”的中年时期，“我”与“母亲”处于析取状态；
Webster (2010)认为智慧是个体有能力和意愿应用重要人生经验, 推动自我和他人朝积极方向发展。能力指决策、问题解决或其他智力形式; 意愿指主动采取智慧行动的愿望; 应用指实际的行动。智慧是5种关键特征的整合：幽默(Humor),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回顾与反省(Reminiscence / Reflectiveness), 开放性(Openness), 经验(Experience)。由于每个成分的英文首字母合成为英雄(H.E.R.O.(E.))这一英文单词, 因此这一模型最近也被称为智慧的英雄理论(Webster et al., 2017)。
同时，在一个学期的期初、期中和期末，再成长记录袋中，鼓励学生加入个人的学期初目标、学期中自我评价和计划完成情况总结以及期末总结。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主人翁意识，承担学习责任。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设立学习目标和计划，并执行计划的能力。
以往临床中为有效的对患有冠状动脉疾病患者进行确诊，多进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检测，并且成为临床诊断金标准，但此种检测方式的花费较多，并且造影剂将会对患者造成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使患者产生诸多并发症，对于诸多无症状患者而言无法接受[4]，因此需要对检测技术进行不断的改变。
走上智慧得福路径的个体, 在经历人生逆境后, 同样出现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短期内明显下降, 但他们愿意深入思考人生和世界的根本问题, 获得新的认识和领悟, 改变原先的意义结构, 提高智慧水平。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从逆境中获益亦越来越多, 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
近年来, 学界从研究视角和构成等方面对智慧定义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如Staudinger和Glück (2011)根据第一人称视角(first-person perspective)和第三人称视角(third-person perspective), 将智慧划分为一般智慧(general wisdom)和自我智慧(personal wisdom), 前者指个体为他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建议时表现出的智慧, 如柏林模式, 后者指个体在解决自己遇到的复杂问题时表现出的智慧, 如三维智慧理论、智慧的英雄理论和智慧的自我超越论。
从智慧的构成看, 上述定义都倾向于认为良好品德和聪明才智的合金才是智慧的本质。有研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 认为从素质的角度看，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 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合一的综合心理素质(陈浩彬, 汪凤炎, 2013)。个体一旦拥有这种综合心理素质, 就能让其睿智、豁达地看待人生与展现人生, 洞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 当其身处某种复杂问题解决情境时, 就能让其适时产生下列行为：个体在其良心的引导下或善良动机的激发下, 及时运用其聪明才智去正确认知和理解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进而采用正确、新颖(常常能给人灵活与巧妙的印象)、且最好能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或方法高效率地解决问题, 并保证其行动结果不但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正当权益, 还能长久地增进他人和社会或自己、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汪凤炎, 傅绪荣, 2017)。智慧天然地蕴含“善”的成分, 是其区别于智力和创造力等概念的关键特征(Ardelt, 2003;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Sternberg, 1998; 汪凤炎, 郑红, 2015)。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通过考察普通民众的智慧观证实了上述观点(陈浩彬, 汪凤炎, 2014; Li & Wang, 2017)。
1.2 智慧的测量
目前主要有两种智慧测量范式：表现法和自陈式量表法, 前者主要用于测量一般智慧, 后者用于测量自我智慧(Glück, 2017)。表现法的测量程序是, 首先呈现问题解决情境, 被试陈述对问题情景的理解、给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然后由评分者根据事先制定的与智慧有关的评价标准, 对被试的表现进行评定(Smith & Baltes, 1990; Mickler & Staudinger, 2008; Grossmann, Na, Varnum, Kitayama, & Nisbett, 2013)。如柏林模式提供如下情境：“一个14岁的男孩或女孩想立马离家出走, 请从一般角度思考他或她是如何想的以及该怎么做?” (Staudinger, Lopez, & Baltes, 1997)。评分标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 毕生发展的情境知识, 秉持价值相对主义也承认存在普世价值, 认识到存在相对不确定性且能对不确定性进行有效管理等5方面, 前两个为基本成分, 后三个为元成分。虽然表现法测量程序繁琐复杂, 不利于大样本施测, 但测量的准确性相对较高(Glück, 2017)。
自陈式量表法要求人们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与智慧有关的行为和表现, 评定其对题项表述的赞同程度, 间接测量智慧(Ardelt, 2003; Webster, 2007;Levenson et al., 2005)。有人认为, 自陈式量表不能有效测量智慧(Kunzmann & Baltes, 2003)。对此, Ardelt (2004)反驳到：尽管用标准化自称式量表很难甚至不能测量智慧本身, 但智慧的测量可间接通过测量其潜在核心成分的指标变量而实现。目前有多个测量智慧的自陈式量表, 如三维智慧量表(three dimetional wisdom scale, 3D-WS)、自我评估智慧量表(self-assessed wisdom scale, SAWS)、成人自我超越量表(adult self- transcendence inventory, ASTI) (Ardelt, 2003; Webster, 2007; Levenson et al., 2005)。自陈式量表法更适合大样本施测, 但测量准确性稍差(Glück, 2017)。
2 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文献, 本文主要在中国知网、PsychINFO在线数据库, 按照篇名和关键词输入“智慧”、“智慧和幸福感”、“智慧与生活满意度”、“智慧与积极情绪”、“智慧与消极情绪”、“智慧与心理幸福感”、“智慧与精神幸福感”、“智慧与精神性”等进行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70到2018年。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是：(1)正式期刊的论文、论文集和学位论文, 不包括会议论文; (2)第一手实证报告, 不包括转引的资料和理论综述类论文; (3)如果学位论文同时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中, 则以后者为准。需要注意的是, 有的研究者可能不认为某些概念隶属于幸福感的范畴, 如开放性和心理感受性(psychological mindedness)。本文筛选论文时, 依据论文的作者对幸福感的界定。如果论文作者认为他们测量的是幸福感, 则将其视为与论题有关而予以纳入。智慧的定义和测量以前述5种为准, 不在此列的研究予以排除。最终得到符合标准的实证研究报告22篇。
锻造工艺路线：芯棒展宽→换专用芯棒继续展宽→上下平砧成形修整，选用50MN快锻压力机进行整个锻造工序。具体过程为：将钛合金锭平放在大平板上，上端采用φ630mm芯棒分两次进行压扁，总压下量控制在300mm左右，左右移动芯棒进行展宽至坯料高度约为550mm。
2.1 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正相关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终极追求是自我实现 (eudaimonia)。自我实现指个体认识到自我的真正价值所在, 实现自己的潜能和美德, 最终获得丰盛完满而充满活力的幸福人生(Ryan & Martela, 2016)。以此为基础, 研究者提出自我实现幸福感, 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幸福感等同于快乐, 而应关注自我成长、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Huta & Waterman, 2014; Ryan & Martela, 2016; Steger, Kashdan, & Oishi, 2008)。Law和Staudinger (2016)进一步指出, 自我实现幸福感不应只重视自我的幸福, 还应兼顾他人的幸福, 最终实现共同的幸福。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多采用Ryff (1989)的心理幸福感量表(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PWBS), 该问卷由六成分构成：自我接纳、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掌控、自主性、人生目标感、自我成长。不过这一工具相对忽视了自我实现的社会性和道德内涵(仅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性的表现)。人是社会性动物, 需解决许多社会问题。Keyes (1998)从个体的社会性出发, 提出社会幸福感的概念, 认为其包括社会整合、社会接纳、社会贡献、社会自我实现、社会凝聚力, 由此编制了社会幸福感问卷(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研究多认为平衡自我、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实现共同的善是智慧的关键特征(Ardelt, 2003; Kekes, 1995; Staudinger & Kunzmann, 2005; Sternberg, 1998; Webster, 2010; 汪凤炎, 郑红, 2015)。如智慧者重视自我发展, 但这种自我发展不是无节制地索取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和权力, 而是获得洞察力和自我成长, 同时善于兼顾自我和他人的福祉(Kunzmann & Baltes, 2003)。智慧者和普通人一样, 渴望拥有幸福, 但这种幸福来自自我成长、人生意义和帮助他人(Webster, Westerhof, & Bohlmeijer, 2012)。
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的内涵有所重叠。因此不难推断, 两者之间应存在较高的正相关。研究者多将自我实现幸福感作为智慧测量工具的预测效标(Ardelt, 2003; Taylor, Bates & Webster, 2011)。虽然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的内涵有所重叠, 但不意味着两个概念可互换。自我实现幸福感产生于个体运用智慧素质成功的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性两难和冲突问题(Law & Staudinger, 2016)。因此智慧也是获得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手段(Baltes & Staudinger, 2000)。如有研究发现自我反省是智慧的必要组成部分(Ardelt, 2003; Glück & Bluck, 2013; Law & Staudinger, 2016; Webster, 2003), 个体可通过自我反省获得自我成长的幸福(Weststrate & Glück, 2017a)。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之关系的实证证据见表1。
2.2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的关系
2.1.1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几乎无关
西方哲学流行一种观点认为, 智慧者看透了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自我的渺小或局限性, 不会感到快乐。对普通人而言, 对现实维持一种美好的幻觉更易获得幸福(Bergsma & Ardelt, 2012)。还有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Fredrickson, 2001)。受这些观点影响, Kunzmann和Baltes (2003)将积极情绪划为两类：一类为快乐情绪, 如愉悦、高兴、自豪; 另一类为情绪卷入(affective involvement), 如感兴趣、活力、兴奋感。虽然快乐情绪让人感觉愉悦和舒适, 但可能来自盲目的乐观, 会削弱个体洞察人生意义和人类处境的动机和能力, 阻碍智慧发展(Kunzmann & Baltes, 2003)。情绪卷入激发个体探索环境的动机, 提高认知能力, 有利于智慧发展。因此, 智慧者不会有太多的快乐情绪, 只会有更多的自我卷入情绪。
自我实现幸福感(如控制感和人生目标感)在智慧影响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中发挥重要作用。Etezadi和Pushkar (2013)将控制感分为初级控制和次级控制, 前者指个体直接作用于环境获得控制感, 后者指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感知以适应环境。他们认为深刻地自我认知和应对外在环境的能力, 使智慧者学到很多实用性知识, 提高了问题解决能力, 进而获得更强的初级控制感。如果初级控制失败, 对模糊性的忍耐力和灵活的处置态度, 能使智慧者形成有效的次级控制策略, 避免挫败感和自我怀疑(Etezadi & Pushkar, 2013)。善于多角度思考问题, 渴望深刻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动机, 善于反思等特征, 使智慧者赋予人生事务以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目标感)。因此智慧者也是一个意义建构者(Etezadi & Pushkar, 2013)。早年积累的宝贵人生经验使智慧者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获得控制感(Ardelt & Edwards, 2016)。智慧者也能将关爱和感激作为人生目标而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感。接纳和反思人生的不幸, 加上较高的控制感, 使他们重新发现和建构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Ardelt & Edwards, 2016)。控制感和人生目标感可提高和维持较高的积极情绪(Etezadi & Pushkar, 2013)。支持此假设的证据见表2。
在教学方式上，除了采用集中式的小班上课或讲座方式来完成东、西方文化经典教学外，由于高职学生自由学习时间较充裕，也可采取课余时间阅读经典书籍及撰写发表读书报告方式来实现。如：要求学生在指定的阅读书目(分政治类、哲学类、历史类、经济与法律类、文学类、科学类、人生修养类7大模块)中任选至少3本出自不同模块(与所学专业最不相关)的著作进行自学精读、并撰写3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读书报告通过小组交流评比、带班教师审阅评定等方式考核。
左边的园里，雕塑着熊猫，两个大熊猫在长着山葱的草坪上玩耍，悠闲自得。梅花鹿在那颗沙果树的根部矗立着，很难让人发现，只有在八九月份，人们摘不到树上的沙果时，他才被用上。
表1 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正相关的证据
作者(年代)文化群体年龄跨度测量智慧的工具或范式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测量指标相关系数 Staudinger et al. (1997)德国人19~87BWM开放性, 心理感受性r开放性 = 0.42, r心理感受性 = 0.28 Kunzmann & Baltes (2003)德国人15~70BWM价值观：自我成长、洞察力、增进友人福祉、社会贡献和生态保护, 合作倾向r自我成长= 0.20, r洞察力 = 0.23, r友人福祉 = 0.20, r生态保护= 0.17, r社会贡献 = 0.17, r合作倾向 = 0.16 Ardelt (2003)美国人52~873D-WS控制感, 人生目标r控制感= 0.63, r人生目标 = 0.61 Webster (2010)加拿大人、中国人、印度人等18~36SAWS价值观：自我成长、洞察力、增进友人福祉、社会贡献和生态保护, 生命态度r自我成长 = 0.55, r洞察力 = 0.51, r友人福祉= 0.34, r生态保护 = 0.39, r社会贡献 = 0.26, r生命态度= 0.23 Le (2011)美国人39~963D-WS价值观：自我提升(权力、快乐和成就), 开放性, 自我超越(仁慈和宇宙视野)r自我提升= −0.08, nsr开放性= 0.20, r自我超越= 0.17 Ardelt (2011)主体是澳大利亚人18~683D-WS心理幸福感r =040~0.49 Taylor et al. (2011)同上同上3D-WS, SAWS心理幸福感r3D-WS = 0.64, rSAWS = 0.46 Etezadi & Pushkar (2013)具体不详, 说英语和法语45~793D-WS生活参与度, 感知控制r生活参与= 0.35, r感知控制= 0.40 Webster et al. (2012)丹麦人17~92SAWS心理幸福感r = 0.44 Wink & Staudinger (2015)美国中产阶级68~77BWM人格成长(开放性、心理感受性、自我成长、自主性、人生目标), 创生r人格成长= 0.57, r创生 = 0.34 Ardelt, Gerlach, & Vaillant (2018)美国人平均803D-WS开放性r = 0.31
Mickler和Staudinger (2008)也认为一定程度的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进行自我反省, 获得智慧, 但积极情绪达到一定水平, 对自我智慧发展的作用将消失。此外, 他们还认为具有自我智慧的人善于进行批判性自我反省, 引起不愉快感。
其次，介绍区域分解技术。首先，将研究区域分解成k个子区域D1, D2, …,Dk，然后延拓每一个子区域得到Ωi，使得Di⊂⊂Ωi⊂Ω。每个处理器分配一个区域Ωi，并生成独立的复合网格，在子区域Ωi附近用细网格h剖分，远离子区域的区域用粗网格H剖分。
还有研究认为, 虽然遭受重大人生挫折(如离婚、重大疾病、丧子等)会伴随较长时间的消极情绪, 但吊诡的是, 正是对这些人生挫折的反思促进了智慧的形成和发展, 由此将智慧与不快乐联系在一起(Weststrate & Glück, 2017a)。因此获得智慧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有研究采用ASTI测量智慧, 追踪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在退伍前的压力感知对十年后智慧的影响, 发现在战争中体验中等压力感的退伍军人, 其智慧的得分要高于低压力和高压力的退伍军人(Jennings, Aldwin, Levenson, Spiro, & Mroczek, 2006)。Weststrate和Glück (2017b)让被试报告其如何应对重大人生挫折事件及学到的人生经验, 结果发现对此进行批判性自我反省, 以获得意义感和自我成长的人, 有更高的智慧。支持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几乎无关的证据见表2。
2.1.2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中等正相关
埃里克森认为智慧是顺利完成每个人生阶段的发展任务而在晚年形成的优秀品质, 表现为个体在面对死亡时, 对人生的深刻认识和超脱的关怀(汪凤炎, 郑红, 2014, p.137)。在人生后期, 智慧者继续做力所能及的事, 接纳社会、生理和心理机能的丧失, 继续维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受此影响, Ardelt (1997)认为虽然外在因素, 如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身体健康等对维持生活满意度有一定作用, 但智慧是其中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正处于人生逆境、没有太多外在资源可用的人, 更需要智慧来维持积极情感(Ardelt & Edwards, 2016)。研究发现在弱势群体中(老人、妇女、临终病人等), 智慧与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更强(Ardelt & Edwards, 2016; Bergsma & Ardelt, 2012)。因此, 有研究发现智慧与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无关, 可能是由于选择受过良好教育, 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 他们有更多资源维持幸福感(Ardelt & Edwards, 2016)。
当前，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全球合作，为中外企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依托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业务布局、全球领先的创新技术以及丰富的海外项目管理经验，ABB全面融入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与400余家中国企业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紧密合作。仅在2017年，ABB就为280个“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了咨询、设计、工程、制造和服务，帮助降低项目成本和工程风险，在全球市场实现合作共赢。
2.3 小结与评价
综上, 智慧与自我实现幸福感的正相关已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是何种关系, 尚在争论中, 其中两者呈中等正相关的结论大体来自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自我智慧的研究(测量工具主要为3D-WS和SAWS), 而两者几乎无关的结论则主要来自采用表现法测量一般智慧的研究(主要为柏林智慧模式)。这似乎暗示, 测量方法和测量内容的差异可能是造成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Le, 2011; Zacher & Staudinger, 2018)。其一, 很多研究者质疑自我报告法测量智慧的有效性, 归结起来该方法可能存在三个缺陷：记忆偏差、自我认知不准确和社会赞许性(Brienza, Fyh, Santos, Bobocel, & Grossmann, in press; Zacher & Staudinger, 2018)。况且采用自我报告法同时测量智慧和幸福感, 易产生共同方法偏差, 而现有研究几乎未对此进行检验和控制。正由于这两点,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正相关虚高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其二, 表现测量法测量的是一般智慧, 而自我报告测量法测量的是自我智慧(Staudinger & Glück, 2011)。研究者对一般智慧和自我智慧的本质差异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系统的实证研究(Zacher & Staudinger, 2018)。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理论解释一般智慧和自我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差异。
表2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者(年代)文化群体年龄跨度测量智慧的工具或范式享乐主义幸福感的测量指标相关系数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几乎无关 Wink & Helson (1997)美国人27~52BWM生活满意度和夫妻关系满意度r生活满意度= 0.16, ns, r夫妻关系满意度= 0.02, ns Kunzmann & Baltes (2003)德国人15~70BWM情绪形容词r快乐情绪= −0.17, r消极情绪= −0.13, r情绪卷入 = 0.28 Mickler & Staudinger (2008)德国人20~4060~80BWM情绪形容词r积极情绪= 0.05~0.11, ns, r消极情绪= −0.02~0.04, ns Le (2011)美国人39~96ASTI生活满意度r= 0.09, ns Grossmann et al. (2013)美国人25~90智慧推理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人际关系质量, 反刍, 生活满意度, 人生叙事的情感语言r生活满意度 = 0.17, r积极情绪=0.01, ns, r消极情绪 = −0.27, r人际关系质量 = 0.25, r情感语言= 0.19 Hu, Huang, Ferrari, Wang, Xie, & Zhang (2018)中国人18~22BWM面部表情记录设备r悲伤情绪= 0.36 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中等正相关 Ardelt (1997)美国人58~823D-WS生活满意度r女= 0.76, r男 = 0.70 Ardelt (2003)美国人52~873D-WS一般幸福感和抑郁r一般幸福感= 0.45, r抑郁= −0.59 Neff, Rude, & Kirkpatrick (2007)美国人不详(大学生)3D-WS主观幸福感r认知 = 0.11, ns,r反省= 0.47, r情感= 0.35 Beaumont (2009)加拿大人18~35ASTI主观幸福感r = 0.48 Le (2011)美国人39~963D-WS生活满意度r = 0.33 Bergsma & Ardelt (2012)丹麦人20~703D-WS快乐情绪r = 0.30 Webster et al. (2012)丹麦人17~92SAWS快乐情绪r = 0.30 Zacher, McKenna, & Rooney (2013)美国人16~743D-WS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r生活满意度 = 0.16, r积极情绪 = 0.14, r消极情绪= −0.29 Etezadi & Pushkar (2013)具体不详, 说英语和法语45~793D-WS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r积极情绪 = 0.34, r消极情绪 = −0.27 Wink & Staudinger (2015)美国人68~77BWM人格适应(宜人性、责任心、低神经质, 环境控制、积极人际关系、自我接纳)r人格适应= 0.25 Ardelt & Jeste (2016)美国人51~993D-WS生活满意度, 一般幸福感, 积极情绪, 心理健康r生活满意度= 0.29, r一般幸福感= 0.35,r积极情绪= 0.34, r心理健康= 0.33 Thomas, Bangen, Ardelt, & Jeste (2017)美国人21~1003D-WS心理健康, 一般幸福感, 焦虑, 生活满意度r心理健康= 0.26, r一般幸福感= 0.35, r焦虑= −0.27, r生活满意度 = 0.30 Ardelt et al. (2018)美国人平均803D-WS一般幸福感r = 0.17
注：智慧推理是Grossmann等(2013)借鉴柏林模式开发的测量范式, 测量六个方面：站在冲突双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认识到事态会发生改变, 灵活的预测能力, 认识到存在不确定性和知识的局限性, 寻找化解冲突的方法, 寻找共识。这与柏林模式的三个元成分的内涵具有较大的一致性(Baltes & Staudinger, 2000)。
除关注引起智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外, 还应重视如下问题。(1)样本缺乏文化多样性。当前研究样本几乎来自北美和西欧, 针对其他文化人群的研究很少。(2)自我实现幸福感的理论基础和测量工具相对单一, 研究者多采用Ryff的心理幸福感理论或测量工具。(3)探讨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时, 应更重视幸福感的社会性和道德内涵, 尤其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探讨两者的关系。如智慧的中国人更可能因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而感到幸福(陆洛, 2007; 曾红, 郭斯萍, 2012)。幸福感与道德密切相关, 但至今很少有测量工具重视测量其中的道德内涵(Hirata, 2016)。道德也是智慧的核心部分(Sternberg, 2013; 汪凤炎, 郑红, 2015)。因此, 探讨幸福感与智慧的关系不能缺少对道德的关注。
3 从智慧发展的角度探讨智慧与幸福感的理论关系
Sternberg (1998, 2013)认为智慧指在积极伦理价值观(positive ethical values)的指导下, 运用智力、创造力和知识, 平衡个体内部(intrapersonal)、人际间(interpersonal)和个体外部(extrapersonal)的福祉, 平衡长期和短期福祉, 从而实现在适应、影响和选择环境等三方面的平衡, 最终实现共同的善(common good)。
3.1 积极人格发展观
Staudinger和Kunzmann (2005)基于人格功能将个体的人格发展路径划分为两类：人格适应(Personality Adjustment)和人格成长(Personality Growth), 后者与智慧发展密切相关。
式中，Qsk为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kN），up为桩的周长（m），up 为 3.14×0.5 m；qsi为桩周第i层土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kPa）；li为第 i层土的厚度（m）。
人格适应良好的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以及情绪稳定和可信赖的人格特征, 这些特征伴随个体的年龄增长而增长(Law & Staudinger, 2016)。社会成熟是人格适应的关键指标。社会成熟指个体能适应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角色和社会规范的要求, 目的是获得感官享受、权力和世俗成就(Law & Staudinger, 2016)。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责任心和神经质, 心理幸福感结构中的自我接纳、环境控制和良好人际关系均属人格适应的范畴(Law & Staudinger, 2016)。人格适应良好说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和结果令人满意。当个体因年老而出现生理和心理机能丧失时, 发展良好的各种实用技能和人格特征, 仍然有助于他们维持和提高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 但这与智慧的发展几乎没有关系(Law & Staudinger, 2016)。
人格成长指个体获得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洞察力, 复杂的情绪调节能力, 以及摆脱自我中心性, 关注他人的利益和福祉。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 心理幸福感中的自我成长、人生目标感和自主性, 以及心理感受性等是人格成长的关键指标(Law & Staudinger, 2016; Staudinger & Kunzmann, 2005)。人格适应促使个体完成社会化的常规任务, 遵循常规发展路径。人格成长需创造性, 促使个体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人格成长的结果是形成自我智慧(Staudinger & Kunzmann, 2005)。但人格成长或智慧之路并非坦途, 需不断地突破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 迎接各种挑战。因此, 享乐主义幸福感不一定与人格成长或自我智慧相伴, 也绝不是智慧者的终极追求(Law & Staudinger, 2016; Mickler & Staudinger, 2008)。
3.2 发展历程观
Weststrate和Glück (2017a)基于积极人格发展观提出了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发展历程观(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model), 他们认为个体深入反思自己经历的人生重大挫折事件是其智慧发展的重要动因。随着重大挫折事件发生后的时间演进, 个体可能会走上三条发展路径的其中一条：无知得福路径、智慧得福路径和消极适应路径(如图1)。
图1 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三种发展路径
文献来源：Weststrate和Glück (2017a)
走上无知得福路径的个体在经历重大人生挫折后, 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短期内明显地下降, 但他们快速利用自我防御机制缓冲该事件的影响, 将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提到略高于原先的水平。他们未深入分析, 而是用已有的意义结构解释当前的一切, 未形成新的意义结构, 也就不能产生智慧。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人未从创伤性事件中获益更多, 如幸福感。
1.1.5 遵守临床试验的双盲原则 研究者分成4组，第1组筛选和分配受试者；第2组施行治疗；第3组观察和搜集指标数据；第4组统计数据并且撰写文章；试验对象的分组对受试者严格保密；4组研究者的各自操作互相保密。
Levenson等(2005)将智慧等同于自我超越, 指个体不再依赖外在特征(如物质、社会角色、成就、名誉、人际关系等)显示自我存在, 而关注自我的内心世界(interiority)和精神性(spirituality), 强烈的感受着过去和未来的贯通感(connectedness)。自我超越也指消解自我和他人的界限而达到整体合一的状态, 获得同情心、深刻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整合。
第三条路径——消极适应。走上此路径的人, 面对人生逆境, 自怨自艾, 既缺乏有效的适应能力, 也无从逆境中获得人生领悟的动机, 最终既未获得智慧, 也未从逆境中恢复, 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中。随着时间推移, 个体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一直维持于低水平状态。
3.3 小结与评价
积极人格发展观是首个从智慧发展的角度探讨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理论。但此观点目前受到一些挑战。如积极人格发展观将自我智慧视为人格成长的结果, 这潜在认为智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但现有研究表明, 智慧不仅具有相对稳定性, 也受环境影响而表现出不稳定性(Grossmann, 2017)。若只考虑智慧的相对稳定性部分, 此批评不会对积极人格发展观造成太大的困扰。但人格成长与人格适应果真是相互独立的两条人格发展路径吗？Ardelt等(2018)认为顺从和保守之人(人格适应), 也有自我超越和仁慈特征(与人格成长和智慧有关); 开放性之人(人格成长)也会追求享乐、世俗成就和权力, 这与Staudinger和Kunzmann (2005)的预测相反。Ardelt等(2018)在98名美国男性60年的追踪数据中发现了三条而非两条人格发展路径：(1)青年期的外向性(人格适应)影响老年期的享乐主义幸福感; (2)青年期的开放性(人格成长)影响老年期的智慧形成; (3)童年期的生活质量、青少年期的学业和体育表现以及青年期的情绪稳定性(均为人格适应)影响中年期的创生和老年期的智慧(均为人格成长的结果)以及享乐主义幸福感。可见, 人格成长与人格适应的平衡发展对智慧和享乐主义幸福感有重要影响(Ardelt et al., 2018)。
发展历程观是新近提出的理论, 其有效性尚需追踪数据的支持。该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 重大、消极、非正常的人生事件, 如, 离婚、失业、死亡威胁、被遗弃等, 是智慧发展的催化剂(Weststrate & Glück, 2017a; Weststrate, Ferrari, Fournier, & McLean, 2018)。但这个前提对智慧发展真有普适性吗？首先, 积极人生经历对智慧发展也可能有积极作用。如在极度幸福和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峰体验状态中, 个体的人生意义将产生重大顿悟, 整个人生观发生改变(马斯洛, 1987, pp.366–381), 这些改变本身也是智慧发展的表现。Webster (2007)认为积极和消极的重大事件都能促进智慧的发展。Weststrate等(2018)也承认很多被试认为积极事件也能促进智慧发展, 如首子诞生。其次, 智慧不一定只产生于反思亲历的重大人生事件, 观察或阅读他人的经历也可能会起到积极作用。观察学习是人类的重要学习方式, 观察他人的经历, 可避免因错误的努力带来的损失和痛苦(班杜拉, 2001, pp.47–144)。Staudinger (2001)认为反省自己的人生经历可促进自我智慧和一般智慧的发展, 而反省他人的人生经历可促进一般智慧的发展。另外, 有时重大人生挫折事件是由个体的愚蠢所致, 智慧者可能会避免这些错误, 从而不会经历太多重大创伤事件(Sternberg, 2006; Grossmann et al., 2013)。
可见, 如果从人生事件的积极和消极效价以及反思的直接性和间接性, 至少可将重要人生经历分成四类：亲历的积极重要人生经历、亲历的消极重要人生经历、间接获知的积极重要人生经历、间接获知的消极重要人生经历。目前只有第二类人生经历更受研究者的关注(Jennings et al., 2006; Weststrate et al., 2018; Ardelt, 2005; Webster & Deng, 2015)。如果智慧发展既可产生于重大的消极人生事件, 也可来自积极事件或间接获知的经验, 那么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还如图1所示的三种发展路径吗？智慧发展与人生经历本身可能关系不大, 但如何解释和应对这些事件则对其智慧能否生成或提高具有重要影响(Ardelt, 2005)。所以, 本文并不否定发展历程观在解释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有效性, 而是要指出重大创伤事件可能只是探讨两者关系的背景之一, 是两者关系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特定类型。在其他背景条件下探讨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 也许与发展历程观的预测不同。
4 新观点和研究展望
4.1 新观点：发展水平观
基于积极人格发展观与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 可建构出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的发展水平观。积极人格发展观潜在地认为自我智慧是人格成长的终点, 没有说明智慧可分为高低差异不同的层次或水平。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根据个体品德和才能发展的高低差异, 将智慧分为小智慧、中智慧和大智慧(汪凤炎, 郑红, 2014, pp.251– 254)。如果单从智慧的相对稳定性来说, 人格成长过程也可视为智慧的发展过程, 即个体的智慧从小智慧发展到中智慧、大智慧的过程。
有研究认为自我实现幸福感比享乐主义幸福感更优越、更值得追求(Ward & King, 2016)。这表明幸福感也有层次之分, 且不同层次之间存在质的差异。最近有研究提出, 享乐主义幸福感和自我实现幸福感不能穷尽幸福感的所有内容(徐晓波, 孙超, 汪凤炎, 2017)。个体除生理和心理需要外, 还有精神需要。当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觉知和领悟达到物我皆忘, 内心深处体验到恬静、平和、意义与价值感、希望与力量感时, 精神幸福感油然而生(徐晓波等, 2017)。因此, 从幸福感的来源看, 至少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自物质和生理需要的幸福感是最低层次, 来自自我实现(包括自我成长和社会贡献)的幸福感是中间层次, 因精神超脱而获得的幸福感是更高层次。强调幸福感的层次性也更体现中国文化对幸福感的理解, 如中国人的幸福感既有基本生活需要和人际关系需要得到满足的感性之乐, 也有不断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而达到“仁”境界的理性之乐, 更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脱之乐和宁静和谐的涅槃之乐(曾红, 郭斯萍, 2012)。
由于智慧与幸福感都具有层次性, 根据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可推测：智慧发展的水平差异与个体幸福感的层次性相适应。随着聪明才智的发展, 个体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 逐渐看透人生幻象(Mckee & Barber, 1999), 发现人生真谛和真正的价值追求, 同时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问题解决能力也越来越高。而伴随道德修养的不断提高, 个体性的“小我”不断升华, 逐渐从自我中心脱离出来, 形成一个可包容更大、更多人的社会性的“大我” (杨中芳, 2009, pp.312–334), 直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将自我和宇宙同一(Levenson et al., 2005)。由此幸福感的来源也发生变化。具体而言, (1)处于智慧发展较低阶段的人, 能一定程度地发现人生的真正价值追求在于自我成长和社会贡献, 但还不能完全脱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当面对自我和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冲突时, 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虽有助于他们兼顾自我和他人或社会的长期和短期福祉, 但由于其道德修养所限, 其根本动机在于自己的福祉。此阶段, 他们可获得自身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和一定程度的自我成长带来的幸福感。(2)智慧发展中等程度的人, 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追求自我成长和社会贡献的动机更加强烈。不断发展的问题解决能力让他们更善于平衡自我和他人或社会的长期和短期福祉, 由于道德修养的提高, 其根本动机是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此一阶段的幸福感主要来自对高尚人生意义的追求和社会价值的实现。(3)智慧发展到最高层次的人, 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最深刻, 能超越物我的二元对立, 达到天人合一的超道德境界。发展最完善的问题解决能力使他们最善于平衡自我和他人或社会的福祉, 但其根本动机已经与自我和他人或社会无关,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我与他人或社会的对立。此阶段的幸福感主要来自精神的超脱和逍遥。此外, 随着智慧不断提高, 幸福感不仅在来源上体现出根本差异, 还可能表现为持续时间更长和对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大, 进而对寿命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也可从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推导智慧的反面与幸福感的关系。智慧的反面可分为德才俱低于正常和德才失调型, 后者可大致分为两种：德高才少和才高德少型(汪凤炎, 郑红, 2018)。德才俱低于正常者属于先天智力缺陷者, 他们对幸福仅有非常浅显的感受, 可能仅限于生理的快感。他们对幸福可能也无清晰的意识, 也就无所谓幸福不幸福。对于德高才少者来说, 尽管存有善心, 但由于没有发展较高的才能作为保障来解决复杂问题, 可能会好心办坏事或无法成功解决问题(汪凤炎, 郑红, 2014, p.201), 最终不能有助于自己和他人甚至损害自己和他人的福祉, 导致不幸的后果。由于德高才少者多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常规问题, 如果他们一生中没有遇到棘手的复杂问题或重大人生决策, 也能过上安稳而平淡的生活。才高德少者可能得不到幸福或长久的幸福。尽管才高德少者才能出众, 能较好地解决复杂问题, 但由于道德修养不够, 过于关注自我福祉, 不能正确地平衡自我和他人或社会的长期福祉, 也不能发现人生的真正价值追求, 最终可能有损自我、他人或社会的长期福祉。因此, 即使这些人能得到一时的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由于损害到他人或集体的利益, 最终可能使自己遭受长期的痛苦。现有研究也表明只有聪明才智, 而没有亲社会动机, 很难获得幸福(Grossmann et al., 2013)。
中国文化里有“吃亏是福”的说法。如郑板桥说：“吃亏是福——满者损之机, 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益于彼, 外得人情之平, 内得我心之安, 即平且安, 福即在是矣”, 此说法在部分中国人群里颇有影响。可惜的是, 少有人真正去分析“吃亏是福”在何种语境中才能成立。从智慧的德才一体理论看, 只有决策和问题解决的结果有益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长期福祉, “吃亏是福”的说法也许才能成立(唐辉, 周坤, 赵翠霞, 李纾, 2014; Zhao et al., 2018)。
4.2 研究展望
未来探讨智慧与幸福感的关系, 宜着眼于两方面。第一, 选择和编制合适的测量工具。从发展水平观看, 要探讨二者的关系, 需编制测量智慧发展水平和区分幸福感层次的测量工具。目前智慧测量主要采用表现法和自我报告法, 二者测到的实际上都不是智慧的发展水平(陈浩彬, 汪凤炎, 2013; Glück, 2017; 王予灵, 汪凤炎, 2018)。编制智慧发展水平测量工具, 关键是解决三个问题：(1)衡量个体智慧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是什么？(2)人类的智慧发展具体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具体表现是什么？(3)建立智慧常模, 用以确定个体的智慧发展水平在某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其次, 编制测量幸福感来源的层次, 且适应中国文化的幸福感问卷。简单地将享乐主义幸福感与自我实现幸福感放在同一框架中, 也许不能有效地解决幸福感的整合问题。如对如何整合不同类型的幸福感一直存在争论(Waterman, 1993; Ryan & Martela, 2016)。整合不理想可能是由于现有测量工具混淆了幸福感的来源、功能和体验的差异(Huta & Waterman, 2014)。国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多修订于国外的成熟问卷。它们有的包含西方的文化价值观, 在中国“适应不良”, 如Ryff的心理幸福感问卷(邢占军, 黄立清, 2004)。有的测量工具忽视文化价值观(如Diener的5题生活满意度问卷), 这虽然让测量工具更具有文化普适性, 却无法体现幸福观对幸福感的影响(陆洛, 2007)。精神幸福感并未进入幸福感测量的主流领域, 这体现在现有测量幸福感的主流工具几乎不包括精神幸福感的内容(Proctor & Tweed, 2016)。因此, 探讨智慧与幸福感之关系, 宜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 编制更适应中国文化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如根据幸福感的来源, 整合三种幸福感视角, 同时注重测量幸福体验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第二, 确定智慧与幸福感的因果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是影响智慧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 (Mickler & Staudinger, 2008), 另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是智慧发展的结果(Grossmann et al., 2013; Ardelt, 2016)。虽然两种观点都有追踪数据支持(Ardelt, 2016; Ardelt et al., 2018; Wink & Helson, 1997), 但对智慧的测量多依赖自我报告法, 无法避免较大的测量误差(Brienza et al., in press)。未来宜注意三个方面。(1)开展严谨的实验研究。实验法是确定因果关系的最可靠方法。如可设计干预方案提升个体的智慧, 比较幸福感的前后测分数之差异。(2)开展长期追踪研究。除生理基础外, 智慧发展需长期坚持不懈的实践与练习(王予灵, 汪凤炎, 2018)。短期追踪研究不是探讨智慧和幸福感之关系的最佳方式。(3)如果条件有限, 开展短期追踪研究时, 需谨慎地取样。智慧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发展较快(Pasupathi, Staudinger, & Baltes, 2001), 在45岁前有所下降, 45岁后缓慢上升(Brienza et al., in press)。也有研究发现智慧在成年期后缓慢上升, 55岁左右达到顶峰, 然后缓慢下降(Thomas et al., 2017; Webster et al., 2012)。短期追踪选择处于青少年期到成年早期和中年期的被试也许更适合。
对表6中数据进行回归拟合分析，以“贡椒鱼”汤锅料包的感官评分为响应值(Y)，得到各因素对响应值的二次多项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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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well-being: A perspective based on multiple orientations to well-being
FU Xurong; WEI Xindong; WANG Yuling; WANG Fengya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Wisdom and well-being are universal human pursuit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isdom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researcher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hedonic well-being is still debated.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the model of positiv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developmen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well-being.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and research on wisdom and well-being, the present article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al level model: With the growth of wisdom,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varies in terms of sources, durations, and influence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ocus on solving two problems: 1) choosing and developing an appropriate tool for measuring wisdom and well-being, and 2) clarify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well-being.
Key words:wisdom; well-being; positiv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rocess model; developmental level model
DOI:10.3724/SP.J.1042.2019.00544
收稿日期:2018-06-01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16JJD880026)。
通信作者: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分类号B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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