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升职业群体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以清代北方的商业市镇——河南周口镇为个案，分析山陕商人会馆建设与组织活动，呈现商人统合社会网络、民间信仰与道德规范，建构职业共同体的过程，凸显职业群体援引关帝信仰，塑造群体认同，进而整顿其道德规范，育养新型商人行为的机制。研究进而发现，传统商人在道德规范建设中娴熟运用内生性的地方文化元素，说明商人的精神世界不能以“大传统”来概括，这对进一步深化研究商人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文化规定性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职业共同体 山陕会馆 关帝信仰
市场的存续是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①没有道德秩序的市场无法良性运行，也不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增益。所以，无论是韦伯探讨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余英时研究商人精神，其实都关注市场主体的道德规范问题。但是，他们二人把道德视为先在的东西，来源于主流文化，作为市场主体的资产阶级或商人受其影响。如韦伯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深受“新教伦理”的驱策。②余英时则强调，在明清之际，儒家的伦理和教养对商人主观世界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他们都认为，既已有之的传统在商人身上发生作用，因此表现出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商人行为范式是否可以简单视为主流文化的影响所致，是否还存在其他文化因素对商人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对此语焉不详。因此本文选取河南周口明末清代的商业发展史作为个案进行较长时段的考察，以发现商人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建构过程中，地方文化对行为规范塑造的重要作用。
地方文化对商人行为规范的影响通过职业共同体起作用。共同体在内部关系上具有亲密无间、内外有别、共同生活等特性，④又以共同的地理区域、地域性社会组织等为外部特征⑤。社会学对共同体问题的关注持续不断，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共同体，韦伯则关注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等共同体类型，而涂尔干关心的是职业共同体。涂尔干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视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能够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⑥本文的“职业共同体”是指职业群体在合作基础上，利用文化与价值建构起来的共同体类型。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中，山陕商人运用内生性文化作为工具，建设职业共同体，构筑以地缘、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网络和组织架构，进而提升职业道德，重塑群体的行为规范，建立稳定的市场秩序，推动城市商业社会的兴盛。
一、山陕商人与周家口的社会发展
明末商品经济发展，“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盛行，⑦大宗商品远程贸易发展尤为迅速。⑧各地商人利用这一契机，大规模地前往异地从事经济贸易，成为各大都市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客籍商人群体。山陕商人是北方客籍商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全国开展的经贸活动是中国商业化发展的缩影。⑨有山陕商人处，往往有山陕会馆，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组织与场所。
清代以前的周家口镇(位于今河南省周口市)只是一个普通集镇，位于沙河南岸，居民不过百家。⑩但它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之处，交通便利，是漕运的重要节点，因此成为商贾聚集之地。到清朝初年周家口发展到居民6093户，人口约为3万人，跻身河南四大名镇之列，与朱仙镇、道口镇、赊旗镇齐名。乾隆时期，颍河南岸的周家口与北岸的永宁集连成一体，愈加繁盛，时人形容周家口“人烟聚杂，街道纵横沿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连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山西铜铁、豫西山货、安徽茶蔴、两湖竹木、两广纸糖、天津食盐等均在此地集散。据推测，道光年间全镇商号数量达1500-2000家，嘉庆、道光年间的商业规模约500万-600万两。其中，尤以山陕商人、安徽商人、两湖(湖南、湖北)商人、两广(广西、广东)商人、江西商人、福建商人为多。在众多商帮中，山陕商人入驻较早，经济资本最为雄厚，对本地市场建设贡献很大。
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明清时期商人往往建立会馆，作为行业组织与议事场所，以汇聚众商之力，这促进了职业群体的发展。山陕商人也不例外，早在康熙年间，山陕商人就在周家口建起了两座山陕会馆。其中南岸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北岸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从会馆兴修抽取的厘金数额来看，山陕商户涉及15个行业300多家商号，总额突破1万两(见表1)。从北岸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1821年)的碑记来看，修建捐资中仅有名号可考者，就有行商320家，坐贾164家，如果加上众多小商号(数量至少可达500-600家)，数量当超过1000家。就行业结构来说，山陕商人主要经营杂货，周家口北岸山陕商人经营的319家商业中，杂货行有179家，占56%。其他行业也颇具规模，山陕“八大董事”(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李玉盛)中，牛公盛自清初即以丝织为业，是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在当地影响颇大。可以说，规模庞大、行业众多是周家口山陕商人商业结构的突出特征(见表1)
表1道光十八年(1821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所列行商抽厘统计单位：两
行业列名商号数厘金零厘头合计占总额杂货行1807518.36396.837915.1976.91%麻行21200.89187.54388.433.77%油行1676.12284.15360.273.50%丝行9101.99202.75304.742.96%布行1385.59139.34224.932.19%京货行15152.6147.09199.701.94%西烟行1485.8390.42176.251.71%骡行7168.861.87170.731.66%果行1268.0089.50157.501.53%白米行1377.8171.74149.551.45%山货行1167.766.21133.911.30%鱼米行315.8734.2050.070.49%竹木行328.707.0935.790.35%皮行28.1010.5318.630.18%药材行13.852.236.080.06%合计3208660.281631.4910291.77100.0%
资料来源：道光二年刊《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碑记》，见 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4页；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北京：《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143页。
二、山陕商人的内部矛盾与缓解
两座山陕会馆的建立，其实是周家口山陕商人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同一个市场中，来自各处的商人因为经营活动往往产生利益纠纷，但利益纠纷导致的不正当竞争会阻碍职业群体的发展，因此弥合内部矛盾是山陕商人构建职业共同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之外的关帝庙大多与会馆无关。
图1(清)周家口永宁集图
图2(清)周家口北岸街道图
资料来源：图1、图2改编自顺治《商水县志》卷五《地理志·舆图》。
南岸商人先行建造山陕会馆，表面看是为同行提供祭祀活动和议事的场所，但他们通过掌握祭祀活动的主导权，试图掌控周家口整个山陕商人群体的话语主导权。同时，山陕商人以关帝为财神，都希望获得关公庇护，保佑生意兴隆，因此十分重视仪式程序，对祭祀活动的时辰有着精确要求。但当时沙颍河中并没有修筑桥梁，南北行人仅靠摆渡过河，交通不便，北岸的山陕商人到南岸会馆参与典礼时常迟到，南岸的同行常以过时不候为由，不予等待，刁难北岸同行，这让北岸商人非常不乐。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两岸山陕商人在南岸会馆筹备祭典议事时双方矛盾激化，北岸商人一怒之下决定另辟新馆。北岸商人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却长期受到南岸商人的压制，所以他们倾向于将大量财力投入到山陕会馆的建设上。会馆兴修始于筹款，他们发动沙河北岸的山陕商人集资购料、选址买地。最初的集资按自觉自愿的原则，多少不限，由关帝庙住持派人到各商号收取，但很多商户的表现并不积极。从南北山陕商人的矛盾，到北岸商户捐款的不积极，都说明在山陕商人进行会馆建设的初期，职业群体尽管有“山陕”之名，但并无其实，此时职业共同体尚未建立。
北岸兴隆街路北的山陕会馆至咸丰二年(1852年)，历经159年全部竣工(见表2)。其主体有大殿、花戏楼、石牌坊、铁旗杆、春秋阁和大拜殿等20多座建筑，大殿为主体建筑，是最早建设的祭拜关帝之地，偏殿则用以祭拜其他神灵，花戏楼为酬谢神仙、演戏娱乐之处，飨殿为举行大型仪式的场所，财神殿则为进行大型行业活动的场所，春秋阁内塑有“关公夜读”塑像，也是歌颂关公的楹联最多之殿。嘉庆年间，随着主体建筑的落成，山陕会馆中的配套制度已十分完善，在此之后，南岸会馆逐渐弃置不用，山陕商人的组织重心转移到北岸。
在长达150多年的会馆修建中，历次营建与修缮都是由董事会中选举出来的主事(也称会董、董事长等)负责，无论是大修还是岁修，这些修缮所需银两都来自于民间。筹集资金靠的是厘金和布施这两种形式。当地的山陕商人，行商要按商埠资金的数额每年抽取一定数量“厘金”；坐商则是每在修缮之前，由主事登门写帐，捐赠者自报数目，记录在册。主事要把捐赠人姓名和商号名称以及所捐银两数目刻在碑上，每项开支精确到两、钱、分，实质上是一种精确入微的财务公示。山陕会馆的石碑上所刻文龙的作用是监督这些银两的用项，提醒主事不得挪作他用，更不得中饱私囊，否则守护这些银两的神龙将会给他严厉的惩罚，以制度与神灵之力促使“董事者奉公洁己，众出纳之必严，费不至于虚靡，功期归于实用”。会馆的兴修能够看出商人在集资建设的过程中试图建立合作机制，并赋予组织活动以神圣色彩，达到缓解内部矛盾的目的。山陕会馆的重大项目工程完成之后都会将兴修的缘起、过程、成果、捐资明细等内容撰于碑上，兴修缘起往往以关帝之名义，如“顾人之叨帝佑也无终穷，斯人之报帝德也无止息。复于嘉庆五年因庙后隙地创建高阁”；碑文内容也多赞美关帝之词，如“仰惟大帝，忠义扬氛。乃神乃圣，乃武乃文”。山陕商人通过碑刻来使约定俗成的规则昭示于众，一方面是为记录善行，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修建会馆这样一种需要通力合作的集体行动来弥合内部矛盾，形成职业群体内部的合作机制，从而为构建职业共同体奠定基础。
表2清代周家口北岸山陕会馆修建过程
年代建筑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大殿建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建河伯、炎帝二殿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建药王殿、东廊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建财神殿、西廊房、禅房僧舍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大殿,建飨殿、香亭雍正十三年(1735年)建舞楼、山门乾隆八年(1743年)建老君殿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钟、鼓二楼乾隆三十年(1765年)建马王殿、酒神殿、瘟神殿、石牌坊、马亭、戏房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81-1783年)重修香亭、钟鼓楼、药王殿、瘟神殿及马亭、戏房、彩绘诸殿、两廊,铺砌内外庙院嘉庆二年(1792年)铸铁旗杆嘉庆五年至嘉庆七年(1800-1802年)建春秋阁、歌舞台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二年(1815-1822年)立牌坊2座、建廊房14间、客庭10间、看楼10间、作坊20间,并修院墙、砌甬道、施彩绘道光十六年至道光十八年(1836-1838年)重修殿宇、香亭、石舫、戏楼、碑亭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1850-1851年)建后院飨亭,修葺前后殿廊楼阁咸丰元年(1851年)建春秋阁前拜殿咸丰二年(1852年)全部落成光绪三年(1877年)重加修整
资料来源：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89-223页；周口镇文管局：《周口镇关帝庙介绍》，郑州：《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第59-60、74页；谢娟：《会馆建筑中的卓越代表——漫谈周口关帝庙的价值》，见凌全贞、李全立主编：《周口文物考古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三、山陕商人的职业共同体建构
商业会馆作为行业组织在弥合主客矛盾与各地商帮之间的矛盾方面作用显著。实质上，利用会馆的地缘组织属性，职业群体能够实现在日常生活层次上重建社会，回归传统共同体意义上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和支持关系，重塑集体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从“群体”走向“共同体”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行动者运用文化工具塑造的结果，通过一系列文化规训活动，他们在群体内部培育共有的情感共鸣、共享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成员认同，这样的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本文从组织与文化的角度阐述该过程，并将内生性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作为分析核心。
昆山砍人案，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大快人心，奔走相告!法律不能苛求每个防卫者都是黄飞鸿，对穷凶极恶者“点到为止”。优先保护防卫者，是正当防卫制度的价值所在。此案的处理，必将对后续同类案件起到积极引领作用。公平正义写在法条之中，更应由每一个个案体现。
(一)地域信仰与地缘组织
具有浓厚地缘性的同乡意识是中国近世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大特点。商人注重同乡意识，以强化地缘纽带的方式进行群体整合，为他们在异乡的合作打下基础。清朝初年，客籍商帮进入城市社区之后，往往通过建立会馆与公所实现内部团结。清代周家口镇陆续建立了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安徽会馆、两湖会馆、湖广会馆等。会馆既是商人的聚集地，也是同乡人生活奉献和行业竞争的庇护所。
地缘性是会馆组织的重要属性。山陕会馆有诗文记载：“异乡建馆会同乡，况合晋秦共梓桑。”在周口镇建立山陕会馆，将“山西”与“陕西”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塑造成为他们共同的家乡。可以看出，山陕商人之所以斥巨资修建会馆，其中的重要目的便是重构成员间的地缘网络。在打造“山陕商帮”，加强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山陕商人很好地利用了“秦晋之好”的典故来加强群体认同，“宜联秦晋属春秋，同时梓榆作客游”。“秦晋之好”本是源于春秋时期秦国与晋国之间政治联姻的历史典故，后用于比喻门当户对的婚姻，山陕商人将历史典故与成语内涵结合，提炼其中蕴含的亲密关系来构筑一种同乡意识，加强地缘纽带，拉近职业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的距离。这种同乡意识本来是一种假想，但是因为关帝信仰的关系，大大增强了它的说服力，山陕商人都对此坚信不疑。
山陕商人地缘网络建构的核心是关帝信仰。自宋以来，关羽在国家信仰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明朝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清朝的关公文化更是被推崇到极致，成为清朝官方主神。但清代官方的关帝主要是作为政权的保护神，而作为民间神关公的神格有多重性质，如财神、行业神等角色。从地方社会中数量众多的关帝庙来看，民间信仰中的关公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与社会各阶层发生联系。而本文中的关帝信仰与前述略有不同，其源自由“大帝籍隶山右解梁”引发的地缘认同，“大帝”即关帝。由于关羽是今山西解虞县人，所以山陕商人对其有着天然的情感共鸣。他们所尊崇的关帝信仰不是官方推崇的信仰与民间流行的崇拜，而是一种来自地方性知识的内生性文化。这种文化来源于群体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具有地缘色彩与价值导向的特征。与其他文化资源，特别是主流的儒家思想相比，关帝信仰对山陕商人能够产生的影响更大，固然有地缘认同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关帝信仰能承载商人对求财逐利的文化认同。
利用关帝信仰作为媒介，山陕商人将职业群体包裹在地缘网络之中，构筑起地缘和信仰的共同体，强化了职业共同体的认同感。当山陕商人初入城市社区时，他们将关帝塑造成为地域神，发挥其对山西、陕西两地商人的号召力，体认“秦晋本如一家，同声同气，管鲍尽为知己”；在此基础上发出“既为山陕之人，应预山陕之事”的号召，提倡山陕商人团结一致，抵制分裂，为群出力，在合作基础上加强的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进一步加深了商人对山陕会馆这一地缘行业组织的依赖。
因此，周家口山陕商人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始于编织一张以地缘纽带为基础，以神圣性为特征的社会网络，地缘网络的重构弥合了“同行不同利”的张力，促使其相互合作，因此将地域信仰融入地缘组织中，目的是实现利益协调与合作经营。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号称同乡”，到光绪三年(1877年)的“秦晋为一家”，碑文措辞的转变说明山陕商人利用地缘组织塑造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客籍商人之间共有的情感认同，初步形成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向心力。
(二)会馆建设与行业规范
以往的会馆研究多认为，会馆中的各项组织制度是构建职业共同体的关键，但组织文化建设对商人的影响同样深刻。经过职业共同体的初步建构，会馆已经成为了汇集同乡之力的地缘组织，而关帝信仰还需要融入组织活动中才能进一步发挥文化规训的作用。山陕会馆建成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人举办行业活动、联络乡谊的重要场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山陕会馆主殿建成，内塑关帝塑像。山陕商人信仰“承帝之庥，当思酬帝之德”，自当尽力“侍奉关帝”，恪守仪轨，按时祭祀。雍正九年(1731年)，飨殿建成，会馆的祭拜仪式参照文庙仪礼制定，变得更加规范。仪式活动强化了文化符号对于组织成员的影响力，山陕商人对关帝的信仰更加虔诚，“众商恪奉大帝虔诚如一日”，内部认同感更为强固，形成“同精卫之填，协力益坚”的伙伴关系，这为山陕商人确立合作规范提供了精神支持。
在满足95%等剂量曲线对乳腺靶区PTV的剂量覆盖的前提下，VMAT计划方式的靶区PTV平均剂量明显较6F、7F方式小；而靶区最大剂量则较6F、7F方式略高；VMAT计划方式的靶区适形度最高，7F方式次之，6F方式最差。3种计划方式的靶区的最小剂量以及靶区均匀性指数等方面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在组织文化形成的基础上，山陕商人利用关帝信仰来塑造行业规范。通常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进香朝拜，全镇的山陕商人都会到北岸会馆祈求关帝保佑生意兴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财神殿落成后，每月的初一、十五遂被定为“校秤日”，周家口所有山陕商人在这一天都必须携带营业用秤到此处进行校秤活动，一旦被同行发现所用秤不准，轻者会受到会董批评，重者停业整顿，更甚者吊销营业执照。校过秤后，会馆会为秤贴上标签，证明是合法秤，如有商号被发现使用未校的秤，即可责令停业。这些活动以神灵的名义来保证商业活动的有序进行，进而制定行业规范，并向整个城市社区展示自身公平、信义的经营理念。
行业规范订立后，若是从业人员鲜有自觉遵守，那么规范便形同虚设，这是在职业共同体中进行价值建设的原因。山陕商人进行价值建设的核心是将关公护佑与事业兴盛直接联系起来，即有了关公的保障，商人的生意才能够发达，所谓“大王既以次而兴，多福将不时而降，行见据者常操胜算，行者屡获奇赢。”经过山陕会馆的组织文化建设，商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事业中的“常操胜算”、“屡获奇赢”与尽心尽力侍奉关公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对神明务必要存敬畏之心，对仪式要有恭敬之感。也就是说，山陕商人以会馆组织为中介，利用关帝信仰将神灵庇佑与行业规范结合起来，使人们的经营活动受到精神约束，以保障群体成员自觉认同组织文化，接受组织规训。这种文化是有传承性的，“吾记之，吾更望吾乡人之勉于其后也”，代代强调的文化理念强化了山陕商人对于地域神的认同，由行业神缘起的业缘纽带与由地域神而重构的地缘纽带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高度重合，山陕商人将来自地方性传统的关帝信仰融入组织建设中，塑造共享的价值观念，确保共同体成员能够遵循组织制度、遵守组织规则、尊重组织文化。
(三)信义文化与成员认同
商人职业共同体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将道德规范融入个体的日常行为与实践中，重塑群体成员道德社会化的途径。为了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形成职业伦理，山陕商人将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寄托于关帝的神明，积极发掘关帝信仰中蕴含的“信义元素”，发展出信义文化，敦促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形成。周家口山陕会馆每修新殿，都会重新打造匾额与楹联，其中写满了对关公忠义的颂赞之词：“赤面表赤心千里常怀赤帝，青灯观青史一生不愧青天”、“秉烛持纲常顾影何惭心上日，封金完节义对人不愧性中天”等。这种极力推崇关公“忠义”思想的做法，目的在于提取关公文化中能够与商人经营活动结合起来的元素，在组织活动中使商人受到文化感染，促使经营者为人处事“笃于行义，立隆万古”，在关公文化的宣扬与熏陶下，山陕商人形成了对诚信经营理念的普遍认同。
“信义文化”深刻影响了山陕商人的经营行为，在一系列组织建设与文化规训活动进行后，山陕商人的经济行为逐渐告别无序混乱的状态。清代周家口山陕杂货行的秤分“天、地、人、心”四种，收货用“天”字秤，3斤底，每秤100斤加3斤；出货是“地”字秤，公平16两，一般无损耗，规规矩矩，公平交易；“人”字秤是加二秤，即120斤作为100斤，加二秤用于买卖花尖纸、板纸、点张纸等商品，糖类使用加一四秤，即114斤作为100斤；白矾、黑矾、红土使用加二五秤，即125斤作为100斤，称为“心”字秤。客户认为有利可图，便争相采购，趋之若鹜，自然门庭若市。由于薄利多销，看似利润少了，但因批量大，给山陕商人带来滚滚财源，由此带动邻近县、省的客户也到周家口进行贸易活动。所以，山陕商人能够“屡获奇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利用内生性的关帝信仰作为文化工具对行业进行了整合，将关公的忠义精神与商人的诚信理念相融合建构职业共同体，塑造了群体的职业道德规范，才获得了长足发展。
涂尔干提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秩序的建立与道德规范的维护需要发挥职业共同体的作用，培养人们对公平、正义等道德规范的尊重和敬畏。商人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文化符号塑造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整个市场经营方式与理念的转变。在山陕商人“信义文化”经营理念的传播下，周家口镇商人在“义利”问题上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周家口明清时期是豫东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凡豫省粮食、杂货自光州、固始及周家口等处从正阳、新城、怀远、蚌埠、长淮、临淮、盱眙出口。”周家口的粮食商行面对厚利仍秉信义之道，比如代客买粮，商家严格按照客人的要求，保证粮食数额与质量。对客户购买的粮食，一时不能转运需要在周家口暂时贮存保管的，无论租赁仓房、盘斗搬运，统由行店负责代理。出仓时，粮食一旦出现短缺耗损，无论耗损多少，统由行店如数赔偿损失，出现多余粮食统归买主所有。因此，各路客商对周家口的粮行都非常信赖，乐意到周家口进行粮食交易，这保证了周家口市场的粮食品种齐全，货源充足，价格合理，销路畅通。周家口的粮行中部分是山陕商人经营，说明其所宣扬的“信义文化”已开始辐射城市社区，成为整个市场共同的经营理念。这也侧面反映出山陕商人已经成功完成了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并且发挥了社会整合的功能，图2中的“三义街”、“德化街”等老地名也作为这种商业文化的历史印记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周家口镇的山陕商人完成了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在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商人内部既有冲突又有合作，虽然冲突与合作对于商人群体来说是始终存在的，但会馆建设为消弭冲突，加强合作提供了重要空间。商人为了应对分裂危机，往往以会馆组织为中介勾连个人与社会，构建职业共同体。他们建立起商业联盟实现经济合作，利用制度设计规范整个行业，同时运用仪式与符号塑造精神世界，推动商人由松散无序的“群体”向紧密联结的“共同体”转变。他们重视会馆组织的地缘性，利用地域信仰塑造集体认同，培养成员的自觉意识与行为，积极解决市场无序的问题，打造具有凝聚力的职业共同体。
商人职业共同体建构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有利于商人群体发展的道德伦理和行业规范。明清以来，商业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城市社会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产生诸如牙行霸市、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等失范现象。商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完善，要求商人寻找能够约束群体的长效机制，会馆组织正是以建立行业规范为主要目标的机构。没有职业共同体、公共空间所提供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规训，规范的养成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就促使商人挖掘文化资源，重构个体道德社会化的途径。客籍商人作为来到地域社会谋生的职业群体，他们所携带的独特的文化符号是道德培育的重要资源。对于山陕商人来说，关帝信仰是他们培育职业道德的重要工具，这种内生性文化为山陕商人塑造了以地缘信仰为核心的情感认同，又为他们提供了公共领域建立行业规范，进而将内生性的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商业文化与经营理念中，推动社会道德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最终养成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所以说，山陕商人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也是他们构建职业共同体的过程，而促使他们的经济活动从混乱无序、只顾私利，到公私兼顾、精诚合作的行为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内生性文化——关帝信仰。
文化因素对商人行为的影响是研究商人群体的一个重要问题。有观点认为，近世商人文化始于理学的分流，儒家思想中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部分被商人整合为群体的道德信条。这种观点部分呼应了韦伯与余英时的主张，即商人的道德培育主要依赖业已形成的主流文化资源，他们从这些资源中提取出一些符合自身商业文化的元素(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中庸之道等)来进行群体规训。他们的理论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市场的完善滞后于文化的成熟。在这种理想类型中，由于地域文化发展较早，地区商业繁荣之时就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化传统(例如徽州文化)，所以商人的经济行为主要受到社会主流思想变迁的影响，商业秩序由大范围历史文化因素孕育而生。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也存在另一种路径，如周家口，随着山陕商人大量进驻，他们为了在当地生存与发展，利用关帝信仰这种具有内生性的地方文化符号建立会馆组织，培育职业道德，形成商业规范。在山陕商人构建职业共同体的过程中，较主流文化而言，地方性文化更能引起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共鸣，促使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对集体的认同感，进而接受规训，养成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在影响商人行为的文化因素中，民间“小传统”的文化落地并不能够完全视为文化“大传统”的形变，而是行动者能动性的体现，商人为了推动个体的行为塑造而采取的手段与策略，是商人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①[英]F.A.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⑩(顺治)《商水县志》卷5，《地理志·集镇》。
③参阅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④[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⑤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上海：《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第19～25页。
⑥[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5～17页。
⑧高元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93～107页。
⑦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
⑨[日]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道丰、孙耀、阎守诚 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6～280页。
②参阅 [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 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宋伦、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西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4～40页。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我国面临着婴幼儿人口的激增，婴幼儿家政产业的发展需求日益凸显。0~6岁城镇婴幼儿人数将由2018年的11504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11511万人，有保育服务需求的婴幼儿在1490万人左右。随着职业女性需要平衡工作、生活需要，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社会化程度低，再加之目前我国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儿童，资源尤为紧张。对于0~3岁婴幼儿的社会养育服务极度缺乏。
品牌离不开渠道的拓展，陈伟表示，邦力达·两河源果业专业合作社在果品销售的传统渠道和电商渠道同时发力，目前已建立起京东旗舰店、微信商城等平台，并对接全国各大主要农产品交易市场，同时还吸引了众多外地果商进行实地采购。2017年，合作社内帮助社员销售猕猴桃、柑橘等水果500多万斤。通过在种植管理、农资投入、品牌打造到水果购销等环节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社员依托合作社的农资和服务种出好果，合作社为社员的好果赋予品牌，实现了农户、合作社、农资企业、水果消费市场等多方的融通共赢。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北京：《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143页。
现代机械制造工艺的贯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现代机械制造工艺的关键已不只是工艺人员，而是设计人员、工艺人员与管理者，机械产品的质量与产量将会有这三者保证，此三者的相互协调工作将对机械制造工艺的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在现如今网络技术的高数发展的情况下，机械制造工艺与网络技术紧密的结合，现代机械制造工艺中的设计、制造等等过程都需要网络技术的参与，这使得工艺变得更加流畅，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企业之间利用网络技术进行交流，使交流变得更加流畅。
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6年1～12月血液标本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菌株144株，同一患者多次分离到的菌株不重复计入。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ATCC 25922。
谢娟：《会馆建筑中的卓越代表——漫谈周口关帝庙的价值》，载 凌全贞、李全立 主编：《周口文物考古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穆仁先 主编：《三川记忆——周口市中心城区文化专项规划调研资料汇编》河南周口：周口市政协文化专项规划调研小组，2014年，第157页；第158页。
王飞：《明清时期贾鲁河对豫东经济影响的考察——以周家口为例》，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07～109页。
流水灯是指一组在控制系统的控制下按照设定的顺序和时间来发亮和熄灭的灯。本文以AT89C51单片机的P1.0口的按钮S1控制P0口的发光二极管的状态，若按动按钮的次数是偶数时，进入流水灯第一种状态：依次点亮D1至D8，若再次按下按钮，按按钮的次数由偶数变为奇数，则进入第二种状态：D1、D3、D5、D7亮，D2、D4、D6、D8灭，延时一段时间，D2、D4、D6、D8亮，D1、D3、D5、D7灭，如此循环，并用keil编程软件和protus仿真软件对以上进行仿真。
穆仁先 主编：《三川记忆——周口市中心城区文化专项规划调研资料汇编》，河南周口：周口市政协文化专项规划调研小组，2014年，第144页。
穆仁先 主编：《周口历史文化通览(历史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419页。
徐永杰：《漕运重地周家口》，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36页。
孙冠华：《关帝庙的雕龙》，载《川汇文史资料第7辑》，河南周口：川汇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2014年，第87页；徐永杰：《漕运重地周家口》，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光绪三年刊《厘金碑记》，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
道光二年刊《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碑记》，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
乾隆四十八年刊《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载 许檀 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北京：《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5～53页；宋良曦：《自贡盐业会馆的兴起与社会功能》，四川自贡：《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33～37页；黄友良：《四川同乡会馆的社区功能》，成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第42～47页。
肖瑛：《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上海：《社会》，2008年第2期，第39～76、221页。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3页；第183～219页。
[日]加藤繁:《清代的北京商人会馆》，载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吴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1～123页。
青瓷搬到了王金贵给她租的小公寓，那晚，王金贵兴趣很高，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还为她准备了几近透明的丝绸睡衣。烛光晚餐只享用了一半，王金贵便按捺不住将青瓷往床上抱，可是从头到尾，青瓷都没感受到一丝愉悦，脑子里全是忧伤，关于十八岁，关于青春，关于何小勇，还有那个，孩子。
那么为什么“本”和“末”代表的是“树根”和“树梢”呢？我们曾经提到汉字的六种构成、使用方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本”“末”二字正是使用了“指事”的造字法。
光绪元年刊《山陕会馆捐厘部署继美盟心碑文》，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27页。
王志远、康宇：《关公文化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吴彰裕：《关公信仰研究》，载 卢晓衡：《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7～121页。
“健康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守神。”周岱翰说，“健”是要使身体强健，“康”是要达到情绪康怡、心态平和，即使遇到困难和疾病，也能乐观面对。
周家口南北两岸山陕商人的矛盾，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图1显示，周家口位于三川交汇之地，三条河流将这里划分成北寨、南寨与西寨三个区域，北寨与西寨属于颍河北岸，南寨属于颍河南岸。由于自北向南的贾鲁河是周家口漕运的主要河道，位于北岸的永宁集遂成为区域内的商贸核心。据《商水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周家口永宁集“商贾辐辏，称巨镇云”，辐射范围广阔，而南岸本 “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后来随着本地商品规模扩大与市场的需要，才产生了东新集、西新集。有清一代，周家口的经济重心始终以北岸的永宁集及其周边的北寨与西寨为主。清朝初年，在永宁集初兴之时，南北岸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还未分伯仲，但随着区位优势的显现，北岸逐渐也成为山陕商人的经济发展重心。北岸山陕商人主要来自山西潞州(今长治)、蒲州、新绛和陕西大荔、澄城等地，势力较强。周家口山陕商人所经营的杂货行，也多位于北岸的坊子街、大油坊街、山货街、果子街等街道(如图2)。许檀根据抽厘数量做出估计，沙颍河北岸山陕会馆的商业规模占全镇的50%，总体来说北岸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强于南岸。南岸山陕商人为了与北岸的山陕商人竞争，遂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率先在南岸发起兴修周家口第一座山陕会馆。该会馆位于周家口西偏沙河南岸，规模较小。
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13～132页。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钻孔采用ZDY12000LD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施工，施工孔深500 m，下φ200 mm的PVC套管20 m、3吋拉丝管150 m，钻孔实际轨迹图如图1所示。
光绪三年刊《山陕会馆碑记》，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29页。
用人单位及社会评价好坏是判断课程改革及人才培养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通过到用人单位调研及发放就业调查表等方式与用人单位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及探讨，大部分用人单位对课改的效果表示认同，认为学生在岗位上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及素质水平明显优于以前。
李刚、司艳林：《论明清工商会馆对提升商帮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西安：《民办教育研究》，2010年第8期，第1～6页。
王处辉主编：《诚信社会：危机与重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6～260页。
道光二年刊《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布施抽积银钱碑记》，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01页。
嘉庆七年刊《创建春秋阁各行商抽分毫厘碑记》，载 许檀 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雍正二年刊《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载 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明清山西商人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70页。
宣朝庆：《关公信仰与商人精神——一种基于宗教社会学的分析》，天津：《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37～140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兼管凤阳关监督凤阳府知府尤拔世折》。转引自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北京：《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143页。
左桌上的工匠大叔们不服气，由包袱里抽出泥刀，齐刷刷站起来：“要钱没有，要命，我们这里有四条，你们来拿！”匠作行的爷们，喝了一肚子黄粱酒，硬气。
作者简介：宣朝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岱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6-0194-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市民化制度探索的民国经验及其启示研究”(项目号16BSH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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