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觉悟社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中，觉悟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乃至北方地区的传播，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实践经验。运用传播学的知识，从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两个角度，探究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分析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特点，阐明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的贡献，有利于深化对觉悟社的历史研究，借鉴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觉悟社；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和方式较之前更加全面和系统。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觉悟社在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传播。觉悟社作为青年进步团体，在传播方式上，主要分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四种。通过总结觉悟社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具体贡献，对于进一步认识觉悟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有积极的作用。
一、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一)对唯物史观的宣讲
唯物史观，按恩格斯的定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247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给予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巨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解释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这就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即解决旧的政治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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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周恩来等一批反帝爱国运动骨干被反动当局逮捕后，身陷囹圄仍然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在5月31日、6月2日讲“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当时能够这样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来说亦属罕见。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影响和天津青年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状况。1923年4月周恩来写给天津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和李峙山的信中提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必须重视起来的。许多人说共产主义太过于唯物，但是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机械的改造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造，但是并不能改造属于精神上的或是心理上的问题，而这种心理上或是精神上的问题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周恩来赞同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真正的变革，即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刘清扬在列宁追悼会上的致辞写到：“吾们要晓得国民运动不是违背国际主义的，乃是可促帝国主义即末期的资本主义的死命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也必不能彻底解决……吾们应当第一先尽充分的力量去解决经济问题”[2]181，也是在鼓励人民群众效仿俄国，通过国民斗争手段，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拯救中国工农业，发展中国经济，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杜林“假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系统的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他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给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方式，最终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随之将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无产阶级以阶级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消灭阶级剥削，从而实现人类得解放。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伍的誓词》有这样两句诗：“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2]75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流血牺牲的革命手段。同样的认识还体现在觉悟社社歌当中：“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即以阶级斗争为武器，推翻资本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压迫，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
(三)对剩余价值的解释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工资等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根据《检厅日录》的记载，周恩来在狱中不仅介绍了马克思，还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包括剩余价值理论。《检厅日录》记载了1920年周恩来被捕入狱后在狱中向难友们讲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6月4日晚，周恩来讲余工余值学说，即剩余价值学说。《我们的五一节》一文中记载了觉悟社举行五一节纪念活动中参与人员的讲话内容，其中包括他们讲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为了获取资本，“设法取诸工人。于是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为他们必取的手段”[2]233，蕴含了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观点。
(四)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介绍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逐渐深入，各个社团和报刊不乏对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介绍。觉悟社在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对马克思本人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和介绍。
在技术更新的新形势下，数字地形测图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形测图，在城市测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分析，明确其是在传统的地形测图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实现对地形测图技术的更新。从某种角度而言，将数字地形测图应用到城市测量中，能够使城市各区域的地形地貌有效地展现出来，为日后城市的科学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本文在研究中通过对数字地形测图的综合分析，重点阐述了其在城市测量中的应用。
二、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一)组织传播：创办和组织进步政治团体
正如邓颖超所说，那是一个思想大杂烩的时期，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思想尚处在急剧动态变化阶段。大家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不够深刻，对于共产主义信仰尚未坚定，对于理想社会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阶段。早期觉悟社社员还处于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探索中，接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后期觉悟社主要成员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在思想上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逐渐马克思主义化。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类新思潮的影响，为后期觉悟社主要成员在思想上认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一项战略决策，意义非凡。要切实为“三条红线”的划定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撑，保障项目建设质量和运行安全是关键。
五四时期各个势力集团无暇旁顾，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相对放松；同时，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些都为社团组织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大背景下，结合当时天津爱国主义运动的特殊现状，周恩来在参加和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一方面必须研究新思想，继续探索革命真理；另一方面，必须组织起来，结成坚实的团体，长期奋斗。于是觉悟社在周恩来亲自提议和组织下成立了。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进行请愿斗争。觉悟社社员经常开会讨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出版《觉悟》，发表攻击社会现状的文章，追切要求自由解放，并组织一系列演讲活动。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说：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思潮的过程中，多数趋向于科学社会主义。在革命的浪潮中，觉悟社的成员大多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HClO和HNO3一样具有很强的氧化性,都属于强氧化性酸,为此好多同学就容易误认为ClO-和NO-3一样,只有在酸性的溶液中才能体现出它的强氧化性。事实上ClO-在碱性的溶液中就可以表现出氧化性,这一点和NO-3是不同的,ClO-作为一种弱酸的酸根,在水溶液中水解呈现碱性,也就是说它本身存在的环境就是碱性,ClO-在碱性条件下就可以把一些还原性离子给氧化,典型的反应有: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相关联的渎职犯罪的主体，即“负有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可包括以下两部分人员:一部分是各级人民政府中主管解救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此类主体是在日常工作中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负有会同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职责的其他机关或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此类主体只有在会同公安机关参与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时，才负有解救职责。
2.参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其成员共七人。觉悟社两名社员胡维宪和谌小岑参与其创立。除了两位觉悟社社员，还有组织者张太雷以及两位京奉铁路局职员等出席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张太雷在成立会上就强调青年团奋斗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团组织非常重视学习，着眼于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经常讨论革命问题，并且非常注重实践工作，组织团员到唐山等地的工人群众中工作，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3]19张太雷与觉悟社成员胡维宪和谌小岑，积极在天津、唐山等北方地区开展工农运动，使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群众中，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同时也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推动了天津、唐山等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及北方地区的传播。公开出版了以工人为对象报纸，报纸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从《劳报》到《来报》再到《津报》，对于在天津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促进工人阶级的觉醒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人际传播：组织演讲活动
在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应邀到天津讲演，并且与觉悟社社员们进行座谈。觉悟社打破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束缚，男女共建社团的做法获得了李大钊的赞许。他说，“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他还勉励觉悟社社员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好好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进步文章，探索革命真题，为改造中国而奋斗。觉悟社社员在李大钊的启发下，认真阅读《新青年》上刊登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在天津的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尤其是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影响颇为强烈。这些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以及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情讴歌都使得天津的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为日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1.创办进步社团
(三)群体传播：在反帝反封斗争和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在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可持续利用指数(ESI)为农业生态系统净能值产出率NEYR与环境负载率ELR之比，用来说明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一般该指标数值处于1～10之间，数值过大说明对资源的利用不够，过小又预示着系统因环境负载率较高而处于耗竭状态。2001-201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可持续利用指数处于3.15～5.99之间，说明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近年来河南省可持续利用指数数值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说明其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有所降低，农业生产存在一定只用不养的掠夺式经营成分。
十月革命影响了天津一代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觉悟社社员在期刊及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天津地区影响颇深，极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
1.3.2 高同型半胱氨酸值界定:本研究分别采用HCY≥10μmol/L和≥15μmol/L为标准判断。
2.在天津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传播更为广泛深入，并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即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并且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五四运动中，天津工人阶级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传播。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后，自觉地投入到了工人运动中。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初期就十分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主张成立各种组织和各种工会，积极组织知识分子走进工人阶级内部，开办学校，开展工农教育，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帮助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觉悟社联合出版《平民》半月刊，其宗旨有五个：(一)辅助平民教育；(二)主张德谟克拉西；(三)改造环境；(四)灌输新思想；(五)增进平民爱国的思想。《平民》被评价为通俗易懂的平民读物。一九二零年八月十六日，觉悟社部分社员到北京，和少年中国学会等四团体代表在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应邀出席并讲了话。他明确指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5]47周恩来则着重说明了知识分子应深入工农之中开展革命运动的主张。会后发表的《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群众中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的做点事”。[6]329推动了革命青年与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相结合，也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据马千里日记记载，1920年5月28日晚，周恩来在狱中同被捕代表们讲了马克思。1924年5月5日的《妇女日报》刊登题为《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六岁生日》的文章，高度评价马克思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应该纪念他是一个最有利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发明了阶级斗争说和劳工专政说，使全世界无产劳动阶级都得了自救的方针”，呼吁青年劳动者和青年学生向马克思学习，面对反动统治“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2]167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1月25日的《妇女日报》刊登了来自莫斯科的各项电报，向天津人民报道了这个沉痛的消息，同时刊载了苏联政府的报告以及第三国际所作的表示。当天该报还刊载了《列宁略史》，介绍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邓颖超发表《悼列宁》表达了沉痛哀悼，“真不知以何辞，才能表示出我们深切的哀悼啊？！”她评价列宁“确为人类创立一新生命，开了一个新领域……他的精神和伟大事业却永之不朽了”。[2]10谌小岑作《群众觉悟于运动列宁的成功给我的感想》，在纪念列宁的同时，呼吁“欲求运动的成功，自当以努力促起群众觉悟为第一步。”希望当时的青年以此为目标，带动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奋起。1924年3月24日，刘清扬在《列宁的精神》中，将列宁的精神概括为“切实”二字，并将之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新经济政策等结合起来阐释这两个字的含义，并用列宁的话鼓励人们深入参与革命斗争，“实行去革命，比讨论革命，述说革命还快活的多”，希望人们要“自己去做一个革命家”。[2]181刘清扬在《纪念卢森堡》一文中，介绍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及他二人“因为要贯彻劳动革命的处置，被戕与途”的事迹，评价卢森堡“真是‘人有人才，文有文采’”，认为她与列宁一样“难得既深于学理，又能实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四)大众传播：创办报刊杂志和发表政论文章
1.创办理论杂志和报刊
进步社团通过组织内部的学习与成长，一步步趋向马克思主义，积极学习相关理论并进行深层次研究，进而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觉悟社作为当时天津青年运动的中心，觉悟社的成员作为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觉悟社社员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二十人十分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及宣传。觉悟社出版的刊物《觉悟》杂志于1920年1月20日出版第一期。其中两篇纲领性文章《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从这两篇短论可以看出，觉悟社和当时大多数的进步学生团体一样，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和分化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对于反对所有剥削和压迫的彻底民主主义思想，实际上都是一种空想，几乎不可能满足于任何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就为准备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一期《觉悟》全是攻击社会现状的文章。从刊物的内容可以看出，觉悟社社员们对旧社会怀着强烈的憎恨，迫切要求自由解放，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
自留法觉悟社成员把国外的《觉邮》邮到国内，他们都想用一种办法连贯全体社员的精神，决议办一个国内《觉邮》；仿照国外《觉邮》的办法，利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创办觉悟社邮箱——《觉邮》，将社员彼此往来的信件，选择在这上面发表，并公开态度。《觉邮》1923年4月创刊，由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编辑，不定期刊发。以刊发社员通信、交流思想、联络感情为宗旨。《觉邮》刊载了周恩来的《西欧的“赤”况》《德法问题与革命》等通讯，指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宣传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提出，觉悟社的信条用一个共产主义来描述也就够了。这些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不仅体现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如同革命火种，撒在天津人民的心中。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广泛传播的见证。
2.发表政论文章
优化信息系统功能对我院PIVAS工作的提升作用…………………………………………………… 陈雄斌等（9）：1288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次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大旗。周恩来在五四前夕回到天津，积极投入并领导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参与赴京请愿、开展反迫害斗争、反对日本对中国干涉及抵制日货，维护中国利益。在一系列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不仅经常同觉悟社社员探讨马克思主义，甚至被捕入狱后，在监狱里仍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难友们讲授《马克思传》以及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学说。觉悟社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经常在一起谈论、研究新思潮，编辑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联合出版《平民》，旨在反抗封建政府，唤醒民众。社刊《觉悟》更把反帝和反封建密切结合起来，提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推动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同时，铲除与现代进化不相符合的资产阶级、官僚、党阀等。
由周恩来执笔在《觉悟》杂志中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呼吁当时的人们要认清“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是要有觉悟。以人们“能够知道自己”为起点，逐渐形成“感觉而悟到一切真的事理——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4]375更高水平的觉悟，鼓励人们摆脱现状，寻求适合人类发展的新道路。在《觉悟的宣言》中，觉悟社成员认为，对于“不合于现在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4]373的不满，所激发出的人们的“觉悟”，是推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爱国学生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青年学生的“觉悟”，在于明确自身责任，追求“自觉”“革新”等精神，克服心理上、态度上、行为上的弱点，投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检厅日录》于1921年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记录了周恩来在狱中向被捕代表们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的经过。同时，记录了被捕请愿代表们在关押期间的生活，展现的先进思想与不屈精神。
出国旅欧后，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了从欧洲寄来的五十四篇近二十万字的通讯，给追求真理的天津青年很大的启发和鼓舞。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后，提出“掀起天津大多数民众起来革命”的号召。[2]73《觉邮》上发表的文章如《德法问题与革命》《西欧的“赤”况》《伍的誓词》等，表明了周恩来等人已经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可无产阶级“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三、觉悟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一)采取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觉悟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很多种形式。第一个类为出版刊物。在五四运动时期，刊物是展现一个团体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主阵地。首先应当被提起的是《觉悟》第一期，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团体纷纷成立，创立报刊，评论社会，探讨社会思潮。他们都是将自己的观点刊印成小册子，在社会发表，使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得以面世，《觉悟》第一期中刊载的《觉悟》和《觉悟的宣言》两篇文章，呼吁世人以“革新”的精神，在心中生出对所处社会不满而欲进行社会改造的觉悟。觉悟社创办《觉邮》，比较之下比前者更加成熟，刊载了很多关于西欧工人运动以及对共产主义进行探讨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直接也更加深入。
第二类发表文章，进行文本传播。将自己的观点付诸于文字，发表出来，不仅能展现一个人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某种思想的传播。觉悟社成员的很多文章并不仅仅发表于《觉悟》和《觉邮》上，比如，周恩来旅欧求学阶段在天津《益世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介绍了西欧的工人运动，后来被整理成为《旅欧通信》，其中包含了很多周恩来对德、法、意、英等国工人运动的介绍以及个人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看法。刘清扬的《列宁的精神》、邓颖超的《悼列宁》发表在《妇女日报》上。这些文章，对于研究觉悟社成员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类传播方式为开展各类活动。除了多次开展宣讲外，觉悟社还参与了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在五一节以及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举办了纪念和宣传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觉悟社筹备和参与了悼念列宁纪念活动。同年5月，参与了“五七”国耻纪念日游行示威。这些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觉悟社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十分重视，在《学生根本的觉悟》中强烈批评了当时学生思想上的错误以及行为上的敷衍，鼓励学生们本着“实行”的精神，负起促进社会进步，谋求人类幸福的责任。觉悟社不仅仅在平时注重对社会新思潮的学习和讨论，也积极参加了天津的反帝反封运动，在成立不久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力量。1919年9月，觉悟社成员马骏、谌志笃、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分批赴京请愿，要求北京政府解决青岛问题、取消二十一条密约等。1920年，觉悟社筹备并参与了“九·一·廿九”斗争，展示了他们抵制反动政府，争取外交最后胜利的决心。1920年8月初在北京成立的“改造联合”组织，这是在觉悟社全体会议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下，结出的实践成果。
式中:COST为产品的总成本;PND和ND为非能源中间投入的价格和数量;PKEL和KEL为初级要素与能源投入组合的价格和数量;A为转移参数，应用于所有的生产投入;系数λ是对应于每一种投入的效率参数。相关参数计算如式(2)所示:
(三)运用通讯文章搭建国内外思想的桥梁
在觉悟社主要成员周恩来等远赴欧洲之后，觉悟社成员彼此相距甚远，通信不甚方便。《觉邮》的诞生，为成员之间相互通信，进行思想上的探讨，对社会问题进行交流搭建了平台。尤为重要的是前两期《觉邮》中发表了周恩来寄给国内社员的两篇通信《德法问题与革命》《西欧的“赤”况》，表达了周恩来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关注以及评价，向国内传输了世界革命形势以及他自身所确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伍的誓词》不但表明了周恩来已经确定将毕生精力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看到国内的革命事业已经展开，国内外志士相互鼓励，思想达成一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四)重视自我觉醒与他人交流
和当时一般进步社团相比，觉悟社明确规定“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为社员条件之一，社内经常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它突出的特点。也正是因此，觉悟社的成员较其他社团的青年更注重自我觉醒，他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进步，更好地“革新”和“革心”。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的先锋，它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进行了一系列不妥协的革命斗争，觉悟社社员作为先进分子处于学生运动和爱国运动的最前列。根据谌小岑的回忆：在觉悟社社址固定下来后，“几乎每个晚上都有研究会，白天也有不少的社员在社里谈话、阅读书刊或写作”。 根据夏琴西的回忆，周恩来、马骏等请愿被捕在狱中，保持着学习与讨论，坚持读书，组织学习班，开展政治、学术、社会问题等讨论会，定期举行学术演讲、阅读心得报告、演讲练习会、择业讨论会、勉励会等。其中勉励会的中心内容是谈关于个人修养的问题，并公开“自省”，即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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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ExplorationoftheDisseminationofMarxismbytheEnlightenmentSociety
LI Yanhua，WANG Ying
(Institute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The Awakening Society was born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led the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movement in Tianjin. It is ve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ciety not onl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anjin caucus organ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Tianjin and eve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leaving us with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To study and comb out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the May 4th period, combine th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by th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and mode of communication, and clarif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ociety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t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dvanc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Awakening Society, and drawing on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Keywords:awakening Society; social groups; marxist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2019-06-06
[作者简介]李延华(1969-)，女，河北馆陶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教学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王颖(1994-)，女，河北唐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15)；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课题(2015030324)
文章编号:1003-6121(2019)05-0001-09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责任编辑]]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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