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关键词】高学历；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向选择；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
现代城市发展离不开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支撑，特别是以新生代高学历群体为代表的人力资源已逐渐成为地区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它对城市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及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稳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近年来各地区不断出台人才新政，重点吸引高科技人才、金融人才、技能人才、文化创新人才等特殊人力资源。通过对流动人口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界对于青年流动人口就医流向选择、［1］医疗保险的区域差异、［2］区域差异流动人口快速监测方法［3］等视角的研究居多。现有文献多围绕这一群体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及生存状态、［4-5］生活质量、［6］社会认同［7］等视角展开研究，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群体流向选择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近年来，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逐渐多元化。户籍构成上，从城市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在明显快速提高。年龄构成上，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学历构成上，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也在逐渐增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高学历（学历为本科及以上）流动人口240万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高学历流动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竞争力，它在均衡劳动年龄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将具有突出贡献。［8］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厘清其流向选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情况，不仅对城市管理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可为各地政府吸引人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人口问题历来是区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劳动力流动选择的区域是否有序、分布是否合理对优化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区域的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众多国内外学者从多个理论角度对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二元经济理论”［9］“人力资本理论”［10］“推拉理论”［11］“新劳动力迁移”［12-14］“社会学理论”［15-16］等。早在1938年R.Herberle首次提出了关于人口迁移法则的“推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受众多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在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会将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进行全面对比，其中迁入地的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另外，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个人因素、中间阻碍因素等都会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二元经济结构论”主要从经济角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劳动力迁移流动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使资源均衡配置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斯塔克等人提出的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通过家庭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有效实现了家庭的自我保障。同时他们还认为人口的迁移流动是一种“相对贫困”的表现。社会学家Portes 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流动者流动的成本和风险，增加流动者心里安全感和归属感。Carrington则论证了流动成本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社会资源的构建呈逐渐减小的趋势。
关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来概括该群体的人口学基本特征，［17］另一方面利用定量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影响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探析。［18-21］影响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因素归纳起来大体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因素，劳动年龄对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年龄越大则劳动力转移概率越低；［22］青壮年外出流动的人数较多且性别对个人决定有显著影响。［23］作为流动主体的人，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嵌入社会整体变迁和社会结构性变化整个过程中的。因此，个体因素是研究者分析流动人口流向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从家庭因素层面来看，婚姻状况、家庭状况与儿童数量对流向选择有显著影响。［24］同时，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流向意愿的影响不容小觑，个体或家庭会根据劳动报酬的高低理性地选择迁移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将所要进行的迁移成本纳入到预期的收入变化中加以考虑。［25-27］流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28］李晓阳等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研数据为例，证实高经济收入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流入选择意愿。［29］从地理因素上看，迁入地交通越发达则流动意愿越强，［30］同时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等也会对流动流向选择产生较大影响。［31-32］
经过七年的扶贫攻坚，国家扶贫工作进一步细化和下沉，扶贫视角由县级转向村级。2011年政府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把农村人口作为扶贫工作主要对象，措施涉及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国际合作、政策保障等，这些措施既是扶贫措施，又是“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比如，整村推进扶贫，就是新农村建设工作与扶贫工作的有机融合；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既是农村经济中心工作，也是促进村民脱贫致富的前提和基础。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由巩固温饱迈向更高阶段，更加全面地加强了扶贫工作与“三农”工作的交融。
对比知识产权发达国家转移转化运营机制，其突出特点是，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产品与知识产权权利的利益分配比较均衡、资本注入程度高回报大、转化应用平台作用突出，形成了法律体系完备、运营机构齐全、运行机制科学的运作体系。这值得我们在国防知识产权运营机制上借鉴。
二是基础研究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全县从事中药材种植、产品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少，缺乏中药材产业化研发平台，导致现有中药材种植不规范、地产药材品质等基础研究不够，加工品种多为附加值较低的普通品种或粗加工品。同时，资金技术支撑、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市场、信息、科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国内外学者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提出了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劳动力在空间流动格局上主要是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异地流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流动因素及国家政策层面等因素。可见，国内外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的问题进行研究，理论较为丰富，利用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较多。然而，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是否具备在流入区域的经济社会条件鲜有关注，针对这一群体的流向选择的研究更为现实。本文将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现况进行描述分析，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对其流向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其流向选择进行实证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利用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其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且在1980年至1999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样本进行筛选。其中高学历定义为：学历为本科毕业及以上；新生代流动人口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80后）及1990年以后出生（90后）且年龄在18-37岁的流动群体。共获得高学历流动人口问卷11 783 份，其中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问卷10 240 份，占比高达86.90%。因此，将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具备显著的事实基础。选取问卷中“现居住地”来测度被访者的流向选择，从问卷中选取本研究所需变量指标并对所选样本的数据进行规范化分类处理（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设置及解释
注：流动原因的划分：务工/工作、经商属于经济型流动；家属随迁、婚姻嫁娶、照顾孩子、拆迁搬家、投靠亲友、异地养老、出生、照顾老人、其他属于社会型流动。职业属性的划分：将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整合为行政管理人员；农、林、牧、渔、水利整合为农业生产人员；将建筑、生产整合为工业生产人员；将保安、保洁、餐饮、家政、经商、运输、快递、商贩、装修、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整合为流通和服务职业即社会服务人员；将专业技术人员、其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整合为技术和技能型职业即技术人员；其他、无固定职业整合为其他。将单位性质重新整合分类：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整合为公有制企业；将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股份/联营企业整合为私有制企业；将个体工商户、社团/民办组织整合为非企、事业单位组织；将其他、无单位整合为其他，其余不变。
2.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集聚的区域划分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分化现象显著，41.40%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职业选择为技术人员，从事社会服务职业的人员为25.72%，而选择从事农业、工业生产职业的人口一共仅占6.01%。川渝黔地区从事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占比最高，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技术人员和社会服务人员较其他地区显著突出，而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员占比比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更多。
表2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情况
3.模型选择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梳理，我们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有了宏观上的认识，运用图表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等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进行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在进行交叉表卡方检验分析时，筛选出与流向选择有一定相关性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因素。将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意愿分为京津冀地区、江浙沪地区、粤闽桂地区、川渝黔地区及晋皖豫地区，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多分类变量，应采用多项式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和评估，将选取的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多项式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选取变量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对于有j=1，2，…，J类的非次序被解释变量，其模型结构为：归于第j类的概率为：其中P表示来源是j类的概率，也就是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区域发生的概率；j为各类因变量，J为参照变量，xk为自变量，βjk为偏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
结合研究内容，在此模型中，j为流向选择变量，分别包括“京津冀地区”、“江浙沪地区”、“粤闽桂地区”、“川渝黔地区”、“晋皖豫地区”等五类，晋皖豫地区作为参照变量；xk表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属性的各类变量，如个体特征变量、流动特征变量、经济特征变量等，exp(β)为风险比（优势比）OR，OR可直接比较各自变量同参照变量之间的差异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在既定的参照水平下，优势比OR大于1，说明新的分类变量可以提高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对该流向选择的概率水平，也就是说某一群体特征因素可以显著地增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对某区域的流向选择的影响。
2016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五部委共同印发《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下联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以推动基层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三、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对于流入区域的选择（模型1），不同的个体特征具有不同的流向选择偏好。性别方面，相对于晋皖豫地区男女流向选择意愿，女性选择京津冀地区的优势比是男性的1.519倍（OR=1.519），说明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流向京津冀地区，但除京津冀地区外，其他地区的这种流入意愿差别并不大，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京津冀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以及工作岗位需求相对更适合女性发展，但粤闽桂和川渝黔地区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选择流入这两个地区时，性别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与参照组（晋皖豫地区）相比，除粤闽桂地区，其他地区非农业户口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优势比均明显高于农业户口，分别是农业户口的2.024 倍、1.673 倍以及1.604 倍，非农业户口对于这些地区的流入选择的影响大于农业户口，这是非农业户口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更多以及晋皖豫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人数基本相当所致。粤闽桂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户口性质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选择流入粤闽桂地区影响不显著。婚姻方面，同晋皖豫地区的婚姻状况相比，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新生代高学历已婚流动人口的流入选择优势比明显高于未婚（OR=1.348），已婚的婚姻状况对于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入选择的影响大于未婚，而川渝黔地区则正好相反，该群体已婚流入选择优势比则明显低于未婚（OR=0.458）。这说明经济发展越好、收入越高的地区越有财力、物力支持流动人口的婚姻生活，而已经结婚的人也越有可能为了更好的婚姻生活选择流入这些地区提高收入。粤闽桂地区的回归结果说明婚姻状况同样并不影响流入该地区的选择意愿。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来看，同晋皖豫地区的家庭人口数分布相比，独身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入选择的影响力度大于三口之家，其优势比分别为1.637和1.842，对粤闽桂地区流入选择影响更大的同样是独身情况，而影响川渝黔地区流入选择更大的是2人和5人及以上家庭人口数，对独身情况的优势比分别为2.073和2.641，其他情况则不显著。
1.个体特征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男女比例除京津冀地区外占比较为均衡，京津冀、江浙沪地区女性新生代高学历劳动力多于男性，尤其是选择流入京津冀地区的女性群体明显高于男性，人口占比高出4个百分点。户口性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背景，折射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非农户籍人口是流动人口主力军，59.07%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来自城市家庭。其中选择粤闽桂地区、晋皖豫地区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占比较为平均，其他地区均是非农户籍人数较多，京津冀地区非农业户口人数甚至是农业户口的2倍，不同区域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占比不同是因为各地户籍制度、岗位需求等方面不尽相同。家庭人口数为3人的占比最高，所占比例为39.13%，同居的家庭人口数小于3 人的流动人口比例达80%左右，这与中国传统三口之家生活模式居多一致。其中，粤闽桂地区1人家庭人口数的比例高于3人家庭人口数比例，选择独居的人口占比最高。从婚姻状况看，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未婚现象显著，有三成左右目前仍处于未婚状态，70.50%的流动人口为已婚。从婚姻状况分地区来看，江浙沪地区未婚比例最多，其次是粤闽桂地区（见表3）。
表3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
2.流动特征
研究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选取了流动年限、流动范围、流动原因等具有代表性的流动变量进行分析（见表4）。
从流动年限看，全国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显著，总体上呈“中短期流动为主，长期流动为辅”的特征，具体而言，约87.15%以上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年限都是10年及以下。超半数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区域仅居住0-5年，居住年限较短，极少数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居住16年以上，平均流动年限为4.75年。流动原因主要是经济型流动，占比高达86.71%，仅有13.29%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是社会型流动，比较数据后发现大部分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是务工/工作或经商。该群体在流动范围上选择跨省流动的比例（58.28%）远大于省内跨市（30.81%）和市内跨县的比例（10.91%），超过半数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选择跨省流动，这与以往研究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较短且流动过程偏好于远距离流动相符。流入选择为京津冀地区、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而选择流向其他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则都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
基于冷冻水的数据中心制冷系统在以下条件下可以达到能效峰值：（1）采用变速设备；（2）根据制冷系统所服务的数据中心的热负荷对所有子系统进行优化控制。当变速冷冻主机、泵、冷却塔风机的运行与采用EC风机（电子控制自动启/停切换风机）技术的冷冻水制冷CRAC机组的运行相互协同时，冷却系统的效率将大大提高。目前的数据中心制冷系统是基于以下子系统运行的，每个子系统具有自己独立的PID（比例微积分）反馈回路。
表4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
3.经济特征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经济特征包括就业身份、职业属性、单位性质、就业收入与住房支出等变量，这些变量不但是流动人口经济资本形成的重要基础，还对流向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选择以上五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均对流动人口的经济资本积累至关重要，针对职业属性、单位性质分类过细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分类（见表1）。
经济特征对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分地区来看，同晋皖豫地区的收入水平相比，其他地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月收入超过3 000 元的影响力度显著高于3 0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超过9 000 元这一因素对于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流入选择影响更为明显，其对月收入3 000元以下的优势比分别达到了6.479 和7.241，而在粤闽桂和川渝黔地区优势比分别是3.387和1.865。这表明流动人口就业收入是流向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该群体区域决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本期股市动态30指数收于846点，较上期下跌0.21%，同期上证指数下跌0.89%，创业板指数下跌1.56%。成分股中，华侨城A、三全食品和大秦铁路等个股涨幅靠前。中国石化、宁德时代和欧菲科技涨幅靠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改变着我国区域人口布局，使得劳动力市场及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我国人口空间分布长期以来呈现向发达地区集聚态势，这使得流动人口对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不断增加。因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区域特点，通常人口的流入地选择与经济发达水平正向相关，因此，相比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入经济发达地区的群体流向选择意愿最强。本研究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区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这一群体出现了人口区域集聚分布的趋势，对集聚区域进行划分不难发现，该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重点流入区域，这些区域吸纳了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共6 645 人，占比为65%左右，其中江浙沪地区是我国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其余人口则比较分散地流入到其他地区，因此我们选择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集聚程度最高的五大区域进行针对性研究（见表2）。
在私有制企业工作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数高达52.72%，而选择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公有制企业工作的人数占比均为13.5%左右，川渝黔地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占比较其他地区更多，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在私有制企业工作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更占优势，这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更适合相应职业的发展。
表5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经济特征（%）
从流动年限的角度看，相对于晋皖豫地区的年限分布，流动时间超过5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入选择影响更大，其相对于流动时间在5年以下的优势比均大于1，这是因为流入其他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发展得以完善，更倾向于选择更好的地区作为新的流入区域选择。而粤闽桂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流动年限相对均衡，但并不显著，流动年限不影响该群体对于粤闽桂地区的选择。
四、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主要受个体因素、流动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流向选择的影响应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做相应的显著性检验并以此为根据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将流向选择作为因变量并以全国重点流入的五个区域（京津冀地区、江浙沪地区、粤闽桂地区、川渝黔地区及晋皖豫地区）作为因变量分类，同时为了便于考察我国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和个体、流动、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模型以晋皖豫地区为参照组，构建多项Logistic 回归模型并使用Stata14.0统计计量软件对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首先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回归（见表6模型1），其次，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追加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如流动范围、流动年限、流动时间等变量（模型2），最后控制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并追加经济特征如每月住房支出、就业收入、就业身份、单位性质、职业性质等变量（模型3），共建立三个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统计检验显示，三个模型的综合检验概率P 值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有意义。同时，从模型1到模型3伪决定系数（Pseudo R2）逐渐增大，说明模型的解释力逐渐增强，且分地区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表明各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好的解释。
1.个体特征因素
本文采用频数统计、频率分析以及分类统计值等指标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进行识别，总结我国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群体的共同特点。这部分群体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年龄结构偏于年轻化，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同时，高达七成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这同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是密不可分的。
表6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个体层面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模型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2.流动特征因素
流动特征因素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可以使其与当地居民形成良好社交网络，可以增强其本地人身份的主观认同。由表7可知，流动特征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意愿影响显著。流动范围上，同晋皖豫地区相比，跨省流动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选择的影响远大于市内跨县和省内跨市，最大优势比为京津冀地区的跨省和省内跨市，流动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对就业机会风险的偏好，相较于中短距离（省内跨市、市内跨县）迁移，长距离跨省迁移者流向选择的影响更强。这是因为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深刻地牵引着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就业城市的选择和去向，由于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区域偏好等在空间上的非均衡特征，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大城市集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经济发达地区是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就业和居留的首选区域，这类地区汇集了大量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且仍不断吸引更多的这一群体流入，而经济发展稍差的地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相较于中短距离迁移，长距离跨省迁移者流向选择意愿较弱，与之前研究结果一致。
在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着较高的经济收入，超过七成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就业收入为每月3 001-9 000元，具有较强的经济融入能力与潜力。在各地区收入为0-3 000元的人数基本相当，但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在3 000元以上收入水平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比例远超其他地区。经济状况是流动人口立足于城市、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就业收入水平则反映了新生代高学历群体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潜力，更关乎流动人口向上流动及社会融合的能力，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显然更具竞争优势。同时在住房支出方面来看，65.85%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每月住房支出在2 000元以下，各地区在2 000元以下住房支出水平的人数差别不大，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2 000元以上住房支出水平的人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房价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表7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流动层面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模型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不同的流动原因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同参照组相比，除川渝黔以外的其他地区经济型流动对社会型流动的优势比均大于1，经济型流动对其他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选择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更多的新生代高学历人口流入的主观因素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获得更好的生活以及满足感，这与我国现有的社会现状相一致。而在川渝黔地区流动原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5.根据对假设五检验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除了相关准则要完善对企业无形资产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对企业进行审计时，也要更加注意该方面内容的审计，重视报表附注对开发支出的披露，尤其是对报表附注披露不规范的情况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监督管理，以避免企业利用准则的漏洞做出一些违规舞弊行为，扰乱经济秩序，误导报表使用者做出错误判断。
3.经济特征因素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就业身份以雇员为主，另有4%的自营劳动者且不同就业身份导致的流动差别显著。雇主相对于其他就业身份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有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和较强的社会资本，这部分人由于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资本而选择流动的占比较少，仅为总样本量的3.66%；而雇员为了自身发展，选择流动的意愿明显较强，占比达到79.20%。分地区来看，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而粤闽桂地区的自营劳动者人数较为突出，自主创业的人数较多。
另外，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流向选择优势比明显低于雇员，成为雇员对于这两个地区的流入选择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分类导致的流向选择意愿差距较大。就业身份是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晋皖豫等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面对增长相对缓慢的经济形势，会倾向于追求个人发展，成为非雇员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除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雇主身份对流入该区域的流向选择有显著影响，其余地区这一指标并未通过模型的0.05的显著性检验。
在粤桂琼和川渝黔地区住房支出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1%的检验。跟晋皖豫地区的住房支出水平相比，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入选择影响更大的是月住房支出2 000元以上，其对月住房支出1 000元以下的优势比分别为2.039和2.064且高度显著。
表8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经济层面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模型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工程学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和物理学5个专业共20个自然班的学生作为调研对象，于2017年4月随机抽取样本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相对于晋皖豫地区的单位性质分类，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公有制企业、非企/事业单位组织工作的流向选择优势比均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在私有制企业的优势比略高，而粤闽桂和川渝黔地区的该群体在其他单位工作的流向选择优势比均低于机关事业单位，这与我国传统认知相符。作为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另一表征职业属性，回归结果显示京津冀、江浙沪和粤闽桂地区只有其他分类显著，川渝黔地区仅在工业生产人员上显著，这说明职业属性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选择流入区域会产生影响，但目前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分类方式来对其进行解释，这将是我们未来继续研究的工作之一。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有着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特征，流动对于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地点更换，而是承载着更多的理想与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他们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对就业区域的选择直接影响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借助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其流向选择影响机制予以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出现了区域集聚现象，主要集中在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对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工作机会的向往是其流向选择的最大向心力。另外，从城市资源角度看，以上聚集区域有丰富的就业资源、教育资源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也是吸引该群体流入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显著。具体而言，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性别结构较均衡，以非农业户口、已婚人士以及传统的三口之家居多；超过八成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因为经济原因选择流动，多数偏好于短时间流动（流动年限相对较短）、远距离跨省流动，且就业身份以雇员为主，职业层次分化现象显著，接近一半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选择在私有制企业工作且超过四成选择成为技术人员并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具备在城市长期居留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有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每月住房支出较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整体的收支情况可以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群体选择流动的原因。
第三，各个地区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差别不大，京津冀、江浙沪和川渝黔的非农业户口人数均明显高于农业户口人数且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选择结婚的人口数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岗位需求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更好的地区对于非农业户口的人才吸引力更大，同时更具备结婚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动年限比其他地区长且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因为经济型原因流动以及选择跨省流动的人数远大于其他地区，粤闽桂、川渝黔和晋皖豫地区选择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的比例也显著高于这两个地区，这说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流入地且到流入地发展的意愿超过了距离的限制；在经济特征上，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相应的，住房支出也高于其他地区，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依靠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优势吸引了更多技术以及第三产业人才，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随着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决策目标的逐渐多元化，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特征均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有显著性影响。首先，家庭人口数对所选地区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其次，除了流动年限未对粤闽桂地区以及流动原因未对川渝黔地区有显著影响，其他流动特征均对地区流入选择有显著性影响，且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最后，经济收入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地区，人才聚集效应更明显。单位性质对川渝黔地区的流入选择影响更为显著且机关事业单位对所有地区流入选择的影响显著，为这些地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选择流入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较其他地区更多。
城市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载体，不但是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年轻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如何吸引并且留住这些流动性强的人才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未来的研究中仍有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首先，本文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经济特征三个维度分析该群体流向选择及其影响机制，除此之外，流动人口在选择流入地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房价水平、居住环境、社会保障等因素也可作为该群体流向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对于这些因素衡量指标的设定问卷中没有涵盖，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因各区域之间资源禀赋不同致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京津冀、江浙沪经济发达地区依然是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最偏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态势会更加明显。新一轮人才竞争背景下，各地区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流入，不同区域给出的优惠政策对人才流向的影响也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后，职业属性的类别划分有待进一步商榷，这也是我们未来将要继续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将转化后的拟南芥种子进行春化并播种在含有潮霉素(Hygromycin B)的MS培养基上，23℃下培养10 d，将筛选出的生根抗性苗移栽到无抗板上，待其长出4 ～ 6片叶后移至土中，提取叶片DNA进行PCR鉴定。将野生型及含promoter-DGAT2-pCAMBIA1304的拟南芥 T2代苗的根、茎、叶、花、果荚和种子置于含有5-溴-4氯-3-吲哚葡萄糖苷(X-β-D-glucuronide)的GUS染液中，37℃避光保温24 h，充分染色后分别采用50%、75%、90%及无水乙醇依次脱色并在体式显微镜下拍照。
【参考文献】
［1］杜本峰，苗锋.青年流动人口就医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测度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调查［J］.人口研究，2012，36（6）：71-86.
［2］李红娟，杨菊华.流动人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水平的区域差异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7，33（3）：3-12.
［3］刘盛和，胡章，邓羽.基于区域差异类型的流动人口快速监测方法［J］.地理研究，2011，30（4）：676-686.
［4］肖昕茹.大城市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居住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J］.人口与社会，2014，30（4）：33-38.
［5］朱平翠.城市高学历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浅议——基于几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的一点思考［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23（7）：52-54.
［6］张晓国.城市流动人口中高学历青年生活质量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6.
［7］郭星华，邢朝国.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中州学刊，2009，（6）：103-108.
［8］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2008，（6）：69-76.
［9］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Manchester School，1954，22：139-191.
［10］Narasimhan.Labour Out-migration to Cities：Search for an Appropriate Theory［J］.Man-and-Development，1995，17（1）：78-88.
［11］R Herberle.The Caus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3）：932-950.
［12］Galor，Stark.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Migrants’Work Effort，and Migrants’Performa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35（2）：399-405.
［13］Lucas R E B.E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s Min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3）：313-330.
［14］Taylor J E，Wyatt T J.The Shadow Value of Migrant Remittances，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a Household-farm Econom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6，32（6）：899-912.
［15］Portes A，Sensenbrenner J.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98（6）：1320-1350.
［16］Carrington W J，Detragiache E，Vishwanath T.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909-930.
［17］熊林，谢梅兴，周万琴.大城市高学历流动人口基本特征调查——以广州市五山街为例［J］.城市观察，2011，（3）：170-176.
［18］Massey D S.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6）：1372-1403.
［19］余英，李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压力效应——基于28个核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8，（8）：161-166.
［20］张耀军，岑俏.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研究，2014，38（5）：54-71.
［21］高雅，董志勇.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与居留意愿［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1）：107-119.
［22］Zhao Y.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The Case of Rural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Change，2015，47（4）：767-782.
［23］严善平.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J］.管理世界，2006，（8）：8-17，171.
［24］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J］.人口研究，2000，（4）：14-22.
［25］Ritchey P N.Explanations of Migr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76，2（2）：363-404.
［26］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理论与实证研究［J］.西部论坛，2015，25（6）：10-17.
［27］王晓玲，陈浩，方杏村.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变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18-128.
［28］白云涛，甘小文.江西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模型分析［J］.企业经济，2005，（7）：132-133.
［29］李晓阳，黄毅祥，许秀川.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9）：70-80.
［30］吴秀敏，林坚，刘万利.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对成都市农户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4）：27-33.
［31］Perz S G，Leite F，Simmons C，et al.Intraregional Migration，Direct Action Land Reform，and New Land Settlements in the Brazilian Amazon［J］.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2010，29（4）：459-476.
［32］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17（3）：11-18.
The Flow Direction Sele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election
YANG Xue，FAN Mingjun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the composi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s to be diversified.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represented by“post-80s”and“post-90s”keeps increasing，compared with ordinary floating population，this group has stronger competitiveness and higher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labor market.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in the new era，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groups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undation and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As a young creative class，this group’s choice of future flow direc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improving the level of national income，optimiz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aspects.This paper uses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PRC 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7 to analyze the Migration Choice of the highly educated migrants，the study found that this group mainly gather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Jiangsu-Zhejiang-Shanghai，Guangdong-Fujian-Guangxi，Sichuan-Chongqing-Guizhou，and Shanxi-Anhui-Henan five regions.Based on the dual economic theory，human capital theory，and new labor migration theory，we used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mobility and economy，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an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which have an effect on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to choose.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 factors，flow factors and economic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hoice of flow direction.The number of the family has the highest influence on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selected area，followed by the natur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Gender has a significant but weak influence on the flow choi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The flow range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hoice of flow direc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Jiangsu-Zhejiang-Shanghai region.Economic factors have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choi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In regions with developed economy and high monthly income，the effect of talent aggregation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Highly Educated，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Migration Choice，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6.006
【文章编号】1004-129X（2019）06-0064-14
【收稿日期】2019-05-13
【作者简介】杨 雪（1969-），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樊洺均（1991-），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新伟］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新生代论文; 高学历论文; 地区论文; 流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人口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