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载体，智能手机带来了深刻的时空变迁。“时空随性”的概念可以从生活时空、构想时空和社会时空三个方面解析智能手机引发的时空变迁——人们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定义时空结构、掌控时空形态及畅享时空体验的权力和能力。时空随性揭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空关系、主客关系以及感性化的新趋势，随性已经成为人们改造时空的行动指南。尽管时空随性受到权力、资本等因素制约而包含着不随性的一面，这却是权力和资本的时空随性结果，最终反映了时空随性的主导逻辑。
关键词：时空随性；智能手机；时空变迁
一 研究问题：智能手机引发怎样的时空变迁？
手机原本只是一种通讯工具，如今已经实现智能化，从原来的“大哥大”发展成为可以接入无线互联网、搭载各类应用程序的移动小电脑。预计到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达到58%，[1]考虑到全球财富差异，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非常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而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已经覆盖广大人群并集聚各种媒介优势。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既有的时空边界，从而在社会交往、社会表达、社会分化等多个维度起到形塑社会的独特作用。[2]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载体，它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一旦离开手机总是感到焦虑和不安。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实际上是对智能手机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改变的依赖，这种改变实质上反映了智能手机所引发的时间和空间变迁。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要素，“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3]关注智能手机引发的时空变迁，有助于揭示“机”不可失的根源以及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应对这种时空变迁，有助于在现有的城市时空理论和网络时空理论基础上提炼智能手机背后的时空概念，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空理论。
二 “ 时空随性”：理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概念框架
移动电话作为一种传播工具重塑了时间和空间，手机传播的移动性使人们从固定的时空互动环境中解放出来。学者们借鉴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吉登斯的“在场”和“缺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开展研究，[4]提出了“随时随地”、“微观协调”、“半在场”状态、“中间时间”、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进行“割据化”等富有创建的观点。“时空强化”的概念用于表明当代时间和空间得到加强，[5]但强化的方向和特质究竟是什么尚待细究。还有学者借鉴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延伸”的理论提出，手机作为身体的一个新器官，使得人体的潜能大大增强。[6]智能手机让人际交往更加便捷，位置共享技术、[7]即时通信和视频互动[8]等增进了社会交往，“即时”的概念被应用于移动商务。[9]智能手机极大拓展了个体的精神空间，为个体发展出众多新的日常实践方式。[10]智能手机应用越来越离不开用户参与，大多数手机地图都是数字产品，为用户参与提供沉浸式环境，实现了空间/地点的生产和无限的交互。[11]
综合评价已有关于智能手机所引发时空变迁的研究，学者们看到智能手机对社会交往、电子商务、公众参与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分析概念，但研究缺憾在于：（1）并未明确区分智能手机与移动电话，实际上移动电话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是有差别的；[12]（2）相比移动电话时空变迁的理论概括，智能手机的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3）软件既是一个产品，也是世界的生产者，软件扮演着自动和自主的行动角色。[13]化身为自动生产者的众多手机软件引发哪些时空变迁？这需要着眼于智能手机这个整体，而非其中的个别应用。
当我们从关于手机或移动互联网的直接文献中跳出来，关注更加广阔的现代社会状况时，可以发现部分学者喜欢使用“流动”的概念。鲍曼认为，“流动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14]这里的“流动”与“沉重”相对，与“轻灵”或“灵活”相近。卡斯特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资本、信息、技术、组织性互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是支配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流动空间不同于地方空间，它重新组织了时间，让各种流动在同时性空间中接合。[15]
在全球化、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趋势下，“流动”一定程度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状况与支配逻辑，但“流动”的概念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将主体从客体中抽离，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6]“流动”更多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客观境况，对主体的实践活动揭示较少；二是鲍曼认为“流动性（fluidity）是液体和气体的特征”，[17]尽管液态相对固体已经具有了较大的灵活性，但用于揭示移动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的现象，总显得迟滞一些。
[8]P.L.Liu，L.Leung，“Migrant Parenting and Mobile Phone Use: Building Qu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vol.12，no.4 (2017)，pp.925-946.
不同于工业化以前人们对时空的“依附性”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中人们对时空的“可塑性”，“时空随性”表达的是时间和空间的规则、形态、体验以及组合方式得以依照个人性情和喜好而不断建构和型塑的一种社会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时空随性并不是说行动者可以完全任意妄为，这其中必然包含不随性的一面，但不随性的结果极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人随性的任意渗透而产生的，这并没有改变时空随性的本质。
三 智能手机作用下时空随性的经验呈现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确定了一个空间实践/感知空间、空间的表达/构想空间以及表象空间/生活空间的概念三重奏，[18]用以揭示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由于列斐伏尔所言的感知空间与生活空间在现实中总是交融在一起，而智能手机使得行动者建构自己风格的时空成为可能，“构想空间”原本所想表达的支配关系已不能涵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层面的时空范畴，所以，时空随性的操作化维度可区分为生活时空的随性、构想时空的随性以及社会时空的随性三个方面。生活时空是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时空，构想时空是个人意志表达的时空，社会时空是社会层面权力意志支配与抗争的时空。
（一）生活时空的“随性”
智能手机让人与人的交往更加随性，微博、知乎、陌陌等各种网络社区的出现大有超越传统社区的趋势，熟悉与陌生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智能手机使得人际互动的时空条件（随时随地随心）、时空形式（留言、定向、视频）、具体内容（野性、欲望）都发生了改变，人际互动的时空限制少了，时空形式多了，内容更加张扬了。
[20]S. Halford，“Hybrid Workspace: Respatialisations of Work，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New Technology，Work and Employment，vol.20，no.1(2005)，pp.19-33.
在信息通讯技术作用下，工作的完成方式发生改变，[19]“混合工作空间”的概念用于描述信息技术下工作、管理和组织的空间重置。[20]智能手机重新定义了工作方式和工作场景，很多工作借助工作群、讨论群来布置，工作会议在视频通话里完成，工作监督不再局限于现场检查，而是要求拍照、录视频上传系统。工作时空越来越占用人们的生活时空，反过来，工作时空不再受到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的限制。
人们随时随地在智能手机上享受游戏，寻求超越虚拟与真实的拟真快感。游戏的背后不再是冰冷的世界，好友可以组队游戏，甚至运动也成为了一场熟人游戏。抖音视频、YY直播等App跨越原有的时空障碍，让在线直播、即时消费、即刻互动成为主导。这是新闻衰落、趣闻横生的时代，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尽享超时空围观之乐，手机上的围观互动成为集体兴奋的聚众狂欢。
在差异的垄断性生产之中，[21]智能手机中的购物平台集聚了海量商品的空间呈现，欲望的无限性伴随着时空伸延的无限性，它跨越中外和城乡，吸引人们释放内心的占有欲。支付手段的平台化和数字化让超额消费成为常态，金融工具重塑了投资者与消费者的时空，随时随地的利益投机与瞬息万变的资金流动将每个人卷入到数字时空之中。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在时空中穿梭变得随性，时空不再是障碍，而是助人洞察世界以及万物互联的桥梁，反过来，时空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渗透也变得随性，不论是吃穿住用行，还是视听触想控，无不搭载时空便车呈现出新的模样。
（二）构想时空的“随性”
构想空间原本指城市规划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空间，它是空间的思想层面，它的表象、数学、物理模型和计划让空间成为可读的。[22]构想空间概念展现了权力、知识的支配关系，原是生活空间反抗的对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尽管原有的构想空间依然存在，但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建构遵循自己意志的构想时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每个人都可以掌控讯息的生产，从而摆脱传统大众媒体时代被动接受讯息的角色。这时构想时空的权力不再局限于正式组织，哪些是重要讯息依靠受众来决定，关注度和热度成为掌握网络权力的关键，如何吸引广大用户的注意力是每一位自媒体人需要思考的。注意力稀缺和注意力分配[23]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意涵，各大公司和自媒体人都在围绕流量的可持续性和空间拓展下功夫。
智能手机为每个人提供了打造自己相对独立的网络时空的机会，并且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网络时空之中。从web2.0时代“接入”网络的大众参与到web3.0时代的“融入”生活的随心参与，网络社区变得越来越随性而为。
从最开始的开通博客到如今的朋友圈、公众号、微博、直播平台等，人们可以建构自己的圈子、粉丝和个人主导下的互动。人们拥有对自己社区定义、打造、装饰和管理的权限，拥有对他人社区关注、打赏、评分的能力。网络社区的互动形式丰富多彩，除传统的群聊、留言、视频外，B站里的弹幕构建出共时性的互动分享和情感宣泄。在源源不断的草根抒发背后，网红和吸粉更加普遍，传统的传播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
老邓兴致勃勃地走出营业部大门，甲洛洛紧跟在他身后，看左右没什么人，便赶忙上前，把两瓶江津白酒送到老邓手里：老邓啊，你还是放了登子吧，他家里穷，估计他这一抓，孩子们都得饿死。老邓接过甲洛洛手里的酒，没半点犹豫：这不是你的功劳吗？怎么，现在又后悔了。甲洛洛苦笑：我只是想洗清自己的嫌疑，并没想把他丢到监狱里去啊。老邓呵呵笑起来：你以为这国家法律是你定的吗？
在万物互联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超越时空来达成自己的意志。蚂蚁森林让当下的小事可以转变为关系生态文明的大事，跨越时空的善举得以实践。水滴筹让个人困境被更多的人感知，在不断的分享下滴水成河，救人于水火。“跑步鸡”“游水鸭”“山林黑猪”等电商品牌让消费者吃着放心的同时还凸显了智能终端的远程监控和数字控制。网络时空包含完备的时空轨迹，在大数据辅助下，信息提取分析更好操作，一种带有生命迹象的网络时空成就了人们的时空意志。
当时间与空间的调和与交织变得随性，不再是时间消灭空间以及空间对时间的再造，而是时间和空间在智能手机中得以交融，并根据需要随时随地随意调取。这时，人们对时空认知与判断也变得随性了，时空的敬畏早已不在，时空已经成为拿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随心改造之物。与之相伴的，智能手机高度依赖于网速和手机运行速度，软件开启时缓冲的焦虑常伴人的左右。
（三）社会时空的“随性”
波斯特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认为“权力的‘毛细血管式的’延伸触及规训社会的整个空间”。[24]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25]智能手机令这种超级全景监狱无时无处不在，人们暴露于各种时空之中，无休止的监控让隐私重新被定义，其中必然包含着资本的利益和权力的控制，只不过这种监控更加趋于无形，更多地是以诱惑的形式而存在。
农机安全形势保持稳定。2005年，河南省通过自主研发，建设了河南省农机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全省网上办证、牌证查询等监理业务功能。积极开展“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免费农机安全监理”“安全生产月”等行业活动。截至2017年，创建国家级平安农机示范单位49个、岗位标兵42名、省级平安农机示范单位39个、岗位标兵68名。全省农机事故明显下降，连续20多年未发生重特大农机安全生产事故。
大数据的应用、千人千面的推送、各种“养成类”粉丝经济、全程留痕等让监控技术更有效地为资本增殖和权力控制服务，让控制得以在资本和权力的作用下随性而为。有时，人们在抱怨信息泄露的同时，对大数据背景下的隐私观念也发生改变。社会时空的监控并没有阻碍人们生活和构想时空的随性，相反，社会时空的随性以生活时空和构想时空的随性为基础并且精细化地服务于它们。
[3]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页。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融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加强城乡社区廉洁文化建设，是加强城乡社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
个人的时空随性并没有完全超脱传统的资本、权力、知识、能力等因素制约，而这些传统因素也已经穿上了时空随性的新衣，具有了任意妄为的随性特质。时空随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其中的不随性只不过表现为无限自由所引发的冲突，况且这种冲突还披上了诱惑的外衣。当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时空之中，人机互动有时占据主流，社会时空层面的支配和不随性被掩盖了。
3.1.2 开胸手术构建二尖瓣反流模型 模型优点是能够通过直接控制二尖瓣附属物研究其各部分对于左室功能的影响；缺点为需要开胸手术，难度较大[10-15]。
坑道工程口部伪装是工程防护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一些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破坏了原有地貌，伪装时需要轻质仿石器材来模拟口部附近的真山石，造成口部是一些普通石块的假象，从而形成有效欺骗。随着园林行业的发展、仿石技术的进步，在可见光波段模拟山石已非难事。然而军事侦察主要波段除了可见光外还有近红外、热红外、雷达等波段[1-3]，而真山石的光学、热红外和雷达波段特征具有独特性，园林仿石很容易被揭露。所以，能起到伪装作用的仿石器材需要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才能达到对抗多频谱侦察的需要。
四 时空随性的特质与理论范畴
“流动”是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时代及网络社会的一种本质特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空变迁让“流动”走向了一种极致。“随性”的核心不是鲍曼流动概念所指的“轻灵”，也不是卡斯特流动概念所指的“网络特质”，而是主体地位超越时间和空间地位后的普遍“心境”，是整个社会不断迎合这种心境的社会产物，更是每个行动者不断钻研定义时空、掌控时空及畅享时空的全民狂欢。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时空随性的特质
智能手机作用下的生活时空、构想时空与社会时空都发生了变迁，并不同程度包含随性的特质，具体表现在时空定义、时空掌控和时空体验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的是时空的支配结构、时空的存在形态以及时空的生活日常。
时空定义方面。人们可以相对自主地定义特定时空的支配结构、游戏规则以及互动情境，建构一个包含自我意志的时空世界，也可以较有发言权地在公共平台中呐喊发声，成为引领社会舆论议题和走向的人。尽管受个体差异影响，这个时空或大或小，并且往往被权力和资本所潜在定义，但由于消费社会逻辑的盛行，大大小小的草根时空决定了整个资本和权力世界的生机与存亡，所以权力与资本的时空定义与来自草根的时空定义之间往往并不冲突。
时空掌控方面。在智能手机所营造的世界中，人们的心灵经常超脱于线下时空的限制，身心分离伴随的是“此在”的飘散，此时此刻成为可以渗透和浓缩多重时空的限定词。时间不再是次序性的，而是可以重复、颠倒甚至永恒的，空间也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伸延、压缩、超脱于身体的。时间与空间的调和变得随性，越来越多的行为事项不再挑选时间和空间。人们借助智能手机运筹指尖、洞察天下、掌上乾坤，随性地掌控时空的形态。
时空体验方面。相比于时空定义的权力和时空掌控的能力，时空体验是每个人的直观追求甚至是很多人的终极追求。人们沉迷于智能手机之中，“机”不可失、见“机”行事乃至执著生“机”，人们享受着迅疾、时空穿梭带来的快感，达到忘我之境界。在吃穿住用行、视听触想控、利诱娱幻智中，智能手机已经将人的四肢无限延伸，将人的心灵四处安放，人们沉浸在这种超越自我的时空体验之中，随性无时无处不在。
（二）时空随性中的时空关系与主客关系
从现代化中对空间的漠视到城市化中对空间的重视再到如今围绕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时空关系的争论，时空关系一直是时空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范畴。
鲍曼在流动现代性理论中阐述了空间地位和价值的消失。“移动电话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空间依附的象征性的‘最后一击’……在以光速运动的软件宇宙中，空间简直可以在‘须臾’（in ‘no time’）之间穿越，‘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之间已经没有差别了。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28]伴随着空间可达性的极大提高，人们对空间的依赖不再明显，而是追求极致速度——对时间的追求。鲍曼认为在流动现代性中，相比对空间的占有，移动速度才是支配逻辑。
尽管同样关注流动性，卡斯特却突出了流动空间的支配逻辑：“空间塑造了我们社会的时间，因此逆转了一个历史趋势：流动诱发了无时间之时间……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趋势则展现了空间的历史性复仇，亦即根据空间的动态，而以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逻辑来建构时间性。”[29]在网络社会形态中，时间所安身立命的次序性遭受了系统性扰乱，形成了无时间之时间的支配性的时间性，相反，流动空间占据主导并重塑时间。卡斯特思考的并非空间的可达性，而是基于流动的普遍性，与流动空间相匹配的网络重塑了空间性的地位。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支配性逻辑不是速度，因为速度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即便受制于3G或4G网络，但5G技术已经诞生并会很快普及开来。流动空间确实建构着网络社会，但支配性逻辑也绝非流动本身，而是“为何流动？”信息、图像、资本、诱惑、权力等在时空中穿梭或借助时空变幻姿态，这些都依赖行动者定义、掌控和体验时空的喜好与能力，行动主体和移动互联网的载体占据了时空随性的支配性地位。在“人—机”关系上，人们看似俘虏了智能手机，实际上因为人们对时空随性的痴迷而将支配性地位拱手让给了这个智能终端，而它又建构新的时空境域，型塑新的时空关系。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要求在一定的情景模式下完成任务目标，体现全方位培养学生的人本主义学习理念。
那么，时空随性是一种社会行动主导的概念还是社会形态主导的概念呢？卡斯特认为：“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网络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30]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时空随性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形态。时空随性同样强调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但时空随性的概念并没有忽略社会行动。社会层面“随性的时空”何以出现？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必然带来“随性的时空”，这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已经包含了人们的性情和喜好在其中，只不过这是一种普遍的性情，是普遍性的社会随性。技术的进步是在社会随性的诱导下成就了“随性的时空”，进而成就了个体层面和行动层面的“时空的随性”。
“翠丝，你感觉还好吗？”艾尔打断了他们的话。他深棕色的眼睛和克里斯蒂娜的肤色有点相似，脸有些粗糙，看起来像没刮胡子。我敢保证，如果他不刮的话肯定能长一脸浓密的胡子。真的很难相信他其实只有十六岁。
（三）时空随性中随性与感性的异同
时空随性中依照的性情和喜好不是先验的，它必然是基于社会实践而形成的。随性中的性情和喜好既受到社会层面随性的影响，表现为追求时髦、博取眼球、聚众围观、社会动员等，也充分展现了个人的意志、心性和能力，两个方面的影响最终表现为时空随性的过程中尽管包含了计算、比较、推理等理性思维活动，但指向和结果始终是感性的，是基于行动者的感性的认知、性情和喜好而开展的实践。
康德指出：“感性是通过我们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作为先天知识的原则，有两种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空间和时间。”[31]“时空形式是感性最基本的依据，正是依据时空形式，感性具有了表象能力，它可以把杂乱无章的感性质料整理为可见的现象。”[32]
随性与感性之间是不同的。时空形式是感性的依据，但感性的终点不只是表象能力。人们借助时空形式和时空关系获取时空表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表象时空向改造时空的跨越——定义时空结构、掌控时空形态、体验时空世界。行动层面的“时空的随性”不只是一种表象能力，更是一种源于感性而走向随性的实践能力，它彰显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感性化的新趋势，即感性不再只是认识层面的基础，而是行动层面的指南，呈现为对社会随性的顺应、对个人性情的彰显、对未来时空的型塑。
五 结论与反思
在智能手机作用下，人们的生活时空、构想时空和社会时空均呈现为一种“随性”特点。“时空随性”概念揭示了人们一定程度具有了定义时空结构、掌控时空形态及畅享时空体验的权力和能力。行动主体和移动互联网的载体占据了时空随性的支配性地位，智能手机型塑着新的时空关系。时空随性强调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但没有排斥主体和社会行动，普遍性的社会随性是技术革新和“随性的时空”形态存在的基础。随性不但是表象时空的基础，而且是改造时空的指南。
时空随性是对智能手机作用下时空变迁的经验总结，想要回答这一经验总结有多少理论意义，需要提炼时空随性的特质，关注时空随性的理论范畴，并比较时空随性与现有网络社会时空理论的异同。
人们对时空随性的过度执著也让人们偏离了内心的随性。随着人们时空随性能力的极大提高，随性与随性之间、外在的随性与内心的随性之间、对智能终端的依赖与逃离之间必然出现普遍性的矛盾。当人们发现外在的时空随性背离了人们内心的初衷时，反思与节制才有希望，时空认知才会重塑，这时的“时空随性”才有可能是经历风雨后的彩虹。只不过，又有多少人会坚守内心的初衷，而不是尽情享受时空随性带来的快感呢？
注释：
[1] 《高通总裁阿蒙：3年后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将达58%》，2018年1月25日，https://tech.sina.com.cn/t/2018-01-25/docifyqyuhy6278150.shtml，2018年12月25日。
[2]王迪、王汉生：《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舆情热点的发酵更加迅疾，社会动员更加容易和随性了。如今，跨越国界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进行抵制成为可能，[26]以前并不熟悉的人借助博客等社交媒体的动员可以形成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关系。[27]信息的碎片化接收以及工作和生活的碎片化使得网民往往做出跟风式、激愤式、调侃式的评价。智能手机减弱了数字鸿沟和信息不对称，一些传统的信息屏蔽手段逐渐失灵，一种带有区块链色彩的信息备份机制出现，网民可以自己寻找数据源和提供证据去扭转舆论走向，舆论事件的走势往往不受官方媒体左右。
[4]季念：《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2000年以来国外学者关于手机与时空关系研究述论》，《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5]S.Ó Riain，“Time-Space Intensification: Karl Polanyi，the Double Movement，and Global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Theory and Society，vol.35，no.5-6(2006)，pp.507-528.
[6]汪民安：《手机：身体与社会》，《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
[7]K-G.Park，S.Han，“How Use of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 (LBSN) Services Contributes to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136，no.1 (2018)，pp.379-396.
多约束条件费用模型在节水中的实践与运用…………………………………………………张浩明，邵圆媛（1.10）
基于学者们已经提出的“随时随地”“即时性”“自我监控”“交互性”等概念，根据智能手机的智能化、集成性、伸延性以及个性化特点，本研究提出“时空随性”的概念用于分析智能手机引发的时空变迁。
综上所述，通过对冠心病患者实施认知行为护理干预模式，可显著改善患者的遵医行为，有效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1）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定量描述了区域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速度［10］，其值越大，说明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越剧烈，反之变化越弱。图1为巢湖流域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图。
[9]T.Chen，“Creating a Just-in-time Locationaware Service Using Fuzzy Logic”，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vol.9，no.3 (2016)，pp.287-307.
[10]杨致远：《手机—人：身体、空间与文化》，《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11]P.Abend，F.Harvey，“Maps as Geomedial Action Spaces: Considering the Shift from Logocentric to Egocentric Engagements”，GeoJournal，vol.82，no.1(2017)，pp.171-183.
[12]R.Graham，K.S.Choi，“Explaining African-American Cell Phone Usage Through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Approach”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vol.20，no.1 (2016)，pp.19-34.
[13]M.Dodge，R.Kitchin，“Code/space and the Nature，Production and Enrolment of Software”，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vol.3，no.2 (2013)，pp.249-252.
[14]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2页。
[15]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4、3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17]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页。
[19]H.Lee，S.Sawyer. “Conceptualizing Time，Space and Computing for Work and Organizing”，Time and Society，vol.19，no.3 (2010)，pp.293-317.
[18]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1991，p.33.
“找我们陈主任呀？他才出去一会，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呀！”年轻女孩说话声音不大，听起来软软的感觉很糯。
1.2 麻醉方法 术前12 h禁食，术前4 h禁饮。两组患者均给予托咪酯(0.2 mg/kg)、丙泊酚(0.5 mg/kg)、顺苯磺酸阿曲库铵(0.2～0.3 mg/kg)和芬太尼(5.0～6.0 μg/kg)静脉注射，行麻醉诱导。A组患者接受七氟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维持麻醉，浓度为2%～4%；B组患者接受右美托咪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维持麻醉，诱导前5 min以0.5～1.0 μg/kg静脉泵入，麻醉维持期间以0.2～0.4 μg/(kg·h)静脉持续泵入。两组患者均在手术结束前20 min停止给药。
饮食也被智能手机里的程序所影响。“饿了么”等外卖软件改变了一部分人的饮食习惯，“大众点评”让人们随时掌握周边餐饮的评价、价格甚至等位情况。人们更多依赖手机里的传递经验来决定自己的饮食选择，就连点餐也借助手机完成而不再依靠服务员。出行可以完全依靠导航而不必记路，城市交通逐渐脱离现实场景，成为在手机上再现的屏幕交通。地图软件可以时时更新路况、提出建议方案及预计到达时间。“滴滴”等专车、顺风车软件让出行更加便利，共享单车促使人们重新定义“地铁房”和距离远近。出差住宿周边的环境一目了然，“外地”“陌生”的概念重新被界定。在智能手机作用下，吃穿住用行越来越不受地方空间和传统时间的限制，空间可及性极大增强，共享经验丰富多彩，场景可视化与时间控制准确有效，人对环境的适应不再严重依赖实际体验。
[2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73页。
[22]M.L.w，“The Constitution of Space: The Structuration of Spaces through the Simultaneity of Effect and Percept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11，no.1 (2008)，pp.25-49.
[23]T.H.Davenport，J.C.Beck，The Attentio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rrency of Business，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 ；练宏：《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
[24]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在印度尼西亚，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是地理空间信息局（BIG）。BIG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与地理空间信息相关的政务工作，不仅涉及国家大地控制网建设与基础地图生产等基础地理空间信息的生产和提供，还涉及专题地理空间信息的生产及协调工作。另外，BIG还与相关政府机构一起，负责建设印度尼西亚地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印度尼西亚的地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涉及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技术开发、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25]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7页。
[26]J.Johnston，G.Laxer，“Solidar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Anti-MAI and Zapatista Struggles”，Theory and Society，vol.32，no.1 (2003)，pp.39-91.
[27]S.F.Ostertag，D.G.Ortiz，“Can Social Media Use Produce Enduring Social Ties? Affordances and the Case of Katrina Bloggers”，Qualitative Sociology，vol.40，no.1 (2017)，pp.59-82.
[28]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6、184页。
[29]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31-432页。
[30]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34页。
[3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27页。
[32]刘少杰等：《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9)02-0078-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17YJC840028）；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社会’有机更新视角下的北京老城棚户区改造研究”（18SRC020）；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农村电商扶贫实效与治理优化研究”（2018B30614）
作者简介：邵占鹏，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南京市，211100；营立成，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讲师，北京市，100044。
责任编辑 刘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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