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治理中的治理主体、治理空间、治理环境等诸方面共同构成乡村治理生态，对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影响。受不同治理生态影响，中国乡村治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时代特征。在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生态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发现，要实现乡村善治，必须正确处理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正确看待乡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正确认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词】乡村治理生态；治理主体；治理空间；治理环境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所覆盖的人口之多、范围之广、问题之复杂。乡村治理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多元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体系。中国的乡村治理生态几经衍变，导致乡村治理历经曲折、发展缓慢。厘清乡村治理生态的要素，梳理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生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总结经验，探究规律，为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乡村治理生态的理论内涵
生态是生物学科名词，通常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乡村治理生态是指在一定的治理空间内，治理主体与治理主体之间、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之间等诸方面的共生关系和状态。（见下图）
图1：治理生态理论模型
（一）乡村治理主体与乡村治理
伴随农村改革，各方矛盾日益凸显，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乡村治理有四大主体：一是国家主体。通常指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负责全面统筹、政策制定、上下协调，确保乡村治理始终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二是市场主体。乡村治理离不开乡镇企业和村中小企业的参与，企业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资金保障。三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行政机关的有力补充，例如村委会和农村组织，这些组织为化解矛盾、协整资源、自主协商搭建平台。四是村民个体。既包括乡村精英，也包括普通村民。农民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特别是一些乡村精英活跃在村民组织中，热衷于组织村民参与自治。明确治理主体，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决定着治理内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目的是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乡村治理基本围绕主体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文化秩序等内容展开。另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合作程度决定着治理成效。乡村治理是治理主体博弈的竞技场。一般来说，各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合作，才有利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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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部分进行复制粘贴到图2，得到我们本文待检测图像3。对图像进行小波变换，并对低频部分(图4)进行分块，得到图5。
（二）乡村治理空间与乡村治理
治理与空间紧密联系，没有空间就无法谈治理。乡村治理有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每一个村落都由地缘关系自然形成，村落与村落之间具有明显的地理界线。在此基础上，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成为村民聚居的纽带，逐渐形成了宗族村落。村落空间各不相同，治理问题的难易程度自然也有差异。具体来说，治理空间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体现在：一方面，空间孕育了乡村治理需要面对的关系。村落不单是空间概念和行政概念，还是一个关系概念。乡村治理要解决的是围绕这个空间存在的所有关系。另外，村落的地域范围，加固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改善这些关系带来一定难度。另一方面，空间增强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同一村落的村民都有各自的思维逻辑和交往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又拓展出不同形态的空间。这些空间相互交叉或相互排斥，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
（三）乡村治理环境与乡村治理
3.以士绅为连接的“礼治秩序”。士绅是科举制度下阶层分化的产物。士绅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身份，形成具有稳定制度性来源的社会新群体。士绅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纽带，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乡民现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补充。士绅和宗族领袖利用自身的社会威望管理乡村事务，帮助国家解决行政制度不能及时、高效处理的基层矛盾。二是儒家之礼是治国理乡的重要思想。传统村庄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礼治”是维持血缘和宗族关系稳定的最好方式。士绅是儒家之礼的践行者，通过在乡村教化民风，努力构建乡民们的精神家园。
“乡政村治”体制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与乡村的关系由“汲取型”蜕变为“悬浮型”，国家对乡村的行政管控开始解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释放出来，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主动承担起自治的职责。其次，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治村的观念深入人心，村委会和村民制定了乡规民约，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了乡村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村庄的民风民俗转好，为乡村治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中国乡村治理生态的历史衍变
1.宗族自治的内生秩序。宗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皇权思想下的封建产物。内生秩序是村域内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内部秩序。宗族制度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宗族制度是模仿统治阶级建构起来的家族管理制度，表面上与国家建构相似，但不是国家刻意为之，不属于国家建构的制度，把它纳入内生秩序来考察更合理。
（一）传统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生态
乡村秩序是乡村治理生态的深层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主体的集体行动牵制着彼此关系的互动程度，这种互构关系的持续稳定的社会特征，就是乡村秩序。以乡村秩序变迁为基本线索，可以更好地展示和理解乡村治理生态的衍变轨迹。
整体来看，宗族制度在社会的分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随着象征身份地位的谱碟编纂权由国家管控变为民间管理，建造祠堂、修订祖谱、制定族规、分配田地等一系列宗族活动逐渐盛行。被皇权放开的宗族制度在乡村社会自由生发，宗族成为组织族人活动、管理家族事务、维持乡村秩序的重要力量。
2.“编户齐民”的外生秩序。外生秩序是指根据统治需要，由国家设立相关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有三种制度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种，井田制。井田制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制度。井田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国家的封赏、赋税、征兵都以井田为范围进行组织。井田又是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该区域内的风俗、人情、习惯、规则共同教化和约束村民。
第二种，乡亭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秦朝在行政上设立了郡、县、乡三级区划。“以县统乡，以乡统亭，以亭统里。大率10里1亭，亭有长：10亭1乡，乡有三老、裔夫、游缴。三老掌教化，裔夫职听讼、收赋税，游缴主循禁盗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1]这种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隋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又分设出党、闾制。
第三种，保甲制、里甲制。宋代后，国家把权力回收到县一级，在乡村保留保甲、里甲制度。“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乡村以“户”为基本单位，组织村民缴纳赋税、防卫村庄、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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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环境是相对于治理主体而言的，在一定的村落空间里，除治理主体之外的其他因素都属于治理环境。治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自然环境指村落所具备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一切自然因素总和，是村落客观存在及自然演变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是指人们在村落的自然环境中生产、生活，由此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比如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法律制度、民俗民风等都属于社会环境。治理环境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一方面，乡村治理以提升和改善村落环境为旨归。治理是建立在客观环境基础上，因时因需为村民谋权益，为村落谋发展，良好的治理反过来可以改善村落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要利用和发挥村落环境的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们要加强乡村治理，关键要利用好自然环境发展乡村经济。我们要构建和谐、民主的乡村秩序，离不开乡村的人情关系、民约乡规和宗法民俗等社会环境，离开了这些，是无法进行乡村治理的。
（二）动荡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生态
2.乡村发动与政党进乡。国共两党斗争，促使政党向基层延伸，乡村民众成为两大政党争取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先后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人民武装、创办农会讲习所，推动北伐革命迎来一个个小高潮。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民为自己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纷纷加入革命，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国民党为了打击共产党，在乡村设立党组织，吸纳发展党员，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60万人，快速发展到1945年的690万人。国民党选择政党入乡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团结的对象是土豪劣绅和投机倒把分子，脱离了人们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乡村，土豪劣绅们肆意地欺压和剥削农民，有压迫必有反抗，这些地区的矛盾往往最尖锐，社会最动荡。
1.乡村自治与行政下乡。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按照人口规模设置行政单位。人口五万以上的地方为“镇”，人口五万以下的地方为“乡”，在镇乡实行自治。在国外殖民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的双重统治下，乡村自治的本质是控制，即国家对乡村事务进行干涉和管控。比如，“区虽然有自治职能，但区长县长遴选，呈请民政厅委任。”[2]更有甚者，在南京国民政府“围剿”红军失败后，一些地方在自治基础上推行保甲制，以保甲为单位组织壮丁队，开展军事训练，成为政府镇压红军的帮凶。这种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沦为统治阶级专制的工具，自治名存实亡。
3.士绅转型与宗族弱化。科举制的废除，铲除了士绅生长的土壤。在现代化冲击下，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一部分被吸纳到新行政体系里，向上流动获取了更高官职；一部分向其他行业转化，或转为商人、或转为新式知识分子、或转为自由职业者。尽管士绅转从其他行业，但是他们乐于表达意愿的传统没有改，村民愿意接受精英们教化的习惯没有变，乡村治理机构依然由转型后的士绅们把持。
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宗族私法被废除，宗族势力得以限制。但是，宗族势力垂死挣扎，企图保留其强制性权威和控制。宗族势力利用祠堂、祖谱等符号来延续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在农会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宗法思想和宗族势力成为主要斗争的目标之一，族田族产被充公，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宗族势力随之弱化。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生态
3.“乡政村治”与村民自治。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从乡村经济领域开始，初见成效后，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在党和国家领导下，迅速成立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政府成为社会治理的基层政权，村民委员会成为群众自治组织，“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度在乡村销声匿迹。
1951年，农业互助组成立，标志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首先，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重新调整了乡村政权的政治结构，加强了乡村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强化了党和国家对乡村地区的行政控制。其次，原本的经济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行政指令被用于解决经济问题，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消失。
2.人民公社与政社合一。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背景下，国家对乡村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多，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宽，自上而下安排了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不是遵从农民意愿自发形成，而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强制性制度。这种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公社式保障，以较低的运行成本，确保在村民生活较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能够保持乡村社会基本稳定。
人民公社涵括了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务管理，是一种全能型治理模式，是国家政权第一次下沉到乡村，是高度集权下“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制。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政社合一”的特点就是“统”，突出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一是党和国家在治理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组织掌握乡村全部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行政系统，成为国家与村民紧密连接的纽带，对乡村实行严密的行政控制。二是村民的主体地位名存实亡。在人民公社的全能控制下，村民被禁锢在土地上，丧失了独立的自由权，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挫伤了村民投入农业生产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三是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组织被边缘化。“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治理确立后，行政权力渗透到广袤的乡村空间，对乡村进行强力控制、整合和社会动员，彻底破坏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环境。行政关系成为联结村民与村民的新纽带，家庭、家族、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被全面压缩，在乡村治理中丧失话语权。
梨友打造了十座望楼，这望楼比桂州城还要高，梨友不是用来观敌瞭哨，而是叫弓射手站在上面，顺着风势，把信射到城里去。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劝宁人投降，投降了有官做，有钱拿，要是不降，就赶紧逃命，三天后，就要攻城了，城破之日，凡留在城里的，全杀，一个不留。
1.土地改革与农民合作化。新中国成立后，南方启动土地改革，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和《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巩固农民在农协的地位，农民纷纷加入农协管理农村事务。新国家政权领导的土改，让农民的意志得以尊重，利益得以满足，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为巩固新政权奠定了社会基础。
近年来，定西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结合全市产业发展实际，抢抓国家实行的“粮改饲”发展机遇，提出将定西打造成“西部草都”的战略发展目标，在牧草产业发展上不断探索进取，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全产链发展格局。2017年底全市已拥有60多万hm2天然草场和21.33万hm2多年生优质牧草留床面积，发展适度规模牧草种植户10 044户。草产品年产量达到100万t，销售额6亿元左右。本试验立足当地土地资源优势，积极引进饲用高粱品种，开展不同品种生长发育状况及产量比较试验，旨在筛选出适宜当地旱作区种植的优良饲用型高粱品种，为旱作区饲用型高粱品种的选用和高效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学历方面，要求本科学历的招聘信息占比34．8%，要求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招聘信息占比57．6%。与本科院校相比，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需求停留在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层面，对博士研究生的需求较低。
三、中国乡村治理生态衍变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启示
对中国乡村治理生态的衍变历史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乡村善治来稳定、管理、发展乡村，有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正确处理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乡村文化属于意识领域的范畴，既具有独立属性，又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乡村文化必须与乡村治理保持一定距离。从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进行乡村礼治，到动荡社会时期的宗法思想在政党之争中消解，再到“政社合一”，乡村文化完全依附于政权而存在，我国的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一旦乡村治理出现偏差，乡村文化的发展必然遭受挫折。进入“乡政村治”阶段后，党和国家更多地从乡村文化的自身规律来思考它的发展问题，虽然与乡村治理的联系程度不那么紧密，但是乡村治理更加民主，乡村文化更加繁荣。中国乡村治理生态的发展历史表明：乡村文化要与乡村治理保持合理科学的距离，这样，乡村文化才会健康发展，反过来为乡村治理构建良好的软性治理环境。
2.6.3 胃排空观察。鼻饲前检查胃管刻度，控制鼻饲速度，定时胃肠减压，观察胃部排空情况，胃液颜色，性质量等及患者有无腹胀，腹泻，呕吐等症状，对有慢性胃病及胃食管反流者及时使用胃动力药，促进胃肠蠕动，减少食物反流；对老年人可用增强咳嗽、吞咽反射的药物。
（二）正确看待乡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引导农民加入乡村民间组织是解决农民“外生强、内生弱”的重要途经。乡村民间组织的阶级属性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对乡村民间组织一直采取“团结、改造、利用”政策。不同时期，这一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乡村民间组织在治理中的地位模糊，经常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制度给了乡村民间组织的积极信号，大量的乡村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组织的发展，一方面，组织农民培训，提高农民诉求表达能力，及时整合农民的政治需求，有序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畅通了农民制度化参与政治的途经，为国家政权稳定提供合法支持。因此，我们明确了一个指向，要完善乡村治理生态，就要正确对待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三）正确发挥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自政党进乡以来，政党与乡村治理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政党只有得到中国大多数人——农民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政党必须加强乡村治理，维护乡村秩序稳定，才能从乡村汲取资源，获得生存基础。另一方面，政党必须掌握政权，主导政府运作，为乡村治理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党才有权威和存在价值。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探索“乡政村治”之路，从加强党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社会的领导权，到重视村民自治权并推行村民自治，再到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都是我们党在乡村治理问题上的实践探索。“乡政村治”机制不断完善，党在乡村治理中逐步向乡村治理内生主体放权，放权不是削弱或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乡村实现良好治理，乡村社会繁荣稳定。
布菌侵犯血液系统时表现为白细胞减少、血小板降低和贫血。血小板减少症是布菌感染血液系统最常见的并发症。血小板减少症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脾功能亢进、血管炎、骨髓抑制、自身免疫性溶血和血小板破坏有关。Demir等[44]对48例布病血液异常患者骨髓活检结果分析，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骨髓中肉芽肿形成和脾功能亢进可能是导致布菌血液病的主要原因。
（四）正确认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以治理主体为服务对象，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农民是乡村的真正主人，理应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中国农民的治理主体地位经历了曲折发展。从皇权专制下封建统治势力的联合压制，到动荡社会政党进乡后农民起义夺权，再到建国初期基层政府治理发展为村民自治。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他们除了公然起义，还会消极抵抗。比如，实施村民自治后，有些村民会缺席自治活动、放弃选举权、为利益甘愿被他人利用，这就导致乡村治理效果不理想，社会矛盾有增无减。历史证明，广大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关系到乡村治理生态好坏，农民是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参考文献：
[1]柳治徵.中国文化史（上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131.
[2]项继权.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兼论当前乡村体制改革[J].开放时代，2008，(3).
【DOI】10.3969/j.issn.1009-2293.2019.02.020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93（2019）02-0077-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乡村治理生态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SP19BC090）
作者简介：刘淑芳，中共邵阳市委党校、邵阳市行政学院、邵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许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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