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藏山经》中分布在南、西、北、东、中五方向的山系在数量上具有特殊含义。其中南北和东西方向的山系数量“三”和“四”代表的是天地之数。《中山经》的山系数量“十二”则是国家权威和秩序的象征。通过对《五藏山经》中山系排列的数字密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五藏山经》中山岳祭祀的文本建构和先秦时期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影响和应用。
关键词：《五藏山经》；山系排列；数字
《五藏山经》中的山系排列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南山经》和《北山经》各分布三列山系，《西山经》和《东山经》中分别有四列山系，《中山经》独自分布十二列山系。如果把这四列山系呈现在一个平面中，可以看到，它们在数量上构成了以中部为中心的南北、东西对称的长方形。我们在这里且不管这些山系的排列是否是依图而述还是缘文而图，这些山系数量的呈现定是作者精心建构的结果，在众多的数字当中作者为何单独选择三、四、十二这三个数字来对应南北、东西和中部的山岳数量呢？这些数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象征和隐喻意义呢？我们将在下文一一探究这些数字密码。
一、数字“三”和“四”是天地之数的象征符号
古代人们对数字的认识和关注，最早是从对天和地的观察中得来，他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根据太阳的升落，四季的流转和工具的发明使用发现了数字，但这些自然数字并未独立发展，而是与天文、地理、宗教等联系在一起，它们在反复使用和抽象表现中被赋予神秘含义，并应用于占星术、卜算、祭祀等领域，这些看上去并没有特别联系的“数字化概念”，由于符合古人心目中的所谓天地秩序，故而便被赋予合理性象征，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出现在生活当中。
《五藏山经》中的山系排列构成了一个南北东西互相对称的长方形结构。其中《南山经》、《西山经》和《中山经》的山岳都是东西走向，《北山经》和《东山经》的山岳皆是南北走向。如果是现实中的山系勘察的话，也绝不会出现这样规整对称的山系分布，山岳的走向也不会如此一致。所以，在这样一个方形框架内，这些山系数量的设置和排列只能是人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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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系辞》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些记载说明在古代，或至迟东周以来，从一至十的十个自然数中的五个奇数却被称为天数，而余者五个偶数则被称为地数。①《五藏山经》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山岳祭祀的场面，它的每个方向山岳排列的数量也必定符合当时的天地同构和阴阳观念。山系排列中的“三”和“四”可能就是天数、地数的象征。其原因有三：
此外，数字“十二”经由天地之时间、空间的划分和确立从而应用在社会人事中，其天、地、人之间的互相感应不言而喻。《中山经》“十二”列山系的设置是将国家的权威和秩序与天地社会同构，即使不能与大自然等同，也要在山岳祭祀的仪式化中以神秘数字“十二”相配合，这样君主才可以与天地同参同化，借助高耸入云的山岳达到神人沟通的目的。
“意之所之玄之又玄”即是气要追求的境界。而此意是道之意，是远之意，也是琴之意。这就像是投石击水，水波泛起了层层涟漪。琴者的演奏虽然已经停止但是琴韵悠远，琴心已经翻越了千山万山，来到了一片广阔之地。因而是“求之弦中有不足，求之弦外则有余也”。
第二，数字“三”“四”是天圆地方的代表，即“三”代表圆，“四”代表方。社会之初，古人对圆方的观念是从天地得来，即认为天圆地方。如《吕氏春秋序意》载：“爰有大圆在上，大矩，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1]所以，古人认为天圆地方，而天地之数也就与圆方之形的计算相关。《周髀算经》中商高告诉周公，有关天地的数字都是从圆方得来，而三、四代表圆方而非其他数字可能与古人对圆方的周长计算有关，汉代赵君卿曾注解《算经》：“圆，径一而周三。方，径一而匝四。……故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方者，天地之形、阴阳之数，然则周公之所问者天地也。是以商高陈圆方之形以见其像，因奇偶之数以制其法。”这里的“数”是从对圆方之形的计算中得来，此数可能为一四或者三四，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的形状能最大限度的笼罩在方形地面上，此时，圆的直径与方形的边径等长，按照“圆，径一而周三。方，径一而匝四”的计算方法的话，此时圆和方的周径之比就是三比四。所以，三四两数既是圆方之数，也是天地之数。故而，《五藏山经》中南北方向的确立与“天”有关，东西方向的确定与“地”有关，分别用“三”和“四”代表，这反映在重视天人合一的山岳祭祀上，用“三”“四”来确立南北和东西方向的山系数量，确是合乎古人的天地宇宙观念。
统而言之，当人们把天地秩序映射到人间并以仪式的形式固定下来时，现实中的仪式通过一次次的实践、模拟和确认，强调这种秩序的天然合理和不可置疑，久而久之，从这些象征秩序中抽象出来的神秘、权威的数字便逐渐在人们心中形成象征意义。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五藏山经》中各个方向的山系排列在数量上也巧合地以“三”、“四”和“十二”几个神秘数字构成了一个以《中山经》为中心，四方环中心的一个差序格局的山岳祭祀模式。
也就是说人事中的选官制度也要符合天三地四的天地之数，即四选三臣，与天之数相参。所以，社会的空间和人事秩序通常与天地自然的宇宙秩序之间形成互相呼应的感应关系，而涉及到山岳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其中的仪式规定也必然要符合天人合一的感应规律，纵使不能和天地自然全然相同，也要在山岳数量和方向空间的设置中与天地同一，利用象征性的“三”“四”这样的天地之数的神秘数字来确立较为自然合理的观念样式和行为依据。
二、神秘数字“十二”是得之于天的国家权威和秩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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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人们的神话观念里认为君主成命于天，是天的意志的代表，所以商周时期，一些巫祝主持祭祀仪式时，多用神秘数字表达王权制度，传播上天意志来沟通天人。如《礼记•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3]《中山经》的“十二”列山系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天下之中，在一个方形空间内，只有中部无对称，所以此处的“中”就象征一。《中山经》中大量山系地理的描述都是在西周王畿洛邑附近，对比其他几个方向山岳的记录，《中山经》的内容更加详实，应是国家权力中心，所以《中山经》的山岳祭祀规模超过其他山岳，其中许多如帝、冢、席等规格的特殊山神祭祀，其规模显然是人为设置和安排，由此也可证明中部山岳地理位置的特殊和统治者的重视。
《中山经》的山系数量是十二列，数字“十二”不仅仅是自然之数，也是中央权威和空间秩序的象征，这种符号象征不是固有的观念，而是古人从天地运行的时间规律中，迁移到空间范围里，在对数字“十二”的不断使用和符号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神秘的观念。《尔雅•释地》和《周礼•夏官•职方》中把大地被分为十二州，祭祀十二座名山，掌管大地的管理者也是十二人，这里的“十二”似乎是得之于天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是天与地相对应的定数，而在神话思维模式中，古人多从对天地宇宙的认识中类比人事，认为君主作为上天的意志的代表者，他在人事政治等事宜上也要多仿制天地之制，通过“十二”等象征时间与空间秩序的神秘数字来达到王权秩序的模式构拟，合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第一，“三”和“四”是天地之数。“三”“四”分别对应南北和东西方向，这与人们对方向的观察和确立有关。古代人们的空间意识最初是二维的，他们在地面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最先确立东西方向。而对南北方向的确立则是夜观星象得来。古人通过晚上观察北极星的方位确定北方，与其相对的就是南方。至此，地面上的四个方向已经确立，再加上中部，构成五方地。由于天地阴阳数字的确立，天就代表阳，地代表阴，所以古人夜晚对天上极星的观察其实就是对天的观察，由天而确立南北；白天在地面上通过观察太阳的影子而确立东西方位，即由地而确立东西。而东西南北一共是四个方向，所以东西方向的代表数字是地数，也是阴数，用“四”表示，南北方向的代表数字是天数，也是阳数，用“三”代表。那么类比于《五藏山经》中的五方山岳，东西方向的山岳数量即为地数“四”，南北方向的山岳数量即为天数“三”。
第三，“三”“四”两天地数的重要性也表现在人类社会的事治方面，即古人多将天地自然之道与人事相类比，强调天三地四的特殊意义。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官制象天篇》对三四天地数有议论：“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为一选，仪於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於四时而终也……以此为制，是故礼三让而成节，官三人而成一选……凡四选三臣，应天之制。”[2]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五藏山经》中分布在南西北东中五方向的山系数量的设置具有特殊的含义，南北和东西方向的山系数量“三”和“四”代表的是天地之数，是天圆地方的符号象征。《中山经》的山系数量是“十二”是国家权威和秩序的象征。《五藏山经》的作者对各方向山系数量的安排和设置是在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指导下建立的一个符合天、地、人异体同构的仪式系统，在建构过程中，神秘数字“三”、“四”、“十二”等被抽象成人间秩序的特殊符号。所以我们对《五藏山经》中山系排列的数字密码进行探析，既可以更好的解读《五藏山经》山岳祭祀仪式的建构，也可以对其他先秦著作中与神秘数字符号的解读具有启发意义。
滑坡形成的力学机制为：动力来源为重力和裂隙水压力(图16、图17)，活动机制为滑移-拉裂[3]，对此，前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3]。简要归结起来，本病害的起动过程如下：
注释：
① 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1.
参考文献：
[1][汉]刘安注，陈广忠译.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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