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对思维和推理、行为和自我意识的影响之大令人惊讶。
美国人霍勒斯· 卡普纶于1871年首次来到北海道，在广阔的大草原、林间空地和危险重重的黑暗山脉中寻找人类生存的足迹。他后来描述这次经历时写道：“这是一片被死寂笼罩着的广袤土地，看不到人类的足迹，也听不到鸟类或其他生物的叫声。这是一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但难以想象的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密集国家之一的日本，却仍然保留着这片像非洲沙漠一样杳无人迹的区域。”
北海道就像美国的西部荒野一样，是日本最北部的岛屿，汹涌的波涛将北海道与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分隔开来。勇于跨越这道屏障的旅行者要忍受这里严寒的天气，越过崎岖的火山山脉，还要面临荒野中遭遇猛兽的危险。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片土地基本上放任不管，只有当地土著阿伊努人在这里通过狩猎和捕鱼艰难生存。
建筑工程包含了较多的数据信息，只有将不同建筑工程环节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与整合，才能确保建筑工程全过程管理的实施效果。然而部分设计师在进行项目图纸设计时，经常因实地考核数据信息不准确，而对图纸设计未能进行规范性的内容标注，导致建筑工程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时，存在实际管理与图纸要求不一致的情况，进而需要重新进行相关环节审查与改进，影响到整体建设周期与水平。
但这一切在19 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由于担心俄罗斯人入侵，日本政府决定收回对这片北国土地的管理权，请了卡普纶等美国的一些农学家指导移民开发农业，招聘武士前往北海道定居，农场、港口、公路和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70年的时间里，从寥寥几千人发展到了200 多万人，在2000 年的世纪之交，这里的人口已达近600 万人。
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去征服旷野。然而心理学家发现，与生活在仅仅54 公里外的本州岛上的居民相比，开拓边疆的精神仍然影响着北海道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北海道人更具个人独立精神，他们渴望成功并为此而骄傲，有更多的抱负，但与周围人的交往则更少。事实上，如果要做比较的话，他们的认知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人，而不是日本其他地方的人。
去甲斑蝥素（Noncantharidin,NCTD）是由我国首先合成的具有多重抗肿瘤活性的新型抗肿瘤药物。Chen等［9］研究显示NCTD可降低肿瘤细胞VEGF表达、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同时，NCTD也可显著降低肿瘤细胞MMP-2和MMP-9的表达水平［9，10］，而 MMP-2 和 MMP-9 是参与 GCTB 局部骨吸收和骨溶解的重要因子。NCTD对MMP-9的抑制作用是通过对NF-kappa B信号通路的调控所完成的［11］，提示NCTD干预GCTB肿瘤细胞的可能性。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清楚地认识这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旅游者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参加霍童古镇旅游的人群主要是个体户、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他们都有着一定的教育背景，对旅游也有一定的理解，对于古镇独特的民俗资源和清新的自然环境充满向往。政府在开发霍童古镇旅游时应从大局出发，统筹规划，建立相关指导性文件，加强对霍童古镇旅游的宣传力度，根据霍童旅游产品的特点，利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促销手段进行促销，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古镇旅游产品。
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环境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思维和心态，北海道的故事只是例子之一。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到美国各州之间的微妙不同，越来越清楚的是，历史、地理和文化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觉感知。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有可能受我们祖先耕种作物的影响，一条河流也许就会成为两种不同认知风格之间的分界线。
下雨天和早晨有露水时不宜套袋。套袋前，要预先将袋口潮湿软化，防止袋口割伤果顶。方法一：前一天晚上，将袋口在水盆中蘸1厘米，然后将袋子整齐放好，或在土地上倒上足够的水，待地表面无水后，将袋口面向地面整齐放一夜，第二天使用。套袋时先把袋子撑圆，两边底角透气口张开，袋底朝上由上往下套，果柄置于纵向切口基部，幼果悬于袋中，将袋口横向折叠，最后把袋口扎丝捏成V形夹紧。套袋的具体顺序：先冠上、后冠下，先内堂、后外围。套袋时，劣质果和病虫果要摘去不套，好果要全部套完，争取不留光果，以便果园管理和病虫防治。
在作文教学中，找准写作切入点，就能打开作文教学之门，将学生引领到一个全新的写作天地里，有效突破作文教学瓶颈。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精神的西方国家，西方的扩张与探索精神培育了人们的独立精神，每一次的旷野探索都是一场为生存而搏击的战斗。最近的心理学研究结果也与这一理论相符，美国边境地区的一些州，如蒙大拿州，在关于个人开拓奋进精神的测试中通常得分更高。
这种思维方式也延伸和影响到我们对无生命物体归类的方式。假设你被要求在一组名词中选择两个相关词汇，如 “火车、公共汽车、铁轨”，你会怎么选？在这个被称为“三个一组”的测试中，西方人可能会选择“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它们是一个类型，都是车辆；相比之下，整体思维的东方人会说“火车”和“铁轨”，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功能关系。
综上所述，相较传统方式，超声刀辅助下的颈淋巴结清扫术简化了手术操作，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渗出少及术后愈合快等优点。而超声刀作为一种能量式切割工具，临床医师还应严格规范使用，并与传统外科手法相结合，灵活、安全地实施手术。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差异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当被问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时，西方社会的人更多地表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人成功的重要性置于集体的成功之上，因而他们更强调自尊自强和个人价值至上，追求个人幸福，重视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但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渴望同时伴随的是过分的自信，许多实验表明，一些心理实验的参与者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例如，当被问及他们的个人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会称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这种自我价值感膨胀的趋势在东亚地区的受试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还有可能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自我价值感过度膨胀。
帮助日本人开拓北海道的美国农学家威廉·S·克拉克，他的座右铭是“男人，要有雄心壮志”。
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似乎还延伸到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些最基本方面。例如，在注重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以“整体”方式来思考问题，更关注人际关系和环境情境；而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一些独立因素。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看到一张图片，图中一个高个子似乎在威吓一个小个子，如果没有其他附加信息，西方人更有可能关注的是人物特性，比如大个子可能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但是，倾向于整体思考的人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令人生畏的大个子也许是矮个人的老板或父亲，两人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以这些受试者代表普遍人性得出假定认为，基本上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至于西方人思维模式中的偏向性并不重要。然而，来自其他文化人群的一些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强调个性发展”和“崇尚集体精神”是东西方认知模式最明显的不同之一，虽然有许多例外，但一般来说，西方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而来自如印度、日本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人，则更倾向于发扬集体精神，强调集体主义。
日本明治天皇决定向北海道移民之前，只有北海道土著阿伊努人生活在这个岛上。
那么，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如何起源的呢？比较明确的一种解释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随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或人生哲理。有专家指出，西方哲学强调自由和独立，而东方一些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和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和教育中，对当地人们的基本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有人称，我们的社会认知取向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它更多的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一种后天习得。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甚至可以改变你的视觉认知。在一项眼球追踪调查中，来自东亚的参与者会花更多的时间观察图像背景，而美国人则更倾向于关注图片的主焦点。有趣的是，这种区别甚至还出现在日本儿童和加拿大儿童的绘画作品中。显然，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是我们注意力聚焦点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亨里奇解释道。
坐标转换矩阵在运动学中是用4×4矩阵来描述两个刚体的空间几何关系。基于几何变动在装配体中的传递方式，本文用坐标转换矩阵来表达零件间特征或要素间的几何关系。两个不同坐标系之间的平移和旋转关系可用转换矩阵T表示[5]：
之前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思维方式全球多元化这个问题一直有所忽略。2010 年，发表在《行为与大脑科学》上的一篇文章称，绝大多数心理学测试的受试者是“西方化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其中近70%都是美国人，并且大多数都是希望通过花时间参加这类实验获得一些零用钱的本科学生。
北海道的案例研究同样引人入胜。像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精神和整体思维模式，但快速向北部地区迁移的行动却与美国当年的西部开发热堪有一比。如果自愿定居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北海道的开拓者应该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拥有更加独立的开拓精神。与其他日本岛屿居民相比较，北海道人更注重独立和个人成就的价值，不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在一项表达对社会问题看法的测试中，要求测试者参与讨论棒球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问题，来自其他岛屿的日本人更有可能会探讨一些影响因素，比如想要获得成功的压力等，而北海道人更有可能直指运动员的品格或道德缺陷。这一测试再一次表明，北海道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普通美国人的反应。
另一种理论认为，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是进化过程中对细菌反应的结果。英国华威大学的科里·芬奇和他的同事们对全球流行病学数据分析后发现，不同区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区别似乎与疾病患病率相关：疾病感染率越高的地区，更多集体主义倾向，更少个人主义倾向。这一理论的基本依据是，倾向于集体主义的人群在行为中有更多的社会规范性，人们更在意、顺从和尊重他人的意见，导致人们更明智地避免某些可能导致疾病传播的行为。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害怕感染疾病时，似乎会倾向于更多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采取与集体利益更相一致的行为方式。
但或许最令人惊讶的理论来自农村地区。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塔赫姆研究后发现，思维取向似乎与农业生产模式相关。这一判断来自他在中国的经历：
在位于中国北方的北京游历期间，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比较主动地上前搭话；而在南部城市广州，人们则更倾向于默默旁观，担心主动搭话会冒犯到他。由此，塔赫姆开始猜测产生这两种不同心态背后的原因，这种差异似乎与贫富或现代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注意到南北地区主要作物的区别：南部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而北方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合作，包括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以及需要横跨许多村庄的复杂灌溉系统。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和生长有赖于降雨而非灌溉，这意味着农民不需要与邻村合作，就可以独自照料庄稼。
这些差异可以转化为更多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心态吗？塔赫姆与中国科学家进行的合作研究中，对不同水稻和小麦产区的1000 余名学生进行了整体思维模式和 “三个一组”等测试，并要求受测试者画出他们与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图。果然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小麦产区的人在注重个性发展的测试中得分更高，而水稻种植地区的人们在测试中则倾向于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整体思维方式。“即使是同一个县里的人，一个村庄种植水稻，一个村庄种植小麦，仍然能够发现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他在印度的测试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显示小麦和水稻种植地区的思维模式有着明确的差异。当然，被调查和测试的人并不全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但这些人所在地区的历史传统仍然会影响和塑造着他们的心态和想法。“这是文化的某种惯性作用。”
另外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以上所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大量人口中广泛而普遍的趋势，但这种差异并非就是非黑即白那么绝对。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家德尔沃·侯赛因与梅索迪一起参与了对伦敦孟加拉裔群体的研究，他指出，东西方国家之间有着许多历史悠久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些人会跨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界限；此外，年龄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会对人们的认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约瑟夫·亨里奇的理论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研究人员们正在通过一些大型研究项目深入了解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的不同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心理状态。”
北海道不再是边境，但开拓边疆的那段历史在当地留下了一些独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