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又名九龙江，位于福建省南部，是漳州第一大河，福建省第二大河。1963年初，龙海遭受千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了“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战斗口号，并带领群众“堵江截流，引水抗旱”，谱写了一曲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得到了亿万人民的颂扬，产生了良好的效应。这个人就是时任龙海县委书记的刘秉仁。
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
刘秉仁（1925-1993），山西省武乡县人，生于太行山西麓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刘秉仁善于思考问题，思想进步，是一个敢于仗义执言、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
1939年7月，日寇侵占白晋路，同年阎锡山制造“十二月政变”后，刘秉仁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下，投身抗日活动。1940年2月，刘秉仁经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三分区抗日政府批准进入太行潞东干校学习，1943年1月任武（乡）东县墨磴村武委会主任，1944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1945年夏，刘秉仁奉命调往河南省工作，历任河南省辉县公安局内情股员，辉县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干事，中共辉县委员会第四区分委书记（1945年7月-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秉仁担任十四区区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刘秉仁从一名仗义执言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从村级武委会主任成长为区委书记，从生他养他的山西故土转战到河南等地，一步一个脚印，在革命征途中，他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在执行党的决定时，没有二话，虽死不辞。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从老解放区的太行区、太岳区抽调党政军群团全套干部组成了南下区党委，目的是随解放大军南下接管新区，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刘秉仁便入选其中。本来，长江支队是准备南下接管苏沪杭的，但由于渡江后革命形势发展比预想快得多，当长江支队千里迢迢抵达苏州时，苏南、皖南、浙江、上海已被先行到达的其他干部接管了。上级决定长江支队随三野十兵团入闽，接管福建。
这时，有人思想发生了动摇。福建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听说福建是“南蛮之地”，“没有铁路，交通不便”，“气候湿热，毒蛇多，蚊子大，会得粗腿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说话听不懂，老婆找不到”。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甚至离开队伍，逃回家去了。1949年6月12日，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给长江支队县团级以上干部作报告。他说，福建虽穷，却山清水秀，有林有鱼，是个好地方；福建有红旗不倒的苏维埃老区，现在要解放，欢迎大家去。他要求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听从党的调遣，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会后，五大队队长李伟向全体干部传达了领导的要求，各中队、小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据吴玉辉所撰《谷文昌》记载，与刘秉仁一道被选入长江支队的谷文昌当时立即表态：“我们既然要解放全中国，就不能计较去哪里。福建是中国的土地，共产党员有责任去解放，去建设。我们决不能做革命的逃兵。”“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谷文昌这些表态对战友们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刘秉仁更是把“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作为自己终身的信条。
1949年8月，刘秉仁与谷文昌等长江支队战友随十兵团入闽大军向福建进军。抵达福建后，南下地委根据福建省委的决定，对干部进行调整配备。谷文昌等37人分配到东山县，刘秉仁则被分配到龙溪县工作。
1949年11月，龙溪县第一次划分行政区域后，刘秉仁任城关一区书记。1951年6月至1953年9月，任漳州市（县级单位）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漳州市委副书记等职。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各种杂音很多，对此，刘秉仁不惊不怕，不偏听，不盲目，他的做法是，一辆单车，走村入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漳州地区缺乏宣传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报道各地解放消息的渠道。针对这种情况，他率先在市区建立收音站，抄录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供市委领导参阅，并编印成宣传材料，分发至各单位。1953年，漳州市建立广播宣传站，起初只在城区几个主要街道悬挂高音喇叭进行广播，随后市区广播站也开始自办节目，宣传党政部门的一些政令、文告、通知。在刘秉仁负责宣传工作期间，市区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经过各种宣传改革，漳州城区工厂企业的宣传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消灭“空白点”（以工厂或基层为单位），党在工厂企业中的宣传网也随之巩固和发展。
苏：这种是挑花式图案，有的是较为规则的几何图纹，代表日、月、山、川。还有单钩绣式的植物花草图案，而用得最多的则是羊角花和串枝莲花。围裙是最受我们羌族妇女欢迎的衣物了，也是我们生活必备的服饰之一。它的作用是避免将长衫弄脏，还可以兜东西。以前，我是用自纺自织的纯手工藏青色麻布为底色，用白色棉线或麻线刺绣。围裙上部还会有两个并在一起的方荷包，荷包上也绣着相应的刺绣图案。围裙撩起来，是可以盛放较大物件的。有时跳沙朗舞会用双手撩起围裙的左右角，叫“裙包步”，是一种同手同脚的跳步，而且边跳边唱。我们穿布鞋跳沙朗舞，绣花鞋都是自己绣的，我出门穿有高跟的布鞋。
心脏神经官能症又可称为“心血管神经症”，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衡、内分泌系统失调、心血管功能紊乱等的综合征，在临床中十分常见，尤以青年、壮年女性最为多见[1] 。本病的临床表现多样，如心悸、气短、紧张、焦虑、汗出、头痛及失眠、多梦等[2] ，严重困扰着广大患者，给生活及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西医治疗本病以β受体阻滞剂为主，但不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笔者近年来自拟杞竹地黄丸治疗本病，效果理想，现报告如下。
党需要多少粮给多少
1960年2月，在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直接关心下，龙溪和海澄两县合并，成立龙海县，刘秉仁任龙海县委第一书记。并县后，刘秉仁还是继续保持原来下基层的习惯，因此，他除了重要会议之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
将烤鸭皮肉分离，每组样品三组平行，三次重复，处理成厚约1cm，表面平整的待测样品，并分别依次编号，使用电子眼在D65光源下进行直接测定烤鸭样品表面的亮度值L*、红度值a*、黄度值b*，计算平均值。
1.2.3 评价指标 ①6个月前后护士跌倒知识、态度、行为测评问卷:问卷在参考相关文献及咨询有关护理专家的基础上设计而成，并进行前期预试验，内容包括跌倒相关知识15项条目、对跌倒重视程度及认识10项条目、跌倒预防实施行为10项条目组成。分值越高，表示护士跌倒预防知识、态度、行为实施越好。②6个月前后患者跌倒预防认知度和预防措施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跌倒预防措施认知度12个条目和预防跌倒措施落实的满意度7个条目，分值越高，表示患者跌倒预防措施认知度和措施落实满意度越好。
当时，步文乡登科大队试种由龙溪县农业局引进的“台蔗134”取得了成功，刘秉仁把它作为重点项目来抓。他一去就下田间，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1958年，登科大队的“台蔗134”产量再创新高，丰产片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甘蔗高产”奖状。同年12月，时任登科大队大队长的种蔗能手林佬带着优良品种“311”和从广东引进的“703”（可开花），光荣地赴北京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大会，荣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奖状，登科甘蔗自此闻名全国。一时间，吸引了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前来参观取经，更有不少国外专家学者慕名而来。很多新闻记者要来采访他这位龙溪县最大的官，刘秉仁却总是说：“我不是官，我是来服务群众的。”
位于九龙江下游冲积平原的龙溪县，素有“鱼米花果之乡”的美称。新中国建立后，龙溪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龙溪地区的粮食生产大县。然而，“大跃进”运动却使龙溪这片有着良好农业基础的土地出现严重减产。在此紧要关头，刘秉仁于1958年7月走马上任龙溪县委书记。
省、地委领导在龙海县检查生产（右3为刘秉仁）
1961年，全国粮食出现大危机。年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福建来电，言明国家粮食有困难，一些重灾区告急，要福建调出粮食支援。当时，龙溪因碰上严重的“六九”洪灾，本地粮食已出现大面积减产，却调出了2亿斤粮支援外地。刘秉仁郑重表态：党需要多少粮给多少。灾情十分严重的龙海县莲花公社还提出了“国家需要的粮食一斤不少，自己生活保证安排好”的口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包含着的是龙海人民的巨大付出和县委领导班子牺牲局部保全局的共产主义风范。当时，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普通群众都开展生产自救，连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杨保成也在自家房前屋后种瓜种菜，却还是经常揭不开锅。面对粮食大危机，坚强的山西汉子刘秉仁泪流满面地对他的秘书说：“来年一定要给群众一个补偿。”1962年9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共龙海县委为提高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增加农村回销粮48.89万公斤，同时对各公社粮食征购包干任务核减174万公斤，秋粮入库时实核减202万公斤。
1960年6月9日晚上，强台风夹带暴雨袭击龙海，短时间内县境内雨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九龙江上游雨量达400毫米。10日山洪暴发，多地水位超警戒线。11日大潮，石码潮水位高达8.75米，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潮水位。郑厚根回忆道：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刘秉仁始终坚持在抗灾斗争第一线。
古人云：“治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龙海县成立之后，恰逢旱灾，灾期近200天，这就是当时龙海人民群众的最大疾苦。此时此刻，刘秉仁心急如焚，把群众的生计当作党组织的头等大事，他放下身边的全部工作，每天都在江边田头，探索解决办法。起初，用“十三层”“十八层”水车从九龙江抽水灌溉农田，同时以找水源抽水等办法搞好“抗旱保种”斗争，却都是杯水车薪。后来，发现可以堵江引水，刘秉仁便亲任现场总指挥，于3月4日至9日，组织10万余人分别在江东、洋西、紫泥、玉江、郭洲等地堵江引水，使浦南、步文、角美、莲花、东泗、榜山等9个公社16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在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下，农民的抗旱斗争如火如荼，使这次抗旱救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但大大缩小了受灾面积，而且为以后抗大旱积累了经验。
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1963年1月29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龙海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海澄镇召开，刘秉仁被选举为龙海县委书记。党代会召开期间正值龙海遭受千年未遇的特大干旱，这一次旱灾比1960年更加严重，龙海境内三大支流流量降至百年最低。全县76座小水库蓄水量仅4%,30多万亩水田仅有1万亩能得到灌溉。而许多地方，甚至连人吃的水也干了。
研究堵江截流的最后决策会议本来计划安排在县里召开，正在漳州参加会议的刘秉仁得悉情况后，立即打电话与县委在家领导商量：“要开，干脆搬到现场开。”就这样，与会的人员全都集中到石码码头，上了1号指挥船，在船上召开了这次落实县委“九龙江有水不算旱”决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舟中会议”。“舟中会议”作出决定：堵江地点南岸选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渡头社后堤，北岸选在镇头宫，筑起一条拦江大坝，截引九龙江水经过洋西河道流入九龙湾渠道；定于2月15日开始堵江；组织上实行全县统一指挥、大协作，组织全县万名民工、百艘船只上场，具体任务分配到有关公社和部门。
2月4日，县委在县党代会上认真分析了旱情，总结汲取1960年堵江引水的成功经验。刘秉仁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战斗口号，决定先截堵西溪，引水抢溶澄码平原水稻高产地区的10万亩良田。
当时的龙海县委领导合照（前排左为刘秉仁）
刘秉仁和几位县委领导身先士卒，两度带领有关部门人员，乘汽船沿九龙江西溪勘探水源，进行堵江截流的调研考察。2月6日，水电部门技术人员及下游5个公社负责人，从县城石码搭汽船上溯至洋西进水口勘测。通过现场调查分析，认为在此堵江成功之后，西溪每秒22立方米以上的引流量将有15-17立方米，可通过洋西水闸进入迂回曲折长达32公里的九十九弯和南港渠道，三五天就可流抵终点——南港灌区，加上步文从湘桥、颜厝从马州引水入田，可一举令10万亩水田不受旱灾的威胁，确保按季节溶田插秧。
刘秉仁一方面指示县委、县政府立即组成探水队，在全县各处寻找水源；另一方面派人到县档案馆搬出地方志，深入民间请出古族谱，翻阅一切有关的文字记载，逐行逐字查史迹、查牌记、查村名，由探水队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挨村挨户访贤问老，向老干部、老田农、老耕主请教一切有关水源的信息。全县共访问了2000多人，找到了1500多个泉眼。人们请教水利土专家，观察自然景象，看地质、看地形、看地貌，所有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出的老经验全派上了用场，但还是没有找到多少水源。
1953年9月，刘秉仁调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龙溪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团地工委）书记。1955年9月担任中共诏安县委书记。一年后，又转任龙溪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本来，按照当时干部紧缺的情况，在抗战时期已担任过区委书记的刘秉仁，是可以高套一级任职的，但是在职务安排上，他始终遵循“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信条，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不向组织上要官职、讨级别，充分体现了他的坚强党性和高风亮节。
式中：NC表示网络连通性；为网络中连通子图的数量；nλ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节点数量；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加权平均最短路径，
刘秉仁心中有人民。县委考虑到筑起拦江大坝后，引九龙江水入九龙湾渠道，虽能解救石码、莲花、东园、东泗等公社10万亩高产田，但此举必然引起水位上涨，洋西村的大片良田将全部被淹。为了确保堵江行动的顺利进行，刘秉仁彻夜难眠，在脑海中将各种细节逐一考虑推算过。2月7日凌晨4点，他早早就打电话给时任榜山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苏海成，询问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他语带关切地对苏海成说：“海成啊，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千万要做好工作。不管土地、秧苗或者小麦损失多少，你要实实在在报上来。”刘秉仁操着山西口音强调着：“有什么问题，县委会想办法解决的。”而电话那头的苏海成则坚定地回答：“县委怎么决定，我们榜山就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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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这句誓言再次在刘秉仁脑海里回荡。他接到组织的任命后，立即把手中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匆匆走马履新。接任后，他这个新官没有急着烧“三把火”，而是先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据跟随刘秉仁近10年的县委助理秘书郑厚根回忆：原龙溪县委的办公地点在今漳州市区，刘书记上任后，坚持每周都下基层一趟，骑一辆单车，自带口粮和棉被。
2月7日，县、公社干部分别深入洋西大队做干部的思想动员工作，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小局服从大局，小利服从大利。洋西大队群众也纷纷表示明白理解县委和兄弟公社的心情，决心“丢卒保车”，宁愿牺牲小部分的良田，也要换来下游十万亩的好收成。10日，刘秉仁在榜山公社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强调：“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干部，不论资历有多老，职位有多高，都必须把自己当成民工的一员，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堵江的干部实行“三共同”；随后，民工也形成了“三自带”，即自带口粮（因为各大队的口粮不一样，工地统一补到每人每天2斤）、自带工具、自带棉被，外加10斤稻草（当时都是席地而睡）。13日上午，九龙江西溪堵江工程指挥部进驻洋西工地。刘秉仁任工程总指挥，亲赴现场，坐镇指挥。
2月15日，堵江正式开始，全县万名劳力上阵，刘秉仁更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冲上一线。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奋战，2月18日下午4时开始突击合拢，由于后方土料运送不继，招致漫顶垮坝的失败。这3天来，刘秉仁几乎没有合过眼。当得悉首次合拢失败时，他站在合拢口的桩木上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向龙王认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把江堵上！”20日早上7时整，第二次合拢开始了，几十丈宽的汹涌的江水集聚在一起，向小小的合拢口猛冲，激起一人多高的浪头，发出震天动地的啸声。九龙江随时准备吃人。刘秉仁等则亲自带着抢救队，守在合拢口坝上，随时准备救人。21日，拦江大坝终于胜利合拢。
堵江截流成功后，为了确保下游农田用水需要，水位一再提高。洋西及邻近榜山公社的6个大队1300亩良田被淹，其中不少小麦正在抽穗灌浆。然而，榜山人民认为淹千三亩救十万亩很值，并进一步发扬风格，腾出抽水机、水车、耕牛，支援下游公社突击抽水溶田。“车”保住了，榜山公社又提出“卒”也不能丢的口号。在公社的领导下，社员们开展了一场协作支援洋西等受淹大队的斗争，排积水、围土堤、突击溶田抢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榜山人民在抗旱斗争中所体现出的团体协作、无私奉献、舍己为人、顾全大局精神，受到了中共龙海县委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当时媒体称之为“榜山风格”。“榜山风格”伴随着热火朝天的抗旱斗争，走出了榜山，走出了龙海，在整个九龙江流域广为推广，形成了“龙江风格”。据福建省民政厅当年旱灾情况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抗旱斗争中，仅龙溪地区受到地、市、县一级机关表扬的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抗旱先进集体和个人就有2700个社队、12000名干部和29000名社员。
2.2 土壤重金属含量的垂直分布 7种重金属元素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Mn、Cd、Zn、Pb、Cu、Cr、Ni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其含量随深度增加呈总体下降趋势，前50 cm 变化特别明显。50 cm处除Mn以外，其他元素的含量均低于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湖南省地方标准，与湖南省土壤背景值含量基本一致。研究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表层50 cm以内。
抗旱场面
真正的典型是群众
1963年4月5日，上级组织要求龙海要及时总结和宣传榜山公社在抗旱中“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接到这个任务时，刘秉仁正在东泗公社卓港大队架设横跨南溪渡槽的现场。他立刻开始研究如何着手宣传、报道在抗旱中涌现的好人好事，组织负责宣传工作的有关人员深入基层采访调查，总结先进典型、英模人物，要求一定要把在抗旱斗争中表现最为突出、最积极、贡献最大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事迹总结好、挖掘好、提炼好。他强调说，特别要多宣传树立好群众中英雄典型，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就不要去宣传，作为县委、县政府领导要有这个态度、这个风格，因为真正的典型是广大人民群众。
一心为民的党的好干部都会得到人民的坚决拥护。1968年4月，龙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取代县委权力，刘秉仁离开龙海。但是，龙海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刘秉仁，“文革”期间，曾经两次把他“抢回”龙海，暗中保护起来，使其免受造反派的残酷斗争之劫。第一次是1968年，刘秉仁在省城接受批斗。当时，龙海有6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前往福州，以把刘秉仁带回龙海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为借口，将刘秉仁带回龙海，保护下来。1975年7月，全国各地开始传达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的讲话，各行各业开展整顿工作，全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出现新气象。11月，时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的刘秉仁又召开四级扩干会，传达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农村各地广泛开展平整土地、开山造田活动。是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1990.94万元，粮豆总产量27697万公斤。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4月，莆田县成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公室。各社、队及部分机关单位均成立“运动办”，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再次遭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刘秉仁又遭遇灭顶之灾。刚转业在莆田公安局的干部林金灿冒着生命危险，开着吉普，把刘秉仁抢回龙海。时任角美公社田边大队（今福井村）党支部书记林东海自告奋勇承担了保护刘秉仁的任务。据林东海的女儿林龙珠回忆：刘书记在我们家住了差不多4个月。父亲一直在告诉我们，刘书记是堵江抗旱的总指挥，是九龙江的魂，即使要了我们全家人的命，我们也要保护他。同年8月，刘秉仁恢复工作，担任漳州市（县级）委书记。
1977年9月，刘秉仁任龙溪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来，又任龙溪地委专员、龙溪军分区第一政委、省顾委委员等职，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在刘秉仁主政龙溪地区期间，正值举国上下拨乱反正，他把落实侨房政策的重担交给他的战友谷文昌。谷文昌（时任龙溪地区行署副专员）接到任务后，立即把落实侨房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为了落实侨务政策，刘秉仁与谷文昌曾经一起多次在龙海调研活动。奇怪的是，至今我们很难寻找到他们的一张合影。就是在保存下来的80幅堵江抗旱老照片中，也很难寻找到刘秉仁的身影。难怪老照片的收藏者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可以搜集到的关于龙江风格的80幅老照片中，找不到一个领导干部的面孔，甚至连普通干部也没有，镜头前留住的全是劳动大众。这个时代过后，在类似为官者领导组织的事件中，我们再难找到胆敢如此‘忽视’为官者的照片了。但（照片上）‘无记录’并不表示‘不存在’，他们就存在于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存在于千百万老百姓的心中。”
1993年5月6日，刘秉仁因病逝世，享年68岁。如今，虽然他离开龙海已有50多个年头，离开人世也有26年之久，但是，所有和他共事过的同志，还有亲历抗旱斗争的龙江人都深深地怀念他。因为他的心和龙江人民连在一起，他的事业和龙江人民连在一起，他的思想、他的业绩，是九龙江上的魂，他那“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口号仍在九龙江上回响。
如若未出现主动脉弓异常可自三血管序列切面继续向胎儿头侧偏移，并加用彩色多普勒检查，调低血流速度标尺，显示双侧锁骨下动脉与无名静脉关系。[11]
责任编辑/刘 薇
（作者系龙海市政协常委、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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