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于2018年11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101岁。11月21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们深切怀念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八一勋章”获得者。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十几位“两弹一星”元勋进行过深入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可当年出于保密的原因，写成的稿子一篇都没能发表。本刊新近得到郑重老师正在整理的《“两弹一星”采访札记》中有关程开甲的一节，特刊发在此，以表示对程开甲老英雄的缅怀之情。
1981年12月27日 星期日
下午，去黄寺国防科委见周主任，把采访和写稿的情况和他说了。他很高兴，说：这样快就把稿子写出来了，你把稿子留下，要送给张副总长审查，别人都无法作主。我说：我先回去排字，我多送几份请你们审查。周主任说：这样也好，那就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要离开的时候，周主任突然想起什么，说：程开甲就在北京，要采访他吗？我说：我一点准备没有呀。周主任说：没关系，他是一个很难抓到的人，不要失去这次机会。我带你去见他。
到了程开甲的办公室，周主任把我们过去的采访介绍了一番。程开甲开头就问：“你跑了那么多的地方，为什么不到马兰去啊？”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国防科委把我们的方案报告了中央，批准了塔上爆炸方案。从此我就把精力都放在试验工作上，就从北京搬到罗布泊，为了避免两头牵挂，我干脆把全家都搬到罗布泊。
综上所述，七氟烷联合丙泊酚麻醉对机体呼吸力学影响小，并能有效抑制患者术后炎性反应的发生，控制CRP水平，进而调节术后机体补体水平，且不会产生过度的应激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我问：“从实战情况来看，美国在日本广岛就是飞机空投的爆炸原子弹，或者把原子弹装在运载火箭上进行远程爆炸，你们为什么提出用地面塔上爆炸？塔上爆炸有什么优越性？”
程开甲所说他来搞原子弹是命中注定，不是没有道理。三十年代，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回国以后，就在浙江大学任教。程开甲正是浙江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听王淦昌作有关《铀的裂变》的报告。王淦昌在报告中介绍了哈恩和迈特纳发现铀原子裂变现象的经过。程开甲第一次接触原子核的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影响很大。程开甲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进爱丁堡大学，拜在量子力学理论奠基人马克思·波恩的门下，攻读量子力学理论。先后师从波恩的中国留学生有：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波恩的学生中有福克斯、卢森堡、费米也都是搞原子弹的，他们都是程开甲的洋师兄，程开甲的中国师兄彭桓武也来搞原子弹了。程开甲说：“我来搞原子弹，除了用‘命中注定’，还真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解释了。”
遭此摧残，他进牛棚20天后，体重即减轻17斤，而艰难的日子看来没有尽头，身体垮了，在那种情况下，当然得不到必要治疗，临终前他在病床上得到通知，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属于敌我矛盾。潘天寿拒绝在材料上签字，据说白发根根竖立，怒发冲冠。
“开始到罗布泊，我们在孔雀河边搭帐篷，住了下来。当时，罗布泊试验基地的一些地方还没有名字，基地司令张蕴玉说：还是按照苏联编号方法。张爱萍既是一名战将，又是诗人，和他在一起，常常会感到他的诗情横溢，刘西尧也是有文化的人。张爱萍说：这个地方叫孔雀河，这样好的名字不用，还用什么。孔雀开屏多美，这个地方就叫开屏吧。我们对基地进行了考察，走了许多点，每到一个地方，张爱萍就给那个地方命名。兵站附近又有一条河，又生长甘草，他起名为‘甘泉’，女同志住的地方叫‘木兰村’，此外还有‘黄羊沟’‘蜻蜓山’‘骆驼山’‘白云岗’，基地大本营所在地，有马兰花盛开，所以取名为‘马兰’。这些名字都很有诗意，‘马兰’从此叫响了。”
第二，高职院校教育的根本，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必须是品行端正的高级技术工人。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会失去说服力，进而失去生命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不断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贡献力量。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例如：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必须结合社会实践和学生思想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程开甲的性格很爽朗。他说：“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王淦昌是我的老师，他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很年轻，大家都称他为‘娃娃教授’。1941年我在浙江大学毕业，1946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学的是物理，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英国皇家化学所做研究工作。1949年春，从报纸看到一条消息，停在长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中国军队赶走了，心中很高兴。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爱国，看到中国有了希望，我就决定回来。那时已经是新中国了，要想回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经过几番周折，1950年回到中国。由于我曾在浙江大学读过，回来后就在浙江大学任教。1960年，调我到北京，到花园路报到，也不知这是个什么单位。后来李觉接见了我，才告诉我调我来搞原子弹。李觉说：“调你来北京，是钱三强推荐，经邓小平批准的。”我当时就想：我没有这样重要吧。
程开甲说：“应该到我们那里去转转，现在不行了，明年七八月份来吧，看看罗布泊也是值得的。”
“开始，我在核武器研究院工作，重点搞高压状态方程方面的研究，在长城脚下搞打炮试验。一天，我接到通知，说张爱萍要找我谈话，我从靶场到了张爱萍那里。他要我拿出一个原子弹试验的技术方案，还要搬家到新疆的罗布泊去。开始，张爱萍在西直门给我找了一个房子，把原子能所的吕敏、陆祖荫、忻贤杰调来。你应该知道吕叔湘吧，吕敏就是吕叔湘的儿子，出身书香门第。我们几个开始搞了一个《关于第一种试验性的工作纲要》和《紧急安排的研究项目》两份文件。对第一颗原子弹，由于苏联专家的影响，倾向飞机空投的人较多，我们的报告不主张空投，讲了空投的几种弱点，我们主张地面塔上试验。张震寰副主任主持会议对我们的方案进行讨论。你别看张震寰是个穿军装的，他是行家，长期从事军队科技管理，能讲爱因斯坦相对论，背诵门捷列夫周期表，熟悉原子弹、导弹原理，是位知识型的将军。
尽管苏联党和政府最终以武力方式驱散了示威群众,恢复了社会秩序，平息了骚乱，但是在应对本次重大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历史教训。
我说：“还是先听你谈谈自己，是怎样来搞原子弹的。”他沉吟了一阵，说：“这大概是命中注定吧。”
程开甲：“当时我们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认为：第一次就用空投，没有经验，飞机很难找准爆心。大量仪器和效应物都布置在爆心周围，投不准，我们就很难测试到准确数据。再说空投飞机能否安全返航，也是未知数，还有就是当时的保密观念很强，空投容易泄密。对于地面爆炸，我们也考虑到污染问题。地面塔爆炸之后，会掀起地面很多泥土，产生大量烟尘，这些烟尘随风飘出去之后，就会污染很大一片地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量把铁塔加高，经过计算分析，如果原子弹在102米的高塔上爆炸，这个问题就可解决。我们把铁塔搞到102.43米，在当时国内可以说是最高的铁塔了。但是，总还是有些泥尘被掀起来。
“我们搞第一颗氢弹试验也是在塔上爆炸的。我们吸收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经验，把铁塔加高到110米。由于氢弹当量大，虽有110米的铁塔，爆点还是低，为了减少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又经反复论证，在塔基半径230米的地面，用水泥和石块作固定处理，可以减少地面松土震入烟尘。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终于爆炸成功后，测量的结果证明，我们采用的方法还是很有效果的。”
谈到这里，程开甲突然转了话题，他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除王淦昌老师，还有束星北老师，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物理学的重量级人物，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先到美国读书，后来又到英国读书，研究广义相对论，做出了成绩。他和王先生一样，从国外回来就在浙江大学任教。束先生的物理学天赋极高，智力超常，他有许多思想和念头，如果不是客观环境的恶劣，他会抓住时机，琢磨透了，就极可能做出轰动世界的成果。1949年，他就作过有关原子弹的学术报告。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虽然如此，他还是关心国家的命运，从报纸看到美苏关系的紧张，感到如果发生战争，可能会使用原子弹，这必将威胁到中国，从战略上考虑科学问题，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他四处奔走，试图说服领导，但是他的政治背景使他无法走进这个行列中。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他哭了，说：‘我也是本该在这方面为国家做些工作的。’不过，他还是为国防尖端科学做出了贡献。1980年，我们打洲际导弹时，对弹头落水后打捞的时间，他做了精确计算，使洲际导弹弹头的打捞取得成功。洲际导弹科学研究的数据都储存在弹头中，国外的试验因弹头打捞不成功，使试验前功尽弃。弹头打捞的时间即是在弹头落水后激起巨浪到完全平静后的最佳打捞时间。假若200米的巨浪衰后平静下来需10分钟，过半小时打捞最保险。经过束先生的运算，准确到巨浪衰后平静下来的时间为4分钟，创造了8分钟打捞取得成功的范例。”
在欧洲美元市场出现的初期，英美两国政府对这个市场就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政策。英国的目的很简单，伦敦作为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位明显下降，英格兰银行几度尝试开放金融市场，但是英镑都受到了国际投机资本的无情冲击，而一味的资本管制，又使得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业务日渐萎缩，此时离岸美元市场的出现，使得伦敦金融市场可以使用美元业务替代昔日的英镑业务，这对于维持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无疑是有利的。
在原子弹系统采访，程开甲的名声如雷贯耳，没有在马兰采访到他，今日在这里相遇，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编辑 韦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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