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安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为例论文

邵安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为例论文

摘要: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需要将其所包罗的思想精髓和道德规范融入时代背景改革创新,以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卓越风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王阳明的“致良知”道德修养论为人们提供了源自内心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不可忽视。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阳明;“致良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艰苦奋斗中所积累的劳动智慧结晶和沉淀下来的文化成果,树立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坚强屹立在激荡碰撞的世界中。进入新时代后,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代表当代领导者拥有高度的文化意识和鲜明的文化思想。同时,文化建设也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与发展因为这种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而始终保持着充足的精神动力。下文以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为例,探讨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为有效解决现今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思路。

一、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内涵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是丰富且庞大的。王阳明幼时便立志成为圣贤,他为找寻“成圣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答案不断求索,开始于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流转于辞章之学、沉溺于佛老之学直至最终实现了向儒学立场的回归,“龙场悟道”之后确立了自己在心学领域的“心即理”思想,即致良知。知致则意诚[1],“致良知”理论不仅是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成分。大意是人的良知不能够总是保持纯洁无瑕,有时会被私欲蒙蔽内心,这时应该探究本心并祛除私欲,运用内心良知辨别是非,昭明天理。

(一)从格物穷理到诚意再到致知

王阳明认为,先天的良知就是日后成圣的基础,但是良知极容易被迷惑和被引入邪路。若要彻底解决隐患,便要驱除后天的各种恶给本体带来的影响,使得天命之性得以彰显,这个过程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一开始吸收朱熹的思想观念,主张“格物”观点,认为格物是一种道德修养,能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在“亭前格竹”中,他发现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存在理论缺陷。因此,他转变研究方向,提出格物所穷之理源于主体自身,而不是源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由此明确了自己研究的“格物”视角。他又提出“诚意”一词,并且指明诚意应与格物结合。他还提出“致知”理论,并认为“致知”是知行合一的过程,知与行相互统一且密不可分,知指导着行,行是做事的根本。从格物穷理到诚意、再到致知,王阳明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应遵循内心的善与诚行事,最后达到致知的效果。“致良知”的提出就是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3个环节统一为一个整体,将内心良知贯彻到生活实践中,达到“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的境界。

(二)“致良知”的内在要求: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理论是“致良知”的要素之一,是针对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知行思想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朱熹“知先行后”说中的代表观点如“就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无疑将知与行拆分开来,此缺陷导致后学中出现知行分裂和知而不行的思想流弊。而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体是不可斩断的,要把两者视作一个整体或是同一过程,齐头并进,“心外无理”和“心外无学”是其理论基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意味着知是行的起点和源头,行是知的完成阶段,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以行统知、知行合一的整体性是王阳明主张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与“行”在王阳明的认识论层面不存在顺序差别。恰恰相反,王阳明赞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即以道德认识指引道德实践活动,但王阳明更注重在具体的道德伦理实践活动中知与行的不可分性。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究其本质就是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

(三)向内用功,省察克治

王阳明先是提出静坐修养,通过静坐使人内心得以安定,后又提出了直接治心的省察克治问题。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2]他倡导人对自身的私心私欲进行省察克治、反省认知和纠正克服。因为知行不能合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私心私欲,而人们省察克治的也正是这些欲望和私心,这是存天理和灭人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借助于心之本体的自然乍见去反思和认知天理的客观实在性,也改变了人们表面静坐体悟而内心却不愿意落实践行的弊病。

王阳明的良知观彰显了中国古代人民重视提升自身思想境界的优良传统,其理论体系也为今后人们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指引。一是提升了道德修养中的主体地位。王阳明一直主张“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相较于朱熹天理论的难以触及,王阳明的这种“良知人人都有”的观点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致良知的提出[6],一方面肃清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多人是为追求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难以真正做到修身养性和追求本真,“心即理”的思想解决了道德修养流于外在形式的问题,将更多被功利思想荼毒的人拉回到最初的道德起点;另一方面,“致良知”不仅唤醒人们内心的善,而且鼓励人去做好事,开始研习内心道德修养的问题,将各种私欲私心消灭在萌芽阶段,以减少和杜绝坏行为和恶事情的发生,提高了人们不断践行内心良知的自觉性。二是强调内外相兼,知行合一。人不但要跟随内心去思考,也要将思想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在实践中积累更多的经验并提高内在的德行。

二、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3.55%,较对照组的79.03%明显上升,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一)“致良知”道德修养论的理论价值

创造性转化的含义是应当今时代要求,对仍存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从里到外的翻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外观形象,使其生命力得以再次绽放;而创新性发展则要求在以往的道路上开辟新方法并取得新进步,注重新思维方式的运用,尤其是对过去沉淀下来的各种传统文化成果进行拓展完善,使其在新时代再次展露魅力。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对于当今中国社会重建文化自信,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观渗透到当今社会,使得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促进当代社会进步的一种原生文化动力。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源自内心的道德感和判断力,使人们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文献管理和使用能力 在文献收集过程中,文献体量较大,内容丰富复杂,学生的文献管理能力需要提高。为此,介绍和要求学生选用NoteExpress、EndNote等参考文献管理工具,借助文献管理工具具有的主题分类和随时笔记的便捷性和优势性,提高学生文献管理能力。另外,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过程中需要经常引用文献,并随时可能对文献顺序进行调整。为此,指导学生科学使用文献管理工具,能够边写作边引用,以及运用行文中参考文献的自动排序功能,从而提高文献使用能力以及引用文献的规范性,促进写作效率的提高。

(二)“致良知”道德修养论的实践价值

职业资格证书是人们通过相应的技能水平测试而获得的资格认证。它是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也是单位在进行招聘和用人时的主要依据。[5]“双证融通”就是指学历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融通。职业资格证书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检验和监督作用,能检验专业课程体系是否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否满足工作岗位及职业生涯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要求“参照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将职业标准融入教学内容,将职业标准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在修养论方面,王阳明“致良知”的修养理论不仅要“格之外物”,也需“求诸内心”[5],根据良知的指引,把人学习的德行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丰富了陆九渊的理论。王阳明指出良知和天理并非普通人不能接触和研习的,而是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他的理论解决了朱熹理论的支离之弊。王阳明良知之学的特征包括:一是良知即天理和是非之心;二是良知人人皆有,要驱除后天的恶的影响;三是“致良知”讲究内外兼修和知行合一。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提出,不但解决了宋代遗留下来的本体认识与修养的自然融合问题,同时也开辟了“知行合一”的修养路径。

三、推动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王阳明“致良知”道德修养论的提出解答了宋代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一是本体论问题,二是修养论问题[3]。宋代思想家尽管观点不一,却都赞同“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和“变化气质”的修养论。但如何促成本体和修养之间的结合,他们观点各异。“朱陆之争”是典型例子,在本体论方面,朱熹主张格之外物,认为人通过对各种事物之理循序渐进的了解以达到对天理的最终认识;而陆九渊则认为人应该探究内心并求诸内心,通过感悟和反思以求天地之道。两人的主张都有缺点,而王阳明的理论融合朱陆的主张,摒除不尽合理之处,作了更细致的阐述[4]。

(一)对知行关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人士的代表,其知行观蕴藏着丰富的智慧,不仅启发人直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为个人甚至群体的道德自省提供示范。当今,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王阳明知行观就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知行合一观点。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不同对象与不同任务,对知行合一提出了不同要求。如针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务实,还是知行并进、学以致用,习近平总书记主张的知行合一的落脚点都在实干上,这也是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7]。一方面,他汲取了知行合一的观念并将其运用在道德建设领域,尤其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他总结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创造性地转化了知行观的实际内涵,而且也创新性地拓展了知行观的运用范畴,将知行合一思想运用到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也切实地影响了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本周的市场表现来看,整体呈现出来的是筑底折腾的过程。在12月20日的专栏文章《市场短期反弹后继续下探》中,笔者曾经描述过,市场将会在本周先反抽再震荡回落。文章中如此描述:

习近平总书记将王阳明的知行观与中国发展现状结合起来,并作出系统阐述。关于知行关系问题,他不仅强调知与行的相辅相成,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两者也存在界分,不能相互替代。知与行相互促进可以为解决难题提供更多的思路方法,在加强思想武装和党性修养上也效果显著;就知与行的地位而言,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两者同等重要,没有孰轻孰重之分,思想和行动两手都要抓。习近平总书记也着重指出了“知”的基础性作用以及“行”的实践性价值,两者相互融合利于解决党内思想问题。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才算是真正的知行合一[8]。

(二)对道德实践范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规范化还未完成,道德理念未能完全转化成人们的自觉行动,优良传统文化思想也没有完全融入人们心中。在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应该被蒙上灰尘,优秀的文化资源宝藏应该得到即时关注和挖掘,应在最大程度上延续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和优势。要想改善整体社会精神风貌,就要正确引领和规范每个个体的良好行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从民心入手方可对症下药。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修养理论对重塑德育在社会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具有启示作用。运用王阳明“致良知”的正确理念和方法,引导年轻人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做事要知行合一,不可只说不做。人们在实践中发现自我价值,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总之,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保持鲜活,才能使中国梦植根于厚重的文化土壤之中。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倡导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传习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26.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02.

[3] 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

[4] 杨国荣.杨国荣讲王阳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5] 杜凯.宋明理学的自我修养思想[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29(10):1-2.

[6] 严正.王阳明修养理论述评[J].求是月刊,1997(3):2-3.

[7]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39.

[8] 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4-29(2).

ThePromotionofthe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Taking Wang Yangming’s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 “Conscience” as an Example

SHAO An-hua

(The Library of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4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nnovate its essence of thought and moral norms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stem,Wang yangming’s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conscience”has its uniqu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provides people with the inner moral sense and judgment,helping people find and follow the inner conscience.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a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speeding up,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Keywords: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ang Yangming;“conscience”;creative transform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

DOI:10.3969/j.issn.2095-462X.2019.01.023

中图分类号:G 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19)01-0103-04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90102.1614.04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9-01-02 17:18

收稿日期:2018101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9-ZDJH-443)

作者简介:邵安华(1985-),女,河南新乡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

(责任编辑治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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