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州市“1999特大洪涝”灾害分析及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韩帅帅[1]（2020）在《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社会和环境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而空间结构调整成为城市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人口的过度集聚会造成交通拥堵、生态空间锐减、污染集中排放和热岛效应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人口的无序分散也可能会造成能源浪费、环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强调人口高密度集中的单中心结构和强调人口去中心化的多中心结构,哪一个具有更高的生态绩效?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关注点。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不会直接影响生态,但是人口的分布可以通过影响工业企业的空间布局进而影响城市生态。工业企业占据城市大量不透水面,是城市主要的污染源和热源,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在其中承担的机制作用,是本文的第二个关注点。空间结构对空间尺度具有敏感性,例如,一个城市从市辖区尺度来看呈现人口单中心分布,但在市域尺度上观察可能会变成多中心格局,这会直接影响到对城市生态绩效的判断。因此,本文的第三个关注点是比较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性。鉴于以往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城市生态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减污、增绿、防灾”三位一体的城市生态内涵框架,分别从市辖区和市域尺度研究了人口单中心和多中心结构对于空气污染、绿色空间和热岛效应的影响,并检验了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对于空气污染,市辖区尺度的人口单中心结构有利于降低PM2.5排放量,市域尺度的多中心人口分布有利于降低PM2.5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在尺度较小的市辖区中,单中心将工业企业集中在城市中心;而在尺度较大的市域中,多中心将工业企业分散到副中心。由此可能导致,集中在市辖区中心的工业企业,通过知识溢出提高技术水平,邻近性可以共享环保设施,加之受到较高的环境规制从而降低了PM2.5排放量;而分散在市域的工业企业,将节省的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用于环保投入,且集聚在市域副中心的工业企业也会受集聚经济的影响,从而减少对外围地区的污染。第二,对于城市绿色空间,无论是在市辖区还是市域尺度,多中心的人口分布结构不仅有利于增加绿色空间的面积占比,还提高绿色空间的可达性。从机制实证看,人口多中心结构带来了市辖区和市域工业企业的去中心化。这可能产生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城市中心（主中心）的不透水面会转化为绿色空间,而郊区（副中心）因为企业的集聚而经济增长,更有资金建设绿色空间,这都会促进绿色空间面积的增加。另一方面,多中心半径变得更小,加之密度的下降会提升交通效率,因此绿色空间的可达性也同时提高。第三,对于热岛效应,无论是在市辖区还是市域尺度,多中心的人口分布结构都有利于降低热岛强度。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的人口结构将主要热源——工业企业从城市中心（主中心）转移到郊区（副中心）。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市辖区和市域空间内中心和外围的温度差,进而降低热岛强度。总之,从城市生态整体性和空间多尺度性看,并不存在单一的空间结构具有绝对高的生态绩效。在市域尺度上,多中心具有城市生态的整体最优绩效,而在市辖区尺度,单中心有利于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多中心有利于提升绿色空间绩效,并降低热岛强度。在城市规划实践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规划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框架上,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城市生态的某一要素,本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内涵框架,能够代表城市生态的典型性和整体性,提供了对城市生态绩效研究的完整认知;在研究结果上,发现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空间结构能够统一地提高所有城市生态要素的绩效,要根据空间尺度和具体的生态问题选择合适的空间规划策略;在作用机制上,不同于以往文献关注交通的中介作用、以及定性的研究范式,本文聚焦于工业企业的空间布局,并实证了其在空间结构和城市生态之间的机制传导。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城市空间治理和城市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实践意义。中国的城市正在大范围地推广新城新区和工业园区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城市的绿色空间绩效,同时降低热岛强度,但是对于市辖区尺度而言,单中心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提升空气质量。因此,“一刀切”地实施多中心规划具有生态风险,并不存在“包治百病”的城市生态规划方案。在城市生态实践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生态问题、不同的空间尺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空间结构方案,以达到提升城市整体生态绩效的目的。
彭辉[2]（2020）在《崧泽文化研究》文中提出崧泽文化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转变的重要考古资料,研究崧泽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道路的进程。根据常州新岗、张家港东山村、上海崧泽、嘉兴南河浜、湖州毘山五座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类型学分析、构筑的崧泽文化分期体系把崧泽文化分为早、中、晚、末四期。不同地域的遗址聚集情况和器物特征,以及太湖流域地理地貌和水系特点的归纳和分析表明,崧泽文化大致可分为长江南岸、太湖东部、太湖东南部、太湖西南部、杭州湾五个地域类型。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是伴随着太湖流域的环境更替、史前人口流动迁徙逐步开发形成的,崧泽文化地域类型形成的时间有早晚,至迟在崧泽文化晚期时五个地域类型已完全形成。在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形成过程中,地质地貌和水系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南北的崧泽文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太湖北部的崧泽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广泛竞争和交流下,陶器与玉器偏重简单造型和实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军权和王权,较早的步入军事民主制的“英雄时代”。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在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衍生出巫师阶层和原始宗教。太湖南部的陶器和玉器包含象征主义和精神信仰的成分更多,诞生了崧泽文化最早的祭坛,反映了崧泽人对自然的崇敬和膜拜。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神权合一的道路,与太湖北部的社会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发达繁荣、特点鲜明、神王一体的良渚古国起到奠基之功。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从马家浜到崧泽阶段气候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史前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转变,由此带来的聚落变迁客观上带动了崧泽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剧,与周边文化技术与资源的广泛交流引发崧泽文化自身的生产力变革。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变化的过程,既包含了对传统的扬弃,又有外来文化的融合和重塑。早期崧泽文化正是在多重的文化传播浪潮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崧泽风格”。不同地域类型的崧泽文化墓地和聚落同步显示了崧泽社会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墓地和居址为代表的社会单位由聚集向分散变化,社会结构从二元阶层社会向三元阶层社会转变。崧泽墓地由早期的单一公共墓地向晚期多个具有亲缘联系的墓组变化。墓组规模大小、墓葬组成、富裕程度不一。墓组内部也有显着的等级分化。居址普遍经历了由聚集到分散,由大房子到小房子的过程,显示出家族群居向个体家庭的转化。崧泽社会分化进程由太湖北部向太湖南部逐渐扩展。太湖南部崧泽晚期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进程持续发展,是太湖南部得以孕育发展出良渚文化的重要前提,而长江南岸和太湖东部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晚期社会秩序失衡,是太湖北部和东部未能继续发展的主因。崧泽文化土台最早是先民为了适应潮湿内涝的地理环境而进行的人为干预,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太湖东南部最早出现了用以居住的土台形式;其后,土台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祭台的出现标志着土台逐步走向神圣化。崧泽文化末期后,以小土台为核心,墓地围绕土台的结构,标志着聚落内部家族独立性的显着增强。良渚文化沿袭了崧泽文化土台的形式,形成了居址、高台墓地、祭坛三种建筑形式。崧泽文化以玉石器为代表的手工业聚落结构完整、功能分区严密、操作链清晰,体现了崧泽时期玉石器工业的进步程度,为良渚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奠定基础。总之,崧泽文化在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地区从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彭媛媛[3]（2020）在《我国东南城市水环境特征解析与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主要问题有:城市地表水体污染较严重,大部分水质仍然在Ⅳ类及劣于Ⅳ类;污水排放量大,2017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777.4亿t,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182.9亿t、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588.1亿t,生活污水成为主要污染源;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使得降雨径流带来的面源污染成为一些城市的主要水环境问题。虽然我国在水环境治理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距离城市水环境水体功能达标、实现生态宜居城市等的要求还有差距。因此,亟需制定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和技术路线图,为城市水环境污染总体调控、水环境综合整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本研究选取东南地区的主要河流和湖泊进行水质监测与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东南地区地表水质在Ⅳ类及劣于Ⅳ类的占比较大,东南地区水质整体较差。对东南地区河流、湖泊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分别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区域城市水体的水质状况这几年正在逐渐转好;丰水期水质明显好于其他时期;夏季水质明显好于冬季。从空间上看,经过城市后水质普遍变差;上游水质较下游水质好;支流水质对城市河流的影响较大。对典型城市污染源进行估算分析,区域主要污染成因是城市生活源、管网问题造成的生活污水直排、降雨径流污染以及支流的影响。区域城市水体主要污染因子是COD和氨氮。基于水环境特征和污染成因分析的结果,构建了适合本地区的综合整治指导方案,包括编制目标的确定、水环境容量计算、污染负荷分配计算和指导方案。其中东南地区河流水环境容量多采用河流一维模型;湖泊水环境容量计算时,COD和氨氮多采用零维模型,TN和TP多采用营养盐允许负荷模型;污染负荷分配推荐使用等比例分配法;分别从点源污染控制、面源污染控制、水体水质改善与提升控制和节水这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方案方法介绍、案例介绍和技术推荐。分析东南地区水环境演化及治理历程,确立时间轴和分阶段目标,确定每个阶段综合整治需求和战略任务,最后确定技术发展重点形成东南地区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
陈惟刚[4]（2020）在《中国城市韧性时空演变与提升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21世纪的主力军,其在发展进程中持续遭受到来自自身与外界的众多不确定扰动和冲击因素,且城市化的推进引发了人口过度密集、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生态环境破坏和基础设施滞后等城市问题。随着人类对危机认识的加深,城市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处于重要的加速阶段。但每年城市因各种自然灾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从侧面也暴露出中国部分城市较脆弱。因此,中国城市是否具备规避和适应外来风险的韧性?鉴于此,本文首先在回顾了城市韧性理论,定量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结合城市韧性概念和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基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和基础设施四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的285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对其2006-2016年的中国地级市整体和四大经济区域的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子的深入探测,结合两者提出路径选择。本文共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和相关理论综述。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创新点与不足（第一章）,相关理论综述中包括韧性概念起源和演变、城市韧性概念和基本框架、城市韧性定量分析研究动态（第二章）。第二部分: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在结合第一部分相关理论综述研究和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动态基础之上,构建了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为中国地级市和四大经济区域城市韧性的时序演变、空间格局演变和影响因子分析提供技术支撑。第三部分:实证分析。包括中国地级市和四大经济分区的城市韧性指数时空演变（第四章）、中国地级市和四大经济分区的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探讨（第五章）、城市韧性路径选择（第六章）。为第四章至第六章的中国地级市和四大经济分区城市韧性时空演变和路径选择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研究结论和展望。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结合本文的不足之处,对今后关于城市韧性的研究进行展望。
丁宇[5]（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伍仁杰[6]（2020）在《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研究》文中认为公路洪灾是在一定孕灾环境下,通过自然界致灾因子（洪水、暴雨、人类工程活动等）作用于承灾体（公路、社会经济等）并受到防洪减灾能力（灾害防治、人力物力资金投入等）影响其灾害作用的产物。针对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水灾害风险性,通过分析其内涵、构成体系、影响因子和评价模型,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统计数据、以及实地考察的研究下,本研究对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进行了深入研究。（1）采用多属性决策方法初步选取了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价指标,然后利用级别优先关系法选取年均24小时最大降雨量、洪水重现期、洪水淹没面积、洪水淹没天数及公路沿线人口密度等5个致灾因子构建了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致灾因子危险性划分为极高危险区、高度危险区、中度危险区、低度危险区和微度危险区等五个危险性区域。运用Arc GIS技术分别编制各评价指标的单要素专题图。基于熵权法与复相关系数法建立了权重合成法模型对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标进行权重的求取,结合TOPSIS方法,建立了权重合成-TOPSIS危险性评价模型,从而计算得到各危险性区域的阈值。按照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分区方法,利用Arc GIS的空间叠加功能和计算能力,得到了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分区情况。（2）以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属性决策方法选取了地形地势、地表坡度、地貌类型、河网密度、公路沿线地质灾害发育和植被覆盖等6个指标建立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指标体系,运用Arc GIS技术分别编制各评价指标的单要素专题图。建立了AHP-专家耦合模型对各脆弱性指标进行权重确定,继而在综合评价法的基础上构建了脆弱性指标评价模型,根据计算获取的阈值对孕灾环境脆弱性各指标进行等级划分确定,利用Arc GIS的空间叠加功能和计算能力,将各指标等级进行区域划分,从而得到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分区情况。（3）针对公路洪灾承灾体,运用多属性决策方法选取公路等级、路网密度、公路路产和人均GDP等4个承灾因子构建承灾体易损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rc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别编制各评价指标的单要素专题图。采用局部指标权重法确定各易损性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而运用灰色聚类综合分析法建立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在Arc GIS地理信息处理系统的支持下,将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等级进行区域划分。从而得到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区域分布情况。（4）从公路洪灾的特性出发,利用因子分析法遴选出区域面积内水文、雨量观测站点密度、公路地质灾害防治投入、公路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能力和劳动力人口比重等4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公路洪灾防洪减灾指标,继而建立防洪减灾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rc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别编制各评价指标的单要素专题图。采用均值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过AHP-专家耦合模型对各防洪减灾有效性指标进行权重确定,继而构建了有效性综合评价模型。利用Arg GIS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获得了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防洪减灾有效性等级分布情况。（5）结合已有成果,把公路洪灾风险评价内容进一步细化为四个方面: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和公路洪灾防洪减灾有效性。运用AHP-德尔菲法确定各风险内容权重,根据多因素综合指数法原则构建了公路洪灾风险评价模型,通过计算得到其风险性阈值及五个评价等级分区值。以中国内陆地区2856个区、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1km×1km网格单元构建各评价指标数据库,利用Arc 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数据进行叠加计算,得到中国内陆地区各区、县行政区公路洪灾风险性等级分布情况及其公路洪灾风险区划。
王静,王艳艳,李娜,张念强[7]（2019）在《2016年太湖流域洪灾损失及骨干工程防洪减灾效益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评估2016年太湖流域梅雨期间骨干工程发挥的防洪减灾效益,利用流域一维河网水动力学数学模型,计算得到无骨干防洪工程情景下的河段水位过程,将其与河段设计水位比较,推算每个河段两岸的淹没水量。再与DEM和圩堤等阻水构筑物数据相结合,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和水量平衡计算,获得洪水淹没的空间分布。建立了流域洪灾损失评估模型,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洪水淹没分布和社会经济数据,对无骨干防洪工程情景下的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估。将该损失与调查统计的实况洪灾损失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骨干工程在此次洪灾中发挥了约116.12亿元的防洪减灾效益。其中,无锡市和苏州市防洪减灾效益最大,分别达到了50.08亿元和44.11亿元。研究成果定量论证了太湖流域骨干防洪工程在2016年洪灾中的经济效益,采用的评估方法对于其他流域或区域防洪工程效益评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曹书[8]（2019）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现代经济体系改革的日益深化,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过程中,资源型城市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义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权利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化解该项“非对称性矛盾”已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紧迫的现实需求。为此,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及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等方式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纵向补偿,形成了补偿机制“纵多横少”的格局。但是财税体系的纵向补偿因周期性与有限性无法独力扭转资源型城市颓势,还须为资源型城市脱困振兴提供长效性横向补偿机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在“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当中将“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予以重点强调,指出“围绕煤炭、石油及其他矿产等重要资源,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快完善资源开采、生态治理等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鼓励资源输入地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支持输出地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加快建立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可见,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获得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横向利益补偿之正当性已经得到国家认可,资源型城市要避免矿竭城衰的悲剧,必须构建切实可行的横向补偿机制,引导非资源型城市利益回流,让资源红利反哺当地。但在当前,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问题仍停留在战略与指导思想层面,其具体机制的构建问题亟待学界破题。横向补偿研究的滞后主要表现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权利义务关系、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具体补偿方式等要素尚未制度化、权利化与法律化,一套科学合理的横向补偿法律机制能够为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提供理论基础与权利依据,以权利结构为指引设计横向补偿技术性措施,并在确权入法中引导和鼓励作为资源输出地的资源型城市与作为资源输入地的非资源型城市间建立约束性横向补偿关系,落实横向补偿效应,从而推动资源型城市利益横向补偿向权利化、法律化及常态化的补偿路径倾斜。截至目前,法学界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无法为操作层面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法律机制展开研究,其目的即是为了从经济法学角度填补这个法律机制短板。因此,该项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现实迫切性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主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形成递进与总分的逻辑结构。首先以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为开端,指出横向补偿机制对资源型城市的重要意义;随后分析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紧接着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在前三章所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方式展开论证,包括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三种类型。具体要点如下:第一章——“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资源型城市纵向补偿的不足、横向补偿机制的价值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作用。首先,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基本内涵与外延。尽管人们对“资源型城市”一词早已熟知,但其具体内涵与外延却在随情势变更而不断变动,对其作出限定实有必要。同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保障落后及生态环境恶化构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障碍。因此,本文在深入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范畴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其次,明确横向补偿机制的应有之义。补偿机制在各学科及同一学科不同领域均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与应用,并衍生出众多的研究范畴。究竟是哪一学科最早将补偿机制作为一种专业术语加以使用,现已无从考证,但近些年在法学领域对补偿机制的研究持续升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学的初期研究领域主要在于国家合法行为对公民损失的行政补偿机制,而后开始转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各要素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补偿机制开始分化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等机制类型,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与演进。故此,在本文深入研究横向补偿法律机制之前,对横向补偿机制的限定也十分必要;再次,提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损益间的因果律,找准现有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为法律机制研究提供价值依据。从现实国情角度看,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长期开发后的资源型城市也必将面临资源储备量递减甚至枯竭,资源型城市也随之衰落,并引发了产业升级转型、下岗就业与再就业、社会保障不足、生态环境修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仅靠资源型城市自身是无法承受的,也不该让其独立承担,亟待外部大量的资金、资本及其他带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投入。相较而言,非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在资金、资本及优质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实际享有者。因此,本章揭示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滞后与非资源型城市“受益板块”的高速发展之间存在显着关联性,提出“两类城市的损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并在梳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机制之后,发现横向补偿机制的症结所在,为后续法律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第二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构成”。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机制的权利化意义、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生成的可行性,以及横向补偿权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等问题。首先,明确由横向补偿机制向法律机制蜕变的路径。法律机制是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工具,法学领域业已关注法律机制在资源型城市补偿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法律机制的含义、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的路径以及权利作为法律机制核心的认识等方面仍未深入,只谈法律机制之形,不谈法律机制之魂,造成机制与法律机制混为一谈。因此,在探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具体措施之前,应率先对机制向法律机制转化路径予以界定,并对横向补偿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以描述出该法律机制权利化的具体形态;其次,证明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权最早出现于因资源开采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偿实践,但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保障义务对传统补偿权提出了挑战。考察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与生成的可行性,有助于更准确的理顺新型补偿权的内在法律逻辑,指导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具体举措的设计;再次,揭示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由于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属于现有行政区域关系的横向化,主要以横向补偿权为核心的法律机制来完成,故而将横向补偿权称为该法律机制的核心构成。此外,与传统生态补偿权不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权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且错综复杂,因此在阐述横向补偿权基本内涵与权利结构的基础上,应在不同类型利益关系中界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第三章——“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本章主要讨论横向补偿的原则、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及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三方面。首先,在进行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时,具体的横向补偿措施与补偿标准应当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资源型城市的横向补偿须遵循区域利益协调、社会福利增加、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四大原则。其中,区域利益协调原则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社会福利增加原则为横向补偿措施的评价原则,多元主体参与及比较优势互补则为横向补偿行为的适用原则;其次,总体设计横向补偿方式。基于前述分析,资源型城市确实存在“资金、公共事业与生产要素跨区域补偿”之客观需要,且该横向补偿客观需要具有显着的层次性。⑴资源型城市公共事业横向补偿因主要围绕民生改善,可被界定为满足生存需要的补偿,即生存性补偿方式,其在横向补偿方式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⑵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价值、生态保护、公共事业及经济可持续的资金横向补偿虽可对资源型城市系统生存与发展各方面予以全面补偿,但无法做到按需补偿,是在保障资源型城市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发展机会的适当补偿,即兼具生存性与发展性的适当补偿方式;⑶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接续产业的选择,关键在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科技及企业家才能等优质生产要素的引入,非资源型城市在良性资产充裕度和优质生产要素活跃度等方面均具有显着的比较优势,这些优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补偿属于发展性补偿方式。本文认为,基金、公私合作PPP模式及对口合作三种制度的功能性与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客观需要具有一致性。三种制度与具体补偿领域相结合,能够形成横向补偿基金、横向补偿PPP项目和短缺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三大横向补偿方式。三大横向补偿方式只有紧急结合,形成合力,方能全方位保障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有效输出、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及生态保护等多元任务的落实;再次,设定横向补偿标准。在将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确定为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后,本文深入探讨了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第四章——“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设计”。本章主要讨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以及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首先,指出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资金不足”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价格与价值剪刀差、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产业升级与转型及民生福祉的提升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但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财政纵向补偿规模与上述事权并不匹配,资金缺口很大,亟需另觅补偿资金来源;其次,归纳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如前所述,资金缺乏是资源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某类资源型城市所独有。就此而言,中央财政专项划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措施。早在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评选之前（2007年）,国家就着手设计能够全覆盖各类资源型城市的基础性、长效性的资金补偿筹措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并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希望在2015年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结束之季由准备金制度接力,继续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但时至今日,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仍未出台,中央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补偿也已疲态尽显。那么,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在理论上如何设计的?是否在实践中已有试点?相关指引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为何?存在哪些缺陷?上述疑问均须作出准确解答;再次,总结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横向补偿基金具有多元的资金来源、分散的资金用途与多变的资金管理三大典型特征,将有效弥补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显着的差异。二者的相同点体现于资金用途的分散性,即所提取的资金均被用于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接续与转型、战略新兴产业的培育、生态环境治理、民生福祉的改善等资源型城市系统问题的解决,而非专门用于某方面问题的风险处置,这是横向补偿基金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二者的不同点在于:⑴资金来源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源于当地资源型企业,准备金的多寡与企业的资源开采数量正相关;横向补偿基金则由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组成。其中,原始资金来源于非资源型城市政府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非资源型地区资源使用权市场交易额的提成及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积累资金为原始资金的投资收益,原始资金与积累资金所形成的基金由中央政府集中用于资源型城市系统建设。⑵资金使用方面。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所负担的任务过重,有些任务并非仅凭资金支持即可解决,还须其他方式配套进行。同时,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分工作出了明确划分,但分配给资源型企业的负担过重,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过轻;横向补偿基金在使用上须明确补偿基金的专用性与适当性,并须强调“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承担、哪些方面要由市场实现”,充分考量政府与市场能力范围的前提下实现其责权利的平衡。⑶资金管理方面。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不具备增值功能,横向补偿基金则应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投融资市场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总之,正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准备金与横向补偿基金的异同关系,二者方能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共同保障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充裕。第五章——“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本章主要讨论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及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首先,挖掘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在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中,不仅可以通过设立横向补偿基金实现对资源型城市的资金补偿,还可以由非资源型城市优质社会资本方与资源型城市政府间通过PPP项目实现资本补偿,以大幅度提升资源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公共服务的效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PPP模式的精髓,这一精髓决定PPP模式具有横向补偿的品质;其次,设计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资源型城市能够运用PPP模式在与非资源型城市公私合作中实现资本的跨区域补偿,横向补偿PPP项目可以成为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的主要方式。与一般PPP项目相比较,横向补偿PPP项目更加强调公私合作对资源型城市的补偿效果,这种补偿效果的落实须依赖横向补偿PPP项目评审对象的合理设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及相应合作类型、实施主体、采购方式、特定融资方式及评估方式五个方面;再次,规范与重构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锁定期制度。作为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先行者,国有资本应起到样板作用。但是,横向补偿PPP行业有效市场的形成更须充分激发民营资本的参与热情,PPP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应清醒的意识到,由于资源型城市营商环境的恶化、机制体系的陈旧及支付与消费观念的落后,致使非资源型城市民营资本对该区域的PPP项目必将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民企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因股权变更限制所导致的横向补偿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和资本运营效率偏低问题。作为平衡政府与民企对股权变更限制与自由的重要工具,我国PPP模式锁定期制度应发挥消除民企参与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顾虑,确保横向补偿PPP行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环境。第六章——“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本章主要讨论对口合作的源流与横向补偿效应、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与缺陷,以及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首先,梳理对口合作的源流,抽象其横向补偿效应。在横向补偿中,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资金、PPP项目方式对横向补偿权予以具体化,还可以结成对口关系,以对口合作机制促成二者间的横向补偿关系。对口合作源于对口支援,但并非仅限于对口支援的适用范畴,将对口合作机制引入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结对关系中,能够起到横向补偿资源型城市的效应。其次,指出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对口合作横向补偿应然效果以“飞地经济”为理论基础,但其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还须配备可行性路径。当前,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对口合作主要以中央积极参与和地方主动对接为主要推动力,但存在“领导力与执行力”不足的风险;再次,设计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路径。法制化能够为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政府间对口合作提供稳定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法制建设的内在逻辑品质是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规范对象的内在规律性、存在使命与本来面目,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实然与应然的结合才能够理解法制建设对于资源型省市与非资源型省市协调发展战略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的法制化是其“领导力与执行力”的长效来源,但地方立法对“对口关系”方互补共赢的规范力度不足,无法胜任该法制化要求,唯有跨区域经济法制建设才能满足对口合作横向补偿效应法制化的客观需要。为此,须在地方协同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以便真正落实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间的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实效性。
吴凌志[9]（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认为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何伟[10]（2018）在《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寻找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千姿百态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不同地区多样化的风景面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智慧,是现代区域风景管理和城镇格局营建的得失参照与灵感来源。文章选取地域独立的杭嘉湖平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形态的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第一部分以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背景研究为主,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关注该区整体地域的环境背景;第二部分从空间的延续性和集约性的角度出发,以该区传统风景营建过程、营建内容的解析为主体;第三部分从空间的功能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和特征;第四部分总结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传统智慧,并予以展望。本文基于风景园林的多重角度,展开对“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研究。首先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界定杭嘉湖平原的研究范围,分析其自然环境基础。其次从空间延续性视角茶法,通过地域文化基础、城乡建制历程、水网环境梳理和农业环境生成四部分研究该区风景营建的发展脉络。基于上述研究,分别从先秦至清末的不同阶段分析杭嘉湖平原城乡营建的动态变化,并对农田水利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运河和海塘的开凿、西险大塘的建设为水网开发提供发展契机,四围河网的生成为农业开发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农田水利的开发最终形成了杭嘉湖平原水网纵横、田野阡陌的风景本底。而后从空间集约性的视角出发,将杭嘉湖平原传统的风景营建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通过释山、叙水分析区域内自然山水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人文景观首先以该区的运河水网和农业格局为对象,通过对水网分区、特征、工程设施和农田类型、特征、农耕制度,解读最终形成的农田水利格局;其次为该区的三府十一县及城镇网络营构,包括古城的相地选址、形胜布局、城池营构,市镇格局以及簇群地段的形成过程与特征。根据以上对风景营建过程及内容的解析,从空间功能性的视角出发,挖掘其营建机制。城池的营建源于政治影响、环境制约和建筑技艺;合形辅势的园林格局源于历朝各代多种类型的园林营造;山水相辅的规画方式、平原水网的交通营造和农桑共济的生产因素影响着郊野景观的营建;传统的风水观、诗画、城乡八景等人文意向影响着城镇与山水的整体态势。进而得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主要特征,从空间差异性的视角出发,通过人化风景演替天然风景的过程特征、城池营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和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三个层面分析该区传统风景营建特征。最后通过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分析全球化影响下该区域景观格局的变化。文章建构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多维分析框架,在理论研究层面,扩展了人居环境风景营建的研究方法;在该方法指导下,通过对地域典型案例、城镇各阶段景观特征的分析,总结出了杭嘉湖平原风景的演变规律,以及“理水、务农、营城”的人工管控和城镇内外景观营建因素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风景“默化、主导、牵引、渗透”的营建,对杭嘉湖平原地区历史风景营建的基础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方法创新及思路延展三个方面。具体为从风景园林学的综合视角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等理论,通过由区域到城市、由整体到典型的研究思路,构建了杭嘉湖平原区域—城市;城郊—城内等多重空间维度下的传统地域景观研究框架。本研究填补了杭嘉湖平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拓展了研究尺度,以分层研究的方法探讨传统地域景观的动态发展与格局特征,总结出传统地域景观的营建经验与生态智慧,为开展国土层面地域风景营建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湖州市“1999特大洪涝”灾害分析及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州市“1999特大洪涝”灾害分析及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背景与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学术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一:城市生态绩效评价的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二:空间结构与城市生态研究的概念框架 |
| 1.2.3 文章框架 |
| 1.3 可能的创新与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评述与理论框架 |
| 2.1 文献评述:基于理论视角 |
| 2.1.1 空间结构相关经典理论回顾 |
| 2.1.2 空间结构对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
| 2.1.3 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 |
| 2.1.4 工业企业空间分布作为影响机制的必然性 |
| 2.2 文献评述:基于实证视角 |
| 2.2.1 空间结构对空气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及研究不足 |
| 2.2.2 空间结构对绿色空间影响的实证研究及研究不足 |
| 2.2.3 空间结构对热岛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及研究不足 |
| 2.3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
| 2.3.1 理论框架 |
| 2.3.2 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假说 |
| 2.3.3 机制研究假说 |
| 2.4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三章 空间结构的特征与基本事实 |
| 3.1 空间结构的概念辨析与特征 |
| 3.1.1 空间结构的概念辨析 |
| 3.1.2 空间结构的特征 |
| 3.2 空间结构的研究单元与数据 |
| 3.2.1 研究单元:市辖区与市域 |
| 3.2.2 研究的子单元 |
| 3.2.3 数据来源 |
| 3.3 空间结构的测度 |
| 3.3.1 市辖区尺度 |
| 3.3.2 市域尺度 |
| 3.4 空间结构的基本事实描述 |
| 3.4.1 市辖区空间结构现状与演化 |
| 3.4.2 市域空间结构现状与演化 |
| 3.5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空间结构与空气污染 |
| 4.1 引言 |
| 4.2 空气污染的时空演变 |
| 4.2.1 空气污染物的数据介绍 |
| 4.2.2 空气污染的基础事实描述 |
| 4.2.3 空间结构与空气污染的关系 |
| 4.3 模型、变量与估计结果 |
| 4.3.1 模型介绍与变量说明 |
| 4.3.2 基本结果 |
| 4.3.3 稳健检验 |
| 4.3.4 机制检验 |
| 4.4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五章 空间结构与绿色空间 |
| 5.1 引言 |
| 5.2 绿色空间的时空演变 |
| 5.2.1 绿色空间的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
| 5.2.2 绿色空间的基础事实 |
| 5.2.3 空间结构与绿色空间的关系 |
| 5.3 变量与模型结果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基本结果与稳健检验 |
| 5.3.3 机制检验 |
| 5.4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空间结构与热岛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热岛效应的时空演变 |
| 6.2.1 热岛效应的空间尺度性 |
| 6.2.2 热岛强度计算的数据来源 |
| 6.2.3 热岛强度的基础事实 |
| 6.2.4 空间结构与热岛强度的关系 |
| 6.3 变量与模型结果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基本结果与稳健检验 |
| 6.3.3 机制检验 |
| 6.4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城市生态绩效综合分析 |
| 7.2 研究结论 |
| 7.3 政策启示 |
| 7.4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Citespace中英文文献分析设定 |
| 附录2 市辖区和市域的样本城市 |
| 附录3 集中指数、集聚指数的计算方法说明 |
| 附录4 空间结构对水污染的影响 |
| 附录5 空间结构对平均温度的影响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崧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概论 |
| 1.1 崧泽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
| 1.1.1 崧泽文化遗址发掘简史 |
| 1.1.2 崧泽文化的研究历程 |
| 1.2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3 学术创新 |
| 1.3.4 器名定则 |
| 第二章 崧泽文化分期 |
| 2.1 研究回顾 |
| 2.2 新岗遗址分期 |
| 2.2.1 遗址概况 |
| 2.2.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2.3 墓葬分期 |
| 2.3 东山村遗址分期 |
| 2.3.1 遗址概况 |
| 2.3.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3.3 墓葬分期 |
| 2.4 崧泽遗址的分期 |
| 2.4.1 遗址概况 |
| 2.4.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4.3 墓葬分期 |
| 2.5 南河浜遗址分期 |
| 2.5.1 遗址概况 |
| 2.5.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5.3 墓葬分期 |
| 2.6 毘山遗址的分期 |
| 2.6.1 遗址概况 |
| 2.6.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6.3 墓葬分期 |
| 2.7 典型遗址的分期 |
| 2.8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分期 |
| 2.8.1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特征 |
| 2.8.2 其他遗址分期 |
| 第三章 崧泽文化的分区 |
| 3.1 研究回顾 |
| 3.2 崧泽文化遗址与水文地貌 |
| 3.2.1 崧泽文化遗址与现代太湖流域水系的关系 |
| 3.2.2 崧泽文化时期太湖流域水文地貌的变迁 |
| 3.3 崧泽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 |
| 3.3.1 遗址分布 |
| 3.4 崧泽文化的地域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崧泽文化的形成 |
| 4.1 研究回顾 |
| 4.2 崧泽文化早期阶段的特征 |
| 4.2.1 崧泽文化早期第一阶段 |
| 4.2.2 崧泽文化早期第二阶段 |
| 4.3 崧泽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因素分析 |
| 4.3.1 与薛家岗文化的关系 |
| 4.3.2 与黄鳝嘴文化的关系 |
| 4.3.3 与凌家滩文化的关系 |
| 4.3.4 与北阴阳营文化的关系 |
| 4.4 影响崧泽文化形成的其他因素 |
| 4.4.1 自然因素 |
| 4.4.2 经济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崧泽文化的墓地 |
| 5.1 研究方法 |
| 5.2 新岗墓地分析 |
| 5.2.1 墓葬分类 |
| 5.2.2 社会结构 |
| 5.2.3 墓组分析 |
| 5.2.4 新岗墓地小结 |
| 5.3 东山村墓地分析 |
| 5.3.1 墓葬分类 |
| 5.3.2 社会结构 |
| 5.3.3 墓组分析 |
| 5.3.4 东山村墓地小结 |
| 5.4 崧泽墓地分析 |
| 5.4.1 墓葬分类 |
| 5.4.2 社会结构 |
| 5.4.3 墓组分析 |
| 5.4.4 崧泽墓地小结 |
| 5.5 南河浜墓地分析 |
| 5.5.1 墓葬分类 |
| 5.5.2 社会结构 |
| 5.5.3 墓组分析 |
| 5.5.4 南河浜墓地小结 |
| 5.6 毘山墓地分析 |
| 5.6.1 墓葬分类 |
| 5.6.2 社会结构 |
| 5.6.3 墓组分析 |
| 5.6.4 毘山墓地小结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崧泽文化的聚落 |
| 6.1 研究回顾 |
| 6.2 崧泽文化聚落结构 |
| 6.2.1 东山村遗址的聚落 |
| 6.2.2 南河浜遗址的聚落 |
| 6.2.3 仙坛庙遗址的聚落 |
| 6.2.4 崧泽文化聚落特点 |
| 6.3 崧泽时期的台形遗迹 |
| 6.3.1 太湖流域台形遗迹 |
| 6.3.2 崧泽文化时期台形遗迹的特点 |
| 6.3.3 崧泽文化土台对后续文化的影响 |
| 6.4 崧泽文化的手工业 |
| 6.4.1 方家洲遗址的聚落结构 |
| 6.4.2 方家洲玉石器工业的特点 |
| 6.4.3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成果 |
| 7.2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博士在读期间参加重要学术会议 |
| 致谢 |
（3）我国东南城市水环境特征解析与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城市水环境特征解析与综合整治研究进展 |
| 1.2.1 国内外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水环境综合整治研究进展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概况及污染特征解析 |
| 2.1 东南地区概况 |
| 2.1.1 位置及城市分类 |
| 2.1.2 气候和自然地理 |
| 2.1.3 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 |
| 2.1.4 水资源和水文 |
| 2.1.5 城市涉水基础设施 |
| 2.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概况 |
| 2.2.1 东南地区水污染物排放量 |
| 2.2.2 东南地区水环境水域功能分类 |
| 2.2.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现状 |
| 2.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特征解析 |
| 2.3.1 东南地区城市河流污染特征解析 |
| 2.3.2 东南地区城市湖泊污染特征解析 |
| 2.4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关键因子识别和污染成因解析 |
| 2.4.1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关键因子识别 |
| 2.4.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污染成因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构建 |
| 3.1 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编制总则 |
| 3.1.1 方案编制的目的与指导思想 |
| 3.1.2 方案编制原则与依据 |
| 3.1.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目标的确定 |
| 3.1.4 方案编制的主要内容 |
| 3.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容量及污染负荷削减分配方法研究 |
| 3.2.1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研究 |
| 3.2.2 东南地区城市污染负荷削减分配方法研究 |
| 3.2.3 生态流量计算方法 |
| 3.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研究 |
| 3.3.1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点源污染控制方案 |
| 3.3.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面源污染控制方案 |
| 3.3.3 东南地区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提升方案 |
| 3.3.4 东南地区城市节水方案 |
| 4.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 |
| 4.1 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编制总则 |
| 4.1.1 技术路线图编制的目的 |
| 4.1.2 技术路线图编制原则与依据 |
| 4.1.3 技术路线图编制方法 |
| 4.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制定方法研究 |
| 4.2.1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演化及治理历程 |
| 4.2.2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时间轴及分阶段目标的确立 |
| 4.2.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需求和战略任务分析 |
| 4.2.4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未来技术发展重点 |
| 4.3 东南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路线图 |
| 5.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副导师简介 |
| 致谢 |
（4）中国城市韧性时空演变与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区域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创新点 |
| 1.2.5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城市韧性理论基础 |
| 2.1.1 韧性概念起源和演变 |
| 2.1.2 城市韧性概念 |
| 2.1.3 城市韧性的基本框架 |
| 2.2 城市韧性定量分析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动态 |
| 3.2 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城市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韧性指数时空演变 |
| 4.1 时序分析 |
| 4.1.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指数时序变化 |
| 4.1.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时序变化 |
| 4.1.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时序变化 |
| 4.1.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时序变化 |
| 4.1.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指数时序变化 |
| 4.2 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
| 4.2.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
| 4.2.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
| 4.2.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
| 4.2.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
| 4.2.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
| 4.3 城市韧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指数全局莫兰值 |
| 4.3.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全局莫兰值 |
| 4.3.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全局莫兰值 |
| 4.3.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全局莫兰值 |
| 4.3.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全局莫兰值 |
| 4.4 城市韧性指数冷热点分析 |
| 4.4.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指数冷热点分析 |
| 4.4.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冷热点分析 |
| 4.4.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冷热点分析 |
| 4.4.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冷热点分析 |
| 4.4.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冷热点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探讨 |
| 5.1 城市韧性影响因子选取 |
| 5.1.1 城市韧性影响因子研究动态 |
| 5.1.2 城市韧性影响因子选取 |
| 5.1.3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 影响因子分析研究结果 |
| 5.2.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分析 |
| 5.2.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分析 |
| 5.2.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分析 |
| 5.2.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分析 |
| 5.2.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指数影响因子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6.1 中国地级市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6.2 东部地区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6.3 中部地区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6.4 西部地区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6.5 东北地区城市韧性提升路径 |
| 第7章 结论和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7.2.1 扩展县域及小城镇尺度的城市韧性研究 |
| 7.2.2 研究指标体系构建和影响因子的完善 |
| 7.2.3 城市空间扩展模拟引入韧性理念 |
| 7.2.4 城市韧性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插图目录 |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5）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 |
| 1.2.2 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 |
| 1.2.3 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 |
| 1.2.4 公路洪灾防洪减灾有效性 |
| 1.2.5 公路洪灾风险评价与区划 |
| 1.2.6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1.5 预期目标 |
| 第二章 公路洪灾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价 |
| 2.1 致灾因子指标体系 |
| 2.1.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
| 2.1.2 级别优先关系法遴选指标因子 |
| 2.1.3 致灾因子危险性指标 |
| 2.2 基于权重合成-TOPSIS危险性评价模型 |
| 2.2.1 评价指标归一化 |
| 2.2.2 熵权-复相关系数合成法确定指标权重 |
| 2.2.3 危险性评价模型 |
| 2.3 致灾因子危险性分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路洪灾孕灾环境脆弱性分析 |
| 3.1 孕灾环境指标分析 |
| 3.1.1 地形地势(b_1) |
| 3.1.2 地表坡度(b_2) |
| 3.1.3 地貌类型(b_3) |
| 3.1.4 河网密度(b_4) |
| 3.1.5 公路沿线地质灾害发育(b_5) |
| 3.1.6 植被覆盖(b_6) |
| 3.2 构建孕灾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2 评价指标量化赋值与标准化处理 |
| 3.2.3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
| 3.2.4 基于Arc GIS的孕灾环境综合指数评价模型 |
| 3.3 孕灾环境脆弱性分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路洪灾承灾体易损性评价 |
| 4.1 承灾体易损性指标分析 |
| 4.1.1 公路等级(c_1) |
| 4.1.2 路网密度(c_2) |
| 4.1.3 公路路产(c_3) |
| 4.1.4 人均GDP(c_4) |
| 4.2 承灾体易损性评价模型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 4.2.2 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 4.2.3 指标权重计算 |
| 4.2.4 基于局部指标权重加权的灰色聚类耦合评价模型 |
| 4.3 承灾体易损性分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路洪灾防洪减灾有效性分析 |
| 5.1 防洪减灾有效性指标分析 |
| 5.1.1 区域面积内水文、雨量观测站点密度(d_1) |
| 5.1.2 公路地质灾害防治投入(d_2) |
| 5.1.3 公路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能力(d_3) |
| 5.1.4 劳动力人口比重(d_4) |
| 5.2 防洪减灾有效性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 |
| 5.2.2 指标数据归一化处理 |
| 5.2.3 有效性指标权重计算 |
| 5.2.4 有效性评价模型 |
| 5.3 防洪减灾有效性区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 |
| 6.1 公路洪灾风险理论 |
| 6.1.1 公路洪灾理论 |
| 6.1.2 公路洪灾风险评价内涵 |
| 6.1.3 公路洪灾风险评价方法 |
| 6.2 公路洪灾风险性评价模型 |
| 6.2.1 风险性评价目标 |
| 6.2.2 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
| 6.3 公路洪灾风险区划 |
| 6.3.1 公路洪灾风险分区 |
| 6.3.2 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学术成果 |
（7）2016年太湖流域洪灾损失及骨干工程防洪减灾效益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 言 |
| 1 2016年太湖流域淹没实况 |
| 2 无骨干防洪工程情景下的流域洪水淹没计算 |
| 2.1 河网水位计算 |
| 2.2 流域淹没范围和水深计算 |
| 2.2.1 各河段水位插值计算 |
| 2.2.2 河段两岸受淹判断 |
| 2.2.3 河段两岸分时段及总淹没水量计算 |
| ZD且Zt>Zt-dt时'>(1)当Zt>ZD且Zt>Zt-dt时 |
| (2)其他情况下 |
| 2.2.4 洪水淹没单元内水位空间分布计算 |
| 2.2.5 流域洪水淹没计算结果及分析 |
| 3 防洪减灾效益评估 |
| 3.1 洪灾经济损失计算 |
| 3.1.1 洪灾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
| 3.1.2 财产价值确定 |
| 3.1.3 洪灾损失率确定 |
| 3.1.4 洪灾损失评估模型验证 |
| 3.1.5 无骨干防洪工程情景下的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结果及分析 |
| 3.2 防洪减灾效益计算 |
| 4 结 论 |
（8）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范畴与问题 |
| 一、资源型城市的内涵 |
| 二、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分布与类型 |
| 三、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困境与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补偿机制的分析 |
| 一、补偿机制的语义分析 |
| 二、纵向补偿机制与横向补偿机制的区分 |
| 三、本文语境下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机制的涵义与特征 |
| 第三节 我国资源型城市补偿机制辩考 |
| 一、纵向补偿机制的实效与资源型城市的补偿预期不契合 |
| 二、仅靠市场亦或自愿协商无法驱动横向补偿 |
| 三、横向补偿法律机制:对市场与自愿协商“不健全”的法律回应 |
| 第二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核心构成 |
| 第一节 由机制到法律机制的蜕变 |
| 一、机制与法律机制的法理界分 |
| 二、权利化: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生成的核心步骤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权的证成 |
| 一、横向补偿权存在的必要性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权的内涵、生成逻辑与权利结构 |
| 一、横向补偿权的含义与特征 |
| 二、横向补偿权生成的宪法逻辑 |
| 三、横向补偿权的权利结构与类型 |
| 第三章 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的补偿技术 |
| 第一节 横向补偿的原则 |
| 一、区域利益协调原则 |
| 二、发展成果共享原则 |
| 三、多元主体参与原则 |
| 四、比较优势互补原则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方式的总体设计 |
| 一、横向补偿基金先行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筑巢引凤 |
| 三、生产要素的对口合作催动经济振兴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标准的设定 |
| 一、确定横向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
| 二、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方法 |
| 三、横向补偿标准的量化障碍与创新路径 |
| 第四章 横向补偿基金的规则体系 |
| 第一节 补偿资金不足与补偿需求充裕的矛盾 |
|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应对思路与缺陷 |
| 一、国内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理论与实践 |
| 二、我国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的缺陷 |
| 第三节 横向补偿基金的修正路径 |
| 一、与横向补偿基金相关的立法规范及缺陷 |
| 二、横向补偿基金中原始资金的来源 |
| 三、横向补偿基金的用途 |
| 四、横向补偿基金的运营模式 |
| 第五章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引导与规制 |
| 第一节 PPP模式的横向补偿品质 |
| 第二节 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审对象 |
| 一、横向补偿PPP的项目范围、合作类型及具体方案 |
| 二、横向补偿PPP项目的实施主体 |
| 三、横向补偿PPP项目的采购方式 |
| 四、横向补偿PPP项目的评估方式 |
| 第三节 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重构 |
| 一、我国PPP锁定期制度的现实缺陷 |
| 二、锁定期制度在横向补偿PPP项目中的修正 |
| 第六章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路径 |
| 第一节 对口合作的源流及其横向补偿效应 |
| 一、由对口支援到对口合作的演进 |
| 二、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间的对口合作 |
| 三、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效应 |
| 第二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思路及缺陷 |
| 一、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二、对口合作横向补偿的现实障碍与应对思路 |
| 三、基本思路的缺陷 |
| 第三节 对口合作的横向补偿法制化 |
| 一、省内经济法制的自足与对口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空白 |
| 二、区域间协同立法的经验借鉴 |
| 三、国家层面立法的应有形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钱正英从事水利事业的历程 |
| 第一节 战争年代钱正英初涉治水(1944—1949 年) |
| 第二节 钱正英投身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1950—1965 年)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在艰难条件下继续治水(1966—1976 年)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进一步探索(1979—2012 年) |
| 第二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水利建设的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水利规划、决策的观点 |
| 第三节 关于水利管理的观点 |
| 第三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 附录 钱正英治水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10）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文化的丧失 |
| 1.1.2. 快速城镇化对历史地域风景保护的冲击 |
| 1.1.3. 现代化背景下杭嘉湖平原历史城镇景观的危机 |
|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时期 |
| 1.2.1. 研究对象:杭嘉湖平原 |
| 1.2.2. 研究时期:清末民初之前(传统范畴)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概念辨析 |
| 1.4.1. 风景(Landscape)及其相关概念 |
| 1.4.2. 营建(Formation)及其相关概念 |
| 1.4.3. 风景营建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区域、城市、自然与文化的综合思考 |
| 1.5.2. 不同视角的区域风景营建相关研究 |
| 1.5.3. 古代杭嘉湖平原相关研究 |
| 1.6. 研究方法、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研究技术路线 |
| 2. 杭嘉湖平原区位与自然环境基础 |
| 2.1. 区位及地域范围 |
| 2.1.1. 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2. 自然地理学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3. 政治经济区划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4. 本文中杭嘉湖平原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自然环境基础 |
| 2.2.1. 形势地貌 |
| 2.2.2. 水文条件 |
| 2.2.3. 气候条件 |
| 2.2.4. 土壤条件 |
| 2.3. 小结 |
| 3.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过程分析 |
| 3.1. 地域文化基础 |
| 3.1.1. 杭嘉湖平原地域文化的过渡性 |
| 3.1.2. 原始氏族的文化基础 |
| 3.1.3. 吴越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
| 3.2. 度地:城乡建置历程 |
| 3.2.1. 先秦 |
| 3.2.2. 秦汉六朝 |
| 3.2.3. 隋唐五代 |
| 3.2.4. 两宋 |
| 3.2.5. 元明 |
| 3.2.6. 清 |
| 3.3. 理水:水网环境的梳理 |
| 3.3.1. 总体发展 |
| 3.3.2. 凿河建塘 |
| 3.3.3. 分化河网稳固堤塘 |
| 3.4. 务农:农业环境的生成 |
| 3.4.1. 火耕水耨的远古农业 |
| 3.4.2. 水网平原中开垦屯田 |
| 3.4.3. 桑争稻田进程的加剧 |
| 3.4.4. 垦殖加重带来环境负担 |
| 3.5. 小结 |
| 4.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内容解析 |
| 4.1. 释山 |
| 4.1.1. 天目山脉 |
| 4.1.2. 内陆和滨海山体 |
| 4.2. 叙水 |
| 4.2.1. 太湖 |
| 4.2.2. 钱塘江及杭州湾 |
| 4.2.3. 苕溪水系 |
| 4.2.4. 长兴水系 |
| 4.3. 水网农田 |
| 4.3.1. 秩序井然的纵横水网 |
| 4.3.2. 因地制宜的良畴沃野 |
| 4.4. 城池市镇 |
| 4.4.1. 合形辅势的城池格局 |
| 4.4.2. 缘水而生的市镇格局 |
| 4.5. 小结 |
| 5.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 |
| 5.1. 圈地营城 |
| 5.1.1. 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 |
| 5.1.2. 内外贯通的利水居行 |
| 5.1.3. 就地取材的建筑技艺 |
| 5.2. 园林成境 |
| 5.2.1. 皇家园林 |
| 5.2.2. 私家园林 |
| 5.2.3. 寺庙园林 |
| 5.2.4. 书院园林 |
| 5.3. 规画治野 |
| 5.3.1. 经营山水 |
| 5.3.2. 优化交通 |
| 5.3.3. 择优选种 |
| 5.4. 人文赋意 |
| 5.4.1. 山水为序 |
| 5.4.2. 八景立意 |
| 5.4.3. 风俗附会 |
| 5.5. 小结 |
| 6.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特征 |
| 6.1. 区域风景营建的演化特征 |
| 6.1.1. 水 |
| 6.1.2. 田 |
| 6.1.3. 城 |
| 6.2. 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 |
| 6.2.1. “山—水—田—城—镇”融合的全局风景营建 |
| 6.2.2. “焦点—天际—诗画”三位一体邑郊景观营建 |
| 6.2.3. “边界—轴线—骨架—群域”集约化的城内景观营建 |
| 6.3. 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分析 |
| 6.3.1. 景观结构与影响力的相似性 |
| 6.3.2. 景观分布与特色的差异性 |
| 6.4. 当代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 |
| 6.4.1. 工业化进程逐渐加速的全局改造 |
| 6.4.2. 城内外空间逐渐模糊的景观格局 |
| 6.4.3. 风景名胜旅游区的景观保护进程 |
| 6.5. 总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1.1. 默化:优越深厚的自然与文化基础 |
| 7.1.2. 牵引:人与天调的水利农田营建 |
| 7.1.3. 主导:因形就势体国经野的城镇营建 |
| 7.1.4. 渗透:逐级开发自然相适的历史经验 |
| 7.1.5. 现代语境中传承历史的发展策略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附录一: 杭嘉湖平原各府境内主要山体统计 |
| 附录二: 截止2017年杭嘉湖平原主要河湖水系统计 |
| 附录三: 杭嘉湖平原清末民初测绘图汇总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四、湖州市“1999特大洪涝”灾害分析及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研究[D]. 韩帅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
- [2]崧泽文化研究[D]. 彭辉. 南京大学, 2020(12)
- [3]我国东南城市水环境特征解析与综合整治指导方案研究[D]. 彭媛媛.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4]中国城市韧性时空演变与提升路径研究[D]. 陈惟刚. 南华大学, 2020(01)
- [5]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6]中国内陆地区公路洪灾风险区划研究[D]. 伍仁杰. 重庆交通大学, 2020(01)
- [7]2016年太湖流域洪灾损失及骨干工程防洪减灾效益评估研究[J]. 王静,王艳艳,李娜,张念强. 水利水电技术, 2019(09)
- [8]资源型城市横向补偿法律机制研究[D]. 曹书.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D]. 何伟.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