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作为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举世闻名;其实它还有一部姊妹篇《北行漫记》,作者就是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摄影家哈里森·福尔曼。抗战时期,福尔曼作为美国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常驻中国,曾带头冲破国统区封锁,到达延安、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并进行战地采访,由此也走近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
1944年,延安,毛泽东和福尔曼。
毛泽东与记者团六位外国记者合影
采访之路艰难成行
1939年后,国民党一面加强对解放区的新闻封锁,一面对外肆意造谣、抹黑和攻击共产党,宣称共产党是“共匪”“暴徒”,“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共产党统治的边区“罂粟满地”“生活苦惨”……这些不实之辞,使外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边区充满误解。
1943年11月,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提出赴延安采访的申请,美、英、苏等盟国记者纷纷响应。国民党当局却百般阻挠、一再拖延,使赴延安采访的交涉变得复杂而艰难。进入1944年,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国内正面战场上却出现了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沦陷区人民惨遭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国统区民怨沸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各抗日根据地不断恢复和扩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一批外国记者再次掀起“到延安考察”的热潮。蒋介石迫于压力,极不情愿地答应组成一支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包括6名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外国记者。参观团中,46岁的福尔曼身材魁梧,对中国解放区的论争持中立态度,是一位眼光敏锐、客观公正的记者。
经比对分析,可将33个样品分为3类。第Ⅰ类为聚丙烯类(PP),第Ⅱ类为聚乙烯(PE)类,第Ⅲ类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类(分类结果见表2)。
国民党当局为记者团此行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要求必须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进而设置重重障碍,采取多种防范措施,对所有电讯实施严格检查甚至扣发。
在《北行漫记》中,福尔曼生动地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写道:“在延安,毛泽东并不是什么不能亲近的神明,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的唯一源泉。他的话并不是无可置疑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政策的形成上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些文字,公正而中肯地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近距离采访毛泽东
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一贯重视与新闻记者的交流,曾会见了斯诺等大批中外记者,借助他们对外发声。对此次记者团一行的到来,毛泽东很兴奋,他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主张、争取中间势力和国际援助的一个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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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详细地向福尔曼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的例子,告诉福尔曼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过去吴满有必须缴纳那么多的地租,以致一年辛苦劳动生产的粮食所剩无几,不足以养活他的全家。毛泽东深沉地说:“依照1937年与国民党的协议,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实行了另一种和缓政策——劝说地主们将地租减到合理程度,同时,保证减过租的租金由佃户依照规定按期缴纳给他们。”并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民主制度方面的政策。
此次采访过后,秉持深入一线、实地采访的原则,福尔曼造访了吴满有,观察他如何生活、劳动,看到他家窑洞干净整洁,有40只羊、4头牛、1匹马和4个蜂房,衣着干净的妇女、蹦蹦跳跳的健壮儿童、打呼噜的猪、咯咯叫的鸡群、狂吠的狗,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无不验证着毛泽东的话——曾经贫穷的农民,在延安分得了土地,因为勤劳耕作而丰衣足食。
福尔曼著《北行漫记》
记者团一行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热情而诚挚的欢迎。12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会见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形势、国共摩擦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抗战到底的主张。毛泽东明亮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令记者们折服。
5月17日,记者团一行从重庆出发,经西安过潼关,由宜川转吉县。6月9日,辗转抵达延安。
在国家政策对产业、生态、人居环境和乡村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四川省要求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对乡村人居环境形态提出要求,最终达到农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目标。地方政府要求以农业为支撑,发展产业新模式。
真实报道成就经典
凡到延安的外国朋友,无一不要求会见毛泽东,福尔曼也不例外。毛泽东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专访,派一辆野战医院的救护车去接福尔曼,并在自己小院的门口迎接客人。刚一见面,福尔曼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衣着朴素,穿着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臃肿肥大的裤子;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脸部丰满,额角很高,头顶盖着蓬松的黑发,一双生动神奇的眼睛使他的面部表情非常活泼。
8月中旬,福尔曼又在毛泽东“多走走多看看”的建议下,和爱泼斯坦、武道等记者一起,冒险前往晋绥边区参观。在前线一个多月的采访考察中,福尔曼仔细、客观、精确地观察边区的生产、生活,亲临战争最前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战斗现场。10月2日,福尔曼等人西渡黄河,转返延安,并于10月下旬返回重庆。
福尔曼历时5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是完全自由的、随机的,没有任何为他到来而“特意临时作出的安排”,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使他对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厌恶透顶。在《北行漫记》中,他凭借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正义感、专业精神,辟谣称:“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国民党)谴责共产党贩卖鸦片——边区三分之一的最好土地都种了罂粟……可是我却敢说:我在共产党区采访了5个月,没有发现任何一点鸦片的痕迹。”
(1)像控点布设及测绘环节。像控点生产作为辅助空中三角测量重要的一部分,其布设的方式方法、在航摄分区中的分布情况、像控点选择的合理性、像控点的外业采集、内业转刺等皆是控制立体测图成果的重要环节与步骤。
福尔曼的专著《北行漫记》(又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和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客观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被誉为权威性的历史纪实文献,一经出版,轰动中外。福尔曼也像斯诺一样,成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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