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春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当时，周恩来正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常驻重庆，与各方各派打交道，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就近领导整个南方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就是整风期间周恩来总结出的群众工作之道。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们在红岩准备了茶点为他祝寿，周恩来坚持未出席，结果只得由徐冰等人致了祝词，大家把点心分而尝之，欢欣而散。而这一天，周恩来却按照整风精神给大家作报告，当晚又慎重写下《我的修养要则》七条，其中第六条就是“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这段短句，涵盖了周恩来对群众工作的深厚体悟。
提出“三勤”“三化”要求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这首先是党的宗旨决定的，是党领导群众工作的最基本方式。周恩来深知其重要性，任何时候都强调要融入群众。即使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最黑暗的日子，面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空前加剧，先后发生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被迫封闭、撤销，省特委负责人和大批党员被杀害、遭逮捕等严重事件，周恩来仍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国统区工作方针，并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具体提出了“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要求，即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习，争取优异成绩；有职业的党员，要出色搞好本职业务；所有党员，都要广交朋友，并要依靠自己找到合法职业；广泛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单位；一切言论、行动都要同自己的职业和地位相称。“三勤”“三化”的中心是社会化，党员、干部有了社会身份，同一般群众一样生活，在社会上站稳了脚，在群众中生了根，才能在隐蔽中坚持工作。
毕淑敏毫不怀疑在 “此岸”的对面有一个光明的 “彼岸”,在那里存在着“公正、合理、秩序、规范”,也许途中荆棘密布,但只要用心寻找总能到达。因此，她的文章洋溢着一种类似西方19世纪文学所特有的乐观，[13]体现出温暖柔和的风格。
在群众的大海中“同流”
南方局领导下的许多优秀党员都是贯彻“三勤”“三化”的模范。“江姐”江竹筠就是这样的范例。不管社会身份如何改变，江姐都严格按照“三勤”“三化”的要求，扮什么像什么。还有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广西省工委遭到大破坏后，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并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桂东山区。他与同是党员的妻子邹冰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以及部分省工委干部，化装成广东难民，在那里开荒种地、割草、打石、烧石灰、当庙祝，等等。为了隐蔽下来，钱兴带领省工委干部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着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把自己隐蔽到社会最底层，同时在隐蔽中积极稳妥地开展党的活动。
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南方局所属党组织依靠坚决实行“三勤”“三化”，最终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度过了难关，坚持了抗战。这就是周恩来经常强调的要在群众的大海中“同流”所焕发的力量。
前人研究均是二级供应链，目前尚鲜见研究三级供应链的数量弹性契约的相关文献.本文在文献[26]的基础上，以需求急剧波动、市场价格为随机变量和生产成本保持不变为假设前提，研究该种契约是否还能协调三级供应链.
不被浊流所淹没
当然，在群众的大海中“同流”，并不是说要与一些旧有的落后性“合污”。周恩来“永远不与群众隔离”的后一句话是“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这就要求国统区党员融入社会的同时，不被浊流所淹没，而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以此保证党组织的战斗力。
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当年，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员，扎根在国统区，以各种社会职业掩护开展工作，他们在特殊环境中的言行举止虽必须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相称，却自觉遵循周恩来关于“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嘱咐，时时处处严格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如卢绪章、肖林等党员奉派白手起家，创办实业，为党筹集了巨额经费，他们虽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却两袖清风，不占一分一毫。在南方局领导下，沈安娜、黎强、张露萍等党员打入敌特机关内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身处大染缸，却时刻牢记周恩来的嘱咐“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在特殊的岗位上，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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