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探知时间范畴的历史源远流长，中西方很多思想家都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研究。通过分析马克思的时间观念、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出各自文化传统中时间的总特征，并使马克思时间观念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与中国本民族文化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最终对解决当代人的时间“异化”问题提供有益启示，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时间观念的当代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中国传统文化；时间
古今中外，人类对于时间的认识、感知与体悟已贯穿在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当中，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A·J·古列维奇将“时间”视为文化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时间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当然，不同的文化塑造出不同的时间观念，而不同的时间观念也表征着不同的文化，中国、西方的文化中都有探寻时间的传统，其时间观念却相差甚远。本文将侧重分析马克思的时间观念与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关注二者的异同、在当代的衔接问题，马克思的时间观念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以及马克思时间观念对于当代的现实意义问题。
一
在西方的时间探索史中，存在着悠久的理论研究传统，马克思正是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有关时间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的诸多论著，可以说，他对时间问题的探究一直穿插在其整个思想谱系之中。马克思对时间的分析大体历经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的观点不是互无关联、彼此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的。
(一)从哲学视角探究时间问题
马克思早年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很深，关注的范畴、讨论的基调等都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色彩，直接影响即博士论文的写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39年)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在比较两位希腊哲学家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阐述出了“时间”、“自我意识”两者间的息息相关性。他在此时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关注时间问题，为后来的时间解释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宏观整体来看，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最显著的差别就表现在：前者特别推崇“必然性”，后者则更为重视“偶然性”，这一差别导致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相去甚远，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迥然不同。青年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观点，重视他的原子偏斜学说，因为究其根本这是一个关乎“自我运动”的问题。马克思说：“正因为时间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所以按照伊壁鸠鲁的意识的原子论方式，就产生了把时间规定为自然中的一个特殊存在着的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1]53在这里，“时间”和“感性”两个范畴间的不可分性明确得到体现，伊壁鸠鲁提出，“感性”是世界自身的一种反映，是它的“形体化了的时间”。现象与人的“感性知觉”紧密相关，因此“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在这里就是时间的源泉和时间本身”[1]53。形象作为自然物体的表现形式，通过“人”的各种感觉器官不断被认识，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于此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感性”起到一种媒介、中介的作用，凭借于此，外界的客观事物得到了反映。
数量边际 （Qjm）是指在相同出口产品种类中，中国与世界对m国出口的产品数量比值的加权值，Qjm越大，说明中国对m国出口的机械运输设备产品的数量越多。价格边际 （Pjm）是指在相同出口产品种类中，中国与世界对m国产品出口价格比值的加权值，Pjm越大，说明中国对m国出口机械运输设备产品相比于世界的平均出口价格越高。
随着马克思对现实世界的不断关注，他的时间观念更多体现在其经典经济学文本当中。这一时期的“感性”范畴在理论上已经被发展成为了“实践”范畴，时间由此被人类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所决定。
(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时间问题
综上，“时间”、“感性”彼此间的依赖性主要表现在：“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事物本身的同一个东西”[1]54，对时间的分析一定意义上可以落实到“感性”的层面，再深究又可以归结为“人”的层面。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的时间进行分析、批判的同时，就已经透露出他本人的时间观倾向，他把时间看作是感性知觉的抽象形式，而将“感性”视为时间的源头。
纵观中国古人对“时间”(包括“空间”)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其中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涉及到了时间与宇宙创生的问题、时间和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时间的特性问题等。儒家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其思想谱系之中对于时间观念与时间问题的观照与探讨可谓渊源有自、由来已久，同时鉴于古代时空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在这里仅以儒家哲学中的孔孟之道作为基点来对时间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加以考量。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期望挖掘出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对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所潜具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内容。对此，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在对时间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伴随着马克思对实践的本体论确立，唯物史观也逐步得以形成。时间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被赋予各种现实的属性、特征、功能等，这一过程就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发展，在这一历史的生成过程中，人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必定要在时空当中展开，与之相应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也会在时空中借助于实践活动的展开而进行；反之，社会时间的存在过程又何尝不是“人”这一主体通过对象性活动不断自我扬弃、不断外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呢？所以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时间不具有脱离现实的空洞性、抽象性，而是以主体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一种历史的、现实的生成性时间。
总之，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现实，将时间和唯物史观中的“自由”、“发展”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并加以思考，时间因此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成为现实的人的一种时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一切发展都要在时间中进行，时间便成为人类存在状态的一种表现。对时间的研究本质上也就是对“人”的剖析，缺少了“人”的元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时间观念的要点。
二
传统文化中的时间观念对于今天依然影响深远，马克思的时间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间观念相遇，也就是说，在结合当代中国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两种时间观念不断融合，共同为当代国人提供一种理论借鉴和指导。
实践成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的一种感性活动，规定着人在时间中的存在表现形式，更表明了人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动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2]329人类生存的所有生产劳动都要在时空中进行，那么，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人类凭着自己的劳动不断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因此，劳动才成为“活的、塑造形象的火”，通过“活的时间”创造出生产、生活资料等各种劳动的结果。总的来说，实践活动成为人类生发的一个源泉，马克思以人类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始点，将属人的特质赋予给时间，倘若没有实践活动的话就不会有人的存在，社会时间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一)时间表征着物、我之间的和谐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于《思问录·内篇》有云：“上下天地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者也。”[4]23古人把“上下天地”称之为“宇”，即今之谓空间；而将“往古来今”称作是“宙”，即今之谓时间。时间和空间的命名都是以古今、地理方位等自然之物来界定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观的两重主要维度。时间观作为儒家哲学中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以一种“以物观时”[5]48的方式体现着古代士人对于以天地万物作为主要载体的整个宇宙的基本看法，并以此为取径而达至物、我之间的和谐状态，从而构建起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孔子作为先秦原始儒家的开创者，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即为“仁”学。《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给出的答案是“爱人”[8]131。所谓“仁”，就是指关爱别人，这实际上就是在讲人与人的关系，而在人伦谱系的生成与开展过程中，“孝”与“悌”则是人之为“仁”的基石与根本。《论语·学而》记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8]2此段显示了“孝弟”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它为儒家哲学根本的根本，“孝弟”应说是从血亲伦理的层面所呈现出的两种德性样态，它们反映了不同的人伦关系所各自达至的和谐状态。所谓孝的观念导源于古人“慎终追远”的思想，并着重体现于丧祭礼的实践传统之中。《礼记·祭统》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10]723父子关系是整个社会之中人伦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祖与子孙之间的关系脉络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血亲生命的连续性恰是时间历时性特征的体现。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处于“父”的位置对“子”就要“慈”，处于“子”的位置对“父”就要“孝”，父子之间在时间纵向的连续流变中形成自然和谐的关系。所谓“弟”与“悌”通，即指兄弟关系所达到的和睦状态。“时间”除了具有纵向的历时性特点外，还具有横向的共时性特点，“悌”的观念正是兄弟之间共时性关系的一种和谐表现。《论语·颜渊》载：“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8]125兄弟之间正是在共时性的时间向度之中“恭敬”地相处，从而使得个体生命存在与宇宙“道体”的大化流行之间实现了人、我关系层面的和谐状态。从父子、兄弟这两伦加以推扩，以至君臣、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在“孝悌”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综上可见，人、我之间通过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引触而形成了和谐坚固的人伦谱系，此“差异统一”的关系整体也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极其稳定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存在、历史文化的连续绵延。
《易·系辞传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6]513即以天地万物为主要载体的整个宇宙，其最大的德性即为“生”。“生”有生生不息之意，它表明了以天地万物为主要载体的整个宇宙大化流行的基本状态，张岱年先生即将宇宙称为“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7]94，这个“大流”则具体表现为“时间”洪流无始无终、生生不已的永恒性。《论语·子罕》就曾记载孔子面川而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92川流的“不舍昼夜”折射出了宇宙“道体”的“生生不已”，个体人的生命存在与天地万物交融为一的混沌状态在时间序列中得以证成，朱熹曾指出孔子的喟然体悟正是宇宙“道体”的“本然”呈显。我们只有抉发此一真谛，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物——我双向回环互动的良性结构，而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也才能够因此而挺立出来。宇宙“道体”周流不息，“人”与天地万物在时间的默然流转中自然地生成与发展，由此而成就了一幅物、我和谐的生动立体图景，我们说，这正是“以物观时”原则涵摄下“天人合一”理念的形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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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4～L4各椎体骨折数量及程度 结果(图1)表明：共有703例研究对象(20.7%)发现1 077个椎体骨折；其中，T12、T11和L1骨折数量占前3位，分别为329个、234个和218个，共占72.5%。骨折评价为1级、2级和3级的椎体分别为994个、80个和3个，分别占92.3%、7.4%和0.3%。
孔子作为先秦儒家哲学的创立者，其在“以物观时”原则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天人合一”理念可以说对后世儒家哲学的发展流衍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孟子即是在这一问题上继孔子之后沿波而起之荦荦大者。《尽心下》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9]302对于物、我之间的关系问题，孟子指出物、我之间不是截然分为两橛的隔离状态，而是一脉相通的浑然整体，我们只有返归人的真实存在去积极地体悟天人之间的回环互动关系，物、我和谐的状态才能够得以自然地显现，同时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我”也才能够真正的“乐莫大焉”。孟子这种主张物、我和谐的“天人合一”理论主要是以“时”之观念作为沟通物、我之间的中介枢纽。如他在《梁惠王上》中就曾经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9]5人作为宇宙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也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掌握好“时”之节度。进行农业劳作要不违“农时”，捕捞鱼鳖也要审时度势而不能竭泽而渔，砍伐木材也要择取合适的“时节”，只有这样人方可达到丰衣足食的理想状态。孟子此处所言之“时”主要是指“时势”的意思，这是对“时间观”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地赋值。人的活动要依势而行，并在时间的统摄之下交融为一，从而透显出宇宙“道体”大化流行之本然。孟子的这种以“时”来表征物、我之间和谐的“天人合一”观，体现了一种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倾向，同时也激发了后世中国诸如张载“民胞物与”等思想学说的构建。总之，这些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物、我之间即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至和谐的问题无疑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为伦理的，一为政治的。以此两种特征为表出，中国传统哲学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以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为主的学术样态。无论是伦理学，还是政治哲学，其研究对象的核心即为“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亲亲”与“尊尊”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谱系的差异统一体。如果从时间观的角度对这一“差异统一体”来加以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时间观念其实纵贯横摄于“亲亲尊尊”的人伦谱系之中，并表征着人、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关于此，我们主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角度来予以深入分析。
(二)时间表征着人、我之间的和谐
对照组：给予患者常规性护理干预指导，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入院后给予常规入院宣教，发放消化专科疾病饮食指导手册、特发性炎性肠病健康教育处方，并做好药物指导和活动指导等。出院后一周电话随访并进行疾病知识宣教。
就说五天前那回事吧：丈母娘因女儿爱吃狗肉，凑巧有邻居家杀狗，便买了二斤给他们送来。待丈母娘走后，老婆一心想让他感恩于丈母娘疼爱他们的这份心，便夸她娘心眼儿好，以便使他想到：丈母娘好，媳妇便差不了，以后也好围绕她的指挥棒转。没想到他一时粗心，未加思考，竟随着老婆的话茬也夸起自己父母来，结果两口子又吵了个天翻地覆。
三
中国拥有历时久远的农耕文明，古人的农业生产活动一直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与自然联系紧密，由此导致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与自然息息相关。单就时间而言，中国古人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也不例外。汉学家克洛德·拉尔因此就认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其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3]31
(一)实现马克思时间观念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融通的可能性
在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借助于理解时间去感叹人生、感悟生命，马克思所讲的时间也与“人”紧密相关，这一层面便成为两种时间观念实现衔接的根本。“时间”一方面表征着物、我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也表征着人、我之间的和谐，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蕴藏的这些时间内涵，促成了马克思时间观念的中国化，乃至与时俱进的发展。
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采用闭卷考试，重视考试成绩，忽视学习和实践的工程，很容易使学生平时不认真和抄作业，出现考前突击、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和不求甚解的情况，考试完后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的现象。传统的教学模式不适应当前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纺织工程专业人才。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时间观念追求人的一种“积极存在”，实现“人”向自由全面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入概括了“时间”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1]532人在对象世界中凭借各种实践活动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时间成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追寻的航标，这段话所指出的“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得出的结论，它特指时间在本然层面应具有的一种属性。即在对时间的本质进行揭示的同时，马克思是将时间视为人类生命本身的一种“尺度”。由此可以总结出，借鉴传统文化中“时间”所表征出来的内涵，将其融入到马克思时间观念的当代发展之中，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时间理论。
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时间理论的，该理论的生成、展开等都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成为他的时间理论生发的一个理论、现实背景。因此，基于这一基础考虑，马克思所关注的理论内涵也主要侧重在这些方面，比如，探讨“时间”与劳动、资本、价值、实践、自由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种理论构建，并一直与人相关联，最终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处在时间异化状态，由此提出要实现人的“积极存在”。与之相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间观念源于一种农耕文明，古人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与自然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对时间的感知等均与自然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生活在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下，他们的时间观念就体现在这一生活方式中，其中内含有追求物、我之间，人、我之间的和谐状态。当代社会，科技发达、物质富足，可时间却逐渐被“压缩”，出现了人在现实中越来越工具化、逐渐远离了自然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淡漠等各种“消极存在”状态。如此，令马克思的时间观念从传统文化的时间观念中汲取营养，将利于为“人”的存在的当代处境提供出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二)实现马克思时间观念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融通的必要性
时间观念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互相塑造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时间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要与中国文化中的时间观念相结合，这样才能用理论去指导当代的具体现实。马克思的时间观念在吸纳了中国传统时间观念有益的启示之后，两者便可形成一种相互整合的方式，这也是马克思时间观念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与中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良性互动。时间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反映形式、认识感知，具体来说，古今、中西的时间观念都存有区别，通过它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因为时间的结构“反映出标志社会和文化进化的韵律和节奏”[3]313。当然，只注重两者间的区别并不是终极目的，我们分析区别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念的中国化方面，最终从两者的有机结合中找到为当今时代提供理论指导的资源，以便使当代人的生存更加完善、更加自由。
总之，我们借助于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将之置放到当今时代反思“人”的生存，并推进它的发展，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当代现实意义。换句话来说，依靠对当代现实的审视来发展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使之随人类的活动而不断向前，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时间理论是一种开放式、发展式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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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8-12-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对儒家实学的现代引领研究”(17YJC710009)
[作者简介]程慧敏(1980-)，女，河北蠡县人，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9)02-0036-04
[责任编辑：刘卫财]
标签：时间论文; 马克思论文; 观念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对儒家实学的现代引领研究"; (17YJC710009)论文;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