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单文俊,付琦,邢亚娟,闫国永,韩士杰

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单文俊,付琦,邢亚娟,闫国永,韩士杰

导读:本文包含了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氮沉降,天然次生林,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土壤可溶性有机氮

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文献综述

单文俊,付琦,邢亚娟,闫国永,韩士杰[1](2019)在《氮沉降对长白山白桦山杨天然次生林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土壤理化性质易受氮沉降、温度变化、二氧化碳浓度等外界环境因子的影响,其中土壤微生物量碳、氮(MBC、MBN)和可溶性有机碳、氮(DOC、DON)作为土壤中高活性物质,更易受到诸如氮沉降等环境变化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月份的温度和水分变化会对其产生显着影响。长白山白桦山、杨天然次生林对人工模拟氮沉降响应的控制试验始于2006年,共设计3个氮添加处理,即对照CK(N 0 kg·hm~(-2)·a~(-1))、低氮LN(N 25 kg·hm~(-2)·a~(-1))和高氮HN(N 50 kg·hm~(-2)·a~(-1)),每个处理重复3次。于2017年植物生长季(5-10月),按照不同土壤深度(上层0-10 cm和下层10-20 cm)分别对土壤pH、DOC、DON和MBC、MBN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氮添加导致土壤pH显着降低(P<0.05),变异系数随氮添加量逐步降低,且上、下层土壤表现一致。(2)氮沉降对上层土壤DOC表现为促进作用,对下层土壤DOC影响不显着(P>0.05)。HN处理抑制上层土壤DON,而LN处理对5月和9月的上层土壤DON有促进作用,对6月和8月有抑制作用;LN处理促进下层土壤DON,而HN处理有抑制作用。(3)氮沉降在春季月份对MBC和MBN有抑制作用,秋季月份有促进作用;LN处理降低了夏季月份MBC和MBN,HN处理则差异不显着。(4)氮添加、月份、土壤深度以及叁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土壤各指标都有显着影响,由此可见,单个月份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代表整个生长季的总体变化趋势。故建议在开展土壤易发变化组分研究时,应同时关注时空变化对其的影响,并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来源于《生态环境学报》期刊2019年08期)

雷秀美,王飞,周碧青,杨文浩,聂叁安[2](2019)在《长期施肥对稻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和游离氨基酸剖面分异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探讨长期不同施肥对稻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SON)和游离氨基酸(FAA)剖面分异的影响,阐明长期施肥稻田土壤SON和FAA的剖面迁移特性。以不施肥(CK)、单施氮磷钾化肥(NPK)、氮磷钾配施牛粪(NPKM)和氮磷钾结合秸秆还田(NPKS)4种处理的稻田长期(33年)施肥定位试验小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带总氮检测器的总有机碳分析仪(TOC-TN)、连续流动注射和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不同深度(0~20、20~40 cm和40~60 cm)土层SON、FAA及其组分的含量。结果表明:长期不同施肥水稻土SON含量剖面分异较明显,0~20、20~40 cm和40~60 cm土壤SON含量分别为24.14~49.80、11.30~13.86 mg·kg~(-1)和6.35~9.38 mg·kg~(-1);不同处理0~20 cm土壤SON含量表现为NPKS>NPKM>NPK=CK,NPKS处理较NPK和CK分别提高67.1%和106.3%,NPKM处理较NPK和CK分别提高了28.5%和58.7%;不同土层SON与可溶性总氮(TSN)的比值为40.0%~69.3%。长期不同施肥水稻土FAA含量也存在较明显剖面差异,0~20、20~40 cm和40~60 cm土壤FAA含量分别为8.15~15.91、0.83~2.13 mg·kg~(-1)和0.69~0.99 mg·kg~(-1),FAA/SON比例的均值分别为35.3%、12.6%和11.2%;NPKM和NPKS处理0~20 cm土壤均包含20种FAA,较CK和NPK处理增加了3种易分解的碱性氨基酸(鸟氨酸、赖氨酸和精氨酸);NPK、NPKM和NPKS处理20~40 cm土壤均包含10种FAA,较CK处理增加了3种中性氨基酸(缬氨酸、胱氨酸和苯丙氨酸),而40~60 cm土壤则均包含7种FAA,较CK处理增加了2种中性氨基酸(异亮氨酸和胱氨酸);不同处理不同深度土壤FAA组成均以中性氨基酸占优势。研究表明:土壤SON、FAA含量与组分及其剖面分异和施肥模式密切相关,长期化肥配施牛粪和秸秆能增加0~20 cm土壤SON、FAA含量且丰富FAA种类。(本文来源于《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期刊2019年07期)

王敏[3](2019)在《亚热带森林景观中可溶性有机碳的特征及土壤截存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可溶性有机碳(DOC)是陆地碳库中最活跃的一个部分,它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持续流动是碳损失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氮、磷等生源要素及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转移的载体,因此DOC是森林生态系统碳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多是关注森林DOC的浓度、动态和影响因素,但对地表来源的DOC进入土壤后,其在土壤中的垂直迁移和转化规律还知之甚少,不利于森林碳动态研究。因此,我们一方面在野外监测了森林生态系统生长季内DOC的浓度和性质变化,探明DOC的垂直分布及影响因素。另一方面结合同位素标记技术,研究凋落物来源DOC在土壤中的去向,探明土壤对DOC的截存能力及机制。本研究在八大公山亚热带森林选择3个典型集水区,在生长季分4次采集了降水、穿透雨、树干茎流、凋落物淋出液、地表径流(统称为地表水)和不同深度土壤孔隙水(1cm、30 cm和60cm),并测定可溶性有机质(DOM)的浓度及其组成特征。结果表明,雨水中DOC的平均浓度为3.39±0.90 mg L-1。当经过植被后,浓度显着升高,穿透雨、树干径流、凋落物淋出液和地表径流中DOC浓度分别为 12.51±3.21mg L-1,21.11±6.60mg L-1,21.29±8.13mg L-1 和 15.26±4.73 mg L-1。但是当其进入土壤孔隙水中(10 cm、30 cm和60 cm),其DOC浓度又明显降低,分别为4 75±2.14mg L-1,3.730±mg L-1 和 3.30±1.36mg L-1。地表水中疏水性有机酸浓度显着高于土壤孔隙水,但是中性亲水有机酸和低分子质量亲水性酸浓度却低于土壤孔隙水。这表明地表水和土壤孔隙水中DOM浓度和性质差异显着。地表水中DOC浓度主要受植被和样地条件控制,而土壤孔隙水中DOC浓度则主要受土壤性质影响。为探明DOC在土壤中的迁移和转化过程,本研究将13C标记的凋落物来源的DOC添加到不同深度土柱(0-10cm、0-30cm和0-60cm)中,进行了为期180天的室内培养。定量分析DOC进入土壤后去向(包括截存、矿化和淋出),分析DOC的性质变化和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有76%的DOC被土壤截留,其中60%留存在表层,16%留存在中层;分别有18%、4%和3%的DOC被表层、中层和深层土壤微生物矿化;有0.04%从土柱中(0-60cm)淋失的碳量为0.04%。这些结果表明DOC主要被土壤保留,其次是被微生物降解,仅有极少的淋溶损失。利用叁维荧光平行因子分析法分析水溶液中有机碳组成,结果表明凋落物来源DOC与水可溶性有机碳(WSOC)和土壤淋出液有机碳(LDOC)组成差异显着。而WSOC和LDOC的性质与土壤碳更为相似,该结果支持动态交换模型("dynamic exchange model")。同时在培养初期,DOC添加刺激了表层和深层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且对深层土壤的作用强于表层土壤,这表明新鲜碳源的缺乏抑制了深层土壤碳矿化。DOC添加也增加了不同深度土壤的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生物量,且这些指标均在30天达到最高值。其中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增加的幅度高于中层和深层土壤。PCA分析结果表明DOC添加减小了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幅度,但是并未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的方向。13C在表层土壤磷脂脂肪酸(PLFAs)中的分布比例高于中层和深层,同时在细菌中的分布比例高于真菌。此外,17:0 cy和15:0这两种磷脂脂肪酸同化的13C明显高于其他磷脂脂肪酸。该结果表明微生物群落组成受碳源输入的调控,进而对土壤有机碳矿化产生影响。本研究对亚热带湿润森林DOC浓度和化学性质进行了分析,该结果探明了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中DOC的垂直分布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完善的森林流域水质管理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室内土柱培养实验,进一步阐明凋落物来源DOC在土壤中的截存和动态过程,证实了 DOC在土壤剖面移动的动态交换假说,为DOC在土壤中的截存和动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监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DOC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流量,以准确评估其对碳循环的贡献。(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期刊2019-06-01)

曹阳阳[4](2019)在《黄土丘陵区人工林草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动态变化及土壤氮素矿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土壤氮素对植物的生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壤可溶性有机氮(Solube Organic Nitrogen,SON)作为土壤氮素中相对较活跃的部分,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经过转化被植物吸收利用,在土壤氮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究以陕北黄土高原(延安市志丹县境内)退耕后人工营造的杏树林(Prunus armeniaca)、沙棘林(Hipophae rhamnoides)、刺槐林(Robinia pseudoacacia)、油松林(Pinus tabuliformis)以及草地土壤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人工林草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随季节、土层深度及坡向的变化规律,以及可溶性有机氮与土壤基础理化性状的关系,同时研究不同人工林草地土壤氮素矿化特征,揭示土壤供氮特性。主要结果如下:(1)植被恢复显着增加了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含量,沙棘林在增加土壤SON含量方面优于杏树林及草地,刺槐林及油松林全年平均未表现增加效果。季节及土层深度及其交互作用对土壤SON含量有显着影响,随季节变化土壤SON含量呈现出先降低后增长的趋势,且春季、冬季土壤SON含量显着高于夏季及秋季。土壤SON在不同坡向间存在显着差异,但变化趋势各不相同。(2)植被恢复显着增加了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及土壤酶活性,沙棘林、杏树林及草地的增加效果最为显着,种植沙棘林更有利于养分的积累。除电导率、pH、过氧化氢酶活性外,其余各指标都表现出显着的季节变化特征。土壤养分及土壤蔗糖酶活性、脲酶活性随土层的加深而降低,土壤含水量随土层加深而增加。坡向对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及酶活性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体含量关系为杏树林阳坡高于阴坡,沙棘林阴坡高于阳坡。(3)土壤SON与土壤性质之间的相关关系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在春季和秋季,土壤SON与理化性状间无显着相关关系。夏季,土壤SON含量与土壤速效钾呈显着负相关关系,与土壤过氧化氢酶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冬季土壤SON含量与碱解氮、有效磷、蔗糖酶含量、含水量呈显着负相关关系,与土壤pH呈显着正相关关系。(4)在10-20 cm土层,植被恢复对土壤氮素矿化量及矿化速率无显着提升效果,仅有杏树林对土壤矿化速率有提升作用;植被恢复后土壤养分的积累并不会影响到10-20 cm土层土壤矿化势和矿化速率。由此可见,植被恢复对10-20 cm土层土壤氮素矿化的影响有限,油松林土壤氮素矿化量显着低于农田,且对土壤供氮能力没有提升效果。(本文来源于《延安大学》期刊2019-06-01)

李孟帆,王靖靖,王静,郭丁,傅华[5](2019)在《Meta分析在采伐对森林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浓度影响中的应用》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探究采伐对森林DOC浓度的影响以及Meta分析在生态学领域的实用价值.【方法】采用Meta分析方法,将近年来发表的25篇相关文献中的93个试验样本的研究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分析.【结果】采伐使得阔叶林土壤以及表层土壤DOC浓度显着增加,并且当采伐强度小于30%和采伐后只收获树干时,土壤DOC浓度也显着增加;采伐后时间越长对土壤DOC浓度的影响越大.【结论】森林土壤DOC浓度的变化幅度与植被类型、土壤深度、采伐强度、残留物管理和采伐后时间相关联,Meta分析法是一种适宜于解决时间、空间跨度大的生态学问题的有效方法.(本文来源于《甘肃农业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2期)

张苗苗,陈伟,林丽,张德罡,吴玉鑫[6](2019)在《青海省不同高寒草地土壤主要养分及可溶性有机碳特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探索不同高寒草地类型中土壤有机碳、养分和可溶性有机碳的含量差异以及可溶性有机碳分布特征,以青海省4个高寒草地类型土壤0~10 cm和10~20 cm土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全钾、可溶性有机碳含量,以及可溶性有机碳芳香性指数和腐殖化指数,并进一步探讨了可溶性有机碳含量与土壤有机碳、各养分含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不同高寒草地类型各土层土壤中全氮、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高寒草甸类>高寒草甸草原类>高寒草原类>高寒荒漠类,且不同类型之间差异显着(P<0.05)。随着土层的加深,土壤全氮、有机碳含量有降低趋势。不同类型高寒草地各土层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的芳香性指数和腐殖化指数表现出与此相同的变化趋势。不同高寒草地各土层中可溶性有机碳与土壤全氮、有机碳含量之间均呈现出显着正相关关系(P<0.05)。综上所述,高寒草甸和高寒草甸草原土壤有机碳、全氮、可溶性有机碳含量较高,结构复杂。可溶性有机碳的芳香性指数和腐殖化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土壤养分状况。(本文来源于《草业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李影,李斌,柳东阳,姜桂英,申凤敏[7](2018)在《生物炭配施菌肥对植烟土壤养分和可溶性有机碳氮光谱特征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生物炭与有机菌肥配施条件下,研究植烟土壤在生长期内土壤基础养分和可溶性碳(DOC)、氮(DON)含量的变化,为植烟土壤的合理施肥提供理论依据。采用田间试验的方法,在施相同化学肥料的基础上,设置CK(不施有机肥)、T1(生物炭)、T2(有机菌肥)、T3(生物炭菌肥)、T4(50%有机菌肥+50%生物炭)、T5(60%有机菌肥+40%生物炭)、T6(40%有机菌肥+60%生物炭) 7个处理。结果显示,各有机肥处理与对照相比对提高土壤养分含量作用明显,与其他处理相比,T2处理显着提高了移栽后60 d的土壤铵态氮含量; T5处理则显着提高了整个生育期的硝态氮含量;与其他处理相比T5处理显着提高了60 d速效磷含量,T2处理显着提高了60 d时土壤速效钾含量。T1和T3处理与其他处理相比显着提高了旺长期(移栽后60 d)土壤DOC含量,T3处理的DOC/SOC比值达到最高(8. 31 mg/g)。T2处理土壤DON含量在90 d达到最高(57. 09 mg/kg),T5处理的土壤DON含量则在60 d最高(97. 98 mg/kg);与其他处理相比,T3、T4、T5和T6处理降低了移裁后90 d植烟土壤成熟期的芳香化指数(AI),提高了E2/E3值。综上所述,在豫中烟区,有机菌肥及60%有机菌肥配施40%生物炭施肥措施,最有利于提高土壤氮素含量,生物炭和生物炭菌肥施肥措施有利于提高土壤可溶性碳含量。(本文来源于《华北农学报》期刊2018年06期)

郑宪志,张星星,林伟盛,刘小飞,楚海燕[8](2018)在《不同树种对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福建省叁明市格氏栲自然保护区设计一个4个树种的同质园(common garden)试验,研究不同树种下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差异,结果表明,火力楠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显着大于米槠(P<0. 001),米槠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显着大于马尾松和杉木(P <0. 01);火力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显着高于马尾松和米槠(P <0. 001),马尾松和米槠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显着高于杉木(P <0. 001).阔叶林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质量分数均高于针叶林.因为造林年限较短,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质量分数相对较低.不同树种通过植物叶片、凋落物和根系影响土壤可溶性有机碳;不同树种通过影响土壤可溶性有机碳,间接影响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研究表明,在中国中亚热带地区营造火力楠等阔叶林能够改善土壤固碳水平.(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8年06期)

王敏,刘峰[9](2018)在《可溶性有机碳的土壤截存机制及微生物调控》一文中研究指出可溶性有机碳(DOC)垂直移动对养分循环、分配及土壤有机碳动态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它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程度还不是很清楚,同时当DOC进入土壤后,还会对土壤有机碳矿化和土壤微生物群落产生影响,而我们对此方面的机制也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将~(13)C标记的凋落物来源的DOC添加到不同深度土柱(0-10cm,10-30cm和30-60cm)中,进行了为期180天的室内培养,定量分析DOC对土壤有机碳的贡献和其经过土壤之后性质的变化,以及DOC添加对不同深度土壤有机碳矿化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培养过程中,不同深度土壤的δ~(13)C值没有显着变化,但是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可溶性有机碳(SDOC)的δ~(13)C值有明显增加。这表明DOC优先进入了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土壤活性碳。通过同位素分析,我们发现有76%的DOC被土壤吸附,其中60%留存在表层,16%留存在中层;分别有18%、4%和3%的DOC被表层、中层和深层土壤矿化;因此最后仅有0.04%从土壤中(0-60cm)淋失。这些结果表明DOC主要被土壤吸附,其次是被微生物降解,仅有极少的淋溶损失。叁维荧光平行因子分析法表明SDOC和土壤淋溶有机碳(LDOC)的性质与土壤碳更为相似,这表明添加的DOC经过土柱时与土壤发生了动态交换。该结果不仅定量了DOC流经不同深度土壤时被吸附、矿化和淋失的比例,同时也证实了添加DOC与土柱之间的动态交换。在培养初期,DOC添加刺激了表层和深层土壤有机碳的矿化,且对深层土壤的作用强于表层土壤,这表明新鲜碳源的缺乏抑制了深层土壤碳矿化。同时DOC添加也增加了不同深度土壤的G-菌、G+菌、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生物量,且这些指标均在30天达到最高值,之后逐渐下降至初始值,甚至更低。其中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增加的幅度高于中层和深层土壤。尽管DOC添加减缓了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但是并未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的方向。~(13)C在表层土壤磷脂脂肪酸(PLFAs)中的分布比例高于中层和底层,同时在细菌中的分布比例也高于真菌。此外,17:0cy,15:0和16:1ω5c这叁种磷脂脂肪酸同化的~(13)C明显高于其他磷脂脂肪酸。该结果表明微生物群落组成受碳源输入的调控,进而对土壤有机碳矿化产生影响。该实验也证实利用~(13)C-标记DOC结合~(13)C-PLFA分析能很好地追踪微生物群落体内的碳流。(本文来源于《中国植物学会八十五周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1993-2018)》期刊2018-10-10)

张晓雅,胡益珩,安菁,乐艺,丁艳[10](2018)在《若尔盖泥炭沼泽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研究湿地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于2016年7~9月,以若尔盖高寒湿地为研究区,开展了野外原位控制实验。设置了100%实际降水量、70%降水量和高、中和低3种降水频率共6种模拟情景,测定了各情景下不同深度土壤中的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分析了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及其稳定性对降水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降水量和降水频率对土壤含水量有显着影响(n=648,p<0.001)。0~15 cm、15~30 cm和30~50 cm深度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质量比分别为(477.46±18.65)μg/g、(442.39±13.93)μg/g和(341.92±20.91)μg/g。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减少。在100%降水量条件下,在低、中和高降水频率时,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质量比分别为(499±26.76)μg/g、(354.39±38.68)μg/g和(419.08±35.99)μg/g;在70%降水量条件下,在低、中和高降水频率时,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质量比分别为(479.14±14.93)μg/g、(397.81±23.04)μg/g和(373.98±10.81)μg/g。随着降水频率降低和降水量减少,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减少。在30~50 cm深度,在70%降水量和高降水频率下,土壤可溶性有机碳的稳定性最差(RS=0.32)。(本文来源于《湿地科学》期刊2018年04期)

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为探讨长期不同施肥对稻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SON)和游离氨基酸(FAA)剖面分异的影响,阐明长期施肥稻田土壤SON和FAA的剖面迁移特性。以不施肥(CK)、单施氮磷钾化肥(NPK)、氮磷钾配施牛粪(NPKM)和氮磷钾结合秸秆还田(NPKS)4种处理的稻田长期(33年)施肥定位试验小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带总氮检测器的总有机碳分析仪(TOC-TN)、连续流动注射和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不同深度(0~20、20~40 cm和40~60 cm)土层SON、FAA及其组分的含量。结果表明:长期不同施肥水稻土SON含量剖面分异较明显,0~20、20~40 cm和40~60 cm土壤SON含量分别为24.14~49.80、11.30~13.86 mg·kg~(-1)和6.35~9.38 mg·kg~(-1);不同处理0~20 cm土壤SON含量表现为NPKS>NPKM>NPK=CK,NPKS处理较NPK和CK分别提高67.1%和106.3%,NPKM处理较NPK和CK分别提高了28.5%和58.7%;不同土层SON与可溶性总氮(TSN)的比值为40.0%~69.3%。长期不同施肥水稻土FAA含量也存在较明显剖面差异,0~20、20~40 cm和40~60 cm土壤FAA含量分别为8.15~15.91、0.83~2.13 mg·kg~(-1)和0.69~0.99 mg·kg~(-1),FAA/SON比例的均值分别为35.3%、12.6%和11.2%;NPKM和NPKS处理0~20 cm土壤均包含20种FAA,较CK和NPK处理增加了3种易分解的碱性氨基酸(鸟氨酸、赖氨酸和精氨酸);NPK、NPKM和NPKS处理20~40 cm土壤均包含10种FAA,较CK处理增加了3种中性氨基酸(缬氨酸、胱氨酸和苯丙氨酸),而40~60 cm土壤则均包含7种FAA,较CK处理增加了2种中性氨基酸(异亮氨酸和胱氨酸);不同处理不同深度土壤FAA组成均以中性氨基酸占优势。研究表明:土壤SON、FAA含量与组分及其剖面分异和施肥模式密切相关,长期化肥配施牛粪和秸秆能增加0~20 cm土壤SON、FAA含量且丰富FAA种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土壤可溶性有机碳论文参考文献

[1].单文俊,付琦,邢亚娟,闫国永,韩士杰.氮沉降对长白山白桦山杨天然次生林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和可溶性有机碳氮的影响[J].生态环境学报.2019

[2].雷秀美,王飞,周碧青,杨文浩,聂叁安.长期施肥对稻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和游离氨基酸剖面分异的影响[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9

[3].王敏.亚热带森林景观中可溶性有机碳的特征及土壤截存机制[D].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2019

[4].曹阳阳.黄土丘陵区人工林草地土壤可溶性有机氮动态变化及土壤氮素矿化研究[D].延安大学.2019

[5].李孟帆,王靖靖,王静,郭丁,傅华.Meta分析在采伐对森林土壤可溶性有机碳浓度影响中的应用[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19

[6].张苗苗,陈伟,林丽,张德罡,吴玉鑫.青海省不同高寒草地土壤主要养分及可溶性有机碳特性研究[J].草业学报.2019

[7].李影,李斌,柳东阳,姜桂英,申凤敏.生物炭配施菌肥对植烟土壤养分和可溶性有机碳氮光谱特征的影响[J].华北农学报.2018

[8].郑宪志,张星星,林伟盛,刘小飞,楚海燕.不同树种对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碳的影响[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

[9].王敏,刘峰.可溶性有机碳的土壤截存机制及微生物调控[C].中国植物学会八十五周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1993-2018).2018

[10].张晓雅,胡益珩,安菁,乐艺,丁艳.若尔盖泥炭沼泽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对降水变化的响应[J].湿地科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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