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推介
编者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的项目类别。项目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项目研究具有复杂性、前沿性和综合性。本刊自 2017 年第 1 期起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推介”栏目，每期推介1～2 篇作品，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政府对“非遗”项目的扶持主要体现为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非遗”传承保护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扶持是首要的。江苏省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保障“非遗”的基本存续条件。此外，地方政府要出台相关金融政策，争取社会金融机构投入资金，汇聚社会资源，构建“非遗”投入的金融融通机制。
本期刊发吴汉全教授的《试论中共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一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时期(1927—1949)，高度重视并有力地领导根据地的学术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学术建设的领导方式上，主要是指引学术研究的前进方向，建立相应的领导学术的机构，并形成了包括译介活动、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在内的学术运行机制，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发展取得重大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学术建设的领导表现出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不仅推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而且也有力地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的创新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从而开启了学术文化建设与政治发展同命运的道路。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22年的根据地建设时期(1927—1949)中，不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且高度重视并领导学术建设工作，并使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心，不仅沿着革命逻辑而展开，而且在科学地认识国情、服务于革命形势需要、具体地完成革命任务之中，集中表现了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中共在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历程，学术建设不仅推进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且学术研究本身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并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对学术建设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大致有指引学术研究的前进方向、建立相应的领导学术的机构两种形式，并形成了包括译介活动、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在内的学术运行机制，开启了学术文化建设与政治发展同命运的道路。中共根据地的学术建设，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从而也为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学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根据地时期
一、引论
“中共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是一个值得耕耘的学术新领地。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笔者发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中的指导地位”“加强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重视研究和遵循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有效地占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这四个方面[1]。今天看来，这样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具体化。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艰苦实践中，就自觉地开展大量的学术建设工作。特别是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建设卓有成效，影响深远，不仅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而且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并为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而就整个中共历史来看，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所培养的学术队伍，乃是建国后学术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尽管建国后的学术建设出现过重大的曲折。故而，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当今中共历史研究者必须纳入视线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于根在生长过程中粗度以及生长角度都会随时间发生相应变化，而且主根与侧根在形体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主根与侧根的生成分别进行处理。
清代诗经学是二千余年诗经学的最后结穴，诗经学专门著述七百余种，甚或更多，为历代诗经学专门著述数量之最。清人《诗经》研究虽汉学特征明显，但流派众多，相互兼容，体现出“清学”集大成的特色。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解释《诗经》，是其重要的一支，对现代以《诗经》为“文学总集”的认识有着重要影响，现代学科分类中把《诗经》列入文学一科即由此潮流而来。本文由清代学者以文学性角度诠释《诗经》的三大派别出发，分析其对汉、宋《诗经》学的看法，探寻其文学分析《诗经》的方法，以期展示清代经学研究对文学发展的反作用力，为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固然可以从多个层面、各种视角，乃至从各个学科来进行，但大体上不能离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逻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关系。道理很简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继续坚持并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高度重视并领导学术建设工作，使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而言，它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根本上是循着中国革命的逻辑而兴起的，在坚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又坚持学术研究的革命性和现实性，不仅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来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及其规律，而且重点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并切实地提出和研究中国革命过程中所急于解决的课题。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并且也是不可否认的。遵循基本的事实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问题，并按照中国革命历史进程逻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逻辑的关系来进行诠释，也就不难形成这样的研究结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建设时期的学术建设，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研究的积极领导和有效组织，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话语建设、学术运行机制形成的重要贡献。本文的主旨，就在于从革命历史维度、思想创造维度及政党领导维度，来阐发这一研究结论。
二、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在革命话语中进行的，不仅与当时严酷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关联，而且体现着学术建设服务于革命斗争实践的诉求，可以说，无论是学术建设的起点与归宿，还是学术体系中的主线意识，皆体现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问题，也就需要从革命历史维度加以学术上的认知。从革命历史维度来看，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心，不仅沿着革命逻辑而展开，而且集中表现了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这大致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科学地认识国情。对于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应该说，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就十分关注中国国情的研究。譬如，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先驱》周刊，在发刊词中指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3]又譬如，李大钊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4]然而，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也就更加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尤其是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作出学术上的说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为了科学地认识中国现实的国情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开展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则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就此而言，前者主要在于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形态、中国农村社会有着怎样的基本特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而后者就在于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具体地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研究工作，始终是以研究中国社会为基本内容的，同时也是以认识国情为重要目的的。这里所谓认识国情，最突出的就是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这是进行中国革命的出发点。而从结果或影响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学术建设中所开展的国情研究，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合理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诠释水平，并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
第二，服务于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发展的，而中国共产党要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不仅需要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而且也需要有学理上的科学探索和严密论证，这就需要积极地发挥学术研究的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也在于服务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譬如，大革命失败后，有人认为蒋介石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这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开展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由此，中国共产党也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学术上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深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研究，具体地论证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性，从而推进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一方面正确阐明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资本主义的关系，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帝国主义在根本上“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5]。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充分的研究说明，封建势力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并且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主导地位。诚如王学文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城市仍然是“封建式半封建式的榨取形式”，这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而“在中国农村之内，可以显然看见地主对于农民的劳动榨取着劳役的形态，就是农民要为地主无代价的服务，或为其运搬粮米或为其作某种工作……这种劳动榨取，更形成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特征”[6]。可见，此种学术研究正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说明只有开展民主革命，才能推进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建设服务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也就高度关注时局的变化，积极研究革命时代的主题，解决新形势下急于解决的难题。譬如，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鉴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新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军事问题，撰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一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论述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革命的关系；另一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重点揭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及战争中的客观规律与自觉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7]。
第三，具体地完成革命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而是在于更好地、具体地完成革命的任务，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学术建设的政治诉求。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变革不合理社会秩序、致力于建设新社会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要努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因而学术建设必须服务于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事实上，民主革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政治斗争的实践，同时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体系的有力支撑。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领导的学术建设，也必然要服务于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譬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就在于通过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完成土地革命的需要。薛暮桥当时就指出，变革中国农村社会首先需要的是肃清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而“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地主豪绅——是由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维持着的”，因此，“中国农业生产要想自由发展，最小限度必须打破这样两种束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束缚是互相联系着的，决不能单独获得解决”[8]。钱俊瑞也认为，“科学化和机械化”是农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但要达此阶段就需要完成“第一步”的任务，这就是“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铲除封建的残余。没有这，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之现代化和机械化是不可能的，而农业就只能保持其中古的零碎的反科学的经营形态。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印度、朝鲜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9]。出于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急迫需要，即使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对党内研究意识不强、中国本位理念缺乏、学术视域狭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的状况，仍然深表忧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10]由于历史阶段不同，革命的具体任务也不同，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就要时时瞄准不断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切实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实际。由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调查与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号召全党同志和革命学者努力从事调查研究工作，从而为革命任务的完成提供科学依据并奠定学理性的基础。譬如，1941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针对实际情形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11]《决定》号召全党要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并决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便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并要求，各地均设有调查研究的机关。《决定》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兴起调查研究的热潮起了积极的动员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任务指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历史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建设更多地指向这一任务的研究。譬如，许涤新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财政、金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阐发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任务。关于新民主主义财政问题，许涤新指出：“新民主主义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作基础，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财政并不是架空的，并不是以借债、发行钞票竭泽而渔的办法所能成事的，而是以生产发展、贸易繁荣的国民经济作为基础的。”[12]关于新民主主义金融政策问题，许涤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金融政策是为人民与生产服务的。要为人民与生产服务，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金融的那种买办性和封建性。这就是金融政策的总方向。”[12]许涤新强调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研究财政政策问题，实现金融业服务对象的转变以及金融业任务的转变，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学术建设在于具体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因而学术建设的重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随着革命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体现出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固然有着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环境的整体要求，同时也有着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目标追求，当然也有着学术建设与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的内在逻辑。就历史环境而言，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开展学术建设事业，不仅不能脱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而且必须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心。就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接的政治目标而言，根据地时期的学术与文化建设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复合形态。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2]就根据地时期学术建设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而言，尽管学术作为上层建筑中的特殊部分总体上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且其自身也有着自律性的一面，但学术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不仅反映着并且也服务于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这样的内在逻辑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始终是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术建设。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学术建设中所内含的革命话语及其学术诉求，彰显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主旋律和变革现实社会的政治目标，不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有着特别的影响，而且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就学术研究范式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历史观、问题提出的方式、主要的学术观点等皆源自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也成为革命诉求的学术表达，并最终表现为学术研究的“革命话语”。就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关系的学术反映；由此也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既是总体性与具体化的统一，又是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同时也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
三、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
六一前夜，李打油捏着个纸袋上门来，里面是红领巾和请柬。他邀请我父亲做六一嘉宾。老人家那个激动呀。我也是，又惊奇又感动。李打油写字不好看，他就在请柬上一笔一画地描，内容蛮别致，抬头下，赋诗一首：新禾吐穗涌绿浪，同庆六一好时光，有功之臣臣育人，崇文重教教兴旺。这样的打油诗，他写了四十多首，每份请柬一首个性化的诗。至于请的嘉宾呢？主要是有关领导、有关老板和有关债主，以及影响兴教的有关人士，包括三位烧窑师傅，以及为砖厂供柴供泥供电的闲杂人等。别小看人家，柴不好泥不好，都能致命。
其一，学术研究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而言，除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实践这一根本性的基础之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也起了有力的论证和支撑作用。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在学术探索中形成的新概念，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早在1929年4月，李达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说：“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13]。王学文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一方面断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上演着重要角色的，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6]。潘东周在论战中，一方面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14]，这就凸显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之间的内在关系。刘苏华的研究结论是：“整个经济的发展，正在由前资本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上。其具体形态，就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底特质！”[15]何干之在1934年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中，全书六章“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并认定“半封建性半殖民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叫做：‘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16]。“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内含着政治上中国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受帝国主义支配、经济上封建生产关系开始瓦解但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这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视角来定性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是一个重要而又独到的学术创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确立，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各门学科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个概念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譬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列举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发生变化的十个方面，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在另一个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又譬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著作中，明确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2]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通过提出中国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及其相关政策，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及其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就不会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
由于架材、苗木等价格存在一定范围的波动，笔者对比分析了2015年半拱式简易避雨棚、简易连栋避雨棚和标准连栋避雨棚3种模式避雨棚搭建所需花费。其中标准连栋避雨棚搭建成本最高，连栋避雨棚棚面宽，对棚膜厚度要求比较高，棚膜成本高于半拱式简易避雨棚。在日常管理中，半拱式简易避雨棚中采用Y 型架式最多，这种架式相对操作方便，修剪技术简单易学，也有采用篱架栽培的，这种架式投产快、产量高；连栋大棚大部分采用水平棚架式，这种架式生长势容易控制，葡萄质量高、一致，病害轻。标准连栋避雨棚棚架过高，操作管理不便，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连栋避雨棚减轻了病害，土壤养分流失较少，农药和肥料的用量较少。
第二，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国家、阶级、革命、人民等概念，也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具有鲜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色。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国家、阶级、革命、人民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上的研究。譬如，邓初民的《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学科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等著作，对于国家、阶级、革命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又譬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启修所著《新政治学》(1929年)，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而且依据唯物史观强调研究政体的极端重要性。再譬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一书虽然就总体来看是一部哲学著作，但该著作对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国家的本质、近代国家、过渡期国家、国家命运以及国家职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添了新的学术成果[17]。毛泽东正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对于国家、阶级、革命、人民等概念有创新性的发展。对此，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文本来分析。——就阶级论而言，《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阶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不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因而也不是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状况分析的具体结论，而是重点研究和阐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阶级状况及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特点，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形下，中国阶级状况的特殊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从而在坚持阶级及阶级斗争观点的前提下提出了国内阶级合作与调处阶级矛盾的新主张。——就国家观而言，《新民主主义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但又不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并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是重点研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及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经过人民革命之后只能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是那种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是那种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就革命观而言，“革命”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是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发生阶级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社会状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下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这种革命必须经过两步走的过程，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其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就人民观而言，“人民”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阶级状况来阐释“人民”这个概念，其人民观有这样两个特别的地方：一是民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享受民主的不是一个阶级，亦即“各革命阶级”享有的民主，民主由此也就更具有广泛性；二是专政的主体是“人民”，不是一个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18]。
第三，“毛泽东思想”这个总体性范畴也是延安学术研究群体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中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显著标识。延安新哲学会的成员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并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具有巩固的地位，以求获得“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成果。张仲实1941年初以笔名“实甫”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十七周年而作》文章，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个别结论用“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新结论和新命题来代替”，也就是如毛泽东在《新阶段》中说的善于以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新命题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产生出有如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楷模”[19]。该文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突出地位，认为中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继而，延安新哲学会成员又进一步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贡献。1941年3月、4月间，延安新哲学会重要成员张如心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这两篇文章，率先提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典型代表”的命题，认为毛泽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要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20]。他指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因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可珍贵的财产，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财富”[21]。毛泽东的著作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的体现”[20]。也就是在张如心文章发表之后不久的1941年夏，延安新哲学会成员和培元发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为延安新哲学会三周年而作》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是“最好的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是马列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22]。1942年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文章，强调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创造，不仅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连贯性，而且具有整体的理论形态[23]。可见，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丰富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成员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其二，学术建设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学术体系方面着力，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指导作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学术的结合，构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
第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处于积极发展之中，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哲学。在这一时期，哲学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得到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愈益结合起来。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取得重要的成果。邓拓、陈伯达参加了唯物辩证法论战，集中批判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艾思奇、沈志远、杨伯恺、卢心远等集中批判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界的指导地位。哲学大众化运动蓬勃兴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0年)开哲学大众化之先路。陈唯实在1936—1937年间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等著作，沈志远出版《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1936年)等著作，积极推进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刘剑横1932年出版的《唯物的宗教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开创性专著；李石岑193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外哲学比较的视野中梳理中国哲学的代表性著作；杨伯恺关于不可知论与经验论、偶然、必然、自由诸范畴以及本质与现象等问题的研究，卢心远关于唯物辩证法三大法则的系统阐发，彭康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起开展的新启蒙运动，促进了哲学与抗日救亡运动的结合，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李达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以完整的形态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中国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而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以中国革命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形成。
——政治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与各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邓初民的《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及《政治学》(1932年)，陈启修的《新政治学》(1929年)，秦明的《政治学概论》(1929年)，高振青的《新政治学大纲》(1931年)，傅宇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1932年)，来逸民的《政党组织之理想与实际》(1935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等。此外，李达的《民族问题》(1929年)及《社会学大纲》(1937年)虽然没有以政治或政治学命名，但该著作对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国家的命运，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作了大量的论述，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内容。
——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经济理论上进行的一场具有鲜明政治性的学术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而不是“封建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二者的杂然错综”，更不是已经达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李达、王学文、孙冶方、薛暮桥、沈志远、陈启修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积极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向通俗化的方向前进。李达“主张的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24]。王学文也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要“根据自己的立脚点，用自己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其第一要认识的是中国社会之经济的基础，是要看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6]。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结合上下工夫，成功地建立了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史学。学术界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开启了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并初步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贯通性的考察，从而探索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体系。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后，郭沫若又对金文、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搜集、考订和研究，在历史文献学领域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前社会进行研究，率先提出并论证西周封建社会是“初期封建社会”，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古史研究的新天地。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总结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学术著作，其《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则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开拓性专著。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是研究中国大革命的一部开创性学术著作，初创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体系。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年)及《中国学术史讲话》(1932年)，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学术史之先河。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著,其所构筑的以“革命史观”为显著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为后继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遵循。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构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体系，总结和提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斗争相配合，是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特点。
——社会学。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向：一是在注重社会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同时，注重对中国社会的调查，这方面以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陈翰笙的社会调查工作最为典型；二是在充分吸收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基础上，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的构建工作，并在体系的构建中开创农村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学史等分支学科，代表性成果有许德珩的《社会学讲话》(1936年)、柯柏年的《社会问题大纲》(1930年)、李平心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1930年)、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29年)、李剑华的《社会学史纲》(1930年)、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年)等。这些著作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注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重点研究中国社会变革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建设有重要贡献。
为了解农村农户对小额信贷的使用情况，2018年7—8月，随机走访了沟张村67户村民。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家庭收入来源、信贷金额、贷款期限、民间（私人）借贷等方面获取数据。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梳理归纳，探寻农户在“小额信贷”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客观分析原因，并就未来“小额信贷”进一步完善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对“过”的语法化考察也是主要集中于对动词与“过”的组合情况，且“过”为“经过”“到”之意。如：
战国公子王孙如“四君子”有招养门客的传统，门客汇集帐下，品类不一，既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也有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形成“士”与“门客”的交集。一般来说，在“主二客一”的历史环境下，除极少数外，“门客”的人生目标大多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往往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
——法学。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任务不是从学理上来研究法律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特殊的环境中也有重要的发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进入实践阶段，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法律文献，苏维埃法制建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框架内开展起来，毛泽东对苏维埃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探索。这一时期尽管法学在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还不够广泛，也没有涌现出具有领军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但有关新民主主义法制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为此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法学体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学。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文艺的主潮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创作。“左联”的成立及其工作，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及文学大众化事业有着重要的贡献。1934年，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倡导把反帝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现实作为文学反映的核心内容。1936年4月，冯雪峰带着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到上海向鲁迅传达了党的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鲁迅与冯雪峰、胡风等人协商，另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在文艺界便展开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次论争，对克服文艺界的“左”倾教条主义及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左联”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就，瞿秋白、冯雪峰等的文学思想，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及大众化的主张，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而又有力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
——哲学。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毛泽东倡导下，由艾思奇、何思敬等发起的延安新哲学会于1938年6月成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争论，以及“学术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使抗战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赵纪彬所著《中国哲学史纲要》(1939年)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建立了中国“唯物论史”的研究体系。杜国庠关于先秦诸子的创造性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先秦诸子的水平。艾思奇到达延安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转变。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在抗日战争期间进入丰富发展阶段，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得以具体应用和较为全面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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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有独特的贡献，他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党的建设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构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其他中共领导人如谢觉哉、刘少奇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也有重要贡献。政治学著作方面，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年)、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沈志远的《新政治学底基本问题》(1949年)、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等，着力阐发中国政治演变的特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完善。延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心，马列学院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等问题。延安整风运动，在推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国化进程。
将综合评价向量M与测度阀值U=(9,7,5,3,1)合成，得出工程测量实验室安全管理评价值，W=M·U=7.665.由表(2)可知，该工程测量实验室安全管理综合评价值为良好，但未达到优秀等级.
——新启蒙运动。在1936年和1937年间，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兴起了一场关于文化、学术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运动，其目的是使不同方面的学者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推进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发展，使学术文化更好地服务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身处这场运动之中的艾思奇，在当时即认为这是“一两年来，文化界所发生的一种自己批判和反省的新现象”。他指出：“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最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37]1936年9月，李公朴任主编、在上海发行的《读书生活》出版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在这个专辑上，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文章，首先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号召。接着，新启蒙运动就在上海和北平相继开展起来。1937年5月，在上海的《读书月报》编辑部，邀请了艾思奇、吴清友、何干之、李凡夫、夏征农、葛乔、凌青、柳乃夫、陆诒、刘群等文化界人士，举行了新文化座谈会，提出了“展开新启蒙运动”的号召。艾思奇发表《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论思想文化问题》《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等系列文章，胡绳发表《谈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等文章，为新启蒙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启蒙运动上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趋向，又与抗日救亡的形势密切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并开启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学术中国化”运动。
——史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研究高度重视。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历史研究室，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等课程。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1日，为加强中国现状和历史研究，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洛甫，副院长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设有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由范文澜兼任，下设三个小组，即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及民族组，相继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及中册、《中国近代史》上册等历史著作。在这一阶段，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尹达、毛泽东、吴玉章等的史学贡献特别显著，张闻天的革命史研究、叶蠖生的苏维埃运动史研究、刘少奇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很有特色。
——社会学。中共中央1941年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强调社会阶级状况调查的同时，将调查工作扩大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毛泽东、张闻天等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调查理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进程，姜君辰的《社会学入门》(1941年)、沈志远的《新社会学底基本问题》(1949年)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众化、通俗化方面取得重要的成绩。
——法学。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有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在区域范围内得以进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谢觉哉关于司法问题的论述，董必武关于宪政运动的论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法律的性质、地位与作用，是新民主主义法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李达在国统区研究法理学，写成了《法理学大纲》(1947年)一书，使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新的高度。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政策为灵魂，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秩序与法制秩序为目标，集中体现和代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
——哲学中国化运动。艾思奇在1938年4月1日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必须进到“中国化”的阶段，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指出：“这一个运动自然也应该有它的中心，没有中心就说不上运动。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我们说把辩证法唯物论做运动中心，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运动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哲学思想的围绕……论争是不是容许呢？自然容许的，而且也是不可免的，然而在存精去芜的立场上，论争是有善意的、互相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绝对的互相排斥。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34]这里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抗战实际，在总结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经验、富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在指导人们的思想行动和夺取抗战胜利斗争中的作用。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哲学中国化的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其三，学术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有众多的学术群体，这里只能就代表性的学术群体试举几例：
(1)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1930年2月，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冯乃超、潘汉年、柔石、蒋光慈、郑伯奇、阳翰笙、钱杏邨、洪灵菲、彭康12人集会，商讨成立“左联”事宜。经充分酝酿，决定以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三部分人为基础，成立 “左联”。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防文学大众化研究会”，选举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田汉、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2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要求作家深入接触社会实际，正确处理文学创作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使创作活动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左联”成立后，组织迅速发展，队伍急速扩大。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在保定、广州、南京、武汉等地也设立了小组。参加“左联”的成员也发展到几百人。“左联”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左联”的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下设组织、宣传、编辑、出版4个部，以及创作批评、大众文艺、国际联络3个委员会。担任“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举的外，后来还有冯雪峰、茅盾、柔石、丁玲、周扬、阳翰笙、胡风等。“左联”出版的刊物，先后有《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等。在鲁迅等的努力下，“左联”积极推进文学的通俗化工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力，成为当时革命文艺战线上的生力军。1936年，为了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左联”宣布解散。
(2)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1930年 5月20日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邓初民、吴黎平等三十余人出席，推举宁敦伍为主席。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宣布其任务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革命，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社联”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推举执行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朱镜我任书记(党团负责人)，杜国庠、王学文等为党团成员，上级领导机关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①。先后在北平(今北京)、广州、日本东京等地成立分盟组织。“社联”除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外，先后创办了由柯柏年、王学文、许涤新、何干之等人分任主编的《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译和编写《马克思论文选译》和《哲学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著作。1930年冬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也于1933年下半年并入“社联”。“社联”培养了大批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1936年，多数会员参加了各界救国会的工作，“社联”自行宣布解散。
(3)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由艾思奇、何思敬等于1938年6月成立的②。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一段时间，在杨家岭毛泽东办公室的窑洞里，每到星期三夜晚，总和七八个人围在一支蜡烛前，漫谈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此后，正是“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很高兴。进一步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同志主持”[25]。1938年9月30日的《解放日报》第53期发表《新哲学会缘起》，阐明延安新哲学会“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要求突破哲学学科的界限，“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联系现实“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26]。延安新哲学会于1940年6月21日下午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报告会务工作。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周扬等五十余人参加。毛泽东在年会首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27]毛泽东的讲话，为新哲学会指明了方向。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后，延安的许多机关、党校也成立了学哲学的小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做出了重要贡献。
(4)马列学院及以后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进下，延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心。1938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院长，王学文任副院长，下设历史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等问题，集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院开设6门课程：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副院长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吴亮平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艾思奇讲授“哲学”，杨松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昌浩讲授“西洋革命史”。“党的建设”前部分的党建理论由康生讲授，后部分的党建基本问题分别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作专题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及《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内容，都是在马列学院作过的演讲。马列学院是中国最早而又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的机构，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张闻天为院长，招收研究人员100名，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教育、中国文艺、中国历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俄文9个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学术机关，同时承担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任务，出了一批理论研究与学术研究的成果。
以联系的观点和整体的视域来看，毛泽东思想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其得以形成理论体系并有学术性的内涵，不仅有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开启的学术研究工作所创造的学术基础，而且也有学术建设所给予的学理论证，这之中就有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学者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因而也是根据地时期学术建设的重要表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建设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虽然以分析的视角来看可以分属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领域，但却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而其研究水平在20世纪40年代有着显著的提升，并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至于学术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自然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学术建设的重要显性成果，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学术建设中培养了一支自己的研究队伍，这是取得重要学术成就、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力军。
四、政治领导下的学术运行机制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对学术建设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大致有这样两种形式：
对于根据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学术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不只是推动者。笔者在多年前提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必须重视“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的要素，“从中国共产党这个视角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对象的研究，具体地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措施、机构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层面，亦即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及其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的情形进行‘史’的考察。原因也很简单，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解放前也有一部分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发地开展的，存在着各自为战的现象；但总体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的，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政策上，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运动上。因而，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自然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化方针和政策及其所领导的学术运动、学术论战等方面。”[28]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学术建设的领导问题，一方面要研究其领导方式，另一方面则要对其领导下的学术运行机制作出说明。
其一，指引学术研究的前进方向。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学术研究的方向，但大致还是在文化宣传的层面。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学术研究的方向与目标。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推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加强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并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联系起来。上文提到，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那种对中国的历史、国情甚至外国的知识一知半解的现象。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指出：“一般地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10]毛泽东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研究中，能够“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这样才能“创造”出“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这可以说是为学术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
——学术中国化运动。1939年4月在重庆创刊的《理论与现实》，以潘梓年、侯外庐、嵇文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鲜明地举起了“学术中国化”的旗帜，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主张将毛泽东在《新阶段》中提出的“中国化”任务积极地贯彻到学术运动之中，这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系统地研究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先声。在《理论与现实》的创刊号上，潘梓年发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文章，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命题，指出“今后的学术是要中国化的学术”，“今天的学术运动是要使学术中国化”。《理论与现实》的创刊号上，同时还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文章，倡导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阐明“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难行易’的传统的继承，使世界认识和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这样，“学术中国化”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基本口号。之后，嵇文甫在《理论与现实》上又发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在回顾学术中国化历史的基础上，主张在“学术中国化”之中推进“学术运动的新时代”到来④。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发表文章呼应这一口号，从而使“学术中国化”为更多的学人所认同和接受。学术中国化运动的贡献有四：一是将“学术中国化”作为抗战建国中学术运动的中心任务；二是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中国化”中的指导地位；三是科学地阐述“学术中国化”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四是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前进方向。“学术中国化”运动是抗战开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由此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运行机制。以下，试作简要地说明：
第一，译介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积极倡导革命学者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当时，唯物辩证法的原著在中国得以翻译和出版。据有的学者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译著[31]：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高潮，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资本论》的翻译就是一例。《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作，马克思生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它的第2、3卷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编辑出版的。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篇)，这是《资本论》最早的一个中译本；1932—1933年，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了潘东周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与陈启修译的第1分册相衔接。随后，侯外庐与王慎明(王思华)翻译《资本论》第1卷，先于1932年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后于1936年以玉枢署名出版上下册合订本。《资本论》全3卷的翻译出版，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完成的，于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郭、王译本是《资本论》的全译本，而不是以往译本只是第一卷甚至只是第一卷的一部分[32]。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③(考茨基编)1—3卷，也由郭大力翻译，于1949年由中国书局出版。
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马克思的其他经济学著作和恩格斯、列宁的经济学著作也不断被翻译和出版。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郭沫若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除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外，列宁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著作也引入中国。如1929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了刘埜平译的《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1930年，上海春秋书店出版了彭苇秋等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数十种经济学经典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相继被完整地或比较完整地翻译到中国来。
书名 著译者 出版机构出版时间《辩证法经典》河上肇编,程始仁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恩格斯著,李膺扬(杨贤江)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费尔巴哈》恩格斯著,彭嘉生译上海南强书店1929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末》恩格斯著,向省吾译上海江南书店1930年《费尔巴哈论》(又名《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恩格斯著,杨东莼、宁敦武译上海昆仑书店1932年《费尔巴哈论》恩格斯著,青骊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32年《费尔巴哈论》恩格斯著,张仲实译上海生活书社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断片》马克思、恩格斯著,向省吾译上海江南书店1930年《哲学之贫困》马克思著,杜竹君译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哲学之贫乏》马克思著,许德珩译北平东亚书局1932年《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著,朱铁笙、笛秋译上海明日书店1930年《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著,傅子东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马克思著,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马克思著,潘东周译北平亚东书局1932、1933年《资本论》第1卷上册马克思著,王慎明、侯外庐译北平国际学社1932年《资本论》第1卷第1册马克思著,吴半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反杜林论》恩格斯著,吴黎平译上海江南书店1930年《反杜林论》上册恩格斯著,钱铁如译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杜畏之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黑格尔〈论理学〉大纲》列宁著,刘及辰译天津百城书局1936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过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凯丰(何克全)，提出了设立编译部的想法。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吴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成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1]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又说：“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33]中共中央倡导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22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功绩，演绎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并深深地契入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成为我们民族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说，梳理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人们不仅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而且也能够看到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构建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但如果通悉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与政治史的内在逻辑，就能理解这样的事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成果，有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有力支撑和学理论证；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之中也有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有力导引作用，反映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指导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上述这两方面，不仅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基础上，而且内含着创新的特质和创造的生命力，并体现出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内在逻辑。因此，从思想创造的维度来看，这22年的学术建设是一个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历程，学术建设不仅推进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创新，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且学术研究本身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出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并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下面，试就这三个具体层面作简要的说明：
第二，学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领导的学术运动，以哲学大众化运动、新启蒙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哲学中国化运动等最为显著，影响也最大。
——哲学大众化运动。哲学大众化将学术大众化积极地向前推进，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等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以社会生活为依据，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来理解哲学，提出了“哲学并不神秘”的观点，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性。在艾思奇看来，哲学并不神秘，“在日常生活里，随时都有哲学的踪迹出现”，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就不觉察，不反省”的缘故[34]。人们在生活之中都有各种感想，“而每一种感想里，就都潜伏着一种哲学的根底”[34]。因此，艾思奇一方面号召人们在生活之中运用哲学，将哲学与人们的生活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实践中，发现事物的真理。《大众哲学》自1936年1月初版后，不到半年就出了4版，到1938年出到10版，到1948年12月一共印行了32版[35]。陈唯实1935年到上海后，立即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活动中。陈唯实在北平攻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正是在北平“图书馆里专门攻读哲学，特别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兴趣”，这“为以后在上海写通俗哲学做准备工作，也为参加三十年代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打下了基础”[36]。在上海，他参加了“马列主义同盟”的学术研究活动，同时也参加了秘密的马列主义哲学研究小组，也正是“由于参加这些进步的学术活动而与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有了接触”，结识了“如艾思奇、柯柏年、张仲实，更为熟识的则有张执一、陈家康、金子未等人”[36]。在上海的1936年和1937年的两年，陈唯实出版了4部哲学大众化的著作，即1936年出版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和1937年出版的《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这使陈唯实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的重要学者。沈志远1936年出版了《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通俗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物，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认识论，强调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该书贴近社会生活，着力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正如该书的《自序》所说，该书是让时间、经济两穷的朋友，能够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阅读，以便用哲学来指导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专著虽然只有4万字，但先后再版15次之多，受到社会上广大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学。这一时期，以王学文、王亚南、钱俊瑞、许涤新、彭迪先、王思华、郭大力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性的成果有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研究》(1946年)、王学文的《解放区工业建设》(1946年)、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1946年版)、《现代经济教程》(1947年版)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1949年)，薛暮桥的《经济学》(1946年版)、王思华的《大众资本论》(1947年)和《资本论解说》(1948年)、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949年)等，在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思想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以中国经济为研究重点，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体系。
其二，建立相应的领导学术的机构。根据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建立领导学术文化的机构，加强对学术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团结更多的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提出了“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的任务，要求“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29]。为了贯彻中共六大的精神，1929年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配备了相应的领导人，具体地领导文化工作和学术工作。据曾担任“文委”书记的冯雪峰回忆：“‘文总’(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总同盟)并没有党团；‘文委’(当时全称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相当于‘文总’的党团。‘文委’(大概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从成立时至30年3月的书记，大概是潘汉年；30年3月至31年2月是朱镜我；31年2月至31年6、7月是冯乃超；31年下半年是祝伯英；32年是冯雪峰；33年是阳翰笙。”[30]当时，“文委”负有实际的领导责任，并具体地开展相关的工作，只是某些应该用群众团体“文总”名义来做的事情，才用“文总”的名义去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加强了对根据地以外的国统区文化和学术工作的领导。1940年11月1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10人；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吕振羽10人。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是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铁生(未到任)，实际工作由蔡馥生担任；第二是文艺研究组，组长田汉，由石凌鹤代理；第三是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文工会荟萃了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音乐家、美术家等大批文化精英，如著名作家沈雁冰、舒舍予，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文艺家胡风等。文化工作委员会举办了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等，以学术活动方式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不仅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
——文学。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中心，对文艺领域的诸方面进行论证，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郭沫若在全面抗战后实现了“人的文学”思想到“人民的文艺”思想的飞跃，不仅就历史剧创作的理论作出学理上的研究，而且还提出了诗学建设的新主张。延安时期的艾青坚持以现实生活作为文艺的主线，阐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丁玲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周扬重点阐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历史地位。胡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研究，主张从文艺的主客观的结合中去理解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尽管在当时及以后未能受到重视，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还是有重要贡献的。
第三，学术论战。学术建设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论战，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见的表征。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论战，重大的有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论争等。此外还有，民主与独裁之争、“三民主义”论战、关于“中间道路”的争论、议会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论争、旧政协与宪法的争论，等等。以上这些论战，既有马克思主义学术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术之争，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之争。这里为节省篇幅，不打算一一介绍这些学术论战，但还是要就这些学术论战作一个总体的判断：
其一，这些论战总体上表现学术之争，但不少论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术之争，亦有政治思想上论争的性质。譬如，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论争的焦点虽然是集中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但实际上也是中国走何种道路之争。“新生命派”和“动力派”虽然在不少的观点上有差别，但都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否认了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等问题的研究，得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乃是必然的选择，中国社会的演进方向乃是“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些论战的总体结果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话语权，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诠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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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这些论战所形成的观点及所确定的相关范畴，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体系，不仅其中的不少学术观点形成于学术论战之中，而且支撑这个学术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国家”等范畴大都是在学术论战中形成的。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范畴而言，形成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中。这个范畴说明：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社会形态，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处于瓦解之中，但仍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要地位，中国的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失去了主权的独立性，但中国在名义上还拥有主权，还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但实际的情形是“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38]，因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又是“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成为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范畴，也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核心范畴。
其三，这些论战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及公信力，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有力的学术论证与学术支撑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不能不注重“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关键词，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战也是这样。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等都参加了论战，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的话语权。譬如，瞿秋白在论战中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与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他的领导权，一般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转变’的斗争的胜利，而开辟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道路”[39]。又譬如，张闻天在论战中认为，由于“只有了解到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人，才会了解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因而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必须从政治方面特别是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方面来分析，具体说：“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论战，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并有效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合法性。
其四，这些论战锻炼了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培养了新生的学术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在学术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学术论战提升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并推动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产生。譬如，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培养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许涤新等。又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形成，出现了一批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并有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及《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等成果，研究领域扩大到原始社会史、商周史、经济史、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领域。侯外庐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但他在1936年至1941年间由经济学研究转入史学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社会史导言》《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著作，也是接续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而成为著名的史学大家。学术论战在培养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译介活动、学术运动、学术论战及其所形成的学术运行机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性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性任务，开启了学术文化建设与政治发展同命运的道路，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政治话语权势、政治公信力的形成，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运行体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成功地驾驭现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而且也在文化和学术建设上进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伟大事业，其目标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因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余论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值得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未知部分可能比已知的部分要多得多，因而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就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不仅有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日益成熟的辉煌历程，而且在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创造出以“新民主主义学术”为突出表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推出。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积极组织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是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演进具有连续性特征，放大历史的时段并以联系的观点考察学术之进展，则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虽然只有22年的短暂历程，但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学术体系及其所积累的学术建设经验，却是建国后向社会主义学术体系演进的基础，并成为弥足珍贵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本土化资源。
从革命与学术间的内在逻辑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学术建设的政治目标，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成为“革命话语中的学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学理性基础的政治革命。具体说，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服从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又同时承继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现出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革命又指引着学术的政治方向，引导着研究问题的取舍，并获得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科学论证与学术支撑，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并担负着文化建设的重任。由此，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仅具有互动的关系，而且呈现出革命逻辑与学术逻辑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纳入标准：患儿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4]中精神发育迟滞相关诊断标准；患儿存在明显的活动能力障碍及学习能力障碍；患儿监护人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从思想创造与学术体系构建的关系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建设，不仅体现革命话语的学术诉求，而且体现学理探索的思想创新，在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同时，也逐步完善着自身的学术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学术建设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也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产生，并使这一理论成果具有学术的内涵和学理性根据；另一方面，学术建设经过自身的学术积累而逐步体系化、成熟化，日益表征着新民主主义学术的特点。换言之，离开了学术研究也就难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学理的支撑与学术的论证，同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也就难以产生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学术建设既表现着思想创造的显著功能，又有着学术体系建构的总体趋向。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不仅承担着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引领性、革命实践的彻底性、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的使命，而且因为学术与政治乃是命运共同体，因而具有指向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学术研究范式，同时也是奠定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基础上，体现民族性内涵及其与时代性的衔接。自然，这些看法只是初步的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学术论证。
近年来2型糖尿病及其所引起的并发症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即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骨科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目前大约有糖尿病患者3.47亿，而合并有骨质疏松症的比率为约50%～60%[1] 。当出现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后，患者发生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劳动能力减弱[2] ，故而需要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笔者近年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注释：
① 左翼文化界总联盟(简称“文总”)，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等革命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文总”由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
② 关于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时间，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1938年6月”说。参见董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
③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资本论》第4卷，它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历史部分编辑而成。马克思生前把《资本论》前3卷称为理论部分，而把历史部分称为《资本论》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考茨基根据马克思的手稿编辑成《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并行的著作出版。
④ 嵇文甫的这篇《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文章，载《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出版。但依据该文后的注释，是写作于“1939年10月25日西峡口”，因而此文属于1939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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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onMarxistAcademicConstructionduring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BasePeriod
WU Hanquan
Abstract: In the 22 years of base area construction(1927-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explored the new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led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work and made it serve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centered on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not only along the revolutionary logic, but also in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specifically completing the revolutionary tasks, focusing on the academic appeal in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creation. Academic construc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theory, but also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Sinicized Marxism, Mao Zedong Thought, and academic research itself also achieved important achievements. Representative Marxist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emerged, and representative Marxist academic groups have emerged.During the period, the party guided the direc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leading academic institutions. It also formed academic operating mechanisms including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ctivities, academic movements, and academic debates, which opened the way for academ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o share the same destiny.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ase areas has created China’s Marxist academic system, provided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also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o govern from local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cademic construction;Chinese Marxist academic;base period
DOI：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5. 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2&ZD108)
作者简介：吴汉全，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 杭州 311121)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学术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论战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2&ZD108)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