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同体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等对其皆有独到见解。这些理论流播至日本后，在解释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形态时，“共同体”已成为一个关键词。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产生了科学共同体理论，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当代中国学界对共同体的译介和学科差异，导致对共同体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不足。厘清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流变，从不同的领域和观点中汲取有益内容，有助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上，找到更高、更好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共同体理论；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这一概念来自于古希腊，最初的含义是指在城邦里设立的市民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共同体，“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共同的善而建立的。”[1]3他还认为，人们都是生活于一个共同体之中，人们通过对善的共同追求来获得相应的利益，国家就是一个德性意义上的“至善”的共同体。共同体理论自欧洲发源，先后流播至美洲、日本，后来影响到中国。在这一传播、流变的过程中，各国学者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该理论给予不同的涵义和理解，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充。本文欲对其发展过程进行细致梳理和评介，希望有助于学术界更准确地运用这一理论。
一 共同体的理论起源与早期发展:众说并存
学界一般认为，共同体的概念虽然早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理论却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较早就对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做了论述，由此奠定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2]470-520。之后他还和恩格斯多次论及共同体的基本理论问题。后来，斐迪南·滕尼斯明确提出了“共同体”与“社会”两个概念，用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类型模式。马克斯·韦伯在讨论经济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时，运用一系列概念，构建了自己的共同体理论[3]195-314。埃米尔·涂尔干则提出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概念和共同体的“社会团结”理论。可以说，共同体理论的滥觞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征。
(一)马克思：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
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系统总结和批判继承历史上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不断发展、完善、提升。他把共同体分为两个类型或者阶段：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说国家是一种理性的共同体，这是不正确的。国家总是有不同阶级的存在，各阶级不断围绕权力和利益进行斗争。其根源在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必然会引发某一阶级特殊利益和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矛盾。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共同利益，并将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剩余产品和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国家必然成为了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4]80马克思指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逐渐建立，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被推翻，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消灭，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资产阶级虚幻的共同体被推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科学地考察和把握人类发展历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批判，对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图景做出了科学预设，影响极为深远。
涡流发生器个数由实验模型的位置范围确定. 对于2.4 m跨声速风洞常规半模型实验, 模型长度不超过4 m, 实验攻角范围在-15°～+15°之间, 因此涡流发生器作用区在侧壁中心线上、 下0.5 m即可满足实验需求. 该区域内叶片个数过多, 会导致气流动能消耗过大, 导致平均Mach数降低; 叶片个数过少, 尾涡诱导速度无法抵消, 可能影响作用区气流的均匀性.
阿花见我领回一支十来个人的精兵强将来，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大声说，我们赢了。后来有个人告诉我他们离开大发厂的真正原因，说大发厂工价跌了，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二)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微课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促进教学的一种手段。其教学时间短、教学内容精悍、资源容量小、资源结构情景化、主题突出、内容具体、反馈及时和针对性强等特点为教学提供了新的模式。无论对学生学习还是教师的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来说，这一模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作为对传统教学的有益补充，它极大程度地增强了教学效果，提升了教学效率。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发挥了学习者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微课主要以单机运行为主，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让学习变得简单便捷。
（3）按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从事的岗位分类。管理人员中尤以辅导员的研究最多。其次为教学秘书、档案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教辅人员为研究对象。
(三)涂尔干：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与马克思、韦伯齐名，被并称为19世纪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涂尔干，一生关注和研究社会的整合亦即社会秩序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团结理论。他认为社会团结可以区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机械团结是在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也就是古代社会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趋同或者相似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是：社会整体呈现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成员的情绪、感受、信仰、价值观都彼此类似，集体湮没个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相互依赖程度较低，维系社会的纽带相对松弛，但社会与宗教紧密联结在一起，宗教观念深深地影响和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机械团结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就是“镇压的权利”，即社会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8]94这就导致人的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们的行为总是呈现一种集体化的形式。“机械团结”的主要目标就是让社会成员们尊重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传统，维护共同意识，维持社会的一致性。有机团结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有机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的基本任务由专门化分工来完成，个人之间原有的联结逐渐弱化，生活、观点、意识、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不断扩大，但同时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在逐渐加强。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所以称为“有机团结”。在涂尔干看来，相对于“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是一种更高的等级和更好的形态，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涂尔干的共同体理论虽然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但他对现代社会团结所做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科学共同体理论的兴起与确立：理论反哺
19世纪的共同体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思想和社会认同。进入当代社会，共同体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逐渐向多个学科领域扩展，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自然科学领域。欧美学界赋予了共同体新的含义，用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科学研究领域的社会行为，得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结论。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得到许多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响应、倡导和阐释，由社会共同体转向科学共同体成为学术界一种新的思潮，绵延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平野义太郎坚持中国存在村落共同体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以寺庙祭祀为中心而形成的共同生活组织。他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组织、公共财产、血缘关系、道德规范等问题时发现，一套乡土性的原则和规范有形无形地维系着生产、生活、祭祀、娱乐等各个方面的运行，这些规范和原则形成了村落共同体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体的意义。持有同样观点的清水盛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存在两种村落形态：一种是血缘性村落，另一种是地缘性村落；但无论是哪种村落，都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性质。村落在权力结构、自治组织、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高度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封闭，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等都局限于村落之内，一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影响。据此可以说，中国的村落形成了比较坚固的共同体。
(一)波兰尼：科学家的特定集团
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日本学界，除了“村落共同体”争论，同时还存在着“水利共同体”争论。他们运用共同体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水利团体(组织)内在性质、结构和功能；水利团体与国家权力、水利团体与村落的关系；官府、地主、农民、豪绅、佃农等阶层相互关系。他们在彼此交流、争论的同时，在“水利共同体”这一领域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二)默顿：科学共同体的规范
在日本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历史学领域，“共同体”是极常用的一个重要术语，它在日本的影响比其发源地欧洲还要大。日本学术界虽然也注意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共同体研究思路，但主要还是参考运用了源自德国的共同体理论。与欧美学者不同的是，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对农村社会和水利社会的研究。他们将共同体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农村、水利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和“水利共同体”的概念和思想。我们注意到，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村落共同体”。中国的村落可以称之为英文的“community”(社区、社群)，但到底算不算“共同体”尚存疑问。但日本学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从探讨村落共同体和水利共同体的问题出发，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者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他们始终存在一个分歧或者是争论的焦点，这就是：中国农村具不具备村落共同体的性质？中国乡村社会到底算不算共同体？二战期间，日本政府组织人员，以河北省的四个村落和山东省的两个村落为样本，对我国华北农村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访谈调查记录整理后达114辑、123卷，汇编形成极具价值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并于20世纪50年代分六卷出版刊行。包括平野义太郎、清水盛光、戒能通孝和福武直等在内的一批日本学者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就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共同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有趣的是，他们从同样的调查资料出发，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出了差异较大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虽然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争最终并未分出高下，不过，“共同体”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工具，共同体的思想在日本学界逐渐扩散传播，不断深入人心。
(三)库恩：科学共同体的范式
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库恩提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集体性、公共性的事业，共同体已经与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进一步使科学共同体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并把对科学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前人不同，库恩使用“范式”概念来说明科学发展过程中社会层面因素的作用。他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是并不相同的。”[11]288具体而言，库恩的“范式”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范式是科学共同体一致坚守的理想信念；第二，范式是科学共同体一致拥有的理论框架和基础；第三，范式是科学共同体一致遵从的实践规范；第四，范式是科学共同体一致运用的语言系统。科学共同体与范式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科学共同体作为产生科学知识的单位，统摄了范式，是范式的基质和载体，范式附属于科学共同体，有了科学共同体，范式才得以确立；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又以不同的范式为基础，每一科学共同体总是在某一时间内具有一个相对固定和确立的范式，范式的产生、形成、发展乃至危机，反过来影响甚至导致科学共同体的变化、调整乃至重组。库恩的这些思想，不仅分析了科学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转变的认识论基础，也揭示了科学共同体交流、合作、运行的社会因素，从逻辑主义走向历史主义，对于科学共同体理论发展具有突出贡献。
人臣为“男为人臣”之“人臣”，谓奴隶。隶圉，亦奴隶，隶服杂役，圉养马。襄公二十三年《传》“斐豹，隶也，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免即焚丹书，使为自由民。[8](P1614)
三 日本学界对共同体理论的实体化：村落与水利
历史总有许多非常巧合之处。就在波兰尼提出科学家特定集团的同一年，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科学的精神特质”，这被视为科学共同体理论的又一重大进步。默顿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可靠的知识，科学共同体就是为了实现科学知识的生产和承认，开展交流、合作、评价、批评，并自主成长、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科学是一项自主性的事业，独立工作、各自为政是科学家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他同时也主张，尽管科学共同体可能在形式上是非组织化的，在地域上是非固定的，在活动上是非正式的，但却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拥有约定俗成的规范系统。他强调指出，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和行为规范，科学家必须遵守这些已经确立的传统和规范。默顿明确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四大准则：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以此凸显现代科学所独有的文化和精神特质。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科学共同体的“默顿规范”。这四条规范彼此联系、相互支撑，形成了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价值取向。“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达。它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10]363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默顿的规范先于共同体而存在，共同体的运行必须以科学的精神特质为前提，这带有一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但总体来说，默顿关于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围绕“村落共同体”的论战
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在排水沟密闭闸板装置上的优化……………………………………………………… 吴文辉（4-132）
戒能通孝坚决反对上述观点，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不存在村落共同体。他指出，如果中国农村存在村落共同体，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在某些上层人物影响和引导下，村民为了防御外界侵扰、保护自身利益而自主性地彼此联合，村民的利益由上层人物代表，他们的权力运行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但是，通过调查资料可以发现，中国的乡村并没有明确固定的地理边界，作为松散个体的村民由纯粹的权力、势力关系支配，上层人物不会维护村民的利益，而是作为强权势力的代理人对他们进行统治。所以，中国的村落不能称为共同体，顶多是一种利益群体或社会。另一学者福武直则选择我国华中、华北地区村落为样本，从村落社会结构、村落群体以及政治结构三个方面与日本的村落做了对比。他认为，华中地区的村落基本都由松散的村民个体组成，村落对村民没有制约和规范，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备共同体的性质；华北地区的村落与华中地区相比虽然在村民联结性、集团性方面要更强一些，貌似有组织的生活共同体。但是，这一生活共同体内部没有凝聚力、对外没有开放性，也算不上共同体。
如前所言，共同体最初是以讨论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关系为核心内容的。但在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科学共同体理论从波兰尼的科学家集团论述开始，继而是阐述科学精神特质的默顿规范，然后通过库恩范式理论的推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围绕“水利共同体”的争论
一般认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最早由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提出。他强烈反对极权主义，公开批判当时盛极一时的计划科学的观点，大力主张学术解放、科学自由。他明确提出：“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化学家成为研究化学的专门职业的一个成员；一个动物学家、一个数学家或者一个心理学家，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9]53波兰尼认为，一旦出现了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社会群体，就会结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这是一种必然。从外部来看，它为科学家群体的共同利益代言并提供保障；从内部来看，它为科学家的学术交流和成果评价提供条件。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科学家群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和共同规范。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持有相同或者接近的科学信仰，他们一般是相互协调合作的,但有时也会存在一定的分歧、冲突、交锋、争论。由于科学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机构、规则、机制和权威，因此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进行调和、解决。波兰尼关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突破了地域限制，更多地是指一种关系共同体。他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从此时起，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家不是孤立地进行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时刻离不开一个科学家群体、机构以及共同信守的价值和规范。
德国学者魏特夫是著名的汉学家，在1957年出版了名著《东方专制主义》。其实在此三十年前，他就开始发表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很早便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其“东方社会停滞论”思想。二战后，深受魏特夫“停滞论”影响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在日本学界得到了较大改变，丰岛静英教授率先采用日耳曼共同体理论与中国水利团体做比较研究，试图用“发展论”取代“停滞论”，以此作为包括水利问题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预设前提，由此引发了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问题的论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西方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被称为“德国社会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贡献出了德国社会学的第一个大的综合体系。”[6]288其中标志性的一点是，滕尼斯首先将共同体概念(community)与社会(society)概念区别开来，自此以后，“共同体”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和社会是存在于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共同体的本质是人类血缘、感情、伦理等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人类之间拥有一种纯朴、亲密的自然感情，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这是一种有机的联系。而社会则建立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上，每个个体都是孤立存在、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对立的，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经过有计划的协调，形成了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和“社会”在形成方式、聚结形态、聚集范围、意识形态、维持时间、本质属性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性，“共同体”是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社会”只是这一本质属性的表现方式。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共同体逐步向社会转型是一种趋势。“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作为事实还是作为名称，皆是如此”“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7]53，339滕尼斯一生始终高举“共同体”的大旗，并且希望能够在社会中重建日渐消散的“共同体”。他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理论观点，对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丰岛静英以《满铁月报》在战前关于包头地区水利组织——“农圃社”的调查报告为主要资料，先后发表《论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及《补论》二文。他认为“农圃社”社员不但是水利权的持有者，而且多数也是水地的所有者，社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过，由于水利设施归“社”所有，于是“社”共同体才得以维系。随着水利设施的逐步私有化，该共同体也面临崩溃。据此，丰岛认为包头地区的这种水利团体类似于西欧和日本封建时代的“日耳曼式共同体”。此观点虽然有助于驳斥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未免有些牵强。另一学者江原正昭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关于〈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的疑点》，对丰岛学说进行了全面否定。江原批判了丰岛对水利共同体所下的“日耳曼式共同体”的定义，提出了国家与水利共同体关系方面的疑点。江原对丰岛主张的反驳，拉开了将村落和水利组织分别加以考察的序幕。
与之相呼应，宫坂宏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6卷中关于邢台县的调查资料，发表了《华北水利共同体的实况——以<中国农村例行调查>水篇为中心》。他认为，“镰”是用水的基本单位，“镰户”拥有土地，众多“镰户”以“水闸”为中心组织起来而形成水利团体，横跨数村范围，水利权不是由村庄而是由水利团体来控制，这一点不同于日本幕府时期由村或村联合控制水利权的形式。此后，陆续有好并隆司、前田胜太郎、森田明、石田浩、鹤见尚弘等多位学者加入讨论。此次论战呈现多元化特点，虽然最终在“水的所有权、水利设施如何定位、水利组织如何构成及其与村落的关系、村落的阶级对立与水利组织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众说纷纭、悬而未决，但却明确揭示了其后水利社会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我国学界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多元与泛化
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传入中国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日益多元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译介和影响下，我国学者对“共同体”这一概念和理论的运用才开始增多起来。我们看到，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共同体理论都受到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共同体理论的理解和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对共同体理论的“多元化”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日学者之间交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内学界对“共同体”的关注也日益活跃起来。在水利共同体领域，张思近年来强调从农耕结合方式这一角度来探讨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及其演变；韩茂莉在对山西水利史的研究中，选取共同体的角度，提出了血缘水权圈和地缘水权圈的概念；钱杭则采用类型学的方法，从共同体的视野审视湘湖水利集体和湘湖水利社会的变迁，强调不应将共同体实体化，要注意“虚幻性”的一面；钞晓鸿以关中水利为例，质疑森田明水利共同体明末清初解体论，从生态环境史的视角讨论共同体解体的问题。[12]291-296仅仅在这一个领域就可以看出，国内史学界对共同体的理解存在多元化的倾向。学界在讨论共同体问题时必须注意基本出发点的一致性，否则会陷入各说各话的境地，影响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
(二)对共同体理论的译介不够充分
客观来说，共同体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的运用远未达到成熟和完善，比较权威、各方公认的理论著述尚不多见，这与我们对西方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不充分是有关系的。时至今日，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理论的论述似乎已为学界所“淡漠”，甚至有学者在论述共同体理论时，跨过马克思乃至滕尼斯，直接以日本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为源头。这表明，国内学界在共同体理论上还是存在一定误区。我国台湾学者于嘉云曾直言不讳，若要批判日本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必须深入了解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而共同体就是日本学界的一个关键概念。至今，国内对日本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由于对该理论的生疏而出现的种种窘迫，提醒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译介工作是极为必要的。若想在该问题上形成真正的对话，需要我们以虚心学习海外尤其是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学术对话建立在对共同体概念相同理解的基础上。
(三)对共同体理论的泛化、滥用和曲解
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如今在国内学术界已经非常流行，许多学者纷纷运用它们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阐述对一些问题的理解。目前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就是言必称“共同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有些学者通过共同体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貌似合理，却存在较大漏洞的结论，其根源就在于对共同体理论的错解。根据马克思和滕尼斯的有关学说，共同体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村庄共同体色彩的淡化，村民对村落认同感的变化，也只能理解为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人为地强化共同体的行为是不必要的，也是对经典社会学家共同体理论的曲解。此外，也有研究者单纯从“共同体”这个词汇本身的语义出发，将共同体等同于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特征、共同观念、共同行动等的实体，远远违背了共同体的原初意涵。
历史地看，共同体的概念和理论，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地理空间上是从欧洲——美洲——日本的传播，在学术领域上是从人类社会——科学社会——水利、村落的流变。无论如何，它最终传播和流变到我国的学术界并形成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已经为我国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广泛接受并积极运用。虽然至今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在学理上尚需进一步深刻探讨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源泉出发，辩证地吸收借鉴了中外社会科学领域共同体理论的精华，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3]58-60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历史上已有共同体理论的辩证吸收和开拓性延伸，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阐释和创新性发展，既符合理论逻辑又顺应历史规律，既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又具有强大的现实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为理解和处理当今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全球治理观和发展观的新方案。所以，这是共同体理论滥觞、传播、流变的归宿，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共同体理论新的基石、起点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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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Theory:Spread,TransitionandImpact
ZHU Li-jun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ty theory originated in Europ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Marx,Tonnies and Durkheim had unique insights into it. After their theories spread to Japan, th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key word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orm of rural society.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fluenced Europe and other plac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omain have resulted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theory, which led to 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academic domain.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ory and absorbing the essence in different domain will help to find a higher and better research field on the new horiz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community theory;society;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图分类号：D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9)03-0084-07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及其当代发展”(17JHQ015)
作者简介：朱丽君(1977-)，女，山西寿阳人，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全球化理论等研究。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3.011
(责任编辑 曹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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