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 要：阶级形成理论经历了政治经济学、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视域的序列转换。在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下，阶级是经济基础的“副产品”，是社会结构的构成、政治思想体系和制度化权力。但卡茨尼尔森却通过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构建了厚重的阶级形成理论和极具张力的阶级概念系统。在“城市语境”下，他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概念框架，阶级概念“空间的”“偶然的”“政治文化的”性质得到了清晰呈现。卡茨尼尔森成功重塑了现代城市与阶级双向建构的图景，提供了破解阶级形成之谜的解释学路径，突破对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对立的”“贬义的”的认识，使阶级概念成为政治生活的通用语。但是，由于在方法论、思想渊源和理论构建中缺乏阐释性的概念和机制，其理论重构也面临着现实困境。
关键词：艾拉·卡茨尼尔森；城市空间；阶级；“四位一体”；政治文化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意蕴，理解阶级、批判阶级和重塑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阶级与城市之间关联的直接阐述，是20世纪下半叶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再挖掘”和创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着工人阶级与城市的双向构建过程展开的。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空间实践重塑了城市的面貌，从空间变迁机制的角度改造着城市的性质与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经验和城市环境是工人阶级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当人们生活于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创造物间特殊关系之产物的城市之中时，他们体验社会秩序，阐释社会秩序，并围绕社会秩序而斗争[1]196。
本文从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1)也有中文译著将其译为艾拉·卡茨纳尔逊。的阶级形成理论入手，分析了其为阶级形成理论构建的全新框架。他将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作为关键因素带入研究，将阶级问题研究的焦点从我们在卡斯特研究中看到的社会学经验主义和哈维的结构主义决定论中转移开，强调了历史和政治的重要性，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中阶级结构和阶级经验的偶然性。其中心思想是强调城市空间的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变革和集体行动是工人阶级身份形成的基础。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是对传统阶级分析的“更新”与“超越”，丰富和拓展了阶级形成理论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宽了社会理论的视野。
一、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阶级形成理论的研究范式
阶级学说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3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及其道德观念，提出了阶级剥削和私有制产生阶级的概念，明确地阐述了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当前，“阶级终结论”的说法甚嚣尘上，由此出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化而来的阶级形成理论的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两股主流学术思潮，形成了两种迥异的研究范式，重塑了阶级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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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结构分析法将对阶级的“客观”分类作为理解阶级形成的主要工具。“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由于就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两大对立阶级间出现了特殊的“中间群体”，阶级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态。一些西方学者从阶级结构中观察阶级组织和活动，力图通过对阶级结构进行重新划分来判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就如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所描述的：如果没有对阶级关系结构进行严格描述，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的理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单纯记录资本主义随时间发展所塑造的阶级结构，以及由此所发生的变革并不具有研究的意义[2]。赖特借助罗默的剥削和阶级思想，从劳动力、组织、生产资料和技术四个维度建立了阶级结构的框架，构建了根据生产资料资产、组织资产和资格证书资产为判别标准的阶级地位划分尺度，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按照阶级地位划分为12个层次。尽管这种结构主义分析法对于影响阶级构成的生产方式要素分类十分“精准”，但他们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和意识形态对阶级结构的影响论述明显不足。
卡茨尼尔森的主要思想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城市空间的重组，社会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苏联解体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受重创。因此，卡茨尼尔森在此时讨论城市与阶级的双向构建问题既有现实的面相，又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开辟了解决之路。通过提出身份、空间和城市的问题，卡茨尼尔森超越了传统阶级问题封闭的体系，并在阶级和城市两个领域的衔接问题上展开了分析。他的阶级形成理论的根本和深远意义在于，朝向历史的偶然因素和构成主体城市与阶级之间存在着双向建构的关系。一方面，阶级形成受城市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在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为了寻找连贯性和可理解性，工人们面临要理解一个新的城市世界的艰巨任务。城市空间在阶级结构和组织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城市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1]210。阶级形成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受城市发展的影响。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加以理解，阶级通过参照城市空间的表征和适合于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发展。另一方面，阶级将城市还原为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容器”，为解读城市提供基础，让人们认识到塑造阶级认同和发动集体行动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预料的更加复杂。卡茨尼尔森最终提出了历史和社会科学分析的关键方法，即对身份本身的激进性和他律性进行分析。
综上，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考察，结构主义是贫瘠的；如果没有对结构的划分，历史只致力于发现“事实”，就无法提升为“真理”。因此，只有将历史与结构并列研究，才能呈现阶级结构的全貌。卡茨尼尔森认为，需要阶级来帮助我们理解一系列关于不同社会阶级关系的动力和性质相似性、变异性的比较和历史难题，并为我们提供对社会历史变化及其成因的分析工具。而这种对于阶级结构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历史学者关于阶级形成见解的基础上，同时通过识别历史事件和行为克服理论对阶级概念没有明确规定的倾向，弥合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的不足，取精去粕，用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来呈现阶级的面貌，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寻找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当代城市的语境下，以生产关系和职业为量度的阶级分析，包括以重视消费和生产方式在阶级研究中的文化视角都不能完美地解释城市中的新兴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而只有将城市空间的建构过程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并强调运用历史的方法分析由于城市空间—社会体系所产生的分配和空间的非正义，同时关注社会结构与空间进程之间的联系才能呈现城市与阶级的双向建构关系。但在当前的研究中，将社会阶级与城市空间进行勾连作为学术和政治核心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这正是卡茨尼尔森阶级形成理论力图弥补的缺陷。
二、城市与政治：阶级形成理论的批判性前提
阶级并非是一种固定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人们在无数的经历中认识自己的存在而最终形成的[4]。任何一种阶级形成理论都要通过复合论证才能表明其所主张的阶级利益和正义价值，需要依托某种分析框架，并从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前提出发对其主张的阶级权益加以论证。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之所以可以称为一种元理论，并不只是因为其关于阶级观念的具体表达有别于其他阶级理论，而在于其立论的前提和所依托的理论框架具有特殊性，能够代表当今时代的唯一性。因此，只有首先回溯这一立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前提，才能真正理解其阶级形成理论的原创性和理论价值。
从立论前提的角度看，卡茨尼尔森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将阶级和城市联系起来，探讨了城市空间的革命对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所带来的重大冲击。之所以卡茨尼尔森会关注城市与阶级双向建构问题与他所处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和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关，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即分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美国城市政治文化中的历史和地位，探讨美国城市政治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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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卡茨尼尔森阶级形成理论与美国城市政治的局限性有关。从历史上看，尽管美国城市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但社会主义或激进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却寥寥无几。美国城市政治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种族、宗教团体和联盟组织展开的，倾向于关注消费和地方政府服务的分配问题，大多数围绕控制经济资源的问题。尽管有一些基于联盟性质和基于阶级活动的例子，但城市工人阶级更经常地响应基于种族、民族或宗教的关系和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呼吁，而不是呼吁重新分配财富以及使处境不利的群体更多地参与政府和经济。
第四个维度是工人阶级对政治的回应，即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阶级的诉求。阶级诉求的倾向不仅仅是反映了固定群体对现实的要求，而且是对环境和文化的真实和意义的某种回应。以语言、符号和象征为基础的倾向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拥有共同倾向的人们，会采取共同的行动追求相同的目标。这些通过运动或组织自觉采取行动以影响社会和本阶级在社会中地位的行为，就构成了一个阶级的“存在”，通过这种集体行动组成的阶级，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是最终导致阶级形成的助推力，是完成阶级分类的必要步骤。
三、“四位一体”：阶级形成理论的构成要素
卡茨尼尔森认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部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都是在试图发展对整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把其转变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学者们不再完全依靠资本主义逻辑来分析经济的范畴[1]83。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学界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重申正统和机械的因果关系，正如哈维和早期的卡斯特所做的那样；第二，淡化或忽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以汤普森和卡斯特的后期作品为代表；第三，扩大上层建筑的概念，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包容其中，如雷蒙·威廉姆斯；第四，把上层建筑限制在经济明确解释的那些现象上，然后寻找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找出分析的可能性，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策略。卡茨尼尔森遵循了最后一种选择，因为他认为这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又可以帮助打破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僵局。卡茨尼尔森认为理解城市与阶级的双向建构过程需要从四个不同的维度或层次进行理解。“宏观经济层面的阶级关系结构；在工作场所和居住社区的生活经验；倾向于以阶级方式行事的群体和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5]21这四个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具体的历史解释等马克思主义问题相对应。
第二个维度是从城市生活经验的角度研讨阶级的形成，这关系到实际的人如何在决定性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中生活。阶级在这里涉及工作之中和工作之外的社会存在的组织特征[1]200。第二个维度的阶级是一种“近经验”概念，反映了在工作场所内外的生产性经济之外，在城市的不同空间中人们生活的社会条件和制度的整体。在工作场所之外，城市生活同样塑造着阶级意识，对阶级形成起到促进作用。城市以革命的姿态重组了阶级关系，重新构建了城市生活的意蕴和尊严，成为阶级关系的原驱动力。城市生活既是统治阶级的控制工具，也是抵抗的发源地，既能够消费，也可以生产。因而，对城市生活空间控制权的争夺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第一个维度是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角度对阶级进行界定，即从宏观经济层面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分析。卡茨尼尔森将这一维度的阶级分析称为“远体验”概念，认为它的有效性不依赖于对主观自我的理解，也不依赖于某一特定情况的历史体制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从经济层面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阶级特点决定于生产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在塑造阶级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美国城市代表着历史上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对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经历的国家，美国城市完美“演绎”了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具有霸权意识的市场和商业在城市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因此为一些观察家们提供了特别的案例。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社会主义在美国从来就不是一种现实，更多地是一种乌托邦。其原因在于美国城市缺乏社会主义生存的“土壤”，对于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关注点都放在经济和种族等问题上。因此，“美国例外论”也甚嚣尘上，美国与其他西方民族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和西欧国家相比，很少有人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美国经验。究其原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发达，不存在原始的马克思主义“配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面临水土不服的尴尬状况。
总之，以上对阶级形成进行“四位一体”的重构定义了阶级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将阶级形成定位于“四个维度之间存在联系的过程”，以取代古典结构主义或社会学理论中过于普遍的常规结构模型[5]21。宏观经济层面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体验层面为经济、政治和思想认知层面提供了发展环境；思想和认知层面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提供了精神支持；政治层面最终促成了阶级的形成，并为经济、社会和思想认知层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回答了理解工人阶级形成历史的关键变量，解释了城市空间通过政治背景被制度化的方式，通过代表、解释和“映射”说明了城市中的劳动力和工业资本主义新空间之间的关系。“四位一体”的阶级形成理论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超越了卡斯特和哈维阶级理论的机械假设，也是卡茨尼尔森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阶级形成与城市空间之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
美国以上两个方面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使得卡茨尼尔森意识到，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圭臬阐释阶级形成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此，他才将美国式的分散空间安置作为重要的理论前提，进而认为传统理论强调的权力、资本和生产的相对集中已经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形塑阶级结构的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分散性的特大城市空间，具有多核增长的特征：劳动力、资本、管理和商业等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全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分散性和阶级关系的松散，造成了城市与阶级关系的急剧分裂，进而构成了美国的基本阶级形态。从理论框架看，卡茨尼尔森阶级形成理论还力图修正以往研究中关于城市、空间和阶级冲突问题的三个不足。首先，他在阶级形成理论中强调城市政府的作用或单独政策的影响往往是不充分的，模糊了城市政府机构的竞争演变历史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其次，城市社会运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从矛盾(政治化的集体消费或地理错位)到对抗，或者从抱怨到集体行动，都有必然性。但事实上，阶级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易变性。最后，将劳动力纳入美国政治体系的设想夸大了美国经验中没有阶级行动的程度。阶级意识形态和行动，以及阶级斗争掩盖了城市的阶级身份。所以卡茨尼尔森重新审视阶级理论和城市社会理论的目的是将偶然性和复杂性纳入到阶级形成和基于社区身份的研究中。卡茨尼尔森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概念框架，避免劳动史学的目的论，这一框架植根于无产阶级对意识和解放的理解，强调阶级形成的本质主义叙事。卡茨尼尔森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典的“自我”阶级结构模型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对19世纪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了历史解释，其中城市空间起着重要的解释作用。
第三个维度抓住了文化、符号和语言框架，在认知和语言的层次中，工人阶级会“映射”或解释第二个维度的情况。第二个维度和第三个维度之间的区别使我们能够分析相似的社会关系产生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原因。例如在19世纪，虽然法国、德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不同国家形成的阶级力量有所不同，这是由于阶级意识形态受到的传统和文化的影响。19世纪法国文化中的共和党、工匠和激进的工团主义者为法国工人阶级提供了解释框架，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主题让德国工人看到了跨工会和政党的解决方案，而北美工人的特征则是亲资本主义的、非政治的工会[6]。与此同时，处于同样生活境遇的个人(第二个维度)，即使他们已经对经济和社会有了共同的理解(第三个维度)，也不会自动地组织和行动起来。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一种已建好的和正在建构之中的结构，这种结构创造了可分类实践和工作的图式系统，以及感觉和欣赏的图式系统。”[7]阶级成员只可能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秩序及其独特喜好、认知和可能性的框架之间构建阶级[1]200。由此可见，阶级形成深受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
四、结 语
与阶级结构分析法对立的是历史主义分析法，其提出者汤普森(Thompson)认为，不能把“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当作两个单独的实体来认识，两者相互影响，同步塑造[3]84。即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对于阶级构成的重要影响。《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为这一论题的研究范式和关键主题奠定了基础。汤普森在该书中试图恢复阶级形成的历史，以便创造一种阶级政治。他认为，社会历史学家围绕历史和经验的范畴，对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生活模式进行了细致的重构。应该将工人阶级从保守的历史史学中拯救出来，使其“历史成为有价值的人的对话”[3]86。其关键主张包括：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能够预定，而是在一定阶级经验基础之上的文化自觉；工人阶级的历史不仅由工作场所、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等可见形式组成，也与历史的、前工业时代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分化的非阶级模式有关；阶级、社会和政治之间关联是一种过程体验，他们的关系是偶然的；阶级意识和行为不仅仅由利益决定，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依此总结了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即否定静态的、工具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阶级看作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统治的一种形式,除了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而存在，还主要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包括种族和宗教)逻辑的影响。阶级关系决定权力和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历史不能由某种“经济”或社会学推演而强加于过去，而需要考察构成阶级群体的思想文化传统。虽然这种历史主义分析法突破了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历史认知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对阶级形成的重要意义，但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性别和利益的差别，以及这些因素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影响。
当然，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也存在一些解释学上的缺陷，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PCDH10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PCDH10过表达对A549细胞功能的影响(张 洁)(9):847
第一，从理论实质角度看，卡茨尼尔森尽管有明确的意图去构建阶级形成的“复杂性”解释，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框架阻止他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尽管他旨在通过“消除”阶级的概念来克服工人阶级史学的“未经检验的本质主义假设”，但“四位一体”的阶级模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历史分析的重要性，造成了方法论和理论实质的相互对立。他通过城市来重构人类阶级形成的变迁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也与生产力是人类发展“原动力”原理格格不入。对于卡茨尼尔森而言，在研究模型中保留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发展在塑造现代世界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市场关系的扩大是资本主义整体性社区解体的主要原因。韦伯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塑造了生活的体验[8]。然而，面对英国与美国之间工人阶级分化模式的困惑，卡茨尼尔森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十分有限。资本主义发展和城市地理的形式在美国和英国的案例中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却不同。因此，卡茨尼尔森的历史观必须将与国家相关的变量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现代性维度的一部分，作为市场经济的“应该具有可比性的理论处理”[5]13。正如卡茨尼尔森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他城市语境下的阶级理论掺杂着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和韦伯主义的国家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混杂。
第二，从方法论角度看，卡茨尼尔森阶级形成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它无法打破结构和实践的二元性，始终困扰于笛卡尔主客观二元论的思路，将这两个过程看作是两个独立的、外生的秩序。通过建立独立于话语的社会结构，卡茨尼尔森将阶级身份还原为结构中的位置和无法区分的唯意志论立场。因此，阶级结构和作用、存在与意识的对立始终存在。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相呼应，这一主张也包含同样有问题的结论:如果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那么意识就不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正是该“四位一体”的阶级形成理论形而上学的前提，并解释了为什么卡茨尼尔森可以从他们的存在中分离主语(非存在)的表达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学者都强调城市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而不仅是“容器”，但都没有就阶级结构和工人能动性的二元论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卡茨尼尔森也同样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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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冬季清洁和冬耕桑园入冬后，桑园害虫会进入枯枝落叶、干桩、杂草、园区边的树林及土壤中越冬，清除园区落叶杂草、修剪枯桩及周边树木，垃圾集中处理(制成堆肥或烧毁)。及时翻耕园区土壤，暴露入土越冬害虫。通过清洁、冬耕桑园可有效控制来年桑园病虫害的发生。
第三，从思想来源角度看，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始终站在对传统阶级理论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多次对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作品中的阶级理论进行批判，而更倾向于接受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的观点，关注人类活动中的文化因素。但这一倾向使他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尽管他本人多次声称要突破结构化理论的约束，但“四位一体”的阶级形成理论又具有明显的结构化倾向。在分析中，他强调生产方式、生活经验、文化和意识形态、集体行动的同等重要性，用以证明阶级形成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但是他又在四个维度之间用阶级经历提供历史调和。
第四，从应用性角度看，卡茨尼尔森的阶级形成理论还停留在解释学的层面，虽然规划了“四位一体”的阶级发展路径，但是并未涉及阶级斗争的实践层面，也并未规划出可实现的解放政治学。城市语境中的阶级形成理论有何特征？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分裂，形成了怎样的阶级意识？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实践中进行研究和总结。更确切地说，卡茨尼尔森将阶级形成的核心要素归结为政治文化传统，这种认识过于片面。这与列宁倡导的阶级斗争意识完全相反，列宁认为“形成共联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9]。阶级意识的形成还是要通过实践才能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理论延伸到现实。
参考文献：
[1] 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 Erik Olin Wright，Class，Crisis,andtheState，London: New Left Books，1978，p.56.
[3]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志刚：《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读城市空间？——以卡茨尼尔森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为借鉴》，《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
[5] Ira Katznelson，“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s”, in Working-ClassFormation:Nineteenth-CenturyPatternsinWester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6] Aristide Zolberg, How Many Exceptionalism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45.
[7]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p.71.
[8] Ira Katznelson,CityTrench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19.
[9] 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10-002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空间正义重塑研究”(2018CZX004)
作者简介：刘鹏飞，1986年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赫曦滢，1983年生，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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