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回顾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文章通过对邓小平晚年分配思想的系统梳理，概括分配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典型特征，阐释分配思想的当代价值，重新思考邓小平晚年分配思想，对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收入差距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及现代化实现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分配思想；共享发展
一直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分配问题普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中，似乎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消解，反而日益演化激烈。事实证明，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持续思考，从而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对此，退休后的邓小平长期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断思考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出现的问题，分配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通常而言，邓小平晚年分配思想指在1989 年11 月退休后至1997年2月逝世这段时间，在不同场合下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相关谈话，直面问题、高屋建瓴、见解深刻，文章通过对邓小平晚年分配思想的系统梳理，汲取伟人丰富的政治智慧，对切实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所遇到的分配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理论渊源：《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分配原则的集中论述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晚年的分配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也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宝库的继承发展，更不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在中国长期占据着思想阵地，孔子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担心物质财富的匮乏，而担心分配不均等，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所主张的平均主义是建立在封建制度之上，平均分配意味着按照封建社会等级分配，形成等级贫富差距。另外，“天下大同”的思想也体现着古代朴素的平均主义，《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子地也，不必藏于己。为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反映出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封建等级社会制度本身，夹带着封建小农经济下平均主义的鲜明色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分配观与今天的分配观大相径庭，但是二者背后的价值指向是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合理分配、公正分配。
任何时候，合理分配都是为了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分配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1]。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精神和道德方面难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认为这个痕迹就是在商品交换中的等价原则，但此时的等价交换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不同了，等价交换的是劳动，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交换的东西。在此意义上讲，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等价交换劳动既是平等又是不平等，平等体现在同一尺度衡量——劳动，不平等体现在每个人拥有的自然力不同，存在着“天然特权”，长期以往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存在贫富差距，即马克思所说的“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进而马克思提出三个条件：社会分工消失，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人的生产力增长。“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得以确立，说明“按需分配”的原则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实现，那时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人们不再局限于某一社会分工，劳动也不再异化成相对于人的异己力量，人们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并没有在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生产决定消费，通俗的讲，把“蛋糕”做大做强是分蛋糕的前提条件，另外，分蛋糕的方式体现着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所有权和物质技术水平。因此，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等价交换，以劳动为衡量尺度的等价分配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和一定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认为生产决定消费，决定消费的方式、内容和水平，单纯的讨论分配原则是水中月、镜中花，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新中国缔造者和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主席，在分配问题也做出了一番艰难曲折的探索。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构想未来的理想社会——新村，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红红火火的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当人民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整个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桎梏被彻底打碎，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和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如何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积累物质基础，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对此，毛泽东主张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反对平均主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分配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借鉴苏联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4]另外，毛泽东主席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批判“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肯定合理差距，主张“大体平均”的分配思想。虽然这种“大体平均”的思想在革命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合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特殊社会环境要求，但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大体平均”的分配思想在现实操作中很难合理把握，再加上我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人的长期熏陶和浸染，很容易陷入“绝对平均主义”的泥潭。值得一提，1958 年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0月,毛泽东亲自给《人民日报》写编者按,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张春桥写的通篇内容为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级工资制、歪曲资产阶级权利、主张恢复供给制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5]资产阶级法权指的是以劳动为衡量尺度的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道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分配的局限性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显然，毛泽东在分配问题上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但毛泽东在分配问题上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对邓小平晚年的分配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2012年版最新日文原版资料《現代日中対照カタカナ語語彙表》(高野、徐萍飞等2012)，作为原始词汇库，共收录有15045条现代外来新词，并附有日汉对照。
二、历史传承：邓小平晚年对分配问题的长期深入思考
就这两个气节而言，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面对的考验是一样的，毕竟面对的都是敌人。不过，就这种气节而言，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代代传扬。但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当时伯夷、叔齐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对自己国家、人民不负责任。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僵化思维和分配方式，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先富带后富论”之所以得到大家支持响应，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自己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通过诚实劳动、个体经营、集体企业等多种发展方式运用自我的聪明才智、能力本领，率先富起来。由此看来，邓小平同志的“先富带后富论”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一部分人在先富的过程中获得物质财富是正当的且不会让后富的人变的更加贫穷。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社会驶入快车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多关于分配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具有远见卓识的邓小平同志敏锐的意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从1989年—1997年间曾六次谈及到分配问题，每次谈话都是直面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等，尖锐的指出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时至今日，从《邓小平年谱》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出，邓小平晚年对分配问题非常关注和重视，认为分配问题迟早会成为中国研究的中心课题，仔细研读邓小平晚年对分配问题的深入思考，颇受启发。
首先，研究分配问题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必然课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在阅读《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之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6]其实，在1987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搞对了，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激化和人民群众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百分之九十的人就会重新搞革命，从而造成“内战”。正是如此，邓小平晚年对分配问题忧心忡忡，既要保持地区之间发展的合理差距，又不能使得差距过大，甚至造成两极分化，分配问题考验着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每一位中国人受惠且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考虑分配问题确实不合时宜，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而且要从“社会主义变质”和“打内战”的战略高度审视之。换句话说，分配问题是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逐步出现，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后的分配问题看似是个经济问题，实则是个政治问题，若处理不好，社会就不稳定，中国的发展就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所以，分配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过程性。
上一节探讨了电影与新闻之间“跨世界通达”的普遍性。这一节我们将结合“底本”与“述本”这一对观念来分析电影叙述与新闻叙述之间通达关系生成的基本机制。
改革开放40 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令世人惊羡的巨大成就，同时贫富差距不容小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3 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表现在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短板。概言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2]共享发展是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进步，使人人参与、人人共建的发展成果最终惠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选择，是检验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总而言之，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归旨。
最后，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分配问题。面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晚年一刻没有停止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1993年9月16日，在与弟弟邓垦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到分配问题，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谈及分配：“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1]当然，邓小平晚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利税的手段调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关于分配、尤其是关于如何解决两极分化的论述可谓是高瞻远瞩，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造成贫富差距，邓小平在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是指出了“两极分化”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时间和办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就是四个坚持。
三、思想重构：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归旨
其次，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990 年12 月24 日邓小平在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中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后来，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产阶级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在获得阶级统治地位后，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够而且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然伴随着“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进步，总的来说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着的，所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性质最本质的区别，只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同罢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设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私有制的，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除公有制经济以外其他形式的经济生产，这也意味有剥削现象的存在。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是姓“资”和姓“社”的问题给予了回答：“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这是判断标准。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所决定，它对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恐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其他社会形态最本质的内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整个社会财富被少部分人占有，绝大多数人除了劳动力之外再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出卖，少部分的富有建立在绝大多数的贫穷基础之上，整个社会是两极分化的现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资本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不容超越也很难跨越，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0]
第一，共享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就是要用更加全面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过去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共享发展要求高质量发展，过去的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外国资本和出口的拉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不平衡、不协调，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从依靠投资驱动、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变，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高质量转变；另一方面共享发展要求全面发展，由于过去的发展存在唯GDP论，片面追求经济速度和规模的增长，造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严重，民生领域长期存在短板，“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的全面进步。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3]全面发展是共享发展的基石，在发展中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突出问题，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使得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14]经济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解决好分配问题不仅能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够把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对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没有把共享发展局限在宣传理念层面，而是要求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手段，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远大理想迈进。共享发展不仅是新的发展理念，更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普遍内容，精准扶贫便是最好的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深刻的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从过程性的视角考察共享发展，共享发展不是“均贫富”，也不是“土豆炖牛腩”，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一蹴而就”，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时候都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共享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性，都不能超越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国情，应该依据现有的物质生产水平和条件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推进。
第三，共享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检验标准。共享发展明确回答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怎么分配”等一些列问题，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改革发展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才会成功，“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5]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运用一切手段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迸发出国家发展的伟力。只有“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有“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的可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个时代所赋予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历经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式发展，我们这代人已经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要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需要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共享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就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把“蛋糕”分配好能够体现出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能够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BIM技术作为一种用于建筑工程施工、设计以及后期整体工作管理的信息模型技术，其在实际进行运用时，具有显著可视化、协调性与模拟性的使用特点，使得其能够将建筑工程全过程做到精细化的项目管理，进而避免建筑工程出现建设质量低与效率不高的情况。目前在BIM技术的进一步推进与发展下，BIM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而合理利用BIM技术进行建筑过程项目管理，也利于推进建筑工程向着精细化管理的方向进行转变。对此，为促使BIM技术能够在建筑工程全过程精细化项目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与优势，本文主要切实于BIM技术的应用角度进行了相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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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郝梦倩，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改革。（北京，100091）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9（2019）01-0032-05
责任编辑 谢培丽
标签：分配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平均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