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它对中国的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也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正因如此，《道德经》早已成为广受中外读者推崇与重视的经典文本。那么，老子的《道德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我们今天又应该怎么阅读与研究老子的《道德经》呢？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离不开对诸如老子哲学之基本定位问题、老子《道德经》一书的核心主题、老子《道德经》中之“自然”的本质内涵以及老子《道德经》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等一系统相关基本问题所作的理论预设与前提性反思。
其一、关于老子哲学之基本定位问题。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不同文化或理论背景的研究者当然可以从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作出种种解读，然而此类关于老子哲学的种种“解读”，都是与老子哲学的精神方向（即本质特征或曰根本旨趣）相契应的吗？我们认为，要回答此一问题，首需预先对“老子哲学”自身作一番理论上的考察，方可形成关于老子哲学之基本定位，这大体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其对于“世界”之基本态度而言。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儒”“释”“道”三家之学，而这实际上是指“中国哲学”在经历“隋唐佛学”，尤其是“宋明新儒学（理学与心学）运动”之再创阶段后的理论格局。然而尽管此“三家之学”自魏晋以降即已出现相互借鉴，同时并立之融合会通局面，但就其对于“世界”之基本态度言，三家之学却仍然各有所侧重：一般而言，如果说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侧重于“化成”世界，其可谓一种“经世”的哲学；而由释迦开创的“佛教”侧重于“舍离”世界，其可谓一种“出世”的哲学；那么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则侧重于“观赏”世界，其似可谓一种“忘世”的哲学。其次，就其“自我”境界之预设言。我们知道，若就作为“中国哲学”之原创阶段的“先秦哲学”言，则“先秦名家”（知识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与“先秦道家”（美学）共同构成了“先秦哲学”之三大基本理论框架。与先秦名家重点强调“认知我”维度以及先秦儒家重点强调“德性我”维度不同，由老子所开创的先秦道家所预设之“自我”境界显为“情意我”，故其在哲学上之根本理论旨趣，既非“道德”，亦非“知识”，而是“审美”，此为我们理解与把握老子与先秦道家哲学所首需辨析清楚者。再次，就其所关注的“课题”对象言。我们知道，就中国本土传统主流哲学（儒、道）内部来考察，不同于先秦儒家学派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老子所开创的先秦道家学派所首要关注的则是人与外部世界(即指作为客观对象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而在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中，老子的《道德经》正是以对“道”的探讨为逻辑起点展开其关于宇宙与人生问题的全部论述，老子哲学对中国古代纯粹艺术精神的建构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检验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基本面与其实际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估算了每个城市的房价偏离度。研究发现，实际收入、信贷扩张和人口城镇化等因素是长三角地区房价上升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房价偏离的视角，对可能存在的“补涨”效应进行了事实检验，重新审视南京和杭州近一轮的房价上涨。分析发现，实际房价连续低于基本面价格的城市，未来房价具有上涨的空间，的确存在着“补涨”效应。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在市场机制下，房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熨平”机制，房价偏离所带来的价格空间在未来的一定时机会释放出来，短期的房价调控手段并非治本之策。房价偏离与“补涨”效应的解释逻辑，对于深入理解部分城市房价上涨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其二、老子《道德经》一书的核心主题是“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乃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而“道”以“自然”为最高原则或曰最高境界。可见，老子《道德经》一书的核心主题即是“道法自然”，这个表述对于我们把握老子哲学的整体框架相当重要。
其三、老子《道德经》中之“自然”乃指一种否定“人为干预”（即指“有为”与“造作”等“乱作为”）的“思维模式”或曰“人生境界”。关于老子《道德经》中之“自然”本质内涵的理解，我们同样可以从先秦道家学派的继承者庄子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应证。庄子确实是继承了老子关于“自然”建构的这个思路并将此思想明确表述为“不以人灭天”或“不以人助天”，如《庄子·秋水》有段对话：
（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定价：82.00元
经过气体平衡计算，澳斯麦特炉总的气量为28 850 m3/h，氮氧化合物含量为1 028 mg/m3。
该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老子关于“为学”（“学术知识”）与“为道”（“哲学智慧”）之良性互动关系的精辟论述，要避免成为只是熟读了老子《道德经》的“失败者”，我们必须学会像老子那样“思考”并“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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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动态稳定性分析的常用方法是：采用节点或边移除的方法使节点或边失效，考察移除响应节点或边后网络拓扑结构或功能的变化情况[15]。在此过程中，节点或边移除主要采取随机失效(random failure)和蓄意攻击(intentional attack)两种策略。随机失效即随机选择并移除网络中的节点或边使其失效；蓄意攻击即按照节点或边重要度大小依次移除节点或边以造成其失效[8]。
其四、老子《道德经》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是学会像老子那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而不是只是简单地记住或者纠缠于老子已经完成的不同年代版本具体说了些什么。老子的《道德经》一书，虽说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体的“时空”语境，但即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举个例子来说，早在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赞叹不已，并自觉地从中国的《道德经》得到思想资源。。老子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据西方学者统计，从1816年至今，各种西文版本的《道德经》已有近700种，如今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种新的译本问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老子《道德经》的哲学建构有许多重要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阅读与研究《道德经》呢？最重要的当然是需要将老子《道德经》蕴含的哲学思想与哲学智慧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学会像老子那样“思考”与“提问”，比只是简单地记住或者纠缠于老子已经完成的不同年代版本的具体内容要重要得多。我们首要的是要传承老子《道德经》作哲学思考与提问的“精神”或“智慧”，而不是仅仅传承一套关于此种哲学的某种自以为是的固定知识。任何一套关于“哲学”的“知识”都是死的，而唯有传承其哲学“精神”或“智慧”才能真正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我们今天阅读与研究老子的《道德经》一书，就是要设想，如果老子活在今天，针对当代中国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与生存困境以及人们对于“审美”维度遗忘，以他的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他会怎么改写《道德经》？作为一种哲学视角，《道德经》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是够用的，但放到当今时代，则它所涉及的许多理论问题尚需作更具针对性的专题论述。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当代的老子，因为我们传承了老子的哲学“精神”与“智慧”，我们不会拘泥于老子《道德经》具体说过一些什么。老子《道德经》早已经说过的话，有什么好研究的？再怎么研究，都不过是老子哲学的“派生物”。更重要的是“接着”老子往下说，要说当代人自己的话。什么是中国哲学精神？就是在“照着讲”的基础上还有能力“接着讲”，“接着讲”的当然不是那套有限的“哲学知识”，而必须是“哲学精神”或者“哲学智慧”的传承。不能将“精神”或者“智慧”传承下去，那么我们虽说在学术与知识积累上已经是个不错的专家，但我们在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智慧方面却很可能早已经迷失方向，早已误入歧途。我们对于老子《道德经》的阅读与研究，要么“死”在“句下”，要么误以为“智慧”就是“知识”，则我们本质上仍然只不过是熟读了老子《道德经》的“失败者”。
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媒体由于资料占有不够充分、意识形态观念存在差异，亦或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政策理论理解不够深入、准确等原因，而对此次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显得信心不足。如美国多维新闻网指出，“按照中共的说法，目前的群众路线还没有到治本的阶段，只能是先治标才能再治本。这样的群众路线与整风运动毕竟才进行了两年不到，靠这样的一次整风就奢望根治多年的积弊显然是不现实的。”［5］甚至还有媒体认为，“此次活动会影响中产阶层和温和的改革者——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这种局面也将对中央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政治稳定产生一定影响。”［14］
5月15日，是第44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家庭日。
●作者：张光直 ●出版社：三联书店
不要用人为去毁灭天然，不要用有意的作为去毁灭自然的禀性，不要为获取虚名而不遗余力。谨慎地持守自然的禀性而不丧失，这就叫返归本真。老庄此种“自然而然”思想，按我们现在通俗的语言，就是“不折腾”，实乃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自然观”。与《论语》“伦理观”主要讨论人类社会内部关系问题（如何规范人伦等级与秩序等道德层面问题）相对应，《道德经》“自然观”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它主要讨论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外部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系）。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关于“自然”概念的其他四处论述，分别见于老子《道德经》的第十七章：“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六十四章：“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此，“自然”在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五十一章、第六十四章中分别表示“自己如此”“少干扰”“少干涉”“自然而然”等大体相近的“含义”，却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之客观对象的“自然世界”含义，可见，不同于后世流俗意义上的“拉关系”，老子更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作为哲学家，老子以“大自然”为师，建构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自然”概念，此种建构体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对后世中国传统哲学与艺术产生了持续而深远影响。孔子一生因其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及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游说其政治主张，在政治参与方面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他接触《周易》并潜心研究《周易》的“工夫”非常有限，“外王”有余而“内圣”不够，他的哲学实际上局限于社会政治与伦理层面，先秦儒学“心性论”体系的完成主要是先秦儒家学派继承者孟子的贡献。相反，作为当时国家图书馆长的老子，对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缺乏实际参与的热情，他在《道德经》一书中讨论更多的是当时各诸侯国“政道“与“治道”必然失败的深层根源。如果说孔子爱群居、热闹与教导，那么老子则爱独处、清静与沉思，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其哲学理论可以互为补充。
《商文明》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淘汰机制方面：首次根据成绩排名决定是否继续接受实验班教学的淘汰机制应当废除，更多地应体现在对学生创新创业精神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的方面进行考量，同时实践能力也可作为淘汰机制衡量的标准之一。此外，应在实验班鼓励良性竞争，鼓励学生和导师、学生和学生间的沟通交流，充分调动学生自主性和积极性。
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文明，在其不同发展阶段，都曾经构设过很多种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的方式，其方案可谓遍及人类生存的全部角落：有大到触及人类、世界全体的制度设计，也有小到仅针对两三人最小群体的关切；其实践的考量，有具体到人类吃喝拉撒睡的物质本能层面的现实操作分析，也有纯乌托邦性质的幻想或结合新兴媒介技术对未来虚拟生存的想象。但纵观人类的文明历史，尽管有关共同生活的思想如此丰富，关于如何才能共同生活的歧见却又是如此剧烈，有时简直成了纷争的根源。
回顾起来，关于家庭的观念，大概是各文明形态关于共同生活的设计中最具共识的场域了。尽管随着社会物质现实的改变，各文明关于家庭的核心观念事实上也会有不小的发展变化，各文明的家庭伦理有时甚至存在根本的冲突，但比较起来，它们的相通性或许是更为根本的。所有的文明都强调家庭是社会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共同体组元。
因此，历来人们在思索人类的社会存在特性时，都自然将家庭视作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近乎实体性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问题的探索。这一点，在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表现得异常清晰。而且文学艺术在此方面的表现与其他人文社会精神领域有显著不同，这一点也许值得特别指出：作家们对共同体与个体、自我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细腻的体认。他们认识到家庭对个人生存的绝对价值，但也意识到个人作为单子式的存在与此种绝对制约关系的微妙张力关系。当外部世界变革制造了新的个人与传统家庭观念矛盾关系时，作家们往往能以其敏感的心灵先于社会一般意识形态洞觉并生动地表现此种变革所造成的精神冲击。
历代深刻表现了家庭问题的文学名著何止以“汗牛充栋”来形容！我们在此选择了六部作品（作家）来呈现这道文学风景线上的小小一叶。写作者或发掘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现代理想家庭设计；或致力重释传统家庭的情感逻辑；或讨论现代性社会变革给敏感灵魂造成的创伤感受；或探幽抉微，描述文学作品中关于家庭叙述与外部政治叙述在修辞艺术上的无意识耦合；或分析文学经典对人性恒久不变一面的展示，等等，不一而足。文章的立意有浅有深，写作者的价值立场也有一些内在的差异，我们将它们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希望能够激发大家更丰富、更深入、更多元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奇佳
（作者简介：江向东，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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