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以管仲“相齐”为参照点，进而对治国经验进行总结的一本经邦治国的奇书。它以“富国强兵”为战略目标，以“民富”“民强”为战略基础，以“德法并举”为战略保障，以“以人为本”为价值立场，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一整套系统的治国思想。研究《管子》，总结其优秀的治国经验，可以为我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以人为本；德法并举
治国理政是一个时代课题，固然需要我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几千年的治国实践和治国经验中吸取精华。《管子》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书中总结了管仲辅佐齐桓公谋经济、依法治、强军事、作四维，而最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经验。研究《管子》，总结其优秀的治国经验，可以为我党的治国理政提供一定的启示。
西葫芦白粉病是由二孢白粉菌和单丝壳菌侵染引起的真菌病害。病菌以菌丝体、分生孢子在棚室内栽植的瓜上继续为害过冬。越冬后的闭囊壳于次年气温达到20-25℃时释放子囊孢子，或由菌丝上产生分生孢子，借气流、雨水传播引起初侵染。栽培环境湿度大，且温度为20-25℃条件下，白粉病易流行，常常是在高温高湿干旱交替出现，加之植株长势弱时，发病较重。田间湿度过大、偏施氮肥、大水漫灌、植株徒长、生长过密、通风透光不良等均能诱发该病，棚室保护地由于温湿度适宜，极易发病，较露地发病早而严重。
一、《管子》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以“富国强兵”为战略目标
春秋时期，战乱割据，礼乐崩坏，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各诸侯都在追求“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的目标。因此，管仲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他认为军队是抵御敌国入侵、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同时，物质也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七法》篇说道：没有持续的经济生产，则会导致国家贫困而用不足，进而导致士兵羸弱而缺乏战斗力，从而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1]。因此，《管子》认为要想“强其兵”就必先“富其国”。“国富”是“强兵”的先决条件，而后者又为前者提供安全和保障，两者密不可分。[2]
提出“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具有客观的现实作用。《形势解》篇说：“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由此可见，“富国强兵”的治国战略思想具有的三点作用：一是国家实力的构建，国富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前提条件；二是合法性的构建，使“诸侯服其政”，就是说各诸侯国服从齐国的统治，其政治制度、法令和农业生产模式能够在各诸侯国中得到推行；三是国家安全的构建，使“邻敌畏其威”“诸侯畏其威”，这样的国家足以震慑邻国而不敢犯[3]。
（二）以“民富”“民强”为战略基础
《管子》提出富国必先富民、先富国后强兵的思想。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强调核心是发展农业生产，但不能完全排斥工商业的发展；其次要实行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以壮大军队实力。
《管子》认为，等级制度关乎社会秩序以及君主统治。《牧民》篇说道：“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10]。就是说臣民遵守道德礼义有利于稳定社会治安，进而保护君主的统治；其次《管子》还认为适当的贫富差距、尊卑有序，是维护正常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进而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基本保证。正如在《乘马》篇中说到：“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皆贵则无为事者，故事不成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11]。倘若无贵贱之分，人民则不能自理，只有通过尊贵的人的引导、管理，人们才能有序生活。
1.民富
《管子》的法治思想首先在于能够维护君主的尊贵地位，“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有了法令群臣不敢以权谋私，结党成朋而主弱臣强；其次，法治可以禁盗止乱，维护社会秩序，减少以多欺少、以强欺弱的社会不正之风。
《管子》认为，农民把重心放在农业生产上则田地多，田地多则粮食多，粮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胜。因此，《管子》提倡“毋夺民时”，以确保农业生产的时间，提倡“养桑麻，育六畜”，以确保农业产量；其次要发展工商业。《管子》以远见的智慧意识到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富民富国的辅助性作用，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因此，提倡“通货积财”，积极发展工商业，同时政府通过“利出一孔”，“官山海”等经济政策来管理市场；最后，君主要取之有度、轻薄赋。《管子》认为君主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控制君主的欲望，必然会致使民怨国贫。因此，要提倡统治者“取民有度，用之有止”[5]。
《管子》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侧重于“民本”思想，即“以人为本”在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体现，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呼吁统治者对人民大众的意愿和疾苦要多加重视[12]。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即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第二，在经济上，“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14]；第三，在国家安全上，“受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竞外之不善者”[15]，就是说君主只有得到了人民的拥戴，才能够有能力抵御敌国入侵。
综上所诉，在《管子》的治国体系中，首先要确立符合时代的战略目标，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次，要把经济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实现治国目标的物质基础；再次，要把德法并举作为重要的治国手段；最后，要把民心向背作为治国的价值立场。结合当下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管子》的治国经验启示我们：要有符合时代需要的奋斗目标，要大力发展经济，要坚持法德共治的治理手段，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管子》认为军队对内可以禁奸邪，对外可以诛暴力，是尊主安国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军队也是非常劳民伤财的。在《参患》中写道：“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
基于148个多态位点有、无的二元数据矩阵，采用Jaccard系数和离差平方和法策略，对106份样本进行聚类分析。
基于对军队的辩证观点，《管子》在强兵改革上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所谓军政合一，是指齐国的行政制与军事制是相互结合的，行政制度为“参其国而伍其鄙”。参其国，就是指将齐国二十一乡分为三个辖区，称为三军。伍其鄙，则是指齐国的行政制为五级，分别是轨、里、连、乡、帅。军事制度为“作内政而寓军令”[6]，就是说其中轨、里、连、乡、帅的行政制，与齐国三军的编制伍、小戎、卒、旅、军五级相匹配，而每一级别的行政长官同时兼任同级别的军事长官；所谓寓兵于民的制度，就是军民结合的组织形式，平时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在春天和秋天时就以打猎为名进行军事训练。这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方式不仅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还提高了军事素质和战术水平，壮大了齐国的军事实力。
（三）以“德法并举”为战略保障
《管子》认为，一方面法治有利于维护君主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德治可以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等各种等级关系，从而教化民众。
1.以法治国
商朝的全盘覆灭告诉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民有恒产则服其政，服其政则得民心。《管子》认识到了富民的这个基础性作用，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4]。
而要实现以法治国，第一要令尊于君，“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7]。这就是君主要以身作则，不得因个人私欲而逾越于法令之上；第二要执法必公。“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8]。就是要求执法者要公正执法，要求统治者不为私欲轻号令、后社稷、枉法律；第三要执法必严。“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9]。就是说执法者在执法中必须严格执法，以法律来度量臣民的赏罚，要求罚必重、赏必厚，否则就会导致民不尽全力，而邪乱不止。
2.道德教化
如何“以人为本”？《管子》提出要以“人性”为导向。“民之情莫不能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16]。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治国者要想实现统治目的就必须要顺应人性的特点，帮助人民除恶、谋利。具体来说要做到下几点：第一，在经济上，“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17]。就是要帮助人民减轻经济负担，实现民富；第二，政治上，《管子》要求统治者立法要顺应民心，即“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18]；第三，在思想上，要求统治者“与俗化”，即用人们能接受的道德方式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是全然依据统治者的喜好而定。
锂电池隔膜生产线主要用冷单元有：工艺生产线模温机换热单元、室外罐区气液回收装置、主生产线各工段净化空调机组、主生产线开关柜室及控制室空调机。车间冷冻水总体上分为工艺冷冻水与空调冷冻水。冷冻机组设计供、回水温度分别为7℃/12℃，冷却水进、出水温度分别为32℃/37℃。设计冷负荷统计如表1所示。
（四）以“以人为本”为价值立场
2.民强
《管子》把“礼义廉耻”的道德思想称之为“国之四维”，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其中“礼”阐释为“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义”阐释为“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谬”。可见，《管子》的德治首先在于要求人们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
二、《管子》治国思想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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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自诞生以来，总被认为是一款实用性不高的“花瓶”。市面上较多较便宜的VR眼镜是需要借助手机的，将智能手机放入VR眼镜中，在手机中下载相应的APP(application)便可使用。由于手机被置入眼镜中使用者将无法操作手机，所以必须配备一个蓝牙手柄进行操作。市面上还有较贵的VR一体机使用较为方便。但目前的VR设备大都仍处于开发者版本，并不够成熟。
一些三价稀土离子如Tb3+、Ce3+，其4f-5d跃迁在可见光范围内(400-760nm)就可以被观测到，其中Ce3+离子的4f-5d发射在所有稀土f-d跃迁中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3]。Ce3+离子的4f电子包括2F5/2和2F7/2两个能级，而且。由于其5d-4f能级之间的自旋-耦合相互作用，使得Ce3+的5d-4f跃迁具有很高的量子产率和较快的荧光衰减时间，利用Ce3+的这一优势可用于制造高效率发光材料及显示器件[4]。
要有符合时代需要的奋斗目标。从齐国通过改革成功走向强国的事实证明，《管子》的富国强兵思想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变革下的治国需要，为齐国的变革明确了方向。由此，《管子》的治国经验证明，确立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治国理政的必要前提。当前，中国已然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的主题、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党今后实现治国理政的必要前提。党在十九大报告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共产党再次紧扣时代主题，抓住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提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下对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做出的科学判断，符合了人民复兴中华的美好夙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下，党和国家必须把实现中国梦贯彻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必须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最大要求，努力实现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要大力发展经济。在《管子》的治国体系中，国富是强兵的基本前提，没有国富必然不会有强兵，而要实现国富，首先要实现民富，而要实现民富其核心是要通过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诚然，《管子》所提出的经济建设与今天党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在本质、内容以及具体措施上都有极大的不同。《管子》的经济思维是以统治者利益为根本前提的，经济发展的内容及措施都相对单一，但通过有效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是依然具有时代价值的。目前，中国正处在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党当前刻不容缓的治国任务。为此，在新时代下，总书记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增加经济发展动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要坚持德法并重的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从古自今就是相互呼应的治国手段。两者有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法治的作用在于抑恶，是强制性的，而德治的作用在于扬善，是自律性的，两者相辅相成。《管子》以超前的智慧认识到两者的作用，以“以法治国”为主，以“道德教化”为辅，从而维护了君主的统治地位，保障了君主的长远利益。诚然，《管子》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尊贵的等级地位，但这种“德法相依，德法并重”的治理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也不仅仅只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完善的精神文明体系来辅助，两者不可割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社会的长久治安，就必须坚持德法共治的思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增强人民的宪法意识。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增强人民的道德意识。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现代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延伸。而《管子》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民本”观念，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根本前提的，但却鲜明地提出了“顺民”“富民”“爱民”的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已经完全超越了《管子》的“民本”治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仅是要改善民生、促进人民幸福、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是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确立为党一切工作的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政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要实现中国梦，党和国家必须继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当中。
后期疫情防治工作的重点。商品活猪调运仍旧严格限制，严格管理调运车辆，查处生猪违规交易和违规跨省外调；防控境外疫情再次传入；保障区域猪肉供给；完善问责制度。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和文化资源。而挖掘和研究这些资源，剔除糟粕，保留精华，从而形成具有时代价值又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现代治国思想，是我们当代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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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黎翔凤.管子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96，1333，.
[15]黎翔凤.管子校注（上）[M].北京：中华局，2004：413，312，11，13，379，194-195.
[16]黎翔凤.管子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96，1333.
[17]黎翔凤.管子校注（上）[M].北京：中华局，2004：413，312，11，13，379，194-195.
[18]黎翔凤.管子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96，1333.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陈莎莎（1992-），女，汉族，四川资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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