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初期，宗教国家的强大以及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为青年马克思提供了成长环境。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青年马克思虽然能够运用自身的感性与理性逻辑分析问题，但宗教哲学的理念和思路对青年马克思具有很强的指导力、影响力和束缚力，其哲学观体现出强烈的神性崇拜，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随着宗教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思潮的蓬勃兴起，《圣经》文本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和神秘变幻的内容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读。其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福音书记录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分析，认为耶稣的神迹归根结底是一种因信仰而诞生的神迹，从而彻底终结了神学批判并拉开了现实批判的帷幕，青年马克思哲学观亦得到了修正与完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促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兴起，在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辩证方法中引出革命和无神论的结论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哲学观亦得到了全面发展。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哲学观；基督教；施特劳斯；《耶稣传》
哲学观是指人们对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基本问题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这样的根本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为一种哲学学说或哲学理论所具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观念。马克思哲学观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研究青年马克思（以下称“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完善和发展，有利于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哲学观。
一、青年马克思哲学观的形成源流
马克思哲学观与宗教批判紧密相连［1］。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方式和进路大多从一般意义和宏观视角切入，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演进特点、发展历程以及社会作用等具有共性特征的多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不过，就微观层面而言，马克思并未对特定宗教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事实上，在马克思诞生的19世纪初，德国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德国当局强制规定将宗教课程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任何德国人都要进行宗教洗礼，从小就必须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熟读宗教经典文本。马克思的家庭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祖母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母亲虽是基督教徒但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父亲对上帝的信仰则是终生未曾动摇过。生长在这样一个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家庭中，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与所有德国人一样是个有神论者，对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的《圣经》是再熟悉不过了［2］。马克思中学毕业时，其“宗教知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3］933。在马克思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宗教在马克思哲学观形成过程中的深刻印迹。
2.江泽民新安全观是共同安全观。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已形成“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局面，国家安全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同时，随着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加深。一国安全必然受到他国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国家安全不再是单边安全而是普遍安全、共同安全。“江泽民新安全观的实质，就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11］主张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普遍安全”“共同安全”。
其中，X={X1，X2，…Xp}为包含p个解释变量的向量，β={β0，β1，β2，…βp}为模型参数，可通过最大似然函数估计得到。很显然，液化概率PL(X)在0和1之间。记Yi=1和Yi=0分别为液化和非液化的情况，则似然函数L(β)可表示为：
（一）对《约翰福音》的内涵解读与吸收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曾以《圣经》为蓝本，对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其中学的宗教考试作文题为：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4节的内容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作文写于1835年8月10日，当时的马克思是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虔诚的基督教有神论者；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相比，此时的马克思在思想、认识及论证等方面略显稚嫩，甚至存在诸多不足。不过，分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变化，其青年时代的宗教观作为源头或起点，对其后来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忽视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宗教观。正如德国社会主义研究者弗兰茨·梅林所言：“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4］
自中世纪伊始，基督教在欧洲处于万流归宗的状态。《圣经》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威，在法庭审判中，《圣经》中的词句甚至具有成文法的直接适用效力。16世纪，马丁·路德成为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他倡导宗教改革，促成了传统罗马天主教的第二次分裂，使传统基督教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圣经》的地位却逐渐遭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圣经》文本中具有大量自相矛盾和神秘变幻的表述，使得教会、神学家乃至信徒对相同文本产生了不同甚至相悖的理解，此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圣经》的权威性。为巩固《圣经》的权威，作为基督教神学对《圣经》进行解释的分支——释经学应运而生，被称为解释《圣经》的科学和艺术。释经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是因为它受特定解释体系的具体规则所指引；之所以被称为艺术，则是因为具体规则的运用并非是机械式的模仿和加工，而是运用了特定的技巧。就具体内容而言，释经学涉及对《圣经》文本旨意的研究，包括《圣经》文字交流的所有形式，其核心在于：所有对《圣经》的解释应当以《圣经》文本的“真理性”为前提，不应当涉及《圣经》文本的各卷作者、写作时代、内容真伪等“特定性”和“具体性”问题。以释经学为基础，对《圣经》的具体解释原则进行细化，增添了“不得危害信仰”“不得损伤道德”的“历史原则”“语言原则”等的解释性指引。其中，基要主义派倡导的“灵感论”捍卫了《圣经》的神圣性，并指引解经者的解经方向，具有很强的影响力［9］。
《耶稣传》的出版在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19世纪恐怕没有什么其他书能有此书这样大的影响”［10］117。马克思认为：“1835 年出现的施特劳斯《耶稣传》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黑格尔学说的著作。”［3］589在出版之时，正统神学仍然是欧洲宗教世界的根基，《耶稣传》被教会和神学视为大逆不道的异教物［3］629。如果说在黑格尔的眼中，宗教可以成为哲学家科学认识的对象，那么，施特劳斯对《耶稣传》则承担起了探索宗教神迹产生原因的任务。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实体阶段是绝对精神（主体）达致自我意识之前的必经阶段，作为一种“被限制的必然性的形式里的理念”，实体阶段属于主体不自觉的无意识阶段。在该阶段，实体具有独立性、能动性以及自我发展性等特点，实体即主体，能够创造属于实体的对象，亦能结合实际情况扬弃对象进而返回自身。因为自我意识的实现需要借助人的意识作为载体，所以，无限精神以有限思维为皈依。这样，绝对精神通过人的意识最终达致自我意识。人认识绝对精神，也就是通过绝对精神认识自身，主体就被赋予了“人化”的特性。具体而言，宗教作为绝对精神发展过程的必经之路，其最终产物系作为绝对宗教的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上帝具有抽象和实际的双重面相：在抽象层面，上帝化身于“思想的思辨”之中；在实际层面，上帝体现于“精神的感性形态即人的形态之中”；抽象与实际的结合即基督（耶稣），“基督是人，此人即上帝，基督也是上帝，此上帝即人”，绝对精神与人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实现最终统一［13］。
马克思对《约翰福音》采用信徒与基督结合的实质之类比尤为赞赏［3］45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不过，马克思的思维并未停留在《约翰福音》的字面意义中，他对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进行了拟人化的二次解读。在马克思的笔下，葡萄树和枝子具备属人化的特性，对于栽培葡萄树并给它除草的人充满感激；同时，枝子自身会紧紧地缠绕在葡萄树上，同葡萄树以及葡萄树上的其他枝子紧密结合，葡萄树则给予所有枝子以生长的力量。相应的，在信徒同基督的结合过程中，首先应当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上帝面前，施以最热忱的感激之情；随后，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太阳会因此种结合而绚丽升起。在结合的过程中，信徒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卑贱，但也会因得到拯救而振臂高呼，只有这样，信徒才能真正地爱上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教导者上帝。最终，信徒与基督结合的实质即是“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和最生动的精神交融”［3］452。
通过土地流转、开坑荒地等形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调整资源配置进行统一规划，产生乡村旅游所必须的自然景观。枞阳县周潭镇大山村坐落于在县的东部，与铜陵市接壤，全村有山场6300亩，其中森林面积占比达73.6%。在此丰富的生态基础之上，大山村于1995年创立约1600亩的“师范经果林”，用于种植板栗、茶叶、桃树等果树。同时因地处低山丘陵地带，为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2000年大山村又建立了一座库容量16万立方米的水库，直径约二十公分的钢制水管穿梭于山林之间，为成片的果林灌溉。水库位于山峰之间，倾泻而下的水形成一座微型瀑布，清明前后与上百亩的桃花一同吸引着周边游客前来游玩。
施特劳斯经过大量艰苦且繁琐的考证，得出了关于福音书的虚构性结论［11］138。以福音书的犹太色彩之强弱为区分，施特劳斯提出了与传统神学不一致的看法，他认为《马太福音》写作年代最早，因为《马太福音》将耶路撒冷称为圣城，其中耶稣对摩西法律、犹太习俗等地域化的描述更为细致、精确，具有浓厚的犹太色彩，其他福音书的描述相对简略，意在推定相应的背景已为人所知。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并非马太，真实作者的记述表明他是从更古老的记录中得到相关信息，“多半是在加利利基督教会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为了适应教会内部人们的进步观点又经过了润色”［11］167。 相较于《马太福音》浓厚的犹太色彩，《路加福音》采取折中主义，试图调和犹太式的基督教和保罗式的基督教，基督色彩颇为突出，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倾向，其历史必然晚于《马太福音》，作者也并非是路加。《马可福音》在语言、叙述等方面有更加丰富的润色，其逻辑倾向于吸收上述两本福音书的重要资料，并辅之以消极的写作态度——化解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隔阂，力图为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提供支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略去了耶稣降生和婴儿时期的故事”［11］187。《约翰福音》的写作时间在2世纪中叶或者之后，是一个“在异国土壤上，和耶稣生活在一起的那群人当时所不知道的哲学势力的影响下产生的……完全可能是一种哲学的和有意识的虚构的混合物”［11］115。最后，施特劳斯得出结论：耶稣在历史中真实存在，他生于拿撒勒（历史上的加利利地区，现以色列北部城市）；就教育经历而言，从耶稣的宣讲中推测他可能接受过教育，至少学习过《旧约》；就宗教观而言，耶稣具有弥赛亚观念，并以此作为传教宗旨，他反对法利赛，并因为对法利赛人的批判而被害致死。至于耶稣的种种神迹，如死人复活、变水为酒、海上行走、复活升天等，则不是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耶稣经历。
基于对基督的爱（仅仅出于对基督的爱），信徒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做出牺牲，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就是使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最伟大的作用之一”［3］452。马克思认为，人的理性所能到达的德行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德行，一种世俗的德行。基督教的德行同其他德行并不一致，基督教的德行是出于纯粹的、纯洁的对基督的爱，正是这种纯粹性和纯洁性才使得基督教的德行真正丢掉了世俗、粗野和其他令人讨厌的东西，产生“真正的神性”，进而变得超凡脱俗、温和及更近人情。一旦达到此种德行，信徒就将平静而沉着地迎接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抗御各种激烈的风暴，无畏地忍受恶的盛怒，即使遭遇苦难，也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同时，信徒的内心变得高尚，得到一种快乐，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3］453。
施特劳斯认为，他们分析《耶稣传》始终聚焦于“神性”和“人性”、“自然力”和“超自然力”之间的调和与平衡。耶稣既是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过的人，他的种种行为可以根据自然规律和生活直观经验得到理解和感受；同时，耶稣也保存着“上帝的独生子或化身成人”的神性，存在大量的神迹。根据神迹的神化程度，前人对神迹的理解进路分为可给予自然的解释和不可给予自然的解释。不过，依照这种进路进行逻辑推演不难发现，神迹的解释与说明并不彻底，反而有向传统神学回归的趋势。施特劳斯认为，神迹是魔术性的［11］56，并提出对《耶稣传》批判的前提是作为自然律的“因果律”［11］21。在具体的技术方法上，施特劳斯以4部福音书对耶稣的记载为分析文本，从其中的前后关联、矛盾记录着手，力图揭示其背后的真实镜像，最终寻找出耶稣作为自然人的其人其事。
（二）《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宗教哲学理念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马克思于1835年8月12日写的中学作文。当时，马克思即将中学毕业，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升学或就业。对未来前途的考虑，马克思和同学们都满怀憧憬。与之相对，马克思并未拘泥于传统选择的一味盲从，而是把对职业的选择建立在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对生活的科学态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立思考。马克思认为，人拥有区别于动物的主观能动性，人具有神指定的共同目标，即“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3］455。由于人是在主观能动性下进行自我选择，因此，人取得了比动物乃至其他生物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不过，此种优越地位亦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旦选择错误，人的一生就可能随之毁灭，进而陷入不幸的生活状态。选择职业时应当确定一个伟大的目标，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使自己受到鼓舞。问题的关键在于，产生的鼓舞是真正的鼓舞还是错误的判断？虚荣心、名利、欲望均可能给人造成鼓舞或者产生一种鼓舞的错觉［3］456。一种好的职业会使人感受不到厌倦和懈怠，也不会使人情绪陷入低落。在满足上述条件后，青年是否可以任意选择适合的职业呢？马克思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是制约职业选择的另一重要的、综合性的要素。例如，应当衡量自己是否具有相应的身体素质和能力，如果超出自身的条件去选择职业，就是冒险把摩天大楼建立在松软的地基之上，既不能建成也无法持久。即使不顾自身的能力而全力工作，由于选择了力所不能及的职业，因此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相反，还可能产生自我的无能感，导致妄自菲薄甚至更为可怕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虚荣心、名利欲、幻想、父母意见、社会关系、身体素质、自身能力等等。充分考量了关联因素，并对拟选择的职业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充分评估，如果仍然充满热情，那么应当选择这种职业。
在考量职业约束的主客观因素后，马克思提出了职业选择的三大指导原则：尊严性、正确性、广阔性［3］458。 尊严能够使人高尚，赋予青年以崇高品质，并受到广大公众的钦佩。但是，并非所有的职业都能收获尊严，因为大多数职业可能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只有能给予青年独立进行创造空间的职业才是能给人尊严的职业。之所以选择深信其正确性的职业，是因为以错误思想为指导选择的职业终将使人产生压抑，只有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才能产生鼓舞。只有选择能提供广阔场所的发展空间，并能实现共同目标的职业，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途径，也才是具有“完美境地”的职业［7］。 至于“广阔场所”的涵义，并不是简单的、狭义的空间命题，而是一个历史、人文、时代命题。它既有广义的时间空间内涵，也有历史、现实、未来贯通的内涵，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内涵［8］。马克思在文中两次分析了将抽象真理研究作为职业选择的利弊，对于尚未深入生活的青年而言，如果没有坚定的原则和信念，从事抽象真理研究将会是危险的职业选择，最终会因为脱离现实而一事无成；只有深入生活，把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紧密结合起来，深深地热爱这种职业，并为之殚精竭虑、全力以赴，那么，选择抽象真理研究作为职业才是正确的、高尚的。马克思在文末提出了职业选择的最高准则，即人类整体的幸福和个体的完美［3］459。关于人类整体的幸福和个体的完美之间的逻辑联系，马克思认为二者的地位并非对立或冲突，而是辩证统一的［3］459。此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已经初步显现。马克思认为，如果只为达到自身完美而进行职业选择，那么，人们仍有可能获得卓越的成就，如成为优秀的学者、哲学家或诗人，但是，无法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行文至此，马克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了理想与现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以及个体发展与人类发展的辩证统一。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职业选择的深入思考，展示了他的择业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特别是表达了他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在具体的分析理路上，我们已能隐约地感受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状态。不过，纵观全文亦不难发现该篇作文体现了强烈的神性崇拜。首先，人类的共同目标——使人类整体和个体趋于高尚，并非由人类自主选择而决定，而是由神来指定。人类只有在神设定的宏观目标的指引下才能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目标。对某个特定目标的选择，人需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予以寻找，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亦是在神的指引下而为之。其次，在确定了人类的共同目标之后，人仍然可能在进行具体选择时误入歧途，所以，神不会因此就退居幕后，也不会给予特定的引导，“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对于宗教的强大领导力，马克思持坚定的认同态度，“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3］459马克思以追求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其选择的指导思想是神的指引和启发。显然，宗教哲学的理念和思路对马克思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束缚力，甚至左右了马克思对理想职业的选择。
二、青年马克思哲学观的逐步完善
《约翰福音》亦译为《若挚福音》，是《圣经新约》的第四福音，大约完成于2世纪后半叶，传说是使徒约翰所撰。《约翰福音》将神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从耶稣复活并赐下圣灵的视角讲述耶稣的故事（《约翰福音》第1章第19节），旨在使信徒进一步确信他们所信的真理。与其他3部福音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约翰福音》以第三者的身份记述信徒眼中的耶稣，通过一系列讲述阐明了3个问题：一是耶稣本人的“历史真实性”；二是耶稣的“弥赛亚地位”；三是福音书对痛苦的体现［2］。在序言部分，《约翰福音》采用诗歌的表达方式，以耶稣的大使命为故事结语，解释了“耶稣所爱的门徒”意外死亡的问题［5］。《约翰福音》第15章是耶稣被捕前对门徒的最后一次布道和训示。其中，耶稣将自身比作葡萄树，其父是栽培葡萄树的人，门徒则为葡萄树上的枝子，通过栽培人、葡萄树、枝子的关系来类比天父、耶稣以及门徒的关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没有栽培人的精心呵护，葡萄树难以茁壮成长甚至无法成活，枝子唯有生长在葡萄树上才能多结果实（《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倘若枝子离开了葡萄树，那么，枝子就无法做什么，只能被丢在外面枯干，被人拾起扔进火里烧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透过生动而朴素的比喻，耶稣欲使门徒对彼此间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耶稣与门徒已经结合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耶稣对门徒的爱如同天父对耶稣的爱，门徒遵守耶稣的命令如同耶稣遵守天父的命令，门徒对待耶稣应当更加虔诚，更加广泛地传播耶稣的爱。
17世纪末至18世纪，在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宗教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思潮蓬勃兴起，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均受到强烈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最高权威亦未能幸免［10］93。 法国哲学家保尔·昂利·霍尔巴赫、德国哲学家莱马路斯、海德堡大学神学教授保罗斯、基督教新教杜宾根学派创始人费迪南德·克里斯汀·鲍尔等人在论文或著作中都曾对《圣经》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进行了揭示。其中，德国哲学家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圣经》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耶稣传》对以理性主义神学和超自然主义神学为主要特征的欧洲传统哲学给予了沉重打击，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实证主义思潮对现实的批判开辟了全新道路。
不难看出，在写作该篇作文时，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彼时，《圣经》“因信称义”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信徒仅仅凭借对基督的虔诚即可成为正义的人，即可实现同上帝的直接精神沟通，《圣经》则是信徒信仰的唯一依据。马克思对《约翰福音》的解读基于对《约翰福音》的赞同与信仰为逻辑前提。就解读范式而言，马克思承袭了西方广泛应用的理性化解释传统，其实质就是将上帝启示与理性形而上学相结合，把神话式的信仰与理性化的知识结合起来，使人对《圣经》中的上帝启示的理解和解释成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知识系统［6］。在具体的解读中，马克思独树一帜，通过自身的直观体会和阶段性认知，将人的感性与理性逻辑运用于对经文的理解与论证之中，并通过历史的、现实的、人类的等多种论据，力图对《约翰福音》相关内容进行理论化和体系化的阐释。当然，马克思的论证亦存在非逻辑之处，如在他的作文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基督的狂热与热爱［3］451，甚至超越了正常的认知与体会。
该水源方案存在的主要缺点是：（1）工程建设费用高，地质要求严，施工难度大，施工涉及面广，遇到的实际问题多，如占地补偿、移民等，不利于工程建设顺利开展。（2）发展规模集中供水，部分村所需管线较长，后期管理、维护难度大，存在二、三级高扬程提水的问题，加大了工程投资，运行成本相对较高，受益户水价难以接受，水费征收困难。（3）天然地表水水质较差，特别是雨季洪水会导致水浑，需安装水质净化设备，增加工程建设费用在所难免。（4）水源地保护范围广、难度大，规划时必须以小流域片区为中心，把水源工程建设和水土流失防治有机结合，权衡开发与保护、治理与利用，确保工程持续健康发展。
试图把众多的神迹归为自然事件必将徒劳无功，因为这是对作为自然律的“因果律”的直接背反。问题的关键在于，耶稣的大量神迹缘何诞生？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书的成书年代流行着对弥赛亚降临的强烈期待，于是，他们根据《旧约》预言，按照救世主观念所要求的那样编造一系列神话故事［10］110。令人颇为奇怪的是，此种编造是一种无意识编造［11］115。某个神迹的最初诞生可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的陈述或编造，但大量神迹能够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表明神迹的诞生并非是该个体或群体的单纯信念，应当是广泛的群体期待或共识使然。施特劳斯对耶稣的13组神话故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得到了诸多结论。例如，耶稣的超自然诞生，在《圣经旧约》中以撒、以实马利、参孙和撒母耳等故事中都存在类似的原型或案例；耶稣治病救人的神迹（如眼瞎、腿瘸、耳聋、哑巴的康复以及起死回生）源头可从宗教历史中关于弥赛亚的期待中寻找，即《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所说的一段话：“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该段神话意在比喻以色列俘虏获准回归故乡后的兴奋，犹如身体的重疾得到治疗后的快乐。但是，由于以色列人在回归后并未获得幸福，“于是这些预言就被转移到弥赛亚时期，越来越带上超自然色彩，竟被按字面意义理解为未来弥赛亚时期所将实际发生的神迹”［12］132。 其他诸如“海上行走”等神迹，亦可在摩西和先知的神迹中找到原型。尤其是耶稣复活升天的神迹，具有极为重要的宗教意义，“如果没有对耶稣复活的信仰，基督教几乎不可能形成”［12］。因此，耶稣的神迹归根结底是一种因信仰而诞生的神迹。
马克思对《约翰福音》的解读主要包括4个部分：首先，马克思探讨了信徒与基督结合为一体的绝对必要性［3］449，主要通过宏观的人类整体以及微观的人类个体进行论证。对于历史颇为久远的古代民族而言，他们没有接受过基督教义的训导和教化，属于落后的野蛮人，往往通过向信仰的神供奉祭品、举行严肃的仪式，以此来抚慰内心的不安，进而达到赎罪的目的。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即使一个民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具有很高的技艺水平并培育出了伟大的人物，但是，仍然无法走出困境［3］449。简言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远古时期愚昧、落后的古代民族，抑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现代民族，其迷信的枷锁始终存在，科学的概念并未形成，外来的补充或限制必不可少。那么，外来的补充或限制是什么，或者说最后的和最可靠的证据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是基督本人的道。视角转移至微观个体时，对于人的本性而言，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等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征虽然构成了个体闪亮的一面，但欲望的火焰、罪恶的诱惑仍具有强大的威力，甚至可能形成对上述积极性特征的强力压制。即使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的柏拉图，也表现出了对某种更好的存在物的强烈渴望。因此，马克思得出论证结论，即信徒与基督的结合是绝对必要的［3］450。在认清了信徒与基督结合的绝对必要性后，结合的原因亦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黑格尔的哲学观表明，哲学与宗教具有本质的一致性［14］。根据《耶稣传》的观点，既然福音书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的无意识创作，那么，其具体内容就是绝对精神实体阶段的产物。因此，上帝化身为耶稣的宗教教义就不成立，因为上帝是通过整个人类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上帝的化身应当是作为一个类的人类之整体，而非特定的个人。即便从逻辑上看也是如此，因为无限的特质无法从有限的事物载体中得到完整的体现。福音书关于耶稣死而复生，并认为这种复生的神迹将成为普遍化复生的保证的言说，亦是自身进行的证成。因为历史并非是救世主的有目的的进程，而是实体通过人类无意识创造的自然进程，所以，哲学与宗教的本质并不相同，宗教是绝对现象阶段化进程的产物，既不是绝对精神，也不是客观性的永恒真理；基督教并非绝对宗教，而只是绝对现象的阶段化产物。施特劳斯通过对实体和上帝“人化”的解剖，将历史归结为人类创造的自然过程，从而使历史从上帝的世袭领地回归到人的手中，走出了历史“人化”的关键一步［13］。从马克思1839年10月8日致威廉·格雷培［15］522和1839年10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15］533，我们可以窥见《耶稣传》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全新修正。
三、青年马克思哲学观的全新发展
《圣经旧约》（创世纪篇）开宗明义，明确世界的本源为神［3］1。 《耶稣传》的结论则与之相反，认为神与宗教皆为人创造，并非神创造了人，宗教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现实世界。《耶稣传》的结论构成了马克思宗教哲学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3］2。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只不过此类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主体是由尚未完全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自己的人创作而产生的，不论是特定的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人类之整体，都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地方，人和人组成的世界即国家和社会。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宗教意境中的苦难实质是现实世界苦难的象征性表现，此种象征性表现亦是一种抗议［3］2。对于宗教批判完成后的具体任务［3］2，马克思提出了现实批判的进路导向。
施特劳斯将基督教的创立溯源于“原始基督教团体”的无意识虚构。对此，布鲁诺·鲍威尔则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原始基督教团体”的有意识虚构构成了基督教的起源。双方的激烈论辩最终演化为“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哲学争论，亦即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16］。 虽然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哲学争论尚未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宏观范畴，但是，马克思通过对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等人的宗教哲学批判思想的二次反思与批判，逐步认识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无论是“原始基督教团体”的有意识抑或无意识虚构，神圣的宗教都成为“现实的人类”的产物，“现实的人类”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在人类现实世界之外的神圣天国则一去不复返了，对神圣天国的批判——神学批判就此终结，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则成为了理论研究的焦点［17］。以此为逻辑起点，除鲍威尔将“原始基督教团体”称作“实体”并有所阐述外，费尔巴哈亦进行了“自然的感性的人”理论推演。马克思认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了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18］。正是在充分吸收了施特劳斯等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才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哲学理论。
2014年1—12月共收集急诊血液检验标本289例，患者平均年龄44岁，最小年龄1岁，最大年龄86岁；其中1～12岁58人，13～60岁134人，60岁以上97人。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促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兴起。自1836—1839年，围绕着《耶稣传》的争论和莱奥的论战，施特劳斯、鲍威尔、卢格、鲁滕堡、梅因、赫斯、施蒂纳、费尔巴哈等多方力量，以《德意志科学艺术问题哈雷年鉴》为战斗阵地，逐渐聚集起来并形成了一个为共同目标而斗争的思想政治派别——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它的辩证方法中引出革命的和无神论的结论，其论辩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在“人类”和“个人”范畴上的讨论与争论中［13］，马克思充分吸取了其中的养分，提出了有生命的个人即为历史的主体，“任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是人类主体的社会活动规律。关于现实个体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与施特劳斯具有相同的结论，即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实体，但马克思所谓的实体被进一步发展为“人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现实的自然、社会、历史环境的总和［13］。正是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以及在论辩中展现出的进步思想，才促进并完善了青年马克思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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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9）04-0001-06
作者简介：阳李（1986—），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赵越（1979—），男，硕士，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保险领域因果关系认定标准研究”（18BFX134）；2019年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电子商务平台行政法律责任规制模式研究”。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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