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后，起始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由于与纳粹意识形态相关联，几近消失于学术舞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转化中，以反思时代问题及与当代政治哲学家对话为出场路径，展现了其例外状态、神圣人与民主之困境等理论形态，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阿甘本以独特的理论范式审视了现代社会中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其批判是深刻的，但需要认识到，他提出的“形式生命”的建构以及“即将到来的共同体”等弥赛亚主义的解答还缺乏说服力。
[关键词]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神圣人；例外状态
生命政治学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米歇尔·福柯，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首次提出“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并且论述了以“人口”作为整体的人的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缺陷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等生命政治学可以抽取其知识并对其进行干预和实施权力的领域，[1]245这是一种国家理性对人的生命进行的调节。由于社会需要对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负责，便促生了医学制度的建立，再加之人类对基因“遗传”与“传染 ”病原学的认识，以医学制度为胚胎的现代“科层制”的国家制度建立，不仅隐含了医学制度的政治性，也彰显了国家的“治理”理性。尽管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保护与扶植生命的“保卫社会”的逻辑，但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崇尚遗传学与优生学的“知识系统”，以“种族清洗”为由，屠杀了600余万犹太人，人的生命在政治的阴霾下，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权利。“正是因为‘生命政治’在20世纪上半叶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是以，二战之后‘生命政治’论便从学术舞台上几近彻底消失。”[2]在福柯之后，使生命政治学重新“出场”的是意大利左翼学者吉奥乔·阿甘本，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实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本文拟从语境、路径与形态等出场学研究范式展开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考察。
一、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出场语境：历史与现实的场域转化
“历史性差异出场的思想，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理解。”[3]任何理论、思想的出场都是在其所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如果要梳理其理论的发生发展逻辑只有在出场者所处的历史空间中才能找到答案。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促生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在时代语境的转化中凸显了其政治哲学的革命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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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斯维辛的屠杀：生命与政治的历史噩梦
1933—1945年间，纳粹德国给犹太、斯拉夫等所谓“劣等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以犹太人为多数的“劣等人民”成了“不受欢迎的分子”，在希特勒的视野里，他们是没有权力活下去的种族，应该被予以“处理”。奥斯维辛这个小镇便是纳粹德国用作执行种族灭绝式大屠杀而建立的最大的营地，“1944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它每天要焚毁6000具的尸体。仅在1944年夏天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25万至30万名”[4]412。据记载，大约有110万到150万人丧生于此。那些不配活下去的“劣等人”要么因过度劳作而致死，要么被随意找个理由枪杀掉，要么被注射石脑油杀死，要么以“沐浴”为幌子被诱惑到装饰得体、放着轻音乐的毒气室里集体毒死，尸体还要被焚烧。然而，为什么一群活生生的人成了屠杀另一群活生生的人的疯狂工具？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希特勒的上台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难道通过民主选举使希特勒上台的大多数人也是刽子手？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文明社会发生，理性和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生命为何遭受如此之践踏？保护人权的法律为何不起作用？(1)希特勒掌权后发布了《人民与国家保护令》，悬置了魏玛宪法中关于个人自由的条文。所有这一切对人生命高度关怀的反思成了二战以后很多学者的研究旨趣。其中包括同是犹太血统的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被誉为“新德国精神导师”的哲学家雅斯贝斯以及本文关注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自的独到见解，但是毫无疑问，理论的核心还在于生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生命在某一时刻成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赤裸生存”，奥斯维辛的屠杀成了人类的噩梦，也成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出场的历史语境。
(二)后9·11时代：生命与政治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出场的“原生”历史语境是奥斯维辛的噩梦，那么，后9·11时代便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重装”上阵的“后发”现实语境。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签署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使用适当之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该法案意在增强美国的反恐能力，防止恐怖分子的恐怖行动，但是在另一面也扩张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内容，联邦调查局以及警察机关的权力可以布设到随意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之范围。美国的情报和治安部门一时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监督权，一方面确实起到了保护公民安全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公民的通讯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可以说《爱国者法案》在美国内部起到了“解放”行政权力的作用，从而“悬置”了若干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规范。同时，美国以反恐为名，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为由，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这种“法律的悬置”通过战争的方式从空间上延续到了世界版图当中。随着这种“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逐渐常态化，在紧急状态下，人的生命便随时都可能变成“赤裸生存”。处于对部分生命的保护，为防止恐怖事件的再发生，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怀疑为恐怖分子，从而失去人生自由。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之所以引发了西欧学术界的讨论，正是因为他所关注的生命与政治的问题在后9·11时代成了一个现实的而且是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三)生命政治化：历史与现实场域转化中的政治哲学
从奥斯维辛的屠杀到后9·11时代的恐怖预防，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转化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以惊人的发现——纳粹主义的幽灵还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徘徊——引发了一场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当社会逐渐体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当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危险因素威胁之时，“当生活在‘后9·11’时代下的人们彻底遵循生命政治逻辑而将自己交付给‘安全技术’，当作典范的集中营全面变成日常常态，那一天，纳粹就真的‘赢了’”[2]。在阿甘本看来，集中营式的生命政治不可被低估为已离我们现代人远去的客观存在，相反，集中营正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典范。在《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一书中，阿甘本揭露了奥斯维辛事件背后令历史学家止步、令世人汗颜、不可见的存在是对自己濒临死亡的漠视，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主权者用战争时期的例外状态占有、操控、剥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的生命，而现代政治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恐怖事件的频发，例外状态逐渐常态化，“隐性的集中营”成了现代社会随处可见之物，而我们对这些却视而不见。人的生命随时都有被处死而实施此行为者却可以不受惩罚的风险，生命政治已不再是福柯谱系学考察中发现的所谓温和的现代性产物，而成了当代社会纳粹主义幽灵之直指生命权力的生命政治，人的生命已经彻底政治化。
二、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出场路径：反思与对话的叙事方法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实践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理论的出场逻辑依赖于时代语境中形成的问题域。在对二战集中营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可以被认为是最悲惨的生命事件的反思到后9·11时代随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代语境的转化中，凸显出的一个重大时代问题就是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二战期间，人的生命存在于畸形的政治阴霾下，生命如同草芥，被集体屠杀，集体焚烧，鲍曼曾经对此问题作出反思，他认为是现代性的工具理性造成了这一人类历史的悲剧，犹太哲学家阿多诺曾悲叹吟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奥斯维辛之后，很难再去想象一个美好世界的真实存在，人类的苦难不能被轻易忘却。张一兵教授指出，阿甘本是奥斯维辛之后可以真正去透视大屠杀的理论学者，“阿甘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正面回答阿多诺的人，他也是继阿多诺之后，真正可以透视奥斯维辛现象的政治哲学家”[5]。阿甘本敏锐地发觉了这个“问题中的时代”显露的“时代中的问题”，接过了奥斯维辛背后隐藏的生命政治哲学问题，并勇敢地揭示出“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例外状态”的政治布展无异于一个新的集中营的悄然产生。
(一)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出场的基本路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
在从二战集中营到后9·11时代的语境转化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承接了众多学者关注的生命与政治问题出场，从出场语境分析可以看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出场以对时代问题作出反思为基本出场路径，凸显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时代品格。在对重大时代问题作出反思的根本出场路径的基础上，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又以与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对话为具体路径，在对话之中，彰显了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逻辑与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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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命”进入政治领域之后，政治便发生了生命政治的转向。在阿甘本看来这个伟大的发现要归功于福柯。“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6]91在福柯看来，人的自然生命以及存在都成了现代国家理性的治理对象，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得益于人的“自然生命”成了政治的计算对象。阿甘本对福柯的这个伟大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种新的生命权力(bio-power)所实现的规训性的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7]3。但是，令阿甘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福柯的过世这个客观原因，他本人也而未能将生命政治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福柯的死亡，使他不能再将他本会如何发展生命政治的概念以及对生命政治的研究展示出来”[7]4。阿甘本能够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向前推进的层次在什么维度？“不管人们怀有怎样合理的期待，福柯却从未把他的见解同那似乎很有可能是现代生命政治的典型场地——20世纪诸多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7]119在这里，阿甘本应该除了感叹福柯的去世使其不能将研究延伸之外，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这本身是福柯研究视野的局限，他并不满足于福柯那“起始于对医院与监狱的大禁闭(grand enftrmement)的重构”[7]119的研究，并认为，福柯的研究应该延伸到对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分析——研究那个在阿甘本看来，系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研究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阿伦特。
综合来看，1985－2016年，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呈明显加剧态势，其中建设用地和水域类型变化速度最快，表明巢湖流域的土地利用强度有所增大，同时流域内水资源保护形势严峻。城镇化发展迅速，是该阶段巢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剧烈的主要驱动因素。
(二)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出场的具体路径：与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对话
事实如何呢？阿甘本并不是危言耸听，9·11事件后，以保护人的生命而发起的紧急状态也好，以实行人道主义而建立的难民营也好，无不体现着“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与幽灵般的集中营的存在，这里不仅有主权权力的扩张，更有生命权力的隐性渗入。举例言之，2015年11月12日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法国随即进入长达两年多的紧急状态，然而，紧急状态结束于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的新反恐法案——《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该法案的颁布引发了法国人权组织和部分政治组织对紧急状态的批评与质疑，他们看到了紧急状态中临时措施的常态化，这将有损于公民的私人及公共领域的权利。再如欧洲难民问题，值得肯定的是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中承担了重要的国际社会责任，但是，东欧四国在接受难民的选择上作出了“排除性”接受的决定，“穆斯林”难民随即成了被“排除”的对象，这部分难民被选择性地“排除”在了主权与人权之外，这不就是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吗？当建立难民营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时，集中营的幽灵便始终未离开我们的政治生活。当人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国家安全技术”时，紧急状态的病症便慢慢渗透到人类的灵魂中，人便开始慢慢遵循生命政治的逻辑，而这正是阿甘本所担忧的。
施密特对于“例外状态”开始于“专政”学说的研究，是一种主权者“决断论”。由于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何种情况下进入紧急状况，当国家面对战乱、经济危机等“紧急状态”时，“君主是对例外状态作出决定的人”，君主可以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本雅明的“弥赛亚”论则是源于他看到了“作为‘纯粹手段’的暴力，要么是立法暴力，要么是护法暴力”[11]，他对“法律的暴力”进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法律暴力，因为法律暴力针对的是“赤裸生命”。尽管本雅明看到了“法律的暴力”对“赤裸生命”的威胁，但是他提出的抵抗“法律的暴力”的力量却是“神圣暴力”。这种“神圣暴力”其实就是本雅明在《德意志悲剧的起源》以及《神学——政治残篇》中讨论的弥赛亚精神。这种弥赛亚被本雅明称为是克服“法律的暴力”的“真正的例外状态”。
在对“神圣人”进行谱系学考察时，阿甘本引用了庞匹厄斯·费斯图斯的一段话，把“homo sacer”拉回到古罗马法的记忆，“神圣人是因犯罪而被人们审判的人。供奉这个人是不被允许的，杀死他的人却不会因杀人而遭到谴责”[7]71，阿甘本对这一不允许被祭祀，也不会因杀死他而承担责任的“谜一般的人物”—— “神圣人”的神学说法提出质疑：“如果神圣人的生命处于能够被杀死与尚不能被祭祀的交叉点上，又在人间法与神法之外，那么，什么才是神圣人本身的生命？”[7]73对于这个问题，阿甘本通过分析“神圣之域的含混性”后指认，“只有细致地、无偏颇地对政治和宗教的各自领域进行划界，才有可能理解他们交错复杂关系的历史”[7]80。这是一个由神法降落到人间法的解答！他认为需要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划分界限，才能作出合理解释。“在圣神人中呈现的最初的司法——政治层面不会被一种科学的神话所掩盖，这个神话不仅解释不了其他任何事物，而且本身也需要被解释。”[7]80可以看出，阿甘本对“神圣人”的神学解释不满意，因为神学本身也需要被解释。这样，阿甘本就打开了他的阐释维度：对费斯图斯主义“神圣人”解释的疑问解答需要打开人间法，因为这是一个人间法的例外，法律被悬置，所以杀死“人”才不会被惩罚。
三、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出场形态：例外状态、神圣人与民主之困境
“任何出场形态都是在一定的出场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和出场方式，从而造就的出场形态。”[9]出场形态是出场者在特定的语境中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而展现的一种理论形态，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出场机制的宏观逻辑。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叙事从例外状态、神圣人、民主之困境等方面展开。
(一)例外状态：生命权力赖以安置的隐秘地基
如上所述，“神圣人”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正是通过“神圣人”，阿甘本才将福柯与阿伦特的生命政治思想聚集起来。在探讨“神圣人”之前，务必要先了解阿甘本的例外状态。“例外”似乎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结构。阿甘本在《例外状态》一书中对“例外状态”进行了如福柯那样的考古式研究，梳理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以来的例外状态思想史发展。他的“例外状态”学说建立在考察施密特主权者学说和本雅明弥赛亚学说的基础上，并通过剥开二者学说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其目的在于通过考察例外状态在现代的发展历史来揭示其背后的趋势，“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10]2。
阿伦特作为20世纪著名的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她指认极权主义政权妄图全面主导他们所认为的似乎一个人便可以代表的全人类，这种妄图操控主导权的臆想，便是极权主义政权的真正实质，“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8]569。在阿伦特看来，纳粹德国通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8]548，在恐怖势力下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作为完美世界中的“不理想分子”必须与正常人隔离，并像消灭“臭虫”一样被消灭。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揭露了政治对人的压迫性。在阿甘本看来，阿伦特所阐述的现代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转变和衰落就源于人的自然生命的首要性超过了政治行动，[7]3-4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已经触及到了生命政治，但是却没能把《人的境况》的研究和《极权主义的起源》结合起来，[7]4缺乏的依然是他将要展开的生命政治的视角。阿伦特所关注的人生物性的生命逐渐占据了现代性政治的重要地位，这正好和阿甘本强调的“神圣人”成了现代性政治的核心有着某种不谋而合。阿甘本高度肯定了阿伦特，甚至还遗憾地感叹阿伦特的生命政治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系统挖掘过。
在施密特看来，对于政治和法律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例外状态”，基于“例外状态”，主权者创造了新的法律规范。在他的理论视野中，“例外状态”也是一种法律，是一种法律的特殊情况，是政治纯粹表现其权威的时刻。“例外状态”通过“排除”与“纳入”的拓扑结构勾画了主权逻辑下的“例外状态”性质。他坚信法律规则与“例外状态”之间有着清晰的分界线，法律长期起作用，“例外状态”在紧急状况下起作用，进入“例外状态”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紧急状况，让法律继续起作用，二者并不矛盾。而本雅明所要揭示的却是“在主权权力将例外状态发展成为一种治理模式的现代政治中，例外状态已常态化了，例外状态与常态之间的清晰区分已不再可能，具有‘排斥——吸纳’的拓扑结构的例外状态不再是一种清晰的‘现实的可能性’，而是彻头彻尾的主权权力的拟制，即通过有意或蓄意制作例外状态实施对赤裸生命的排斥——吸纳式治理”[11]。在这里施密特的主权论与本雅明的生命救赎的分歧体现得淋漓尽致。而阿甘本之后之所以滑向本雅明的弥赛亚主义，也不排除是因为对本雅明揭示的法律暴力与政治暴力威胁赤裸生命问题的认同。
“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他称为是“生命权力赖以安置的隐秘地基”。对于阿甘本而言，他的生命政治学是围绕着赤裸生命——神圣人这一核心概念而展开的，权力对生命的主宰或隐或现，但是在“例外状态”中，生命权力得以秘密地被安置。“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法在其中透过自身的悬置而将生命纳入的原初结构，在美国总统于2001年11月13日颁布‘军事命令’(爱国者法案)时，其所蕴含的生命政治意义立即得到了体现。”[10]3阿甘本通过对美国总统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的考察，揭示出了生命在“例外状态”与“紧急状态”下的无处安放之态。“人的生命何时且以何种方式第一次被认为其本身是神圣的？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还在关注于描绘主权的逻辑拓扑结构。那么谁被主权所排除与捕获？谁又是主权禁令的承担者？”[7]67阿甘本通过对这个秘密地基的揭露使他的“神圣人”这个核心概念呼之欲出。
(二)神圣人(homo sacer)：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
可见，在阿甘本的视野中，福柯将人的生物性生命引入到现代政治场景，开启了生命政治学的神秘大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以及人的生物性、动物性洞察已经触及到了生命政治。但是福柯也好，阿伦特也好，“两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问题做了很可能是最为深入反思的思想家”[7]120都没能使阿甘本满意，他们“没有能够把他们各自的见解相关联起来”[7]120。这不仅是因为福柯、阿伦特思想的局限性，更是因为将两位学者的洞见联系起来还需要一个神秘锁钥，那就是阿甘本呼之欲出的“Homo Sacer”——“神圣人”这一核心概念。“‘赤裸生命’或者‘神圣生命’(sacred life)的概念是我们应该尝试把两位思想家的观点趋于一致的焦点。”[7]120那么，阿甘本是如何展开他的生命政治学叙事的呢？
阿甘本是如何将“神圣人”的解释从神法降到人间法的呢？“‘无惩罚地被杀害’(impune occidi)采取如下形式——人间法(ius humanum)的一个例外”[7]81，他认为不被惩罚地予以杀害是人间法的一个“例外”。“无惩罚地被杀害”之所以不受惩罚不是源于神学的解释，而是人间法暂时的“悬置”，“悬置”了法律，法律不起作用，所以才不会惩罚行凶者。阿甘本在分析这种“悬置”的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凶手召唤了受害者的神圣性，就可以在审讯中反驳对他的起诉”[7]81，确实如此，如果一个凶手想逃脱法律的惩罚，是不是就可以强调死者的神圣性呢？这样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例外”——神法的例外，就是“神圣人”的不可被祭祀性，一般意义上，祭祀是将一个对象从人间法带入到神法，在神法的领域之内进行祭祀，但是在“神圣人”这个案例中，人被置于人的司法之外，未被带入到神法的领域。这就使得阿甘本得以揭示他发现的一个双重例外的结构——“既是人间法(ius humanum)的例外，又是神法(ius divinum)的例外，既是世俗领域的例外，又是宗教领域的例外”[7]81——这一双重排除的例外结构。
The maximum operating frequency of the transistor was given as following:
以补肾强腰、活血化淤、舒经通络、理筋整复为治则,采用红花、地龙、全蝎、五加皮、毛姜、独活、乳香等纯中药组方 (国家发明专利号:ZL 01 1 15142.0)内服,同时结合中医手法整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累计治疗患者达1860人,总有效率99.8%。本法具有治愈率高、恢复快、复发率低、简便易行的特点,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揭露了这个双重例外结构，捕获生命的至高主权领域就出现了。“主权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杀戮是被允许的、(杀戮者)不会犯杀人罪，(受害者)也不会被予以祭祀，而且，神圣生命——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生命——便是已被捕获在这个领域中的生命。”[7]83这样阿甘本就把对“神圣人”的暴力和至高的主权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主权权力正是捕获赤裸生命的元凶。在这个主权领域中，生命臣服于主权权力，生命完全暴露于主权权力之下。主权领域所捕获的生命就是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进入到权力领域，在双重排除的原初的政治结构中将生命彻底政治化。
阿甘本对“神圣人”的考察遵循从神学到法律与政治视野的考察谱系。但是他对“神圣人”的神圣性考察却远不止于此，而是将它扩展到了现代社会之中。生命的神圣性不是生命自身所具有的属性或者特征，而是在双重排除的原初结构——例外空间(法律+法律的例外)——中生产的一个产物。拿之纵观现代社会，阿甘本回应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历史，回应了极权主义的生命政治，“在纳粹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是对新的生命政治主权的一种特别的否定性指涉，是一种在生命的意义上之可以被杀死而不可被祭祀的神圣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例”[7]114。这是阿甘本的重要发现，甚至可以说是惊人的发现，阿甘本提醒我们不要再将大屠杀看作一个简单的宗教意识形态冲突性事件，不要再将大屠杀简单看成一个已经是“过去式”的历时性事件，大屠杀背后所隐含的死亡生命政治时时处处都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如果说今天不再有任何一种鲜明的神圣人的形象，这或许是因为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潜在地是神圣人”[7]115。这就是阿甘本不同于福柯、阿伦特以及其他学者对生命政治的关注，阿甘本尖锐地指出，生命政治是整个西方政治的“典范”。由于他发现了“所有人都潜在地都是神圣人”这一秘密，阿甘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现代西方民主，揭露了现代西方民主对生命或者准确地说是赤裸生命的统治。
(三)人权与生命权力：现代民主之难题
“如果说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相比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现代民主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表现为对自然生命(zoē)的一种拥护与解放……这也展现了现代民主的特定难题：它想使人们的自由和幸福在‘赤裸生命’这个地方得到安置，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却标志着人们的屈从。”[7]9-10，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在现代民主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群获得了“人权”，比如女性、有色肤种、少数民族等，从表面上来看，“人权”得到了拥护和解放，但是事实上，法律之例外的主权权力始终存在，例外状态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永远无法摆脱“神圣人”的潜在性，现代民主强调“人权”，但它的对立面永远存在着“生命权力”，越是追求权利，生命越屈服于权力。民主与极权主义藕断丝连，在阿甘本看来，政治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去揭示“民主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团结”[7]10。
“极权主义并非那种可见的专制和暴力，而恰恰是指认今天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实现的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对赤裸生命的资本主义统治”[12]，这种极权主义不再是显性的专制与暴力，而是隐藏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民主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团结”，西方民主永远不能解答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问题，却在生命政治意义上实现了对随时都潜在地是赤裸生命的人民实施资本主义的统治。在阿甘本看来，与民主相对的极权主义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一种是“例外状态”常态化下的极权主义，另一种是景观社会下的极权主义。在“紧急状态”下被关押的疑似恐怖分子需接受无期限的拘押与审核，在西方所谓崇尚民主的国家以预防恐怖事件和铲除专制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中失去了国籍与政治身份的难民等，都成了阿甘本笔下的“赤裸生命”，都成了在自身之内包含着根本的生命政治断层——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却无法含于其中——的“人民”[13]41。
景观社会这个波德主义的概念，在阿甘本看来是“走到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13]102，“资本的‘生成-影像’不过是商品的最后变形，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吞噬净尽，并在篡改了全部社会生产之后，终于达到了支配全部生命的最高绝对主权的地位”[13]102，琳琅满目的商品造成的奇幻、资本制造出来的消费“假象”“影像”虚构出来的“虚假”政治，在阿甘本看来这种“真与假也相互难解难分”[13]111的景观不仅正在支配着人的生命，而且在这样的景观国家也暴露了民主对人权、自由的压制，对阿甘本而言，不管是东方的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均是如此。“东方政府听任列宁主义党垮台，以便那种整体化了的景观能够在他们国家内完全实现。处于同样的道理，西方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也以多数票决的选举机制及舆论的媒体控制的名义放弃了权力平衡并取消了思想与交流的真正自由。”[13]110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集中制也好，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也好，都是阿甘本批判的对象，用阿甘本的话说就是“(大写)人民到场之处，赤裸生命也必到场”[13]46，作为总体国家和整体公民的大写的人民，他的相对面总是被排除的小写的人民，如是，阿甘本在对例外状态和神圣人这两个基本理论形态作梳理后，指认了现代西方社会民主的困境，即“它想使人们的自由和幸福在‘赤裸生命’这个地方得到安置，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却标志着人们的屈从”。人权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民主无法解答但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2) 设计师可以从约简后得到的评价因素出发，将评价因素看作设计要素B、C、E、F，根据自身设计经验对评价因素进行展开得到几种设计因子,[B1、B2、B3……] 、[C1、C2、C3……] 、[E1、E2、E3……] 、[F1、F2、F3……] ，继而对各设计要素采用正交设计法将设计因子进行合理的正交设计组合，得到n套设计方案,即为n套交互界面。各种方案都将会对用户的注意力分配产生直接的影响[14]。采用眼动实验对各方案进行实验，并对各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设计要素的最优设计因子[15]。
四、余论
阿甘本以其“神圣人”系列丛书而闻名中外，因其生命政治学理论而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相对于福柯温和的生命政治理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一种激进的“软暴力”。不可否认，阿甘本以独特的理论范式审视了现代社会中凸显的生命政治问题，回应了美国9·11事件后的当代西方政治生活，其批判是深刻的。本文基于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的宏观出场逻辑对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进行了系统考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威胁生命存亡的至高权力，对于抵抗生命政治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与“赤裸生命”相对的“形式生命”的建构以及“即将到来的共同体”等弥赛亚主义的解答，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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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8-0055-09
[收稿日期]2018-02-22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6年度“青蓝工程”；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主体、自由与权力：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批判与重构”(KYCX17_205)
[作者简介]马中英(1981-)，女，河北怀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发展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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