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我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我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
［关键词］新四书；儒家真道统；子夏；荀子
一、关于孔子秘传问题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引用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3这是孔子自言，是第一人称自述；《春秋公羊传》序疏：“案《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1]3《孝经·钩命决》却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不是孔子自述。这值得注意。显然，何休不是引用《孝经·钩命决》，而《孝经·钩命决》必然是对于孔子自述的转述，则《孝经·钩命决》必然不是“志在《春秋》”、“以《春秋》属商”等等说法的源头文献，而“志在《春秋》”、“以《春秋》属商”等等说法的源头文献也就绝不是纬书，而应当是先秦文献（包括口述文献），因为是秘传，所以一般情况下当不会见载于经史，但是，《春秋公羊传》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东汉何休此说当为师传。如果何休此说源于师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同源，《春秋穀梁传》在先秦即有古文文本流传[2]3，《春秋穀梁传》从先秦流传至西汉的古文文本或当有记载和师传。总而言之，何休之说和《孝经·钩命决》之说必有一个共同的先秦的文献源头，这就使何休之说和《孝经·钩命决》之说的文献性质发生了改变。
《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疏：“答曰：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1]1《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1944《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疏：“答曰：《孝经说》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1]3以前均是孤立地看待以上三条材料，我认为应该把以上三条材料联系在一起看待，子夏不仅是孔子秘传《春秋》的传人，而且参加了孔子为《春秋》的资料收集工作。据“使子夏等十四人”的表述，子夏当是孔子为《春秋》的资料收集工作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孔子为《春秋》的资料收集工作结束后九个月经立，在九个月的立经之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说明子游、子夏侍奉左右，为什么子游、子夏侍奉左右呢？因为文学子游子夏，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还说明孔子为《春秋》有微言大义，连有文学和文献特长的游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这就需要秘传亲授，孔子在游夏之徒中最后选择了子夏，对其秘传亲授《春秋》。子夏参与了《春秋》的资料收集、侍奉编写、秘传亲授的全过程，由十四人到二人，由二人到一人，子夏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孔子以《春秋》属商是符合逻辑的，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可能的，此其一也。《史记》是正史，正史的材料与两条纬书的材料相互联系、相互关联，说明了或曰证明了这两条纬书的材料的一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此其二也。
纪律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部分，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立党、兴党之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将纪律建设贯穿党的建设的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并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党的建设形成了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总体布局，纪律建设也成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了纪律建设新的内涵。这既是党的纪律建设的一次重大提升，也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
孔子于晚年秘传之前以诗书为教，没有单独传经，不存在传授系统问题，孔子晚年秘传《春秋》和《孝经》，因为是秘传，所以才需要传授系统以确保真传。后来，《孝经》失传，《春秋》虽存，但又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等，如此则不仅需要传授系统，而且道统问题也产生了。即《春秋穀梁传》的传授系统不仅是传授系统，还具有道统的意义，所以在年代上跨度大，在传承人代数上有跳跃性，也就是省略了一些不重要的传承人，具有道统的特点。《春秋穀梁传》具有道统性质和特点的传授系统影响相当深远，首先影响了《春秋》分裂后剩余部分的传授系统，即《春秋公羊传》传授系统，影响了孟子建立道统论，然后影响了古文经学各个传授系统。
范晔《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记载徐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4]1500经起于孔子而解经起于子夏，子夏由获得孔子之道的解释权而成为孔子之道的直接继承人，子夏必然为道统中人。曾子与此无关，即曾子失去了或没有得到孔子之道的解释权，也就不可能染指孔子之道的继承权，也就与道统毫无关系可言。
根据船舶减速条件，可计算船舶减速概率。已知船舶速度服从均匀分布，则对于图2中的2艘船舶，在船舶S1速度取某一数值后，船舶S2的减速概率积分表达式为
二、关于尧舜之前的道统问题
《汉书·楚元王传》云：“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5]1968《史记·李斯列传》：“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3]2539孔子之学和荀子之学都是圣帝明王之道术，即帝王之术。实际上，圣帝明王之道术就是五帝三王之学，既然是五帝三王之学，道统中的尧舜只是二帝，道统在尧舜之前应当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补入黄帝、颛顼、帝喾，即道统要从黄帝开始。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3]46
然而，上述分析由于缺乏异常前后的水质化学对比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建议每隔几年要对流体观测井做一次水质化验，并保存详细历史资料，以供对比分析，提高流体观测的科学内涵。
《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即《史记》以黄帝为历史记载的起点，《史记》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黄帝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为炎黄子孙，中国的文字产生于黄帝时期。黄帝第一次使分散的中国文化的因素实现了初步的整合。黄帝最早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的地理范围和进一步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个核心的地理范围中的人都是黄帝子孙，黄帝子孙后来发展为不同民族仍然都是黄帝子孙。黄帝是最早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的地理范围的最高统治者，可以说黄帝是中国外王之道的开创者。黄帝以最高统治者而与炎帝称为炎黄，谦虚礼让，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让他人活自己才能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说黄帝是中国内圣之道的开创者。黄帝既是中国外王之道的开创者，又是中国内圣之道的开创者，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最初的特色，反映到学术上就是最初形成了帝王之道，所以，黄帝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黄帝应当列于儒家道统之中。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黄帝的子孙，即中国的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即黄帝是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血缘的真正祖先，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崇拜上帝，中国文化是崇拜祖先、重视孝道，如果对于黄帝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中国文化的最初的老根就被刨掉了，后果和危害极为严重。司马迁《史记》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去伪存真，以黄帝为五帝之首，以黄帝为中国的各个民族的共同的祖先，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的局限性，一切历史记载都要经过考古学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在对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黄帝没有否定的证据、也不可能有否定的证据的情况下，对于司马迁《史记》关于第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黄帝的记载要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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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道家尊黄老，就将人文初祖黄帝排除在道统或儒家道统之外，这是数典忘祖。墨家尊大禹，大禹仍然在儒家道统之内，以此例彼，对于人文初祖黄帝就不公平，这就表明韩愈所构建的所谓的儒家道统局限性很大，不足为训。既然道统存在重大问题，则所传之道必然也存在重大问题，绝非真正之道。
具体化，即在新闻报道中穿插着与新闻主题相关的、更多具体化的内容或信息。 在2017年10月24日，驻华记者Connor在这篇报道《习近平是现在中国最强有力的最高领导者》的中间部分，穿插介绍了《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的五句重要讲话，这几句话的英文版译文，都选自该著作的英文版，而且记者用“习近平的智慧”进行了概括，从中可以看出，记者高度认可和赞扬习主席的这几句经典话语，这也让国外的读者了解到习主席反腐斗争的决心。
尧舜之后和孔子之前的道统问题基本上或曰一般没有争议。尧舜之后和孔子之前的道统是：禹、汤、文、武、周公。
更何况，当一家公司执着于卖出更多产品、得到更多客户时，那双盯着业绩、盯着销售数字的双眼，难免变得很短视。这毛病虽小，比起过时，可能更致命。
三、关于孔子之后的道统问题（上）
《汉书·艺文志》云：
《孟子》最后一章《尽心下》第三十八章：
博士江翁、安昌侯张禹等皆为荀子之学的传承人，《孝经》当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孝经纬·钩命诀》中有孔子之言“吾志在《孝经》，行在《春秋》。”“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由此可知孔子传经于子夏与曾子二人，曾子传子思，但是，子思并未传孟子，孟子是自己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子夏、穀梁子一派的儒者处学习，自己取舍，自己独立思考，逐步归向子思学派的。问题的关键是曾子传子思后，这一派的学问就失传了，汉代复出的《孝经》不是曾子所传，而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戴礼记》之内容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大戴礼记》中的关于曾子的文献自然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小戴礼记·曾子问》言天无二日，《小戴礼记·坊记》也言天无二日，《孟子·万章上》也言天无二日，皆出于《春秋穀梁传》所载孔子之微言大义“大上故不名”，证明《小戴礼记》之内容也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这也再次证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关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的其他证据见杨德春《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6]。《孝经》中关于天子之孝的内容应当是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思想，而绝不是曾子、子思学派的思想。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一派的儒者处学习，自己取舍，自己独立思考，逐步归向子思学派的，也可以说曾子子思之学失传后，孟子在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之学说和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和重新构建了曾子子思之学，这一套学问后来被称为思孟之学，这一学派后来被称为思孟学派。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5]1719
《孟子》所反对的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或曰为我主义，恰恰是由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而来，这一方面表明孟子所学绝非来自曾子的这一派学说，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绝对不可靠，另一方面表明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必然导致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衰亡，真理并非只有孟子能够认识，孔子的其他弟子和曾子的学生必然有人能够发现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学说的致命缺陷而改换门庭或改换师门，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改换门庭或改换师门而就学于子夏即是明证，连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都背叛了师门和孝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0]10曾参尚在，曾参的儿子兼学生曾申就已经改于父之道了，孔子传曾参的这一派不衰亡反而奇怪了，曾参和曾申共同的学生吴起也改换门庭而就学于子夏，孔子传曾子的这一派必然衰亡。兼爱主义的或曰极端的为人主义的墨家恰恰是从儒家分出来的，是孔子提倡孝的必然结果，又鉴于子夏培养了墨家的禽滑釐。再鉴于孔子曾经就学于老子，孔子晚年的另一个秘传之人子夏培养了田子方，田子方培养了庄子。又鉴于子夏培养了李悝、吴起，而李悝、吴起开创了法家，又鉴于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培养了韩非、李斯，使法家文化登峰造极。即墨家、道家、法家均来源于儒家。
孟子实际上提出了儒家的新的道统观，尧、舜、汤、文王、孔子，孟子以孔子之继承者自居，但是，未明言。孟子的这种道统观实际上就是来源于并且针对于《春秋穀梁传》或《春秋》的传授系统，因为孔子晚年仅传二经，而其中之一《孝经》失传，至汉复出，为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有传授系统的只有《春秋》，在《春秋》传授中，孟子受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的《春秋穀梁传》影响最大，孟子在《孟子》最后一章提出新的道统观，将自己学问的来源直接上接孔子，以孔子私塾弟子自居，也以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自居，黜落子夏、穀梁子，这也从反面证明孟子之学来源于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之学，自己取舍，自己独立思考，孟子在子夏、穀梁子、荀子一派所传之学说和文献的基础上创造和重新构建了曾子子思之学。
司马迁对于关于五帝的材料进行过去伪存真的选择，著为本纪书首，当可信；《书》缺有间矣，当以《史记·五帝本纪》作为补充。
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11]
四、关于孔子之后的道统问题（下）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3]510《索隐》：“荀况、孟轲、韩非皆著书，自称‘子’。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固，传诗者。”[3]511宋之公孙固，不仅无所述，而且是春秋时期之人，《春秋》尚未成书，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就无从谈起。如此则司马迁《史记》此处之公孙固当与荀卿、孟子、韩非一样为战国时期之人。《索隐》以为此固指齐人韩固，为传诗者，然传齐诗者为齐人辕固，非为韩固，《索隐》之韩固之韩当为辕之形讹。辕固又称为辕固生，可见辕固为复姓，即固非为名，如此则与公孙固无关。韩非为荀子之学生，荀子是子夏一派正统传人，孟子也受到子夏一派影响，故附于荀子之后。这不仅仅是司马迁的看法，而是当时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王充也持此论，王充《论衡·对作篇》：“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9]1177孔墨，墨生于孔，荀孟，孟源于子夏一派。
梁涛提出荀子进入新道统，这是正确的。但是，荀子如何进入新道统？荀子进入道统要有历史的和文献的依据，不能梁涛一拍脑门就定下来了，荀子就进入新道统了。
[例8]In face her attitude towards this work was the same as someone with a passion for sweet-eating,indulged,indulged in solitude,or some other private pastime,like acting out scenes with an invisible alter ego,or carrying on conversation with one’s image in thelooking-glass.（1972：167）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7]408-409
《庄子·天下篇》言道术分裂，孔子曾经就学于老子，所学当是道术尚未分裂的道术，自孔子之后道术分裂。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或曰现代化不是仅仅使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的儒家文化复兴或曰现代化，还要解决道术分裂的问题。解决道术分裂的问题要以最早的道术分裂所形成的儒家为基础而整合百家，在实现中国文化的整合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或曰现代化。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鉴于道统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局限性，我主张道统仅限于先秦，先秦之后无道统。
五、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的局限性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
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为之统宗。余友桐城马通伯，主张读三部书：一《孝经》，二《大学》，三《中庸》。身于三书均有注解。余寓书正之，谓三书有不够，有不必。《孝经》、《大学》固当，《中庸》则不必取。[11]
将图11中斜拱在基坑不同开挖深度加载围护桩桩身不同深度处的水平位移减去对应深度处基坑单独开挖最终产生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得到不同开挖深度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图13是基坑开挖至不同深度斜拱加载引起的围护桩桩身水平位移增量分布图。
章太炎《国学之统宗》：
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道统观，韩愈《原道》：“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8]18韩愈《原道》正式提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影响深远。韩愈把黄帝、颛顼、帝喾和子夏、穀梁子、荀子等排斥于道统之外，则韩愈所谓之道统可商也，绝非不可修正之最后定论。
章太炎实际上是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新四书。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新四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不能够反映儒家的真道统，也没有反映儒家的伪道统，实际上是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抛开道统的新四书无所皈依，实际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脱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次，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宋学的局限性，仍然沿用《大学》，《大学》论学以治国平天下为唯一旨归，缩小了大学的范围，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和危害性，此点已经被实践和历史所反复证明，章太炎不应该延续此错误。再次，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之原文合之不过一万字，过于单薄，不能够反映儒家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鉴于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之局限性，章太炎提出的新四书当时即不可能大行于世，以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六、新四书仍然是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或重新阐释
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是必要的，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新四书仍然是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或重新阐释。
刘笑敢反对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你明明是要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古人已有的?明明是要创造当代的哲学体系，为什么一定要套上古人的思想?这样套的结果，一是对文本的原意做出附会和扭曲，二是束缚你自己的思想。自己讲、讲自己不是更好吗?抛开了经典的束缚，不是更有利于思想的创造吗?刘教授承认中国古代有一个通过经典诠释创造思想体系的传统，但是他怀疑这个传统在今天是否还适用?是否还可以继续作为我们思想创造的形式?[12]刘笑敢反对对于经典的重新诠释是错误的。梁涛对于刘笑敢很客气，只是说不接受刘笑敢的说法。梁涛提出的不接受的看法如下：“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内容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划分来看，只能算是子学，而子学是不可能代替经学的。经学是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它是子学的源头，其地位是更为重要的。”[12]梁涛此论还是有问题，今天每一位学者当然可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但是，这些所谓的哲学不能算作子学，子学是道术分裂的结果，道术原来是未分裂的，道术还要走向整合，这是清代诸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清代诸子之学的核心是荀子之学，所以，这也是荀子之学的理论高度和气魄。由于子学是道术分裂的结果，所以，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经学和子学的核心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如《孟子》由子变为经，经学不是子学的源头，经学和子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未分裂的道术。经学和子学都是有学术传统的，经学和子学都需要不断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五千年没有中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是活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不断地对话和调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就要不断回到出错的过去重新调整，这就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重新诠释。北京大学和刘笑敢之流已经没有什么传统可言了，因为从胡适就开始整理国故，一百年下来在北京大学和刘笑敢之流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早已经不是活的了，仅仅是需要整理的国故，就是博物馆的陈列品而已，中国也没有什么文化传统了，可以抛开了传统和经典的束缚，任意全盘西化了。另外，我还要多说一句，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等和刘笑敢的所谓的哲学虽然被梁涛尊称为哲学，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是，因为这些哲学抛开了传统和经典的束缚，所以就别怪中国传统文化不承认这些哲学了！我不得已而言之，安乐哲的哲学、杜维明的哲学、成中英的哲学和刘笑敢的所谓的哲学绝不是子学，这是梁涛搞错了。
综上所述，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权是指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思想政治引领、观点表达、建议陈述等的资格和能力。它既是一项不容侵犯的权利，也是一项不容撼动的权力。
七、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的局限性
梁涛《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
第二步是经典的选择。朱熹根据其道统说，选择的是《四书》。朱子认为只有孔、曾、思、孟传道统，所以《四书》实际也就是他们四人的著作，反映的是他们四人的思想。其中，《论语》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大学》是曾子，《中庸》是子思，《孟子》是孟子。但是丰富、灿烂的早期儒学思想怎么可以仅仅用这四部书来代表呢？故根据新道统，需要有“新四书”，即《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13]
孔子、荀子、孟子三圣关键是荀子以及荀孟的次序，我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床式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分为上位机、下位机和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3部分，其中康复训练机器人本体包括多连杆式下肢康复训练器和机器人感知模块2部分。
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这个顺序反映出孔子到七十子及其后学、七十子及其后学到孟子、孟子到荀子的所谓的道统顺序。但是，荀子不是思孟学派的，孟子到荀子或孟子传荀子没有任何历史的和文献的依据，所以，梁涛提出的这个所谓的道统和新四书都不能成立。另外，程朱也称四书为四子书，即四书反映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但是，朱熹的四书的排列顺序却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与道统的顺序并非一一对应，这是值得在排列新四书时学习和借鉴的。
《礼记》内容很杂，矛盾很多，《礼记》作为礼学文献的汇编当然是经典，程颐提出四子书为什么不选《礼记》？朱熹编四书为什么不选《礼记》？因为程朱出于理学体系的整体考量，避免理论矛盾和冲突。新四书在新道统基础上要弘扬荀子之学，首先就要有主次，在哲学上坚持一元论，反对二元论，所以，梁涛的荀子和孟子并列在哲学上就不合适。其次，新四书在新道统基础上要弘扬荀子之学，就要从弘扬荀子之学的整体上考量，避免理论矛盾和冲突，如此则《礼记》不应该进入新四书。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文化的繁荣兴盛，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1〕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增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指引和战略指导。
程朱在四书的选择上是煞费苦心的，四书大行于世不是偶然的，是煞费苦心的结果。程朱表彰《大学》和《中庸》实际上是表彰曾子，以子思继承曾子，故程朱在四书的选择上是以曾子为孔孟之间的重要桥梁，即程朱是主张回到曾子或曰回到曾子去，因为程朱注意到了孔子思想的复杂性和因材施教所产生的随意性，也充分注意到了孔子周游列国行道失败后晚年思想的变化和晚年秘传，即直接从《论语》中无法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只有通过孔子晚年秘传者子夏或曾子才有可能理解孔子的真正思想，程朱要建立理学，讲心性，而孔子晚年秘传者子夏和曾子均不传心性之学，似乎孝与心性还沾点边，程朱就只能利用晚年秘传者之一的曾子，而不能利用子夏，虽然程朱知道群经皆为子夏所传而曾子之学早已经失传，所以，程朱之学从一开始就是伪学。
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提出回到子思去的口号[14]，梁涛所谓的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还是思孟学派的道统论，在思孟学派的道统论中是不可能有子夏和荀子的位置的。程朱实际上是主张回到曾子或曰回到曾子去，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的，程朱之说来源于韩愈之说，韩愈《送王秀才序》：“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8]261此盖表示推测，相当于“大约”、“大概”，韩愈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如果程朱主张回到子思去，舍弃曾子，子思虽然是孔子之孙，但是，未得孔子亲传，连七十子都不如，孔子之学无法到子思，子思之学就是来路不明的伪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就塌了，故程朱实际上主张回到曾子是建立理学的关键之举。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提出回到子思去的口号，除了梁涛比程朱差得远之外，就是程朱留给梁涛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梁涛要想与程朱标新立异也只能回到子思去，只是回到子思去，子夏和荀子都无法安置位置，梁涛为了思孟学派，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提出“回到子夏”或“回到子夏去”的口号，不仅彰显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真相和儒家的真道统，而且解决了荀子无法安置的问题和荀孟的位置先后问题。
八、杨德春提出的新四书的优越性
因为群经皆为子夏所传，所以，继承子夏道统的荀子才能够将子夏所传之群经传之于后。孔子“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孝经》失传，汉代之《孝经》为子夏学派所传，群经皆为子夏所传，但是，子夏之所传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而子夏所传之《春秋》又以《春秋穀梁传》为核心和根本，所以，弘扬《春秋穀梁传》之学就是弘扬子夏之学。程朱建立理学，正是抛开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的六经，而通过在以《春秋》为核心和根本的六经之外另立四书来实现的。有鉴于此，研究和弘扬《春秋穀梁传》之学当然是必要的和根本的，应当继续发扬光大，而建立新四书以消除程朱背离儒家真道统和子夏之学的深远而巨大的恶劣影响则更为迫切和重要。
首先，新四书必须反映儒家的真道统。我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子书，因为《荀子·大略》是荀子继承和弘扬子夏的主要思想。《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也可以称为三圣书，即反映孔子、荀子、孟子思想的书。孔子、荀子、孟子三圣关键是荀子以及荀孟的次序，我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
韩语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韩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离不开韩语。韩语是韩国文化传播、交流以及发展的主要媒介，人们往往通过学习韩语来对韩国文化进行掌握与了解，从而认识韩国这个国家。
其次，在儒家的真道统的基础上，新四书必须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要克服宋明理学的局限性，代表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我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完全符合上述要求。
再次，程朱在四书的选择上还注意到了四书的字数适度，便于普及和流通，注释避免汉学的繁琐，这都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
汉代经学在汉武帝时期是五经七博士，在汉宣帝时期，变为五经十四博士。其中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使得《春秋穀梁传》也成为官方学说。《汉书·儒林传》：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5]3620-3621
汉武帝当初，《易》、《书》、《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诗》有三家，故称五经七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博士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因为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所以，具体如何兼而存之现已不可考。但是，“是在其中矣”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4]2545此十四博士即是模仿西汉五经十四博士的定额而来。
虽然西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对于当时和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经说只有《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汉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宋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文本当是四书。《春秋穀梁传》四万一千多字，《春秋穀梁传》白文按照一比五注释，《春秋穀梁传》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春秋公羊传》四万四千多字，《春秋公羊传》白文按照一比五注释，《春秋公羊传》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论语》一万三千多字，《孟子》三万四千多字，《大学》一千七百多字，《中庸》三千五百多字，即四书约有五万多字。四书白文按照一比五注释，四书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新四书要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四书的字数大致一样，以便于阅读和普及。我所提出的新四书是《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约有五万多字，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四书的字数大致一样。新四书白文按照一比五注释，新四书白文和注释约有三十万字，便于阅读和普及。
《卜算子》中六字句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词的上、下各片结句处，用读隔开。皆是在苏轼《缺月挂疏桐》正格上添字所造成的变体，如杜安世的《卜算子·深院花铺地》上下片的结句。
梁涛提出的新四书是《论语》、《孟子》、《礼记》和《荀子》，《论语》一万三千多字，《孟子》三万四千多字，《礼记》九万九千多字，即近十万字，《荀子》七万多字，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约二十二万字，白文按照一比五注释，梁涛提出的新四书的白文和注释约有一百三十万字，不便于阅读和普及。
王崇简《冬夜笺记》：
欧阳永叔言：《孝经》一千九百三字。《论语》，一万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礼》九万九千一十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字。准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稍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5]
欧阳修主张日读经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仅仅读白文就要四年半，还没有读注释。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除极少数以经学为专业者外绝大多数人还要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所以，欧阳永叔所言对于新四书的选择标准和特殊要求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另外，我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绝不是为了像程子朱子那样求得一个杨子或子杨子的虚名，我淡泊名利，我除了维持一个最简单的生存条件外，没有一分钱私产，我之全部精力都已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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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J].学术月刊，2009，(2)：54-62.
[15]吴震方辑.说铃[M].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序、同治七年重刊袖珍本.
［中图分类号］I206.21.4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36(2019)01-0128-07
［收稿日期］2019-01-21
［作者简介］杨德春（1968—），男，河北遵化人，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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