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盛作为晚明庄子定位论大讨论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庄子提正》中将庄子定位为“儒宗别传”“尧孔真孤”，这一说法在江南遗民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一个佛门高僧选择对道家经典进行再阐释，而力图解决的却是儒家士大夫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身份的对抗性带来了道盛庄学思想的内在张力，目的却是要解决明遗民群体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如何与曾经参与其中的历史真象相处，如何从现实世界中重新寻找生存空间并从中获得价值体认，平衡情绪虚无和责任意识等现实的眼前的和精神的问题。
关键词：道盛；遗民心态；《庄子提正》；生存伦理
明清之际的解庄思潮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尤其在甲申之变后，对于经历了明清易代的遗民群体来说，对庄子思想的再阐释似乎成为明遗民表达心态和情感的重要形式。道盛作为曹洞宗第二十八世法嗣，凭借其“为国说法”的坚定立场以及“庄子托孤”一说的提出，在遗民群体中受到了广泛认同，并一举成为江南遗民领袖。由此可见，道盛的庄子定位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明遗民的精神需求，或者说，道盛的《庄子提正》就是为了明遗民而著，其观点的最终旨向正是为明遗民的个体生存提供合理性的解释。
一、道盛的庄子定位论
与同样身处方外的高僧俍亭不同的是，道盛并不认同俍亭净挺将庄子归为禅学分支的观点，而是通过对《庄子》内七篇的再阐释，将庄子定位为“儒宗别传”“尧孔真孤”，道盛的这一立场在《庄子提正》这一系列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且，他在为庄子的思想做出新的定位之后，又接着提出“庄子托孤”说来证明自己的立场。道盛在《庄子提正》一文篇首这样写道：“庄周，战国之隐者，能以古今之大道自任，又不甘于流俗，悯世道交丧之心独切，不可以自禁，乃敢大言而无惭之人也。予读其所著《南华》，实儒者之宗门，犹教外之别传也。”道盛借用佛门概念，否定了传统观念中老庄并称的说法。他认为庄子既非老聃真嗣，其思想也不属于道家体系，而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继承人，并且以“儒宗别传”来重新定位庄子。“使天下无六经，则庄子不作此书，而将为六经矣。”[1]566在道盛看来，《庄子》是不能于六经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其思想是以《六经》为基石并一脉相承的。
那么，既然庄子为“儒宗别传”，他又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儒家体系之内呢？为此，道盛使用了“庄子托孤”的概念。所谓“托孤”，其实就是假托老聃之名，以隐藏自己身为“儒家真孤”的身份。道盛在《正庄为尧孔真孤》中说：“非老聃之真嗣，则庄子又何所嗣乎？曰：惟此吾所以正其非老聃之嫡嗣，实尧孔之真孤。”既然庄子是“儒家真孤”“孔尧嫡传”，他为什么要隐藏身上的儒家血脉呢？道盛为此解释道：“盖庄子有若深痛此内圣外王之道，至战国，儒者不知有尧孔之宗，惟名相功利是求，不至杀夺不餍。至于治方术者，窃仁义礼乐而杀夺，以丧乱其统宗，使尧舜危微精一、孔颜至诚天命之道，并归于杀夺，即有一二真儒亦未深究性命之极。”[1]568儒学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陷入混乱的境地，儒者追求功利而忘记传承真正的儒家精神，使儒学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庄子只能用嬉笑怒骂的怪诞行为来隐藏身份，以求儒家血脉得一存留。而诋毁尧舜孔颜，也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非目的。道盛“托孤”说的提出，是晚明解庄风潮中最奇特的观点，他从《庄子》中汲取可以为之所用的价值内涵，并将之与儒家传统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这一做法，为遗民群体的生存寻找到了合理且合法的依据，迎合了遗民群体的精神需求，使得遗民群体从自我价值否定和怀疑的泥沼中解脱出来，这一说法不仅暗含了他以庄子自喻，来表达庄子与遗民群体二者所面临的相同的社会现状和共同拥有的安邦济世的愿望，更为遗民群体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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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遗民的“内在城堡”
基于道盛的立场，庄儒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道盛为什么要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寻找、论证庄儒之间的关系？从其遗民导师的身份来推测，其立场指向的对象应该是明遗民，那么为什么道盛，以及包括道盛在内的遗民知识分子要选择庄子来作为表达遗民情志的途径？依附于王朝而存在的明遗民在面对宗法政治解体后，其个体的精神世界经历了虚无、撤退到最终重建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庄子的思想最能够与他们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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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对于以王朝为优先认同单位的明朝士大夫来说，“国家”的概念已然破碎，这里的“国家”严格说来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以天子为核心，接受朱明王朝俸禄的士大夫为重要组成部分，百姓为基础而组成的一个宗法社会。
对于明遗民来说，他们最看重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道德立场。死节作为“忠”的最高表现形式，无法以身殉国，这对于接受儒家伦理教育的遗民士大夫来说，已然成为道德上备受谴责的一方。道盛将庄子定义为“儒宗别传”“尧孔真孤”，这样一来，庄子的生存伦理也就被纳入了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之中。而与植根于宗法政治秩序之上的儒家道德伦理不同的是，庄子的生存法则是游离于宗法政治之外的，实质上是对儒家提倡的伦理生活秩序和身处其间的个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正如陈鼓应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庄子的游世态度则要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保持其人格的独立，避免沦为工具价值或市场价值，要从功、名、利、禄的网络中提升一级，保持其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那么道盛用庄子的超道德将遗民“非道德”的生存选择重新置于儒家传统的道德认同体系之中，从而使非道德的、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道德的，因而道盛的庄子定位论，即用超道德来为政治化道德化的生存寻找到了合理性。
圆盘凸轮机构的一个运动循环由首尾相接的一个推程和一个回程所组成。在图1所示机构的推程和回程，从动件角行程ψx相等但凸轮运动角不等(Φ≠Φ9)，故其无量纲角速度Γ、无量纲角加速度Λ、无量纲角跃度Σ、无量纲转矩T的公式要按推程和回程分别写出，为:
作为接受王朝俸禄，为君王服务的士大夫来说，他们在作为个体存在之前，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作为王朝的服务者、附着在王朝之上而存在的，其个体生命的意义一直被包裹在一个整体性的意义世界中，因此，意义世界的轰然解体必然带来个体生命意义的虚无。明遗民在经历天崩地解的巨变之后，做出了保全性命而不是以死殉国的选择，这样一来，他们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遗民个体生命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何在？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活下去，以及该怎样活下去？这是任何朝代的遗民在易代之后都迫切需要思考的。
庄子所生活的年代，是华夏历史上经历的第一个动荡混乱的阶段，礼乐崩坏、宗法秩序解体、杀伐争斗频繁，饱受苦难折磨的庄子，以其超越道德的智慧审视着世界，思考着个体生命应当以何种心态、何种立场在黑暗的时代中生存下去。这种思考，与处在易代之际，面临异族政权和文化入侵威胁的明遗民，有着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屈辱的明遗民陷入了复杂的情感体验与虚无的价值体认之中，面对这样普遍的困境，道盛“古人以死节易，立孤难”的观点，让自责的明遗民在心理上得到了慰藉。道盛认为庄子是“天之徒”，而屈子是“人之徒”，尽管屈子尽臣子之心，选择死节来表达自己的忠贞，但是对于庄子来说，面对崩坏的社会现状，他选择以针砭儒家来保护儒家思想，那么同样的途径，明遗民由“人子之孤”上升为“天地之孤”就可以为自己的生存找到合适的理由。“国家”是政治概念，那么“天下”就应当是一个文化概念，对于明遗民来说，“天之徒”就意味着要承担起维系中原文化的重任，这样一来，明遗民的存在就十分合理且必要了。“以故庄子之与孟子，皆能自全而不陷于死，此善于居亢而能无悔，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圣人也。”真正的理想人格应该是既知进又懂退的。正如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所提到的“内在移民”，身处动荡之中的明遗民，他们身在易代之际，但是其生命意义却又不能再依附于朱明王朝，而又无法从属于新的满清政权，从而只能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而这些被明遗民公认的、共享的遗民情绪、行为又再次构建起了遗民的“内在城堡”。始终关注“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存在意义”的庄子，强调个体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对于明遗民来说，在这场精神被动突围的过程中，庄子就是他们的行动导师。
三、小结
作为个案而言，道盛以一个出世高僧的身份积极参与对道家经典的讨论之中，目的却是为了解决儒家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性意义的探究中，其背后蕴藏的是历代鼎革之际，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尽管当道盛提出庄子为“儒宗别传”之时，已然取消了庄子思想独特的价值，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局限，但古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怀与忧惧，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灭。转折点上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学术传统的不断追问，发展出自己的智慧传统，以解决所处境遇中人们的共同关切，
回溯历史，王朝更迭、政权交替在很多时候都合乎且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类进程的必然现象，后世之人基于一个结果去判定每一次的政权交替是否具有正义性，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具备公正性。遗民群体心态变化的现象也并不只出现于明清之际，而是历史上每一个动荡混乱的易代时期、身处黑暗时刻中普遍存在的经验。仿佛同时被两个现实社会抛弃的遗民群体，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如何与曾经参与其中的历史真象相处，如何从现实世界中重新寻找生存空间并从中获得价值体认，获得平衡遗民的情绪虚无和责任意识。无论是庄子还是遗民，都致力于在逆境中保全个体的精神信仰，这一点，在人们遗忘或回避自身的现在，仍然作为人类共同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下)[M].大成,大然等校.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091-02
作者简介：何孟（1993—），女，汉族，安徽芜湖人，单位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李直）
标签：遗民论文; 庄子论文; 儒家论文; 王朝论文; 区块论文; 《西部学刊》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