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
摘 要： 唐五代儿童孝道启蒙教育十分重视《孝经》，在蒙书编撰中有集中体现。从敦煌文献来看，《孝经》被蒙书、诗赋、赞、颂、杂曲、变文等各种文体改编、缩写、摘录，用于儿童的孝道教育。其中，《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等蒙书直接改编、摘录、改写《孝经》的内容最为明显，同时吸收了很多其他经典中有关孝道的内容；《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侧重对《孝经》大义的改写；《古贤集》《蒙求》《事森》等侧重古代贤良有关孝道事迹的说教。《初学记》专门列了“孝”和“友悌”两个条目，加以叙事，并专门列举前人有关孝悌的各种文体的文章。伴随着唐代诗歌兴盛，唐人还作了很多歌咏《孝经》诗、诗歌、杂曲、变文等，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韵文，对儿童宣教、讲解《孝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而《天下传孝》《五更转》、托名白居易的《行孝文》，以及《舜子变》等文体各异，充分说明了唐五代儿童孝道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关键词：唐五代；敦煌蒙书；编撰；孝道启蒙；《孝经》
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序》，收入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把“孝”作为“百行之本”“人伦之本”“至德要道”(2)(后晋)刘煦：《旧唐书》卷155《薛戎传附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7-548页。孝是中国古代国民道德教育的根本和基础，一切社会教化始自孝，是培养和确立儿童道德品质、价值观念最基础、根本的内容。唐代在对儿童进行德育教育时，将《孝经》中有关理论，潜移默化地融入儿童的日常行为举止中。玄宗一再强调：“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3)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37玄宗《答李齐古石台孝经表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道为理本，孝实天经，将阐教以化人，必深究于微旨”。(4)(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校订本)》卷40《帝王部·文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唐五代继承了汉魏以来童蒙教育重视《论语》《孝经》的传统，《孝经》作为儿童道德和启蒙教育最基础内容，使用非常广泛。唐五代对《孝经》的内容用诗赋、颂、杂曲、变文以及蒙书等形式多样的文体，进行了改编、概括、摘录和缩写，作为儿童读物，对儿童进行孝道教育。
自汉魏以来，《孝经》就是童蒙教育的重要内容，故蒙书编撰也通常摘引和改写《孝经》内容，以便更加通俗、浅显地向儿童传授孝道思想。早在南朝梁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中，就吸收了不少《孝经》的内容。《千字文》云：“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5)(梁)周兴嗣编纂，李逸安点校：《千字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页。这两句是针对《孝经·开宗名义章》所云：“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孝经·纪孝行章》所云：“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7)(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6，第57页。就是对《孝经》两章相关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概括，用通俗易懂的韵文表述，便于儿童学习和记忆。唐代新编撰的蒙书，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特点，对《孝经》进行大量地摘引、摘编、改写，很多蒙书中有关《孝经》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千字文》的字数。笔者已经撰文《唐代儿童的孝道教育——以〈孝经〉为中心》，以《孝经》为中心，对唐代儿童孝道启蒙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其原因所在。(8)金滢坤：《唐代儿童的孝道教育——以〈孝经〉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本文着重以敦煌蒙书为例，对相关问题再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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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蒙书编撰对《孝经》摘编与改写
敦煌蒙书编撰对《孝经》进行摘编、摘引和改写的情况很常见，只是编撰形式和摘编、摘引、改写多少的区别。
《文词教林》是对《孝经》按章进行摘编、改写，或者合并两章的内容，加以概述，用以训诫儿童。《文词教林》卷上云：“士有百行，古难备陈，略而言之，大数举十：孝义者立身之本……谦恭者立身之操，谨信者立身之德……慎口者立身之务。”(9)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其列举士大夫立身出身的十大要点，将《孝经》的核心内容“孝义”，视作“立身之本”。而谦恭、(10)(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3《三才章》云：“子曰：‘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第30页。谨信、慎口三点也是《孝经》宣扬的重要内容，(11)(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2《卿大夫章》云：“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第11页。可见《文词教林》对孝道教育十分重视。《文词教林》直接引用《孝经》的内容有一条：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12)《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48页。(见《孝经·事君章第十七》)
这条是对《孝经·事君章第十七》直接引用。《文词教林》摘编、改写《孝经》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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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因情以教仁，而人乐乎。畏其刑罚，爱其得义，是以爱而畏之。(13)《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45页。(见《孝经·圣治章第九》)
这是依据《孝经·圣治章第九》进行摘编和改写。还对《孝经》不同篇章进行改写和合并：
君惠臣忠，父慈子孝，祸乱无缘得。(1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246页。(见《孝经·士章第五》《孝经·孝治章第八》)
这是将《孝经》“士章第五”“孝治章第八”两篇相关内容改写和合并而成。此外，还摘引了《真言决》《论语》《礼记》《左传》《礼记》中有关“孝义”的内容亦有7处，至于摘录和改编的情况就不再详说。可见《文词教林》对“孝义”的重视。
《新集文词九经抄》与《文词教林》编撰体例十分相似，在其基础上，又补充、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新集文词九经抄》与《文词教林》相比，摘编、改写《孝经》内容更多，同时增加了很多其他经典中有关孝道的内容。兹将《新集文词九经抄》摘编、改写和合并《孝经》的内容，择录如下：
1．孝感天地，通于神明者，[孝]至于天，则风雨顺时；孝至于地，则有百谷熟成；孝至于人，重译来贡。 (见《感应章第十六》，节略改编)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更突出童蒙教育的特点，作者以最重要的童蒙经典《孝经》为歌咏对象，逐章用当时流行的诗歌文体进行改编和歌咏，使《孝经》的内容变得更加活泼、浅显，用以韵律，更加容易被儿童喜爱，是继《百行章》《太公家教》之后，开创的一种诗歌体道德类蒙训类读物。宋初邵雍作《孝悌歌十章》，应该就是继承其风格，宋儒朱熹《训蒙诗百首》应该是将其发扬光大。(44)赵楠：《论〈咏孝经十八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第226-228页。
2．孝于亲者，可移于君；悌于兄者，可移于长；居家理治，可移于官。三者备矣，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见《广扬名章第十四》《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节略、合并)
2.4.1 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从图1中看出，施钾明显促进了甜玉米干物质量的增加，与NP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钾干物质量增加了 28.42%～47.39%，等施钾量条件下，100%O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小，为 12 335 kg／hm2，30%OF＋70%C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大，达到14 157 kg／hm2，其次为 100%CF 处理，为 13 618 kg／hm2。
3．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见《卿大夫章第四》)
4．安上理人，莫善于孝(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见《广要道章第十二》，节略改编)
5.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因情以教仁，而乐乎！畏其刑罚，爱其德义，是曰爱而畏之。(见《圣治章第九》，节略改编)
6.己慢人之亲，人亦慢己之亲。人能红(弘)道，非道弘人。(见《广至德章第十三》，改写)
《百行章·序》云：“至如世之所重，唯学为先，立身之道，莫过忠孝……《孝经》始终，用之无尽。”(17)S.192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卷3，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77页。《百行章》首章《孝行章》专门谈孝道，云：“孝者，百行之本，德义之基。以孝化人，人德归于厚矣。在家能孝，于君则忠；在家不仁，于君则盗。必须躬耕力作，以养二亲；旦夕咨承，知其安否；冬温夏青，委其冷热；言和色悦，复勿犯颜；必有非理，雍容缓谏。昼则不居房室，夜则侍省寻常。纵父母身亡，犹须追远，以时祭祀，每思念之。但以孝行殊弘，亦非此章能悉。”(18)《英藏敦煌文献》卷3，第177页。这是将孝行看作“百行之本”，放在首位，用通俗易懂的韵文，把《孝经》大义具体到个人生活、行为中，对孝事父母的事项逐一解说，清晰、明了，而且很具体，便于儿童理解和践行。第二章《敬行章》实际上也是谈孝道内容：“敬者，修身之本。但是尊于己者，则须敬之。老宿之徒，倍加钦敬。是以《孝经》陈其敬爱，[望]欲不慢其亲。仲尼先立此章，凭以敬之为本。”(19)《英藏敦煌文献》卷3，第177页。将敬行章，作为士人“修身之本”，要敬事尊者、老者。第三章《忠行章》核心内容也是对《孝经》中“忠孝”大义的概述和发挥：“身沾高位，倍须持志忧君，临危不改其心，处厄不怀其恨，当阵不顾其躯，聘使不论私计。君言乖理，犯颜谏之，共修政教，以遵风化。善宜称君，恶宜称己。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能而(如)此，长守富贵。”(20)《英藏敦煌文献》卷3，第177页。此章劝诫子弟，从小就要树立入仕为官，就必须为国君担忧，为国捐躯的忠君观念，要明白修政化民，时刻尽忠思过，国富民安，自己才能长守富贵的道理。此外，《谋行章》《专行章》《常行章》《勤行章》等章都有涉及孝道内容，足以见得作者将孝道作为“百行”中的重中之重，反复论述。
8.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见《诸侯章第三》，改写)
9.养则致其敬，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生事知(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神如神在，故鬼享之。(见《纪孝行章第十》《丧亲章第十八》，改编合并)
10．天子无父，事三老；无兄，事五更，犹不常懈怠，而况于凡也。(15)以上录文，见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录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86页，并核对IDP项目彩图。(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卷7《广至德章第十三》云：“注‘举孝’至‘父兄也’。正义曰：云‘举孝悌以为教’者，此依王注也。案《礼记·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此即谓发诸朝廷，至乎州里是也。”第67页。(见《广至德章第十三》，改写)
唐代有很多题材的歌辞宣扬《孝经》和“孝道”。敦煌歌辞中流行的杂曲《十二时》，就有几首宣扬《孝经》“孝道”的内容。其中《天下传孝》云：
如果说《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篇幅较长主要是对《孝经》加以摘编、改写，那么篇幅较短的《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则是对《孝经》大义的改写。唐初名士杜正伦编撰《百行章》时，大量吸收《孝经》内容，大段地用韵文改写《孝经》文体，对唐五代编撰蒙书有很大影响。《百行章》现存84章，其中“孝行章”“敬行章”“忠行章”等章，主要从《论语》《孝经》等经典中摘引忠孝节义“要真之言”，加以改写，以“忠孝”等德行标准指导儿童和士人的学习、生活和仕宦等“百行”。(16)关于《百行章》的研究，详见[日]福井康顺：《百行章诸问题》，《东方宗教》第13-14号，1958年，第1-23页；林聪明：《杜正伦及其百行章》，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79年；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文物》，1984年第9期，第65-66页；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第71-98页；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348页，等。
7.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见《广要道章第十二》)
《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对《孝经》中有关孝道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和改写，用通俗易懂的韵文，重新加以编撰和补充：
事君尽忠，事父尽孝……孝子事父，晨省暮参。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共戚，乐则同欢。父母有疾，甘美不餐。食无求饱，饥无求安，闻乐不乐，闻喜不看，不修身体，不整衣冠，父母疾喻，整亦不难……其父出行，子则从后……子从外来，先须就堂……孝子不隐情于父，忠臣不隐情于君……明君不爱邪佞之臣，慈父不爱不孝之子……立身行道，始于事亲；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修身慎行，恐辱先人……孝是百行之本。(21)P.256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15-16页。
由于《太公家教》多为四言、六言韵文，篇幅有限，基本上是对《孝经》等经典中有关孝道的大义进行改写，写成通俗、对仗的韵文，方便儿童阅读、理解。如“事君尽忠”就是《孝经·事君章》的高度概括，“事父尽孝”则是《孝经·孝行章》的浓缩，或者是对《孝经·孝行章》等篇章的发挥，将《孝经》深奥的说教，转换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告诉小孩子具体行为准则和注意事项。其实，《太公家教》也融合诸家对孝理解，将孝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养亲，要晨省暮参，知饥渴、冷暖、疾安，而后知自己安乐。二是敬亲，在赡养父母的基础上，再“敬”亲，就从“孝”升华到“敬”，就是从赡养父母，到知父母忧乐，礼敬父母，具体而言就是“其父出行，子则从后”、“子从外来，先须就堂”。当然，孝敬不是无原则的，“孝子不隐情于父”，还可以对父母等尊亲及时劝谏，以免尊亲陷于“不义”。三是由孝而忠。“孝”是家庭道德、伦理的核心，“忠”则是国家道德、伦理的核心，“孝”出了家庭，到了国家层面，就是“忠”。“孝子不隐情于父，忠臣不隐情于君”，就是说士人入仕为宦，就应该用对待尊亲的“孝”来敬事国君，对国君尽忠、尽责，劝谏国君，免于不义。这些具体的要求，其实更加符合小孩子的心理特点，便于幼儿学习和践行，避免停留在理论和口头上。而“孝是百行之本”则是对《开宗明义章》的高度概括。与《太公家教》编撰特点较为相似的《武王家教》，也摘编了不少有关孝道的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了。
和《孝经》《新集词林九经抄》相比，《太公家教》有关孝道的内容讲得更为具体、生动，但还是以讲道理、说教为主。而《蒙求》《古贤集》则是用孝道、孝行事迹编写蒙书，通过用韵文，以讲故事的形式，列举历代著名孝子事迹，树立典型，给儿童学习、仿效孝子事迹，从而灌输孝道思想。
唐代李瀚《蒙求》是一部以历史掌故、历史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蒙书，在唐代五代流行甚广，对后世及东亚世界影响很大。(22)参阅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第227-253页。该书以四字韵文的形式，大量吸收当时人熟知的“二十四孝”典故、名人孝行等，与古代其他贤良典故、事迹放在一起，用来向儿童宣扬孝道故事和历史知识。其中，有14则故事收入了“二十四孝”。春秋战国有子路负米、闵损衣单、老莱斑衣3例，东汉有江革忠孝、董永自卖、丁兰刻木、黄香扇枕、蔡顺分椹、姜诗跃鲤6例，三国有陆绩怀橘1例，两晋有郭巨将坑、王裒柏惨、王祥守奈3例。此外，还选择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孝友典故，其中，东汉以孝著称者有祭遵布被、(23)(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卷20《祭遵传》云：“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8页。君章拒猎、(24)《后汉书》卷29《郅恽传》云：“郅恽……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第1023页。姜肱共被、(25)《后汉书》卷53《姜肱传》云：“姜肱……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第1749页。毛义捧檄、(26)(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5云：“庐江毛义，少时家贫，以孝行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7页。阴方祀灶、(27)(晋)干宝：《搜神记》卷4云：“汉宣帝时，南阳阴子方者，性至孝，积恩好施，喜祀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页。孙钟种瓜、(28)(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87《瓜》云：“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503页。伯瑜泣杖等7例，(2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3《建本》云：“伯俞有过，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何泣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页。三国两晋以孝著称者有王修辍社、(30)(晋)陈寿撰：《三国志》卷11《魏书·王修传》云：“王修……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45页。王蒙市帽、(3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3《外戚传·王濛传》云：“王蒙……事诸母甚谨，奉禄资产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于色，不修小洁，而以清约见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18页。隐之感邻、(32)《晋书》卷90《良吏传·吴隐之传》云：“吴隐之……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第2341页。盛彦感螬、(33)《晋书》卷88《孝友传·盛彦传》云：“盛彦……母王氏因疾失明，彦每言及，未尝不流涕。于是不应辟召，躬自侍养，母食必自哺之。”第2276-2277页。陈遗饭感等5例，(34)(唐)李延寿撰：《南史》卷73《孝义传·潘综传附陈遗传》云：“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铛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04页。共计12例。足以说明李瀚对孝道教育的重视，通过讲述大量的孝行事迹来凸显孝子的社会地位，鼓励儿童学习孝道典型。
《古贤集》与《蒙求》相类，记述古代贤良有关孝道事迹：“孟宗冬笋供不阙，郭巨夫妻生葬儿。董永卖身迁(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机丝。高柴泣血伤皮骨，蔡顺哀号火散离。思之可念复思之，孝顺无过尹伯奇。”(35)P.2748，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第65页。孟宗、郭巨、董永、蔡顺，是“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以孝著称。高柴是孔子学生，“七十二贤”之一，以尊老孝亲著称。尹伯奇，古代孝子，相传为周宣王时重臣尹吉甫长子，以孝顺继母著称。
敦煌文献中与《蒙求》相似、援引孝行故事的是敦煌小类书《事森》。《事森·孝友篇》以小传的形式，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孝子传》《晋阳春秋记》等史籍中辑录了舜子、姜诗、蔡顺、老莱子、王循、吴猛、孟宗、闵子骞、董永、董黡、薛苞、郭巨、江革、鲍出、鲍永、王祥、王裒、赵孝等孝道事迹和著名人物，编撰成册。该书早已散佚，敦煌文献中发现其编号为P.2621，尾题：“戊子年(928)四月十日学郎员义写书故记。”(36)P.2621，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311页。显然，《事森》应该就是供儿童孝道教育的读物。此外，还有一件P.4052号《事森》残卷，说明此书在敦煌流传并不是很广。
二、敦煌童蒙文献所见歌咏体《孝经》
伴随着唐代诗歌兴盛，唐人还作了很多歌咏《孝经》诗、诗歌、十二时文等，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韵文，对儿童宣教、讲解《孝经》。(37)参见李晓明《敦煌歌辞孝道观析论》一文相关内容，《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第90-94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该书共十八章，即十八首，以诗歌题材，四言七句，语言流畅，音韵讲究。(38)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3-263页；张锡厚：《敦煌本〈咏孝经十八章〉补校》，《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第88-91页；赵楠：《论〈咏孝经十八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第225-228页。兹摘录前两章如下：
绍圣四年（1097），山谷《跋自作草后》：“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十五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元丰七年（1092）三月，山谷作《发愿文》曰“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至绍圣四年（1097），已十五年。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而忘我迷狂，纵横挥洒，变幻莫测，出神入化。山谷不饮酒，行笔处时时蹇蹶。山谷此时追求“通神入妙”，故而感慨。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一种带有预防性质的措施，虽然它主要针对的是大学生而非大学生“蚁族”，但是它恰恰能够从大学生“蚁族”产生的源头上入手，通过科学规划，分担甚至规避失业风险，从而抑制大学生“蚁族”数量的增加。这也使得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得以实现其价值。
开宗明义章第一
……
天子章第二
圣主忧黎庶，偏念本二亲。一心思爱敬，不许谩于人。百姓蒙恩教，刑于四海宾。天子乃感应，赖及万方均。(39)P.3386，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4册，第49-50页。
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与《孝经》十八章一一对应，紧扣各章经义，按章对玄宗注《孝经》的功德进行歌咏，在具体写作中对《孝经》宣扬的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将阐释和说教融合在一起，对重要人物和事迹进行重点歌咏。虽然写作方式与《孝经》有很大不同，但其重要目的就是用诗歌形式为普及和宣教《孝经》服务，其重点宣教对象自然是儿童。
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这种用诗歌咏《孝经》的形式，其实在唐代以前就有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五《杂文部一·经典》记载晋傅咸《孝经诗》曰：
本区位于永平—寻乌NNE向断裂带、鹰潭—安远NNE向大断裂带、沙地—石城东西向大断裂三者的交汇部位，以NNE向、EW向、NE向断裂构造发育为特征，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
立身行道，始于事亲。上下无怨，不敢恶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其民。[其一]
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不议则争。匡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其二](40)《艺文类聚》卷55《杂文部》，第984页。
这两首诗只不过对《孝经》中有关忠孝、孝悌的大义进行一并歌咏，没能像杨满山那样，逐章歌咏，更为详备，但可视作歌咏《孝经》的典范。而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也不是他的独创，之前还有《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首)》。
敦煌文献中发现的P.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首)》文书，同卷在之前抄有《杂抄一卷》又名《珠玉抄》，是敦煌常见童蒙读物，《开元皇帝赞〈金刚经〉一卷》，其背面抄有《舜子至孝变文一卷》，从此卷抄写的诸书内容来看，内容较为通俗易懂，抄写的质量一般，为同一人抄写，字迹较为稚嫩，应该是儿童抄写，因此，《新集孝经十八章》也是儿童常见的童蒙读物。
敦煌文献P.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首)》，其实就是歌咏玄宗御注《孝经》的十八首歌词：
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
开元天宝亲自注，词中句句有龙光。白鹤青鸾相间错，连珠贯玉合成章。
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
(中略)
从深圳一路北上，寻访团来到北京，所到企业，无不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人才流失。和郭健聊天，发现利丰雅高虽也存在这一问题，但并不突出。
立身行道德扬名，君臣父子礼非轻。事君尽忠事父孝，感得万国总欢情。
(中略)
上说明王行孝道，下论庶俗事先亲。儒教之中是第一，孝感天地动鬼神。
(中略)
孝经宗祖仲尼居，孔子讲说及诸徒。子弟总有三千数，达者唯有七十余。
3.建立信息的流转机制与查询制度。从总体上看，信息的流转是信息利用的特殊方式，是信息效能发挥最大化的基本要求。但是，职务犯罪的信息流转与公安机关的普通刑事犯罪信息流转不同。信息作用的发挥需要流转，但流转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需要信息的便捷查询。为此，需要对现有的信息分级查询权限和规范进行总结。此外，由于信息研判功能的相对独立，需要对信息研判单位的职责定位清晰，一方面它应当主动进行信息的研判，为功能对口单位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应当要求其对于业务部门的定向信息研判作出必须的响应。
……
唐太宗亲注《金刚经》《道德经》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开元十六年和天宝二载(743)两次亲注《孝经》，天宝三载玄宗颁布御注《孝经》。(42)参阅郭芹纳主编：《唐玄宗御注三经·前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因此，《新集孝经十八章》的创作时间上限应该是天宝三载，考虑到《新集孝经十八章》中一个重要主题是歌咏玄宗注三经的事迹和伟业，应该是在玄宗颁布家藏《孝经》之后不久，其下限不晚于天宝末，(43)天宝十载，唐和大食发生怛罗斯之战，唐军大败，接着是南诏大乱，盛唐乱象丛生，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玄宗的形象大大损伤，再作以玄宗皇帝感的文章，似乎不合时宜。其年代应该早于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
本文首先基于模糊聚类建立一个评价模型来优化温度分类,然后根据温度变量与热误差的相关系数,在每一组温度中选择一个温度作为代表,将不同组中选出的多个代表性温度作为候选温度。然后,使用SIR模型来进行热误差预测。最后,在一台卧式精密加工中心上使用29个温度传感器和5个位移传感器测量了温度场和热漂移。基于相关性分析,确定5个候选温度作为SIR模型的输入。比较了SIR模型和逐步回归SR(Stepwise Regression)模型的建模结果,证明了本文模型的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和更好的鲁棒性。
如果说《新集孝经十八章》是对《孝经》内容的歌咏，阐明其重要性，劝诱儿童、士子学习《孝经》，以《孝经》立身、处世、事亲、忠君，进而获得功名、利禄功用。那么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则是对《孝经》的改写，用诗歌的形式，按《孝经》的每一章，归纳其大意，赋诗一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韵文的形式来表述，对儿童理解和学习《孝经》有很大帮助。敦煌文献P.3386+P.3582《杨满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末题“维大晋天福七年壬寅岁七月廿二日三界寺学士郎张富盈记”“戊辰年十月卅日三界寺学士”。P.2633《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末题：“辛巳年(921)正月五日氾员昌就书上。”同卷有“齖新妇文一本”，其末题“书手判官氾员昌”，其背面有“壬午年(922)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士郎写”等杂写。底卷背面有“崔氏夫人训女闻(文)”“齖新妇文壹卷并”“孝经一卷并序，孝经孝大太太太大大大”“太公家教壹卷”等杂写，字迹幼稚，系儿童习字，随意书写内容。结合正面抄写的“齖新妇文一本”“正月孟春犹寒一本”“酒赋一本”“崔氏夫人要(训)女文一本”“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等，可以推定在“齖新妇文一本”之前的残缺处，原来有抄写“太公家教”，说明本件文书是为敦煌儿童常见的童蒙读物抄本合集，无疑“杨满山咏孝经壹拾捌章”是常见的童蒙读物，为儿童学习《孝经》的辅助性童蒙读物。
恰当的方法是将1 000人随机编号分成100个组，每组10人，第一组随机抽取一个号l，然后将编号为l，l+10，l+20，…，l+99的100人抽出，这才是对具有1 000个个体的总体进行系统抽样的正确方法．
一卷本《王梵志诗》是唐代民间诗集类的童蒙读物，也是待人处世的启蒙教科书，(45)P.3211《王梵志诗》卷中，其背面有杂写“维大唐乾[宁]二年乙卯岁三月十六日灵图寺学士郎书记之也”，及“学郎大歌张富进”等杂写。P.3833《王梵志诗卷第三》末题：“丙申年(936)二月拾九日莲台寺学郎王和通写记。”S.778V《王梵志诗卷上》末尾有“壬戌年(962？)十一月五日”“大云寺学士郎邓庆长”等杂写残片。P.2842《王梵志诗一卷本》末题：“己酉(949)二月十三日学郎高□全文。”其中有8首诗，(46)9首诗分别为：《王梵志诗》第4卷第8首“尊人相逐出”、第9首“尊人共客语”、第11首“立身行孝道”、第12首“耶娘行不正”、第13首“尊人嗔约束”、第15首“耶娘年七十”、第16首“耶娘绝年迈”、第17首“四大乖和起”，等。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399页。涉及孝道内容。兹择取4首如下：
立身行孝道，省事莫为衍。但使长无过，耶娘高枕眠。(第十一首)
耶娘年七十，不得远东西。出后倾危起，元知儿故违。(第十五首)
耶娘绝年迈，不得离旁边。晓夜专看待，仍须省睡眠。(第十六首)
四大乖和起，诸方请疗医。长病煎汤药，求神觅好师。(第十七首)(47)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卷4，第392-399页。
陆游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成都所作的《东楼集序》云：“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僰，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①因此，八年的梁益地区生活②，可算是冥冥之中上天有意一偿陆游“素心”的安排。八年之中，陆游在梁益地区写了大量诗文词，而离开梁益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追忆梁益地区又成为陆游写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作品向当时以及后人讲述着南宋时期西部地区的山川风俗、历史文化，至今让生活与游历这一地区的人们仍能感受到穿越八百多年时空而依然鲜活的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
这四首诗分别是针对《孝经》之“开宗明义章第一”、《论语》之“里仁第四”、《孝经》之“纪孝行章第十”而作劝世诗，劝勉子弟要以“孝道”立身、行事，孝敬父母，顺从父母意志，照顾其起居、病患。每首诗虽然简短，但都很具体，说理透彻，直指人心，比较容易被儿童和世人接受。
三、敦煌文献歌辞、诗歌题材中的“孝道”
从上列举《新集文词九经抄》有关《孝经》的内容来看，直接引用《孝经》2条，对《孝经》篇章进行节略改编者3条，对《孝经》篇章加以节略，并加以改写者3条，对《孝经》两个篇章进行节略、改编在一起者有2条，总共涉及到《孝经》的12章，占到《孝经》18章的三分之二，除去《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与儿童关系不大，基本上节录、改编、改写了《孝经》的绝大多数章。足以见得《新集文词九经抄》的作者对《孝经》的重视。此外，《新集文词九经抄》还摘引、节录、改编、改写了《论语》《礼记》《尚书》《孝子传》《孟子》等典籍中有关孝义内容的30余条，说明作者在编撰童蒙教材时不偏信《孝经》一家，还博采众家，目的是为儿童提供全面的有关孝道的经典、名言、警句，强调孝道的重要性，以示训教。
不同气候条件的播种深度。在干旱雨涝的不同情况下，播种深度不同。在干旱的情况下，土壤表层墒情较差，影响种子发芽，要适当深播。据试验，深播的种子发芽较好，根系分布深，苗期较抗旱，干旱时次生根数较多。成熟时黄枯叶少、绿叶多，产量高。浅播的种子根系分布在土壤表层，苗期不抗旱，加上分蘖节较浅，干旱时次生根少，使植株出现未老先衰现象。在干旱的情况下，粘性土保水性好，播深则浅于3寸。砂性土保水性差，播深可稍大于3寸。
平旦寅。叉手堂前谘二亲。耶娘约束须领受，检校好恶莫生嗔。
2.2 不同施氮量对烤烟烤后原烟外观质量的影响 施氮量对各部位烤后烟叶的外观质量有一定影响。由表2可知，参试品种(系)不同肥力处理烤后烟叶均成熟，颜色均为橘黄，叶片结构均疏松，身份均适中。同一品种不同肥力之间色泽存在差异：GZ90中肥>GZ90低肥>GZ90高肥，GZ66高肥>GZ66中肥>GZ66低肥，K326低肥=K326中肥>K326高肥；油分除GZ66和GZ90低肥稍有外，其他都是有。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各部位烟叶的成熟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身份加厚，组织结构趋向紧密，但不明显，同时油分有所增加，上部叶的颜色也趋深。
日出卯。情知耶娘渐觉老。子父恩深没多时，递户相劝须行孝。
欲得成人子，先须读孝经。义章恩最重，莫著发肤轻。和睦为宗祖，温柔是弟兄。立身于此道，于后乃扬名。
鸡鸣丑。败坏之身应不久。纵然子孙满山河，但是恩爱非前后。(48)《敦煌歌辞总编》，第1297-1298页。
以十二时辰，分十二个方面劝诫士人，孝敬父母态度要恭敬、手脚要勤快、言语要温和、行为要节制，不能让父母担忧，这些具体、细微的孝道要求，对培养儿童学习《孝经》，孝敬父母、敬事兄长，更加具体可行。《十二时》杂曲中，还有托名白居易作的《行孝文》云：
平旦寅，早起堂前参二亲。处分家中送输水，莫教父母唤频声。
日出卯，立身之本须行孝。甘脆盘中莫使空，时时奉上知饥饱。
(后略)(41)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735页。
夜半子，孝养父母存终始。百年恩爱暂时间，莫学愚人不欢喜。
鸡鸣丑，高楼大宅得安久。常劝父母发慈心，孝得题名终不朽。(49)《敦煌歌辞总编》，第1297-1298页。
分十二个时辰，从十二个方面，劝诫生活起居方面如何孝敬父母，在父母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鼓励“孝养父母存终始”，最后强调，士人要想“高楼大宅得安久”，常享富贵，就须常发慈心，孝敬父母，“孝得题名终不朽”。
敦煌杂曲《因果·孝义》也从因果轮回的角度，劝人多行孝义：
劝君学好事，孝义存终始。立身礼义最为先，每事学周旋……
侍奉尊亲及父母，不得辞辛苦……
见其衰老病来侵，争得没愁心。(50)《敦煌歌辞总编》，第777-779页。
通篇由若干首歌辞组成，均以孝义开头，然后是劝孝歌辞，末尾有念白文字“孝顺乐，孝顺乐，孝顺阿耶娘”，反复强调“孝顺”父母，从因果轮回的儒释融合角度劝人行孝义。
敦煌流行的杂曲《五更转·识字》，也将劝学《孝经》作为重要内容：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51)《敦煌歌辞总编》，第1284页。
《五更转·识字》共五首，有两首就是劝人学习《孝经》，强调男儿不学《孝经》，就等同文盲，不明立身之道理，如同盲人出行，到处碰壁，必定后悔，终将悲吟。虽然，不能确定此为童蒙读物，但从其语言浅显、通俗易懂来看，非常适合童蒙教育。
敦煌变文中也有不少劝学《孝经》内容。如《敦煌变文集·舜子变》云：“瞽叟打舜子，感得百鸟自鸣，慈乌洒血不止。舜子是孝顺之男，上界帝释知委，化一老人，便往下界，来至方便与舜，犹如不打相似。舜即归来书堂里，先念《论语》《孝经》，后读《毛诗》《礼记》。”(52)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1页。舜子以孝行感天下是“二十四孝”之首，《舜子变》的主旨就是以舜子的孝行事迹，宣扬孝道。至于说舜子在学堂读《孝经》，恐怕是附会而已。目前，虽然还没有找到《舜子变》是童蒙读物的直接证据，但从其与《杂抄》等蒙书、《新集孝经十八章》抄写在一起，其主旨为劝孝、宣扬《孝经》来看，且舜子为“二十四孝”之首，其作为童蒙读物的功能非常明显。
此外，敦煌文献中与孝道有关的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53)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2-844页。，此卷末题“贞明七年(621)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薛安俊写，张保达又书”，显然此书与童蒙教育有很大关系。该变文依据《佛说盂兰盆经》，叙述佛陀弟子目连拯救亡母出地狱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广，是非常好地行“孝道”事例。
中国现存最早的“二十四孝”文学作品，敦煌文献《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54)共有三个卷号S.7、P.3361、S.3728。录文见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第993-996页。，是在佛教仪式上的讲唱文，圆鉴大师糅合了三教中有关孝道的思想，援引儒家《孝经》经典、二十四孝故事、佛家目连救母故事，重点将儒家孝道思想与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相结合，宣称“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孝心号曰真菩萨，孝行名为大道场，孝行昏衢为日月，孝心苦海作梯航”；“见生称意免轮回，孝养能消一切灾”；等等。“二十四孝”主要是面向儿童的读物，即便是佛教仪式所用变文，也对童蒙教育有一定的影响。
敦煌文献中有关“孝道”的文书还很多，此处不再枚举。
四、传世蒙书与《孝经》的关系
唐代编撰蒙书往往摘编、改写《孝经》中的孝道内容和思想作为重要主题。特别是一些类书，将“孝”“孝悌”作为重要的条目，或门类。如唐玄宗为了让皇子学习写文章，令张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撰一部便于检索、参考和学习前人文体的启蒙性质的小类书，后来诏以《初学记》。《初学记》卷十七《人部上》就专门列了“孝”和“友悌”两个条目，加以叙事，并专门列举前人有关孝悌的各种体例的文章。其中“孝第四”之“叙事”云：
《尔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55)(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17《人部上·孝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8-419页。
其“事对”，分陟屺、循陔，怡声、愉色，吮痈、尝毒等二十一组。其中“陟屺、循陔”条云：
《毛诗》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束广微《补亡诗》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56)《初学记》卷17《人部上·孝四》，第419页。
其列举“赋”有魏陈思王曹植《怀亲赋》、晋陆士衡《思亲赋》、晋刘柔妻王氏《怀思赋》、梁武帝《孝思赋》等四首，兹引魏陈思王曹植《怀亲赋》如下：
猎平原而南骛，观先帝之旧营；步壁垒之常制，识旌麾之所停。存官曹之典烈，心仿佛于平生。回骥首而永逝，赴修途以寻远；情眷恋而顾怀，魂须臾而九反。(57)《初学记》卷17《人部上·孝四》，第422页。
其列举“诗”，晋束晳《二章》和魏王曹灿《思亲四言诗》三首。兹择录晋束晳《补亡诗》如下：
循彼南陔，言采其兰；眷恋庭闱，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游盘。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眷恋庭闱，心不遑留；馨尔夕膳，洁尔晨羞。有獭有獭，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鲂捕鲤。嗷嗷林鸟，受哺于子；养优敬薄，惟禽之似。勖增尔虔，以介寿祉。(58)《初学记》卷17《人部上·孝四》，第423页。
其列举“赞”，仅举梁元帝《孝德传·天性赞》，其云：
生之育之，长之畜之；顾我复我，答施何时。欲报之德，不可方思；涓尘之孝，河海之慈。废书叹息，泣下涟洏。(59)《初学记》卷17《人部上·孝四》，第423页。
以上列举有关孝的叙事、属对、诗、赋、赞等各类文体的名篇和典故，自然对皇子以及古代儿童学习孝道很有帮助，便于练习有关孝道题材的不同文体的文章写作。此外，《初学记》“友悌第五”中也是列举了有关“孝悌”的各种文体，限于篇幅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
徐坚等在编撰《初学记》时，应该参考了欧阳询编撰《艺文类聚》的体例，其卷二十《人部四·孝》条目下，摘引：
《尔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又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礼记》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又曰：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60)《艺文类聚》卷20《人部四·孝》，第368页。
这部分虽然没有条目名称，但相当于《初学记》的“叙事”部分，《初学记》基本上直接摘引了《艺文类聚》的这部分内容。
《艺文类聚》卷二十《人部四·孝》在“赋”的条目下列举了魏陈思王曹植《怀亲赋》、晋陆机《祖德赋》、陆机《述先赋》、陆机《思亲赋》、晋刘柔妻王氏《怀思赋》、宋谢灵运《孝感赋》、梁武帝《孝思赋》等八首，《初学记》从中择取了魏陈思王曹植《怀亲赋》、晋陆士衡《思亲赋》、晋刘柔妻王氏《怀思赋》、梁武帝《孝思赋》等四首。
《艺文类聚》在“诗”的条目列举有魏王粲《思亲诗》、晋孙绰《表哀诗》、晋夏侯湛《离亲咏》三首，删除晋孙绰《表哀诗》、晋夏侯湛《离亲咏》两首，增加晋束晳《补亡诗》等两首。
《初学记》没有吸收《艺文类聚》的“赞”凡例，《艺文类聚》列举“赞”为晋夏侯湛《闵子骞赞》曰：
圣既拟天，贤亦希圣，蒸蒸子骞，立体忠正，干禄辞亲，事亲尽敬，勉心景迹，擢辞流咏。(61)《艺文类聚》卷20《人部四·孝》，第375页。
《初学记》省去了《艺文类聚》有关“孝”之“颂”和“序”的条目。《艺文类聚》列举“颂”为后汉蔡邕《祖德颂》曰：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祸乱，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贤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是以灵祇降之休瑞，兔扰驯以昭其仁，木连理以象其义……岂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笃其仁，其德克明。(62)《艺文类聚》卷20《人部四·孝》，第374页。
其列举“序”为梁元帝《孝德传序》曰：
夫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63)《艺文类聚》卷20《人部四·孝》，第375页。
从上述《初学记》和《艺文类聚》“孝”的条目来比较，两本类书列举历代经典名著对“孝”的阐释和经典名句，对其进行了“叙事”，进而列举相关的诗、赋、赞和序的名篇，前者明显存在参考后者的情况。《初学记》是皇子的启蒙读物。《艺文类聚》虽然不是为儿童准备，但也会间接地对儿童孝道教育起到影响。从其内容、体例影响到《初学记》编撰来看，其实就已经影响到了童蒙教育。《初学记》增加的“事对”，应该是顺应了唐代诗歌发展，让初学者用相似或相反的人物故实，构成对偶句，用于诗赋对仗、押韵。(64)(梁)刘勰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丽辞》云：“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 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7页。
贞元中，醴泉令冯伉，因“县中百姓多猾，为著《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65)《旧唐书》卷189下《儒学传下·冯伉传》，第4978页。
此外，唐人还针对女孩子作《女孝经》，作为女子道德伦理最主要的童蒙教材。郑氏《进〈女孝经〉表》云：“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经之礼，并述经史正义，无复载乎浮词。总一十八章，各为篇目，名曰《女孝经》。”(66)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945郑氏《进〈女孝经〉表》，第12887页。显然，《女孝经》从立意上，还是依据《孝经》章节和精神，针对女子的实际情况而作。
总之，《孝经》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教育的核心经典，是“百行之本”“德之本”，深受统治阶层重视，将《孝经》作为皇帝幸国子监、举人谒先师等重大国家崇重儒学典礼和仪式上，开讲的儒家经典。(67)详见拙文：《唐代儿童的孝道教育——以〈孝经〉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唐代进士、明经等科举考试，将《孝经》作为最基本的考试内容，童子科考试更是以《孝经》《论语》为主，无疑将学习《孝经》与士子举业结合在一起，大大强化了儿童学习《孝经》的积极性。国家在强化《孝经》教育过程中，直接影响了士庶之家对子弟教育的重视。因此，唐五代出现了诸如《咏孝经十八章》等辅助性童蒙读物，在编撰童蒙教材时就会把《孝经》和“孝道”观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咏孝经十八章》开创了以歌咏的形式改编、赞美《孝经》的新文体，《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等则是大量摘编和摘抄《孝经》内容，而《太公家教》《武王家教》则是注重《孝经》大义；《蒙求》等则是注重孝行事迹，各有特点和重点，可以说唐五代有关《孝经》教育内容丰富多彩，方式多种多样，充斥到社会每个角落，对培养儿童正确孝道观念，树立“百行之本”，以立身扬名，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孝经》成为士大夫案头必备，“百行之本”，正如杜甫所说：“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68)《全唐诗》卷222杜甫《可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56页。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5-0010-11
收稿日期：2018-04-16
作者简介：金滢坤，男，甘肃白银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长城学者，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和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CIT&TCD2018033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仲平)
标签：孝经论文; 敦煌论文; 孝道论文; 孝行论文; 艺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北京市长城学者培养计划项目(CIT&TCD20180330)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