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研究·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摘要：周恩来少年时期即初步确立报国志向。旅日学业受挫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已在他思想深处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返国后他毫不犹豫投身五四运动。周恩来自己说过，他的革命意识是从五四时期开始萌芽的，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进化论等其他“新思想”的影响使他背负沉重的包袱。赴欧勤工俭学，经实地考察、推求比较，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周恩来青年时期成长心路历程的艰辛、复杂、完整和典型，充分彰显了周恩来的革命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周恩来；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报国；路径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这个高举民主科学伟大旗帜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周恩来旅日学业受挫，“返国图他兴”，这个“他”具体指什么？
周恩来旅日缘由，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邃密群科济世穷”，但他因家中变故，经济窘迫，一度发生过思想波动，但他“济世穷”的壮志愈挫愈勇，更加发愤努力。他坚定地选择了读书，但他又不愿死读书，于是萌发了考察日本社会的念头：“无处不可以求学问……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觉得事事都要以求学的眼光”[1]327来看。他认识到，不能像平常人，“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报国，尽力社会”[1]328。这也说出了他读书兼而应关注社会的缘由。
亳文化译介基于译介学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等，突破传统语码转换式的翻译方法[5]，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领会把握其精神内涵，以异质文化的多元视角审视亳州地域文化，用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对其进行译介与国际传播，把亳文化和其它区域文化相结合、相比照，大力推进亳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接，从而提升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对日本社会的考察，周恩来有了不小的收获。首先是排除了一些原先的错误认识。他认识到，“军国主义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它不仅不适合中国，甚至“在20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并由此否定他早先的“军国”与“贤人政治”两种主张。[1]337
另一重大收获是他对社会改造新思想的吸纳，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成长历程中的转折点之一。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后两年，如他自己回忆的，对于陈独秀《新青年》有关社会改革的讨论，并不太注意[1]334。到东京后，从关注日本社会问题起，他不仅重读了《新青年》，而且被新思想所吸引，把自己从前的“谬见打退了许多”[1]334。甚至誓言“要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1]335。但这个“新思想”“新纪元”是什么，并不很明确。虽然他曾为这个“新思想”欣喜过，也作过对这种“新思想”箴言般的概括，甚至有的常常为人们传颂：“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331-332他认为这种认识的提升是更生，如“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1]334。但是，这一切仍是朦胧的，或者说他的新思想只是被另一种对他而言有新鲜感却属歧见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所暂时替代。
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面临两种发展选择：他一方面在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失利后，继续为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制订严苛的学习计划，并全力投入准备迎考；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强烈震荡，又促使他不得不去“观察日本社会”。[2]29其实，为了考察日本社会，他加强了与中国留日学生的接触与联系。其中有两大举措，一是参加留日学生的政治组织“新中会”，并积极参加“新中会”的集体生活——一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群体的生活方式。二是积极参与“新中会”以“刷新中国”，即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政治讨论并发表演说。周恩来入会第一天即发表了主旨为“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1]367的演说。
日本的“米骚动”与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运动相交织，特别是著名报人彭翼仲蹈海殉国的壮烈举动震撼了周恩来。他在日记中摘录了彭义士的两句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1]362他满腔的热血沸腾起来，再也无法埋头读书迎考了，由此逐步改变了在日本进入高校深造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旅欧勤工俭学渐成高潮，周恩来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尽力争取赴欧勤工俭学，去探求到底是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进化的渐进的民主之路更适合中国。这一选择，是同大约同时的毛泽东的选择截然不同的。毛泽东组织了一批人，包括蔡和森、李富春等人赴欧勤工俭学，并亲自送他们到上海登船，他自己却留下了。这种选择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周恩来对于暴力革命论存有较多的保留，这与他所受的进化论、改良主义的影响有关，毛泽东却少有这种保留。此时的毛泽东已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探寻振兴中华之路方面，他更倾向于把目光投放在国内，尤其是中共组织的创立。其后不久，他就与蔡和森书信探讨建党的问题，而周恩来是在到了欧洲，尤其是去了英国考察回到巴黎，经过“推求比较”后，确信他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理由之三，是如《周恩来传》所指出的，周恩来当时虽然较一般的五四青年更多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都是间接的，是从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那里接收来，而这些人的著作“内容上还不成熟，甚至还程度不同地掺杂着不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2]43。当时的周恩来并没有跳出改良主义、人道主义的窠臼。
肛瘘切开术及肛瘘切除术曾被认为是治疗肛瘘的最基本术式，基本理念为彻底清除病灶[2]。美国结肠和直肠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s，ASCRS)制定的最新版肛瘘临床诊治指南认为，肛瘘切开术是治疗单纯性肛瘘的有效方法，推荐等级为1B，可确切治愈瘘管但可损伤肛门括约肌，故可导致大便失禁[3]。肛瘘切除术同样具有治疗的彻底性，但恢复时间较长，亦有术后大便失禁的风险。这两种术式适用于低位或单纯性肛瘘，在治疗较高位或复杂肛瘘时，需联合其他手术方式。
二、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在狱中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宣讲，但那时的他为什么还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术后1年根据美国矫形足踝协会（AOFAS）踝-后足评分标准[2]进行足踝功能评估，优：90～100分；良：80～89分；中：70～79分；差：70分以下。
邓颖超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2]56
五四运动对周恩来影响的另一方面，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纠缠给周恩来带来的困惑。周恩来青少年时期受儒家“天下大同”(乌托邦)思想的影响，曾津津乐道地于“新中会”会员的“集体生活”。他的思想深处浸透着进化论的影响，这表现在他的早期文稿，如《诚能动物论》，及关于“老子主退让，赫氏主竞争”“子舆在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的辨析中。就是其后稍稍年长时他的五四政治文论，如《革心！革新！》那篇著名的学生联合会报发刊词，以及《觉悟的宣言》中仍有所表现。受五四大潮的冲刷，以及在日本时接受的新思想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荡涤，什么“无生”主义、军国主义、实业救国、贤人政治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他感到“快活”的原因。他仿佛从十月革命隆隆炮声中，获得一种“真愈觉姣妍”的感受。可是他又有了新的困惑，于是“愈求愈模糊”[1]413。十月革命“暴力论”和他脑中已生根的“进化论”孰是孰非，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在狱中，周恩来先后五次较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内容涉及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与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中资产集中说。能如此系统地作关于马克思主义演讲，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的。[2]59起码，周恩来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的地位，是应该被确认的。但为什么不能确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如下理由：
在日本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失利后，周恩来在日本遇见母校恩师严修、张伯苓，当严张二位先生谈起创办南开大学时，重燃起他入高校深造的希望之火，这成为他不久“返国图他兴”[2]44的一个具体目标。应该承认，“返国图他兴”之“他”，与这个目标相关，但并不是全部内涵。他在东京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新中会”的活动，特别是观察与思考日本“米骚动”全过程，对于“新中会”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可能就是他在哈尔滨不肯应荐教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日本回国前夕，他关于用“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去改造中国的思想认识，已经在他的思想深处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他回国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毫不犹豫投身其中。
这样的判断是否符合周恩来当时的思想实际？周恩来是怎样认识自己的？我们不妨阅读他旅日日记中的两段话：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1]334
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1]336
传接球失误是中国男篮失误率最高的技术环节。一方面，当对手突然采用全场紧逼，包夹、围剿控球后卫时，控球队员未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对手的包夹，做出正确的处理决断；另一方面，与运球推进过程中，场上队员前后脱节，接应不及时，接应位置选择欠佳，快速移动中传接球能力较差有关。运球失误则主要是个人技术粗糙，心理压力增加造成的。
五四运动对周恩来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周恩来带来了欣喜与振奋。但周恩来的反应要比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迟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周恩来自己回忆最初接触《新青年》时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店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1]334赴日途中，有朋友给他一本《新青年》，看了觉得很喜欢。到日本后，在严开智处见到《新青年》第3卷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从前的一些谬见打退了许多，但后来又放下了”。再后来他又重新找出来，又读了一遍，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2]34这是《周恩来传》记述的周恩来读《新青年》前后的情状。这里的“豁然开朗”并不是所有问题全然贯通了，至于哪些谬见被打退了，哪些谬见仍“坚守”着，并没有说清楚。从周恩来的思想实际和当时可以阅读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和分析找出答案。就在周恩来谈读《新青年》感受的同一天日记上，周恩来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并声称要本着“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1]334-335。五天后的日记中又写道：“我现在的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1]336。他虽然如他自己所说“快活”，已进入了“红日东升”的新境界，但一些并非正确、科学的东西仍“残留”着。“残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再提到的“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最近于大同”的理想。
三、陶然亭觉悟社等组织聚会，李大钊指点他们应标明“主义”，而周恩来等人为什么不表态？
陶然亭聚会之前，周恩来受日本“米骚动”和爱国报人彭翼仲蹈海殉国举动的激励，参加了“新中会”，并作了“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的演讲，倡导“科学”精神。回国后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期间，在“发刊旨趣”上宣称，“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1]420。可以说，周恩来是五四运动自觉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旗手之一，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但就周恩来自己而言，“民主”“科学”之类的哲学概念是不具体甚至是朦胧的。他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信仰、清晰的革命目标。他在陶然亭觉悟年会的发言中，就五四运动后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五四革命青年共同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提出了“改造联合”的思路，“到民间去”的主张。他主张通过联合革命力量，去改造社会，实现“中华崛起”的目标，这与五四前他的“进化的轨道”“刷新中国”[2]39的主张比较，显然有了明显进步。当时的五四青年一时找不到革命出路，彷徨徘徊是比较多的。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来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的毛泽东等人，大多也提出过类似主张。这对后来中共早期确立革命路线很有影响。
辨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社的宗旨“革心”“革新”“自觉”“自决”，也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宣言和宗旨肯定了20世纪中国“深刻的觉悟”“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2]53。但这种“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学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2]53。这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倾向，也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五四运动的主导价值。这表明周恩来五四期间的革命“初心”和“使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激进的民主主义，但他仍然没有挣脱进化论思想的束缚，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境界。
“我的历程和讲故事一样，我自己都不知道。”在交谈了四个小时后，李高明自己感慨道。李高明第三次离开瓦纳村时，梦想做一名发型师。之后他一直奔着最好的发型店去，从绿春到建水，再从建水到蒙自。
这表现在1919年8月初在陶然亭举行的觉悟年会和其后8月16日的联合聚会中。李大钊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期提出“改造联合”的重要性，也肯定了“到民间去”这一值得称赞的方向，但李大钊着重指出标明“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以与人为联合之行动”[2]60。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周恩来等“觉悟”革命青年提出的“联合改造”之要害。空泛的“改造联合”是没有实践意义的，没有明确的“主义”统率，牢固的联合是构不成的，“到民间去”的路，走起来也将是极艰难的。李大钊的告诫，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对周恩来等觉悟青年尽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中国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热切期盼，而且也揭示了周恩来等觉悟青年，尤其是周恩来，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有许多问题弄不明白的状态。这也是下文提出的一个问题的背景：周恩来与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领袖两大代表人物，在五四运动后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四、五四运动后期，在赴欧勤工俭学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
对此，《周恩来传》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他开始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泼地，永不停息地进化的，自己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毫不可惜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这一切使他振奋……但严格地说，这个‘新’的究竟是什么？对他说来，一时仍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2]36
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之一)说：“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2]56
周恩来1918年回国探亲，曾有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有人举荐他进学校教书，但他没有接受。这说明他一方面想在日本进入高校深造，同时考察日本社会。这件事证明周恩来报效国家职业道路选择的初心与使命感，格调和眼光是比较高远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先前选择的读书、实业救国的路径在他心中已经不居于主导地位。
初到欧洲的周恩来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谈论了他的这种选择的困惑：一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即英国的做法。“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5]24。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内心的困惑。当然他也说出了他下决心去英国的缘由。他认为在英国，“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是赖”[2]64。英国又是进化论、改良主义、议会民主发祥地的国度。因此他不能不去考察。
荷兰猪是豚鼠的别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宠物。不过在瑞士，如果你只买一只荷兰猪当作宠物，就会触犯当地的法律。瑞士法律规定，人们必须满足一些动物的“社交权利”，而荷兰猪作为有社群行为的动物，自然成了这项法律的保护对象。
周恩来到欧洲不久，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急于渡过英吉利海峡，坚持极艰苦的生活甚至简单的吃住也难以维系，但却仔细地适时考察了英国的宪章运动，辨析了从进化论、渐进的改良主义、议会民主、费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比较了与俄国十月革命即暴力革命的区别，思考俄国革命模式与英国议会道路两种道路和方式的抉择问题。在英国短短的5个星期的考察，他目睹了声势浩大的英国工人联盟大罢工，洞悉了一次大战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导致的尖锐的劳资矛盾，认识到欧洲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基本社会制度的直接关联。“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不久他回到法国，经过进一步推求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才是正确的”。[2]67
五、几点结论
(一)报国意向及其路径的初步确立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中共早期的一些杰出领导人一样，周恩来的革命理想是从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报国理想开始的。周恩来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邃密群科济世穷(赴日求学)，初步确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他从十来岁时就操持家庭生计，随伯父到东北。在东北求学期间思想显然有了进步，就是从一般的报国意向，到初步的报国路径的选择上有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的动机，有论者说，除了“寻求救国真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其实主要还是个人前途问题”[3]27。
(二)五四运动奠定了周恩来职业革命家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1946年周恩来接受香港记者曾敏之采访时曾经说过：他的革命意识萌芽“是从这个时候(五四时期——引者)开始的”[4]。他还说过“思想是颤动于狱中”[5]。周恩来从日本“返国图他兴”，这个“他兴”，有放弃读书而选其他报国路径的意愿，但在得知严修、张白苓二位恩师创办南开大学时，又重新燃起读书报国之愿。之后他这一意向再一次被五四大潮冲破。五四运动中，周恩来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冲锋陷阵，与毛泽东成为五四时期南北青年运动领袖的两位代表人物。在觉悟社年会及觉悟青年联会上，他曾就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提出“改造”“联合”的指导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引导青年运动的比较正确的指导意见，这表明周恩来当时已经跃升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形成于日本的“读书”与“考察社会”两种选择，此时“读书报国”逐步让位于改造社会的意向。在赴欧前，他与天津《益世报》签订的“通讯员”合同，以及他到欧洲后，紧张地安排去各地特别是到英国考察，如他自己所说，既不是去工厂做工，也不是去学校读书，证明他所选择的“职业革命家”[2]60的人生历程已经开始了。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涉猎与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算是走在前列的，但有些问题并没有弄清楚，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俄国革命的道路，他没有想通，还存有保留。主要原因，是他自幼就深受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贤人政治的熏陶，后来又接受了从达尔文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改良主义的影响。传统和外来的两种社会进化思想，本质是相通的，都是一种人道主义、改良主义为底蕴的社会变革空想。周恩来此后在与亲友的通信中还曾谈到他对暴力革命和渐进改良二者之间的选择，认为应采取“中和”的态度。这种思想困惑成为他五四时期的痛点，也成为他赴欧勤工俭学的动力。他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重视实践中的考察和验证，从不盲从现有的结论。所以当他到欧洲实地考察和批判总结后，便很快走出困境，成为他一生坚持自我革命、自觉革命的一个重要闪光点。
(三)五四时期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周恩来成长的艰难性，也昭示了他的革命坚定性
出国留学有了学习新思想的便捷条件，加上一向重视“从无字句处读书”，使周恩来五四前夕，在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处于当时较先进的水平。但周恩来为什么反而不如没有出过国的毛泽东等人较早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呢？这是因为周恩来背负的历史文化包袱更沉重。
原矿破磨工艺流程见图2，水泥生产工艺流程见图3，水泥熟料主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水泥物理检测结果见表3，水泥应控项目的化学检测结果见表4。
但是，周恩来没有被这种沉重的包袱压倒，而是在实践中，在革命风雨中，不断地学习、思考、总结，与时俱进地摸索前行。为此，他远渡重洋，实地考察，“推求比较”，最终弄清了：以英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则“欲求其免于穷困也难矣”，坚信要使一战后的“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2]65。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主义不过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才是正确的”[2]67。
周恩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信念，即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确立，较一般的共产党人更艰辛、更复杂。尤其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弄清自己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付出的实践和理论的“推求比较”，其过程的复杂，体现了艰苦性，但过程的循序渐进性和完整性，体现其科学性、可信性和典型性。其过程的艰辛、复杂、完整和典型，充分彰显了周恩来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周恩来为什么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砥上出利刃，磨难铸英豪”，或许这就是周恩来26岁就成为著名职业革命家身上蕴含的人生哲理。
路基工程点：为了充分反映全线路基改建产生的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防护效果，其监测点数量及点位布设应充分考虑公路所经地形地貌及施工特点，全线布设路基监测点4处。桥涵隧道工程监测点：根据该工程全线桥梁设置情况，选择三江口黄河大桥、恐龙湾隧道进口各设1处监测点。附属设施监测点：选择在盐锅峡管理所设1处监测点。施工场地监测点：砼预制场和拌和站各设1处监测点位。取土场与临时堆土及弃渣场监测点：在取土场设监测点1处，弃渣场设监测点2处，临时堆土场设监测点2处。原地貌监测点：为了反映公路经过的丘陵沟壑与河谷阶地两种地貌类型的原地貌土壤侵蚀状况，分别各设临时监测点1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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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9)02-0109-05
收稿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汪浩，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张超
标签：周恩来论文; 思想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日本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淮阴师范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