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曾就由新民主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过各自的设想。两个设想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1951年以来至少发生的三件事，致使刘少奇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最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达成了共识，这一结果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付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维护领导核心、拥护领导核心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毛泽东；刘少奇；过渡思想；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曾就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各自的设想。两个设想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对两个设想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深入分析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刘少奇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并最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达成了共识，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知识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就讲到：将来革命胜利后，必然要转向搞社会主义。但是转变是需要条件的。“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大多数人民有利之时，我们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讲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国家经济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具备；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一致同意，有了这三个条件，中国就可以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P67)
刘少奇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最早谈及这一问题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指出：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之后，并且只有根据全体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3]建国初期，随着革命的胜利，过渡问题已成为全党关注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谈论过渡的文章和讲话逐渐多了起来，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一套有关过渡的思想。直到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转而认同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对比建国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的过渡思想，我们会发现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点。
二、毛泽东、刘少奇过渡思想的相同点
（一）过渡目标一致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当时都坚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都认为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消灭所有形式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就是由国家实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1953年12月，经毛泽东审定后颁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刘少奇于1954年在纪念列宁逝世30 周年大会上讲到：我国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4]
对于一些散户，他们有时会自行组织找有农用车的车主，把几个大桶集中在一起到加油站加油。对于这样客户，加油站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在春耕、秋收高峰时期，加油站要保证24小时运营。除此之外，各分公司根据加油站实际情况开辟绿色通道，再忙也要第一时间保证农民车辆。对于那些不能到加油站购油的农户，今年以来黑龙江销售所属分公司还充分调动加油经理带领加油员走进村屯、送油到户，将服务延伸至最后一公里。例如，鸡西分公司虎林片区忠诚站经理陈文科自己购买小货车，秋收一季为农户送油上门达1000余吨。
（二）非公经济 就非公经济而言，毛泽东基本上把非公经济看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极因素，刘少奇则认为非公经济利用的好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积极因素。薄一波指出：“对待非公经济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利用的同时，更多地倾向于限制其发展；刘少奇则主张在限制的同时，倾向于鼓励其发展，对非公经济共产党人不要轻易动摇。”[10](P61)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5](P1432)刘少奇指出：“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8](P45)
（五）过渡时期的性质 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强调它的过渡性和暂时性；刘少奇则主张过渡时期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时期，倾向于强调它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毛泽东坚持循序渐进，逐步过渡，“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12]刘少奇则认为过渡时期就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阶级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8](P198)即经过十多年的准备阶段后，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
（四）对何时开始过渡的估计基本相同 毛泽东、刘少奇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估计得大体相同。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的首要任务是使新民主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为将来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基础，并同时为向社会主义准备转变的条件。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的估计是大约二十、三十年的时间。周恩来曾解释：“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9]刘少奇提出，国民经济恢复后，需要搞一个10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计划，“十年以后如果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很好，到时候我们看具体情况，就可以提一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8](P179)
（2）温度 在引发剂加量 0.1%，pH值为 6，m(AMPS)∶m(AA)∶m(AM)为6∶4∶2，水浴温度70℃条件下合成缓凝剂，并配置水泥浆（配方A）进行性能评价，实验数据显示最佳反应温度为65℃（图2）。
（四）农业集体化 就农业集体化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先进行集体化，之后再推进机械化，刘少奇则认为应该先完成机械化，之后再推行集体化，甚至把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思想批评为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2](P345)毛泽东强调新中国由于家底薄，要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时间会非常漫长，农业合作化可以先搞起来，靠简单的协作也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而刘少奇则认为农业集体化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为前提和基础，认为“靠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到社会主义去是不可能的”。[8](P179)
（三）担心非公经济的负面性 毛泽东、刘少奇都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出发认识到利用非公经济的重要性，又都担心非公经济的负面性。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非公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我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也会增大我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困难。毛泽东的这种担忧最早体现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讲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7]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意见。刘少奇认为我国于新民主主义发展时期，准许非公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公私经济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8](P03)
（一）过渡的条件 就过渡的条件而言，毛泽东比较看重政治条件，刘少奇则看重经济条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革命家更看重的是政权的取得。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从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里就决定了是敌我矛盾，那么在这个意义下，毛泽东讲过的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框架下要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就更多地具有统战的味道，是从敌我力量对比为出发点作出的一项策略。一旦革命力量成熟，消灭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从毛泽东思考的角度出发，新民主主义制度可长也可短，一切要以敌我力量对比为转移。刘少奇结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的观点，提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来建设好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6](P62)
三、毛泽东、刘少奇过渡思想的不同点
3.3.3 乙酰化 在生长因子、赖氨酸乙酰转移酶2B(lysine acetyltransferase 2B，KAT2B，又称PCAF)的刺激下，赖氨酸(lysine，Lys)125和Lys128的残基被乙酰化，可使PTEN在细胞核内积聚增多。同时，乙酰化后的PTEN磷酸酶活性降低，可激活PI3K信号通路，促进癌症的发生发展。另一个PTEN乙酰化位点位于PTEN的PDZ结构域中Lys402，由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驱动，Lys402的乙酰化也能降低PTEN的活性[13]。PTEN的乙酰化可被组蛋白去乙酰化酶1的作用逆转，从而恢复PTEN的磷酸酶活性。
（二）坚持社会主义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社会主义要以工业化为基础。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要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P1477)刘少奇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工业化。”[6](P60)
（三）工业化模式 就工业化的模式选择上，毛泽东主张重工业应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刘少奇则认为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毛泽东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但这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1]刘少奇主张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刘少奇认为我国之所以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发展基础”。[8](P198)
作为一种图像媒介，地图是视觉性和空间性的，由此，它主要作为描述的特征而非叙事的特征显示自身。时间性的记忆本身就是形象性的，形象性与空间性是记忆的根本性特征。语词和图像的关系既不能理解为一种相互独立的符号系统，也不能独自作为图像来对待，因为图像的解释是借助于语言来进行的。语词和图像在图画中是相应相合和互补合作的关系，地图作为图像是一种始终存在着彼此介入的“异质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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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达成共识：过渡时期总路线
建国前后，刘少奇形成了不同于毛泽东的过渡思想，但在随后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了三件事，刘少奇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过渡思想，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达成了共识。
（一）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反映当地农民的自发力量正在向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软弱涣散。山西省委的主张是，采取措施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对此，刘少奇支持华北局的意见，在多个场合对山西省委的主张给予了严厉批评，称其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据薄一波回忆，随后，毛泽东找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表示反对刘少奇的思想观点，同意并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薄一波讲：毛主席的批评是对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10](P191)这对刘少奇的过渡思想不能不产生影响。
（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底1952年初，针对党内干部发生腐败行为和民族资产阶级搞的不法行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两场运动密切相关，涉及面广，影响大，尤其是通过“五反”运动，打掉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法气焰，也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看成中间阶级，毛泽东从这时开始下决心逐步消灭资产阶级，1952年9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0](P213)事关重大，毛泽东需要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为此特派刘少奇赴莫斯科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并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支持。刘少奇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参与了这些事情，这不能不对刘少奇的过渡思想产生影响。
（三）195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被批评” 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指出，从现在开始要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同时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综合各方意见的成熟方案。为了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还在会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确保私有财产”等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在会上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一些片面观点做出的批评之后，“党内高层领导同志，包括少奇同志，大家都是心悦诚服接受的，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10](P66)
五、结论
在建国前后，围绕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结合国情认真思考，存在一定的分歧也是十分正常的，最后，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达成了党内共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付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维护领导核心、拥护领导核心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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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itional Thoughts of Mao Zedong and Liu Shaoqi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JIA Xiu-mei
(School of Marxism,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Mao Zedong and Liu Shaoqi put forward their own ideas on how to transit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The two assumptions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Since 1951,at least three incidents had occurred,which led Liu Shaoqi to give up his own views and accept Mao Zedong's opinions.Finally,a consensus had been reached on the general line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This result fully reflects the arduous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road of Chinese-style socialism development,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sisting on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taking the road of Chinese-style socialism,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maintaining and supporting the core of leadership.
Key words：Mao Zedong;Liu Shaoqi;transitional thought;comparative study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82(2019)02-0007-04
收稿日期：2018-11-05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2008-2010年重点研究课题“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晋思研字［2008］3号）
作者简介：贾秀梅（1962-），女，山西代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等。
〔责任编辑 赵晓洁〕
标签：新民主主义论文; 总路线论文; 思想论文; 人民出版社论文; 北京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山西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2008-2010年重点研究课题“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晋思研字[2008]3号)论文; 山西大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