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献的缺失造成历史的失忆，透过找寻散落在社会记忆中的“传言”来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这些传言遇到天主教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我们称之为“神圣传言”。从个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本档案是一个运动、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或以客观的、或以灵性的方式来展现，借以口述史方法抢救日渐亡佚的历史记忆。本文欲从一座教堂的“四个传言”来修补哈尔滨呼兰区的一段天主教历史。
关键词：呼兰 天主教 传言 社会记忆
对于历史记事方式，学术界惯常依赖文献资料，然而历史的展现并不都见诸于纸上，那些留在人们记忆中、口口相传的“传言”同样见证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常使用的口述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历史的记忆与修补，口述史同文献资料一样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忆，完成的口述史成为了文献的素材，那些还未被记录的口述史我们称之为传言（rumor），社会心理学认为，传言是指提不出任何确切的根据，而人们相互传播的一种特定的消息。传言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群体归属的情境化需要，在不同场域，传言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神圣传言”即是在天主教情境下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展开，“神圣传言”既可分为内外两个部分，教内传统的圣传，游离于传统之外的“传言”；也可拆解为圣言和人言（传言）。圣言是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以自己的言和行见证天主，传言是基督徒见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用人言传播对基督的见证，人言见证圣言、人言表达圣言，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传言。这种传播和见证可以以实物的方式、话语的方式、抑或生命的方式，部分被记录下的传言变成了文本，而有些历史记忆沉睡了，我们通过再去追问这些传言来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唤醒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修补的过程。再现完整的传言，就是再现一段特定时期内基督徒、传教士与教会、天主甚至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历史记忆。传教士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上帝，基督徒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上帝，他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肉身在中国的土地上以融合、以冲突的方式见证上帝。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史，目前学界的研究侧重早期天主教传播，以闽南地区、东南沿海城市居多，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宗教史志、人物志编撰，但是对北方天主教的关注明显不足，天主教进入北方的传教时间较晚，历史断层严重，历史资料整理的滞后性与资料利用不充分导致在各类中国天主教史的资料中出现频率也是极低。北方的天主教虽然较北京、天津、南方沿海等地发展较晚、速度较慢，但是北方的天主教也是天主教，北方的基督徒也要见证上帝，故此，本文选择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②圣母圣心天主教会为主要田野点来追溯不被人想起的历史记忆。呼兰是哈尔滨历史文化的发端，政治和经济上也是哈尔滨地区的要塞，在这里可以发现诸种意识形态的源流，在原有满族古老宗教文化的基础上，由移民迁入的中原儒、道家文化，随战争侵略嵌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新教、长老会等宗派传入呼兰，中西文化的叠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构成了呼兰的多元宗教文化生态。除了上述出现过的诸宗教，也有完整保留的各种宗教建筑遗迹和遗址，呼兰的天主教堂就是这些被“完整”保存下来宗教建筑之一，距今已逾百年历史。天主教于光绪初年（1875年）传入呼兰，一百多年的呼兰天主教历史被分散的记载于方志、史料、档案等。1974年编成的《呼兰府志》、1994年编撰的第一版《呼兰县志》、2008年第二版的《呼兰县志》、1999年的《黑龙江省志·宗教志》，1988年版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是较为直接、详实的记载，《清实录》、《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八年至十五年》、《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中华归主》等档案资料对黑龙江抑或东北基督宗教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呼兰天主教亦有间接的记载，另外《呼兰史话》、《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2辑《黑龙江宗教界忆往》、《清末教案》，张力、刘鉴唐教授的《中国教案史》、李时岳教授的《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对光绪八年的黑龙江呼兰教案及东北义和团进行了重要记载和考证；顾卫民教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长声教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赵树好教授的《教案与晚清社会》、《教案史料编目》等著述对呼兰发生的数起教案都有详尽的介绍。本文在查找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走进呼兰天主教会，参与并观察，与当地的天主教徒进行交流和访谈，以四个传言为线索来修补缺失的历史记忆。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需要有充足的师资，在这方面，有医学专业的学校有着特有的优势。那么，对于一些非医学类高校要想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就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目前，一些非医学高校里师资大都由校医院工作者、辅导员、后勤工作者、部分学生组成。师资里的老师大都为兼职，平时还要从事各项工作，难免精力不足。而部分具有师资的学生随着毕业离校，也会使得师资流失。应急救护培训是面对全体在校学生进行的，受众范围之广，仅有的师资难以满足其需求。在教学的过程中，具有师资资格的非医学类学生，也存在着专业性受到质疑的问题。
一、圣地与圣门
在呼兰区唯一的一座有规模、有历史的教堂即呼兰天主教堂，亦称呼兰圣母圣心教堂。该教堂凝结着呼兰天主教百年的传教历史和中国近代历史变迁，不仅是当地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也成为呼兰的地标性建筑。教堂因其形状酷似巴黎圣母院，故有“东方巴黎圣母院”的美誉。一位教会的老阿姨提起这座教堂时说“我每次跟上主祷告就说‘我住在东方的巴黎圣母院里，觉得好荣耀啊，你一定更愿意听我的祷告，加倍的福泽我。’”在教友的眼中这不止是一座教堂更是一方圣地。
“小姑娘你知道吗，这座教堂可是宗座遐福的圣地。”
“宗座遐福的圣地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评定标准？”
2.2.6.1 危害症状。植株感病后枝条萎蔫下垂，生长缓慢，叶片变黄枯萎，常有红紫色变色。部分枝条局部出现小黑点，发病7 d后，病枝逐渐死亡(图6)。
说起这座教堂，钱大爷满脸的自豪，侃侃而谈，虽然也说不出个前因后果所以然来。但是这个“传言”足以看出这座教堂在教友心目中的地位。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教堂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才得以傲然屹立在世人面前，回想建堂之初可谓一波三折。光绪元年，隶属于吉林省小东门罗马天主教区的法国传教士来到呼兰府开始传教，传教之初仅租用民房几处。至光绪九年，传教士贡罗斯筹备兴建教堂，选址在关帝庙东一里处。传教士们购买了窦玉等人的土地，但因土地所有权纠纷，建堂一事被迫搁置。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初，仍在原处购置土地，面积约一晌九亩四分五厘，其中包含瓦房七间、草正厢房十八间。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传教士戴治逵主持修建一座大教堂，据记载教堂的最初尺寸“南北长三丈五尺，东西宽五丈五尺，高三丈五尺”⑤，另外包括九间学堂，均为西式。在当时中国老百姓眼中一个高耸、洋式的大楼就在呼兰这片土地上扎根了，从文化到形式它都是如此格格不入。青砖、青瓦木结构，主体为双钟楼五层高哥特式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坐北朝南，从外观看所有门窗均呈半圆拱形，哥特式融入了罗马线条的建筑风格。关于教堂内的装饰，没有找到详尽的描述资料，在2008年版的《呼兰县志》中记载当时天主教堂的现状是“因年久失修，大陀已有塌落，瓦已大部破碎，墙体多处裂缝，教堂内装饰面目皆非。”文献中只留下一个对教堂内装饰“面目皆非”的记忆。教友们也没有具体的传言关于教堂内原来是什么样子。据说教堂内应该有彩绘彩窗，教会曾经试图复原彩窗，因为花费极高又担心再次被破坏才放弃修复彩窗。但是对于教堂的一样物件，教友们可是振振有词的说那是清代留下来的，就是教堂仍然在使用的六扇大门。
“这六扇门可是清朝留下来的，你看这教堂和窗户啥的都不是原样了，只有门没变过。”
“可是看着挺新呐”？
“当然粉刷过啦，但是你看那上面雕刻的花纹和材质都是以前的，最原始的。”
由于潜山旅游业起步较晚，许多基础设施都还不完善，配套的衣食住行游购设施急需完善，许多景点的开发都只是浅尝辄止，部分景点连旅游专车都没有，目前整体的旅游状况是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旅游市场主体弱小，以山水观光为主打产品，其他休闲娱乐产业发展滞后，尚未形成产业链，而旅游是一个综合性产业，门票收入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收入来自于游客商业性的消费。
这是我了解到的第二个“传言”，我想起大陀塌落、墙体裂缝、教堂内装饰面目皆非的样子，唯独一扇门被保存下来了，也许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教友心中却是下意识的记住这个故事，逢人便说起，历史就像教堂一样断裂过，但是“门”却像一个精神保持不变。
经过维修的教堂内部看起来宽敞明亮，用黑线勾勒的穹顶线条将圣殿前后有形的连接在一起。两排半红色列柱自然地将教堂划分成了三个区域。两侧是教友做弥撒的地方，半二层处有唱经台，这样的设计为了使声音更好的覆盖整个圣殿，告解室在通往唱经台楼梯的东侧。两侧楼梯可以通向两座钟楼，因年久失修现在只有一侧楼梯还在使用，但已无法通向钟楼。教堂两侧悬挂着“十四站苦路”圣画，这些圣画不仅是殿内唯一的装饰，而且在周五的弥撒和复活节时期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教堂正前方有一个主祭台两个分祭台，分别放有圣母圣心像、圣心圣形像、耶稣受难像、大圣若瑟像以及圣母像，该教堂奉圣母圣心为主保，因此取名为呼兰圣母圣心教堂。有去过巴黎圣母院朝圣的教友讲述该教堂的祭坛摆放与巴黎圣母院几乎一致，这也可成为“东方巴黎圣母院”的又一佐证。
余传伟的水彩画，摒弃了单纯的“造景”，不再简单地追求色彩及画面的完整与效果，而是更注重于“画外”之功与“境”的塑造。
在地方层面，上中下游涉及到11个省市，不同省市经济发展程度与沿岸的捕捞渔业、渔村、渔民情况不同，其面临的水生生物尤其是鱼类资源问题差异比较大，导致各地重视程度、治理效果差异也比较大。由于涉及部门多、省市多，缺乏既专业、系统，又全面、协调的综合治理机制，难以提高治理的协同效果。
本次研究中,将56例肛周脓肿并肛瘘患者的研究数据均输入至SPSS17.0软件中,进行统计学有效处理,肛门失禁评分采用(±s)的形式表示,处理方式为t检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采用%的形式表示,处理方式为χ2检验,结果显示,P<0.05,便形成统计学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的吉林教区、齐齐哈尔教区、依兰教区、延吉教区全部被废除，成立中国天主教哈尔滨教区，1983年改称中国天主教黑龙江教区。主教府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47号的天主堂。王瑞寰任黑龙江教区的首任主教。呼兰圣母圣心国际女修会以会母丁松贞为首10多名修女迁驻哈尔滨香坊天主堂。外国传教士陆续离开中国，自此中国的天主教都交由中国神父管理，修女还有其他一些教士还会从事医疗、教育等工作。自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天主教堂被苏联红军驻用，教会解体。1956年呼兰师范学校搬进天主教堂大院内。1971年由呼兰第五中学占用。1981年政府落实宗教政策，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呼兰圣母圣心教堂并没有马上归还给天主教会使用，因为教友稀少，1990年县内仅有天主教教徒42人，少数人时常去哈尔滨市天主教堂参加弥撒。政府修缮了教堂，列为黑龙江省级保护建筑，但只有参观的用途，并未做宗教场所使用，经过教友们多年的努力争取，2002年呼兰五中迁址重建，2003年教堂及其附属神父楼归还天主教会使用。2004年天主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圣堂大典，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呼兰县改为呼兰区，呼兰天主堂正式移交哈尔滨市天主教，仍隶属黑龙江教区。呼兰天主堂从改革开放宗教恢复到现在共有3任神父，刘神父、鲍广金神父和目前的夏双芝神父，信徒人数稳步增长。
呼兰天主教发展至今经历了近五代的信徒传承，最初来到黑龙江的教徒大致两类人：一类是清政府放荒招垦从中原闯关东过来的移民教徒；二是在雍正禁教期间因信教发配到黑龙江的为奴的官员或传教士。这些人构成了呼兰第一代天主教徒，成为呼兰地区天主教传教的起点。传教士初到一个未被“开垦”过的领域，矛盾与冲突是可想而知的。
我最喜欢偷窥屋。这个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四面墙，其中一面墙上有一些小洞，小洞只有手指那么大。通过小洞往里面看，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电视机，或者说是一个屏幕。因为小洞太小，所以你看不到屏幕的四条边。屏幕上播放的是很奇幻的东西，但是你看不清楚。所以嘛，它叫偷窥屋。
三、圣人与圣血
第三个有关教堂的神圣传言就是，“该教堂下埋葬着一位致命的圣人”。在天主教内可册封为圣人的，根据《天主教教理》第828条，即在世英勇修习德行、忠于天主的恩宠而生活。教会对他的圣德能力给予肯定，并成为众信徒的模范和代祷者。用神父的话简单说：致命的圣人就是为教会“抛头颅洒热血”的基督徒。在教友心中葬在教堂里的圣人像是为这座教堂祈祷的“专人”而使教堂蒙受更多祝福。致命的圣人多因教难而起，当一种异质文化嵌入到社会中难免会有矛盾、有冲突，既是一种属人的民教、官教以及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张力，也是某种属灵与属人之间的紧张。即便是在没有众多传教士和信徒的呼兰小城也在这样的紧张和冲突之中。在历史上，呼兰曾发生过两次教案。
“就是教宗特别降福的地方，因为我们教堂历史悠久，保存的好啊，今年教宗还大赦了我们堂，黑龙江就这一座。”
光绪四年城守尉受辱投河案。据《黑龙江文史资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六月，“呼兰盗窃犯陶有才，因抢旗民乌成宁阿家中财物，捕获正法，并没收了陶有才房地财产。翌年春，其弟陶有德从外地归来，起诉于官府，退还给他房地。但他仍不甘心，投奔巴彦苏苏教堂，信奉了天主教，要求洋教士为他伸冤出气。同年八月，法国教士纳依而然亲往陶有德家，逼迫被盗抢者乌成宁阿前来接受跪审，私设法堂，乌成宁阿说盗犯陶有才的前赃均已入官府。”⑧纳神父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时隔几日复率领教民前往城守尉府，借故城守尉未如约迎接，不分青红皂白将领催常瑞并城守尉惠安一同马鞭殴打，并扬言“打的就是大人”，惠安伤的不轻，但出于大局考虑仍然释放了传教士。事态却并未因城守尉的忍让而息事宁人，纳依而然回到巴彦苏苏后，反找来呼兰同知奎瑞为自己验伤，颠倒黑白称“纳神父前往呼兰城守尉衙门礼见，城守尉不但置之不理，反辱骂不堪，喝令兵丁殴打，将纳神父缚绑，掌责不堪，其余从人、教民六名，俱各杖责，全刑严押。”⑨状告驻北京法国公使并提出无理要求使事态继续扩大，经查办，身为朝廷三品大员的惠安被冠以“便服斗殴”、不照约护迎等罪名交刑部议处。纳神父“干预讼事，听令教民先殴长官”交由该国自行处理，纳依而然离开呼兰逃往北京，教徒王忠义等人全部逃走，城守尉惠安不堪被诬陷、受辱，投河自杀。此案不了了之。外国传教士带着人的精神、人的血气、甚至带着人的有限性来见证上帝。中国老百姓看到的只是一个蛮横无理，公然干涉司法程序、护庇教民为非作歹的传教士，进而把这样的印象加诸在天主教之上，使天主教传教事业不进反退。
随着《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不但享有在中国传教、永久居住等特权，亦可建设教堂、医院、学房等机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得以恢复，再次迅速发展。光绪八年（1882），贡罗斯神父接续纳依而然神父继续在呼兰传教，开始筹建教堂。同年四月，在呼兰县城购置土地、租赁民房为建教堂做准备。在认定获取土地的合法性上引发了惨烈的民教冲突，史称“呼兰教案”。案件的经过是因法国神父贡罗斯欲从外教教民窦玉、侯希春、傅永春手中购置土地21.2亩做修建教堂之用，然而窦玉等人只是此地的租户，在原地主郭定恒、于财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土地盗卖贡罗斯。地主郭定恒凭地照去衙门控告，经审讯判地产归原主。但贡罗斯不服判决，坚称租户即是兑户，应准兑户转租“查郭定恒等前写给与窦玉等租契之内，原注有任凭租户转租另兑，业主认户吃租字样，自应照契建堂。”副都统无奈应允，断令将卖契改为租契，业主认户吃租。自此该地归贡罗斯租赁，可继续修建教堂。此判决招来领催、来仓、士兵等基层官员的不平，来到贡罗斯寓所前的工地欲与之讲理，试图阻止修建教堂。贡罗斯仓皇之中开枪杀死来仓，众怒之下大家拿住贡罗斯，贡神父在挣扎中又误伤自己左腿，众人将贡神父等人捆住押往官府状告其开枪杀人、强买土地等罪名。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天津总理事狄隆赴呼兰等地查办所有东三省不妥之案，尤其是贡罗斯案件。经过长时间的激烈商讨，判“领催富森布枷号六十日，甲兵依凌山等九人笞四十鞭责发落，窦玉等盗卖有主之产，杖八十枷号两月追出卖价给还教堂，收领地归原主郭定恒等备价抽赎，贡教士枪杀来仓身死，应由该国照约办理。”⑩后来，贡罗斯暗中逃跑逃脱了罪责，反致多名旗兵受罚，来仓白白惨死。难怪黄维翰先生在编撰《呼兰府志》写到此处时忍不住发出“耳不忍闻，口不忍述”的哀叹。
研究对象是2017年1—10月患有急诊严重腹部创伤的患者60例,遵照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两组，实验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28～68岁，平均年龄为（40.0±0.8）岁，病程均值（7.0±0.1）d；对照组男19例，女11例，年龄25～ 60岁，平均年龄为（35.0±0.7）岁，病程均值（6.0±0.8）d。所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且自愿签署同意书。两组年龄、性别与病程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满足研究要求。
传教士的行为激动了民众的仇教和反抗情绪，此外光绪二十二年，沙俄在呼兰境内修筑中东铁路，动用大量中国劳工，占地逾万垧，致使大量国人流离失所，并且为赶工期进行着非人的待遇。面对国破家亡、惨无人道的双重迫害，积怨在东北群众心中的反抗情绪终于在义和团运动中爆发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爆发，打着“反洋教和反压迫”的口号。团民们将火力主要集中在破坏铁路以及捣毁教堂上，声称“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11因此黑龙江的东正教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新教）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呼兰城内，天主教堂受到严重波及，“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构煽，日与教堂为难”12。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曾建议法教士舒维尼移居官署内，以便保护，而教士舒维尼不从并试图对群众进行说教。义愤填膺的群众将教士舒维尼当场打死，并割其首级悬挂示众。群众捣毁教堂后，继而将教堂烧毁。在巴彦苏苏与小石河，义和团军兵们甚至挖掘已故教士坟墓、破坏其尸身，此举宣泄了民众心中多年积怨。正当义和团军兵浴血奋战之际，清政府作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懦弱决定，令东北停战议和，使呼兰义和团惨遭失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办周冕给萨保的呈文》中提到：“窃于本月二十三日，奉宪礼以交涉处案呈，准五司八旗移开，教案索款四十余万，掘坟命案并造还教堂尚不在内，筹办不易，非办不可。奉吉两省业已就绪，江省岂能延搁。”13除赔款外，还将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革职、永不叙用，只因其对法教士舒维尼保护不力，至其死亡。当时民众皆知副都统想竭力保护舒维尼教士，此决定实属冤枉。舒维尼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在呼兰殉道的传教士并对呼兰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作出重要贡献，因此大家传言中那位葬在教堂内“致命的圣人”很可能就是舒维尼教士。
呼兰天主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的第一次重创，也只是众多创伤中的一例。历经战争被毁、地震灾害、破四旧关门、做仓库被占用、改革开放重新开门，呼兰天主教堂经历了重重“浩劫”最后存活下来，在这过程中许多庙宇彻底消失。对于天主教堂的存留流传着一个神圣的传言，这个“传言”不仅在教民中还在一些土生土长的呼兰人中传说，在“破四旧”过程中，这个教堂本应该是被拆毁的，“当年要拆这座教堂的时候摔死过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小就是呼兰长大的，听老一辈说的，就是因为摔死了人，所以没人再敢继续拆了。”
图书馆的张叔不是一个信徒，当我问起这座教堂的历史时对我讲起这个传说。这个传说我听神父和一些教友也提起过。这样的传言无疑给教堂带来一丝神秘感和敬畏感，无意中强化了教堂的圣地性。一个普通人的死，如果从一栋普通的建筑上摔下来大家不会联想些什么，恰恰因为在教堂并且是在“冒犯”教堂的过程中致命，大家就会把这样的流血神圣化，教堂神圣化。一个神父的死和一个普通人的死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却产生了相似的果效。流血在基督教中有特殊的意义，旧约中如果有人犯了罪就要拿牛犊、羊羔或鸽子到祭司那里，把罪人的罪归在这些牲畜身上，然后宰杀将血洒在祭坛的四围，这个人的罪孽才被赦免。新约中基督耶稣为做成永远的赎祭，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成为赎罪羔羊代替众人的罪，恢复神与人的关系。基督以上十字架的方式见证了上帝，基督徒以上十字架的方式见证了基督。不论是传教士的流血还是普通人的流血都是走向了自己的“十字架”。流血的传言对教友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现实的范畴，这里是否真的埋葬着一位圣人，同时提醒着教友们基督也曾这样付出生命。
四、历史记忆与历史修补
社会学者罗斯诺认为，传言是指没有得到证实而又无法反驳的信息，往往与重要人物、事件相关。欲用人言表达圣言时必定存在人言真实性的问题，亲身经历或由祖辈习得的个体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诸如知识结构、行为、心理、环境，甚至梦境等诸多因素弱化、重组、延伸、遗忘14，可以肯定的是由个体记忆整合而成的社会记忆是对历史有意识地保存和传承。档案是对社会记忆系统、有序的整合，每一次地方志的编撰都是重修历史记忆的过程。呼兰天主教最初的记载是最早被编撰的《呼兰府志》（1974年）详细记载了教堂最初样式、建堂数量、传教士及教民人数，最重要的是黄维瀚先生作为呼兰知府亲笔记录呼兰教案的第一手资料。1994年版的《呼兰县志》是所有版呼兰志中对呼兰宗教最详细的记载，包括天主教的沿革、活动以及一些天主教堂的现状，呼兰教案被编入第九编政治发展纪略单独一节。到2008年第二版呼兰志，删去了历史的部分，只剩下天主教和教堂的现状，并且宗教不再单独成为一章，而是写进了旅游文化的板块，但是仍保留了呼兰教案单独一节，未做修改。至于呼兰每年的年鉴，所有宗教加起来没有超过五行的记载。历史是不断记忆、不断遗忘的过程。
为什么特定的历史事件在集体记忆中有的选择被记住，有的则被“遗忘”？北京大学王汉生教授指出：“事件自身特点以及情境因素是决定该事件能否成为鲜明社会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15透过传言找寻的社会记忆即便不能还原历史，仍然可以见证一个冲突的痕迹，天主教进入中国后，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留下了历史痕迹，这个痕迹表明一部分皈信基督的中国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有来自属灵和属人之间的紧张，面对着其他人的不理解，如何自我表达以获得更多的同情和认同。有的来自自身灵魂内部的斗争，基督徒带着血气、带着自身的有限性来见证基督，与当地历史文化发生异质冲突时如何化解。所以呼兰区的天主教“神圣传言”有其特定历史情景和社会记忆机制。社会记忆，是过去“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运动”16，对历史记忆的抢救和修补，是见证生命的认识和真实性，对于历史我们都是不在场的，我们最终是通过认识事件，最终认识“人”的过去。
①[作者简介]：樊志辉（1964－），男，辽宁凤城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基督宗教与比较哲学、形而上学与后实践哲学研究。
借助这些灵敏的“眼睛”，天文学家在朦朦胧胧的银河系中心发现了成百上千颗恒星，它们都沿着一个直径大约0.1光年的近圆形轨道作快速周期运动。其中之一就是根策尔博士称为“S2”，而吉兹博士称为“S-02”的这颗恒星。这是一颗年轻的蓝色恒星，沿着一根非常扁长的轨道运行，并且每16年就会穿越离疑似黑洞之“嘴”仅有110亿英里的地方。
⑦参见：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吉林教区主教通令》
④（清）黄维翰编.呼兰府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194页。“二十二年始在关帝庙东购定冯廷显升科地二段，西一段南截长四十四弓东西宽四十三弓，北截长四十六弓，东西宽二十八弓；东一段南北长三十弓，东西宽十五弓，合地一垧九亩四分五厘，中有瓦房七间，草正厢房十八间，井泉一眼。”
②呼兰区，原为呼兰县，2004年2月改制为市辖区.
③此处提到的“宗座遐福”也就是宗座降福，是由教宗对那些对教会有贡献之人的文字性降福。这个解释说明两点，一是宗座的遐福是颁给个人的，二要有文字性证据。追问之下，该教堂并没有关于宗座遐福的任何文字性证据，据说可能有一个磐石，但不是谁都能去看的。那宗座遐福有没有颁给教堂的呢？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可以确定得到宗座遐福的教堂位于上海佘山的圣母大殿，被誉为“乙级宗座圣殿”，是中国天主教十大朝圣地之首。但并没有找到关于“宗座遐福的圣地”一说。关于“该教堂有无大赦的问题”经询问该堂神父得知，是年确实为大赦年，但并没有此教堂大赦一说。据笔者观察和了解，钱某是教会第一期门徒班的学员，信仰多年、较为稳固，深受年轻教友的尊敬，并无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一说。
＊文中所提访谈人物均为化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性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研究”（13AZX012）
⑤（清）黄维翰编.呼兰府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194页。
⑥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3页。
暂不论教友所说是传言抑或流言，真实成分有多少，与现存文献矛盾程度如何。这种叙事不是无表情的，是带有某种情感的表达，是出于在某种情境中造出集体感的意义构建，传言使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求共同语境理解，以应付威胁。这种不安全感来自在社会的动荡与时代更替时，呼兰天主教会如何表达自我存在。呼兰天主教会自建立至今经历了五个教区的更迭，这与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不无关联。1838年教皇额我略十六世谕令在东北和蒙古设立“满蒙教区”由法国传教士负责传教及管理工作，1840年8月28日教皇又令将满蒙教区中的东北教区分离出来，设立“满洲教区”，⑥呼兰在此教区管辖范围内。主教府设在阳关（今辽宁盖平附近），首任主教方若望负责向黑龙江地区传教和管理堂口的工作。到1848年全区有神父19人，其中中国神父3人。全教区有教徒9792人，黑龙江地区教徒约有3000人，呼兰地区678人，是当时天主教的重镇之一，教徒发展很快。1898年5月10日罗马天主教廷将满洲教区划分为南满教区和北满教区，北满教区包括当时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呼兰从满洲教区变更为北满教区。从1900年以后黑龙江天主教发展迅速，除了恢复一些原有的被毁坏的教堂，并扩建到一些新的市县，新增教堂十余座，1908年呼兰天主堂建成，此外还增设男、女要理学堂。1920年3月19日，罗马教皇令北满教区中的延吉和依兰部分割让给朝鲜元山教区，委奥地利本笃会管。1924年北满教区改称吉林教区，除依兰、延吉二道所涉及黑龙江省的地方划归为朝鲜元山教区外，黑龙江地区的西部、中部均属吉林教区，仍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传教和管理。至1925年该教区有主教和外国神父18名，中国神父16名、外国修女和中国修女共131人，全区有教徒24380人。据1929年的统计呼兰有教民500多人。1931年东北沦陷后，罗马教皇任命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⑦为驻伪满洲国的宗座代表。高德惠发布《吉林教区主教通令》规定在弥撒中念《皇帝颂》、《官府颂》经文并且为伪满洲国祈祷，在各堂口和公所大门上还悬挂伪满洲国国旗，此类举动招来广大信徒的愤慨和抵制，信徒人数骤减。1939年神父康嘉赉任呼兰县天主堂总司铎的时候，呼兰仅有教民395人，圣母圣心会贞女3人。
李昱霏，黑龙江大学宗教学博士，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方向。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⑩（清）黄维翰编.呼兰府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454-455页。
1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庚子记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页。
12（清）黄维翰编.呼兰府志[M].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98页。
由于自然环境通常难以满足PRB的使用要求，科研人员开始尝试进行人工干预，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在PRB的外围添加电场，使得地下水中的污染羽在PRB中流速加快，不仅提高PRB的修复效率，同时确保污染的地下水尽可能全部得到修复[13-14].
13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Z].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3页。
14黄晨、虎娇玫.图书馆发挥记忆功能的思考[J].学术论坛，2013（8）.
1.2.1.1 护士方面:宣教不到位;危重患者较多,使用仪器设备多,工作量大,对病房管理难以面面俱到;病房管理上做的不细,经不起检查;思想不活跃,创新意识不强。而且职责不明确,对于病房管理,仅限于应付检查,各层级人员坚持不够,思想上不够重视,管理不到位。
15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2006（3）.
16【法】波德莱尔语.转引自［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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