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家族组合关系中的资源配置:以阳烂侗族村落为个案论文

张佳:家族组合关系中的资源配置:以阳烂侗族村落为个案论文

摘 要:在任何社会中,人类可以支配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人们在面对稀缺的资源而要求得生存与发展时,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应对措施。有的民族是采用了兄弟分家的方式来应对资源的稀缺,而在侗族地区却是采取了家族组合方式来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是文化模塑的结果,也都是人们靠文化来排解生存困境的手段,以建构、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

关键词:家族; 组合关系; 资源配置; 阳烂侗寨

在阳烂村的资源配置,采取家族联合的方式,家族联合仍然是以族群血缘为纽带的,族群血缘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也是村落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阳烂村中龙姓家族的“弟兄祖先故事”和杨姓家族的不同区域来源说表明,村民间具有两种血缘关系和多重的拟血缘关系:在龙姓的“兄弟故事”中所展示的是个别弟兄始祖与其子嗣的父子垂直血缘联系,在杨姓的三个来源传说中所展现的是弟兄始祖间的平行血缘联系[1]。然而这两种血缘关系在村落按家族的形式持续,但在面对资源稀缺时,村民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两种关系进行资源配置,而是将这两种关系进行了组合,在村落里进行了不同家族之间的组合而成为一种拟血缘关系,村落中的龙姓与杨姓的关系可以视为是一种拟兄弟的血缘关系。这正如村民所理解的我们以前是结拜兄弟,“我们可以打架,但不能记仇,因为我们都是兄弟”。这体现出一种平行、对等的结合关系,从本质上看,这些组合关系仍然可以归结为一种兄弟关系。这种组合关系的血缘隐喻,与村寨资源利用与配置有关。在聚落各家族内部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平等的地位上去竞争分享地域性资源。其实,在村落资源的配置中也正是通过家族组合关系中的三种形式——团结、区分与对抗来进行的。

一、家族组合关系的资源利用主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同胞、弟兄或弟兄姐妹,是系于根基性情感的最根本“族群”。在侗族村寨的现实生活中,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其家长有兄弟关系的几个家庭。他们相互来往频繁,平日有困难相互扶持。不这样的话,在聚落中便会沦为大家谈论、批评甚至鄙视的对象。在有些地区,村寨中还流行结“异姓家门”,这是为了壮大寨子力量的文化策略,只有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才能避免外寨人的欺侮。尤其在资源关系上,祖先有兄弟关系的家庭、家族与村寨更是需要“结盟”,共同维护、分享本地资源。在村落,不同家族之间,即使没有实质意义的血缘关系,但在共同面临资源的稀缺进行有效配置时,人们就采取了以拟血缘的方式,将村落的人群建构成为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而由此获得分享资源的资格。这可以说明的是在村落资源的最初配置中总是离不开“血缘”,“血缘”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资源的最初配置是在“血缘”关系中展开的[2]。

在村落建立之初,一个家族的力量还是多个家族的力量,在面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时,其力量总是显得弱小,为壮大自身力量,村落力量的团聚是最有效的方式,使得龙杨两姓连结为一个共同体,以此增强凝聚力,强化地域观念。尤其在旧时战乱土匪多,社会治安差,团寨需要修建大门,修筑寨墙。村民说,阳烂寨以前有三层围墙:一层是土岩围墙;二层是高杂木杉条围城墙;第三层是用一丈多高的楠竹杆密封团寨一层。三层围墙之间用楠竹削成锯尖以桐油浸泡十天,有了剧毒后围着三层围墙近500米长,用来防御敌人。村寨居民为了相互照应而全村聚族而居,木楼一栋连着一栋、一排靠一排,居住相当密集。若住寨外则会有被土匪“拉羊”(即绑票)、派伙食(即供应土匪吃饭)、借宿(即提供住宿过夜)和洗劫的危险,故人们更多挤在寨中。如1949年4月地方的“三抗军”(抗共产党、抗土匪、抗国民党)从林溪开入大队人马,路经高步来攻阳烂。当时本村的游击队有十多人持枪驻在村里,听到枪声马上关起三层围墙大门,没有枪的村民个个扛起大刀长矛守卫寨门。当时久攻不入的三抗军匪放火烧寨,燃起熊熊烈火。后经高团村曾任高步乡伪乡长的杨生荣求情才使阳烂村逃过此劫。

从地方规范性文件法治化治理模式来看,地方规范性文件突出了组组通扶贫工作的法治性,这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治国理政方略密切关联,表明政府把扶贫工作纳入法治政府的范畴,也与法治湖南的治理理念极为契合。这样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体现了组组通精准扶贫政策明确性,规则周密性,责任实质性的合一,通过明确适用范围、职责任务、程序安排、时限进展,规范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对组组通精准扶贫的行政行为,对符合条件的村组给予了法治优待和法治保障。

这样的历史背景,这样动荡不安的年代使得两家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营建、维护自己的团寨,从而使得家族观念淡化而团寨意识增强。密集居住、频繁往来更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增进了感情、加强了沟通,从而加速了两家族的融合。

阳烂侗寨祖先自入寨以来,组建家园、安居乐业,共同营建了许多公益建筑。从乾隆39年到嘉庆17年的40年间就建造了六大工程建筑:河边中寨大门楼及土地宫、河边龙头鼓楼、河边台阶大水井及大岩块整形土地宫、青石板路、龙杨氏祠堂、中寨大岩块结构水井,以及先前建造的中心鼓楼、三个神庙等等。建设中全寨侗民,男女老幼同心协力,有银捐银、有木捐木,使全寨各项工程圆满完工。这些建筑是阳烂侗寨先民辛勤劳动以及智慧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阳烂村民把这些建筑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是团寨的象征,两家族不分彼此共同维护着祖先的遗产,加强了团寨的凝集力与彼此的文化认同感。这种相互的始祖认同可以说模糊了家族界线,消除了家族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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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村落里的满全庙,满全是阳烂的开寨祖师,原本是为了祭祀龙氏祖先龙满全而修建的。但杨姓家族进入阳烂后,与龙姓家族结拜为兄弟,也把满全庙作为自己的祖先神庙去祭拜满全,也把满全当作祖先来祭拜,把他当作开寨祖师来敬仰。在逢年过节时,杨姓人和龙姓人会一起去祭拜满全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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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可以看出龙杨两家关系密切,从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他们互相尊重,彼此团结。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在共同的生活中有合作,但也有竞争,有团结也会有矛盾。

在阳烂村最独特的是两家族共同修建了两座鼓楼,一个龙杨家祠。这是在全侗族地区所没有的。鼓楼是家族的象征,一般说来是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鼓楼,而且是建寨必先建鼓楼,在阳烂村却是龙姓家族和杨姓家族共同修建了两个鼓楼。没有区分龙姓家族的鼓楼还是杨姓家族的鼓楼,而是两个家族所共有。在汉族社会里,祠堂更是家族最重视的,是家族内部的活动场所,是家族的象征,不可能超越家族的界线。但阳烂村的祠堂却是龙姓家族与杨姓家族所共有的,这里我们暂不分析侗族社会采借汉族祠堂文化时所发生的在结构上的错位,但就从两个家族共建和使用一个祠堂的事实,就已经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两家族关系密切,不分你我。

二、家族组合关系下资源利用主体的“亲兄弟明算账”

兄弟们结婚后分家,在侗族社会是普遍的家庭发展原则。在侗族社会流传的故事中,几个兄弟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落户,一旦落户之后,又与当地的其他家族成员建构起拟血缘的兄弟关系,这既是当前各人群区分的“根源”,同时也是各人群合作壮大的前提。在村民的现实生活中,各家族内部的成员以兄弟记忆相联系的几个家族与寨子,也以“某一兄弟的后代”来彼此划分——老大的后代、老二的后代。此种区分还经常以一些物质或文化符号来强化;如划分谁是“分得什么的兄弟的后代”、“分得哪里的鱼塘,哪里的山地,多少把糯谷的兄弟的后代”等等。同时,村民也在谈论别的家族先人又是从哪里来的,与自己家族的先人是如何建立关系的,从而使得地方的开发获得了成就,这种团结合作中又有区分的人际关系,与当地经济生态中资源分配与分享相契合。各个家庭、家族有自己的田地,各个村寨有自己的地理边界,这种经过家族组合而将资源的利用与分享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共同建构起了拟血缘关系的村落居民的生境。

其次是家庭之间或家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所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而确立起来的空间体系。在阳烂村落里,家族之间的交往极为频繁,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家族的,家族之间都进行分享。村落的芦笙会,到别的村落家族“行年”集体做客等活动,都是在家族之间进行的。尤其是村落或家族建设公共设施,如修筑桥亭、鼓楼、道路等,都有邻村家族的参加,或者捐献材料、现金、劳力等[3]。这些活动的参与,不仅是一个“物”与“力”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族群身份的空间认同,家族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这种参与中得到全面的认同。其实,这种参与的范围就形成了特定家族被确认的空间范围,由此而确立起特定家族的空间领域。

侗族人民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村寨与村寨之间往往会有大型集体作耶、芦笙比赛、篮球比赛等活动。这种对外集体活动就加强了团寨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两家族齐心协力,不分彼此,共同为团寨争夺荣誉。在与外寨发生纠纷时,两家族更是以团寨利益为重,一致对外,共同进退。这种心理与历史上动荡不安,常有外界的侵袭和干扰有关,在今天或许已经成为愚昧的象征,但它却对两家族的团结起过重要作用。

家族的活动可以从三个层面的整合中得以体现。首先是从家族成员个人的活动而汇聚起来的空间系统,如一个人从婴儿到去世的整个人生历程,尽管以个人的生命周期相应于家族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但一个家族的生命周期是靠一个个家族成员的生命周期去实现的。因此,人一生的历程所历经的各个环节都以特定的仪式来体现,这种仪式的实现是在具体的家庭或家族中完成的,或者是由家庭、家族成员来共同完成。由此而使得个人的仪式具有家族性,一个个家庭的个人的活动所编织起来的网络,就成为了这个家族活动的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就形成了特定家族的生存空间系统。

在侗族村寨长期以来好聚族而居,使得婚姻趋向于向内寻求资源,通过同姓不婚的族规的限制既避免了近亲结婚的弊端又保证了婚姻、人口繁衍的正常发展。婚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同时,加快了两家族的融合,增强了团寨的凝聚力。婚姻是联系两家族间感情的纽带,婚姻关系的缔结使家族与家族之间融为一体,关系更加牢固,难分彼此。从阳烂村2004年婚姻统计表上看,全村185户,有49户是两家族通婚。而在以前村民没有外出打工之前,两家族互相通婚的现象就更多更普遍。这种现象在其他村寨并不多见。这样使家族关系更加亲密,彼此往往互为亲戚,关系网更加错综复杂。

在村落的家族史述说中总是在强调真正的“血缘认同”,强调与本地方或远方的同性家族共祖,但在村落的家族组合关系中,村民似乎也十分注重家族之间的“拟血缘认同”,甚至将血缘认同与地缘认同结合在一起;有亲近地缘关系的几个家族,建构出了藉由祖先的相互联合而结成的兄弟关系,就成为了“一家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村民面对有限资源而进行有效配置时,我的存在并不是他人的危险,他人的存在并不是自我的障碍,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这在村民的古歌中描述人群的来源就已经有十分清楚的表达。这种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们,以“同胞”或“一家人”相称,这显示了人类的族群或民族,是一种模拟最小、最亲近的亲属群体——处于村落始祖的群体——的一种社会结群。因此,“共同起源”历史记忆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模拟并唤起组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它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历史”[4]。这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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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烂各个家族的公共空间划定,除了依靠民间记忆,还依赖了文字的记忆,实现了对空间资源的有效管理与利用。我们在村落调查时发现,村民至今视为骄傲的民间建筑都刻载有具体的时间,如乾隆三十九年建成的河边中寨大门楼及大门土地宫;乾隆五十二年建成的河边龙头鼓楼(2000年为湖南省古籍建筑保护文物);乾隆五十七年筑造河边台街大水井,以及一整块大岩凿成土地庙;嘉庆八年村落青石板路的修建;嘉庆十五年在寨所建立的砖木结构龙杨氏祠堂;嘉庆十七年建筑的寨中大方岩块结构水井等。由此可见,该村落从乾隆三十九年嘉庆十七年间,村落的先民在本寨建造就有六大工程建筑,这些建筑现在还完美无损,后人还在继续使用。20世纪以来聚落所修筑的公共建筑也是如此。这些公共建筑成为了村落的标志,也就标示家族所处的特定空间领域,这种空间领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合理化过程中,又有与之匹配的实物相映衬,于是,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媒介,是当地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也就最能够维护与调节当地传统的人群认同与资源分配、分享体系。这就是为何统一聚落的人们宣称自己对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拥有其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背后含义,并由此区分了“我者”与“他者”的资源界限。

三、家族组合关系下资源利用的制度设置

款与乡规民约在侗民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严厉性、执行的彻底有效性、公正性,它的教化作用,有效地管理着侗族地区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侗族社会的角角落落,塑造了侗民的伦理道德观、价值取向以及自觉自省的民族心理。家族观念在款与乡规民约至高无上的权威下淡化、模糊而更多地表现为民族观念。侗款培植的侗民族淳朴民风、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高尚品格,更是为侗族人民引以自豪。从我们的问卷调查与观察中,可以看出村民非常认可村委会、党组织、老人协会等组织来管理村寨,即使是家族内部的矛盾,也无意中淡忘、遗漏了家族的作用,都视“侗款”为神圣。

侗族社会为了对所处聚落有限资源在各家族或家族-村寨的合理分配与高效使用,乡民除了通过聚落之间竞争关系达到相互之间的平衡外,侗族社会在历史上还产生了超越家族与家族-村寨范围的控制系统——侗款组织。侗族的合款是以村寨为基础但又超越了村寨,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村寨相互联合而结成的政治联盟,这一村落的政治联盟是靠相互认同的习惯法来维系的。

看着梅子不停拿纸巾擦眼泪,李莉忍不住问:“真有这么感动?”梅子怼李莉:“你没年轻过?年轻时没谈过恋爱?懂不懂爱?”

在侗款制下,每个村落都无条件地加入这个政治联盟,款约是这个政治联盟的基础。首先,在头人的主持下,协调聚落内部生产的分工与协作,自然资源的配置,产品的分配,村寨防火防盗,村寨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村民应该遵守的各项社会义务;处理寨内公共事务,维护寨内社会秩序,调解种种人际纠纷,确保本村寨的资源不被外人侵犯,同时也不侵犯别人的资源,使得聚落之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从而使得各家族或家族-村寨的有限资源得到相互之间的认同,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保护。

无论如何,在村落的家族有合作、区分与敌对的个人或人群,是一个个对等或平等的单位。在一个寨子中,组成寨子的是一个个兄弟分家后建立的家庭。在村落的各种活动不论的是娱神还是娱人的活动,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代表参加。在更大范围的人群关系也是如此。邻近的寨子间有竞争、夸耀,各个寨子有大有小,然而在相互关系上却是对等的。虽然大寨子可能欺侮邻近弱小的寨子,但没有出现一个寨子掌握或统治另一个寨子的情况。因此,当人们说“我们像兄弟一样”或“我们像兄弟分家一样”时,无论指的是人群间的团结或敌对,都表示各个人群单位的对等关系[5]。这种平等与对等特质,也表现在村寨中一种共同议事的传统上,寨中或几个寨子间,常有一片被称做“议事坪”的场地(如鼓楼、款坪等)。村寨大事常由各个家庭、家族的代表在此共同商量解决。

阳烂村落各家族之间的“兄弟”组合关系事实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生态与社会意识,这是村落社会的一种根基历史。它是以家族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经济社会关系上对等的,在生计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现实生活中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被延伸为寨与寨、村与村人群之间的情感与合作关系。同时现实生活中,分家后兄弟各自建立的独立家庭,与彼此的对立竞争,也投射在由家族组合联系在一起的寨与寨、村与村人群的关系上。寨、村、款区间人群单位的独立平等特质,以及他们之间层层分化的合作与对立关系,与当地社会强调家族组合关系的记忆是一致的。阳烂村龙杨两家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文化认同、始祖认同的基础上,以婚姻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向心力很强的团寨意识,结下了很深的兄弟般的情谊。他们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彼此在理解的基础上互相尊重。虽然他们有矛盾、有竞争,但这种矛盾和竞争并没有使他们关系疏远,反而促进双方良性竞争,协调发展[6]。这种家族关系实现了乡村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从阳烂村家族组合关系故事的结构看,它是一种流行在“平等自主”社会中的“历史”。在聚落社会中,历史记忆所强化的是内部人群间的认同与他者的区分。这样的历史由当地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所造成,同时它也维系当地特殊的文化生态情境。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某些寨子灭绝,或新的寨子由老寨子分出来,如在村民的记忆中,原先居住在阳烂村的苗族人被迫迁徙的故事记忆,由于文化的差异,相互不能结成家族组合的关系而发生了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胜利者总是在修正故事,有些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往往在这种历史过程中被遗忘,以此来维持村际的凝聚与对等关系。但失败者对此的记忆却十分清晰,以此来维持和凝聚民众的力量。

结语

在阳烂侗族村寨,不论是龙姓家族的历史,还是杨姓家族的历史,抑或是两个家族“合而为一”的家族关系组合的历史、传说或故事等——构成村民对乡村聚落的“过去”的集体记忆。相对于“历史”,目前这些不同类别乃至不同性质的“历史”、传说、故事等在村落中有不同的重要性。有些是村民耳熟能详并深信的“过去”,“历史”成为最真实的过去,有些也仅仅是村民的一种谈资而已,只是少数中老年人记忆中的过去传说而已,“历史”的真实性并不那么重要。乡村历史是在聚落乡民的历史记忆中被建构起来的,并不断地得以强化。

作为一种另类历史,阳烂村家族组合关系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它是由多重版本、多重声音交奏而成。从阳烂龙杨两个家族组合关系的故事叙述中,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是:民间社会多重的历史,各有其特殊的结构性韵律。历史叙事正是靠祖先遗留下来的各种景物形成对过去的记忆,当然也不一定需要物化的景物,许多故事也可以成为这种历史再现的媒介。但不论是哪种情况,村民都试图想象和建构村落的历史、家族的历史。这种建构可以说是在特定历史心性下进行的,并在特定生态文化下得其叙事细节。但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不论历史心性是否成为深入人心的结构力量,是否已经透过历史记忆与叙事,反映、强化或修饰相关社会情境与社会本相,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历史是不可回转的,人们今天在建构自己的历史总是超脱不了历史过程对自己的规约,历史上的人是不自由的,今天的人也是不自由的,这就是人在历史中的宿命。

参考文献:

[1]罗康隆,吴寒婵.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J].吉首大学学报,2017(3).

[2]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J].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87.

[3]王植槐,廖君湘.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与族群关系策略——贵州占里侗族与付中苗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10).

[4]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8:25.

[5]廖君湘.侗族文化生态的局部失衡及其调适性重构——基于湖南通道阳烂村个案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2017(4).

[6]罗康隆.传统生计的制度保障研究——以侗族稻作梯田建构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2(1).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Family Relations:A Case Study of Yanglan Dong Village

ZHANG Jia
(Chuanjiachunhe of Hunan Provinc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Changsha,Hunan 410001)

Abstract:In any society,resources are always scarce for human beings.While struggling to survive and develop,some adopted family splitting to deal with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People of Dong-inhabited areas adopted the combination of family parties to make the most of limited resources.No matter what lifestyles they adopt,humans always live on a cultural mod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rvival.and to continue the human society.

Key words:family; family relation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Yanglan Dong 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43(2019) 01-0009-04

收稿日期:2019-01-08

作者简介:张 佳,1995年生,男,湖南汉寿人,公司法人代表,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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