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绿色治理研究§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史云贵
专栏导语：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与新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追求治理的高质量。高质量的治理，应是通过绿色发展，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的“绿化”过程。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政治生态、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以及公园城市建设等方面，聚焦绿色治理生态、绿色发展方式以及绿色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我国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绿色治理模式转型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遵循。愿本组论文提出的系列绿色治理理念与建议，对进一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创新有所裨益。
摘 要：政治生态，概指政治体系内外部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状态。它是在一定时空状态下，既定政治体系与外部圈层、政治体系与其次体系及要素之间的纵横向结构，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与外显的总体性关系状态及其趋势。设定一个可量化的政治生态指标模型，对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进行可观察与度量的分析测度，并以之为依据，为现实政治运作提供评价甚至是预警，无疑有其程序性必要。测定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状况的主要指标，就制度层面而言，主要包括政治体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程度(民主化程度)、政治体系运行的法治化程度、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政府权力的限制程度、政治过程的开放透明程度(清廉程度)，以及外部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与政治认同程度，它们共同构成判定政治体系生态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体系。
关键词：政治生态；政治权力生态四定律；草坪化政治；草坪化社会；类草坪政治文化
人类政治生活虽然看似复杂多变，杂乱无章，但若去芜存真，探其本质，在笔者看来，则无非围绕“公权力”与“私权利”这一对矛盾而渐次展开。换句话说，就政治生活的核心——“公权力”而言，无论古今中西，如下“政治权力生态四定律”，恐怕概莫能外：其一，权力的来源方式决定权力的合法性和生态化程度；其二，权力天生具有功利性，它永远首先听命和服务于授权者；其三，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本性，对它的行使直到触碰至有效制度边界方才休止；其四，权力具有一体独大性与独占性，因此分权制衡是权力独大与独占的天敌。以“政治权力生态四定律”作为衡量标准，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测度出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成色，也即“绿色健康”程度。而将“政治权力生态四定律”转化落实为具体的政治生态指数，则可使这种测量与测定更加真切与准确。
一、生态化政治与“草坪化政治”
生态化状态，是一种有关自然或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共生共荣、互动制约的良好生存状态。生物界存在生态与非生态的生存状态，同样，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两种迥然相异的生存状态。
11月8日起，美国加州北部及南部爆发山火并迅速蔓延，大火范围达近4.5万公顷，山火造成31人死亡，此外还有228人失联。此次山火已成为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火灾，估计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
关于多样性，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曾有精彩断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该理念所趣尚的，无疑是宽容、适度、多样与均衡之和谐共生状态；而它所反对的，是一体独大、一元独尊、失衡失约、无从牵制的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价值观，及在其钳制下的沉闷的社会生存状态。盖因这种社会存在状态貌似利于社会的稳定，实则却是牺牲发展和创造的固化稳定，极大地限制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创造，抑制社会活力的喷发。
在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途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中国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指明方向。当前，为了走出原子化个人和社会分化有余而社会整合不足的困境，必须探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人类”不是在对应动物的语境中使用的，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我”与“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人真正是一种“类存在物”，那么就要现实地思考：“人类”何以可能？“为了塑造一个反映我们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美好未来，共识至关重要。”[25]作为“人类”，我们需要从个人与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意义。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现代城市绿化、美化过程中所流行的千篇一律的“草坪文化”。此种城市绿化文化主要是以人工草坪取代丛生的杂草，以追求一统、整洁之视觉效果。其优点就是整齐划一，美观大方，且便于修剪打理。但其缺点也同样显明，那就是人工草坪的种植原则，是以同质性排斥多样性，把异质性元素视作“坏”的成分予以清除，从而改变和否弃多元素相竞互补、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使得草坪往往因不适应所生存之环境，而变得孱弱不堪，既旱不得，又涝不得，还易招虫患，不得不经常进行一体性更新，因而养护成本极其高昂。与之相反，各色原生杂草因环境而生，多元互补、互惠共生而自成生态系统，历经生存考验而与环境融为一体，既抗旱又耐涝，抵御病虫害的自我修复能力尤强，因而总是生机勃勃。这便是与盲目干预自然生态规律的“草坪文化”相对应的顺乎自然生态规律的“杂草文化”。如果说前者以“同”为质，追求一统；后者则是以“和”为本，追求杂多；前者因同质化而为无机文化，后者则因多样性而为有机文化。就此意义而言，人类社会的先知把未来美好社会定义为“大同社会”而不是“大和社会”，细思之，恐失偏颇。大同，内含一统、趋同而反对多样性、多样态之义，有强求一律、一元之嫌，天然具有疏离自由、民主理念的内置因子；而大和，意味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是多声部的和鸣，兼及了多样态的共融与发展，更加合乎民主、自由法则之于社会的生态化要求。因此，比之“大同社会”，以“分异”“分殊”为质的“大和社会”，方为人类未来政治命脉永续存在之所系，显然更加符合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生态化发展的理想预期，更加符合普遍人性的情感诉求。就此而言，伏尔泰对于维护宗教自由的如下看法，对于政治体系以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态化建构，同样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假使英国只有一种宗教，那我们就要害怕专制主义，假使有两种，他们之间会互相残杀；但是如有三十种，他们却都和平相处。”[注]转引自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古典中国的政治生活，则是以等级制为总体架构，以权力一元为显著特征，官民二分，政治生活不下于野，无干于百姓。而这种特征，经过儒家以等级秩序为内核的人伦性政治文化的系统化、理论化，遂成为不二范式。梁漱溟对此有过精彩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之大趋势，“除细节上有些讲求外，根本不见进步。尽管不见进步，而二千多年间经过多次之改朝换代，竟亦没有新思想或不同的运动发生。那么，是否中国人太笨呢？亦不是。此其故，约言之有三层：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莫不基于其社会内部形势外面环境而立，其中，内部形势尤为主要基础。中国自封建解体后，社会形势散漫，一直未改。而没有新形势，则人们新的设想新的运动不会发生。在散漫形势下，权力之一元化是不会变的。权力一元化不变，其救治之道只有这多，没有新鲜的。第二，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其人之好不好。好呢，便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恶果。因此就引起人们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论是向某个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终是有希望而又没把握的事。那么，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余年我们却多是在此等处努力。第三，中国历史已入于循环中，为重复之表演”。[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这段文字无疑深刻揭示出传统人治社会之独裁体制的无制约、重道德、自循环的本质；以及社会“原子化”的散漫状态，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注]有论者区分了“社会多元化”的两种状态——离散式多元和某种共同体内多元。离散式多元各成分之间互不相干，即《老子》所谓“老死不相往来”；共同体内多元，即多元认可的平台下的多元，它助益于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如古代罗马的《万民法》、现代之法治与民主。联想到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注]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看似无解之问，实则症结在于集权体制与相应的思想、文化、教育的大一统和求同祛异。答案则存在于体制变革以及思想、文化与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多样态之中。
真正的大数据是全面数据，全面数据的采集成本和采集难度会变大。大数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只有掌握大数据的机构最清楚。大数据变化快，流动性强，这意味着大数据的采集需要频繁进行，而频繁采集同时又必然面临隐私问题，每次采集都需要获得用户的同意。如果用户不同意，数据采集质量就会受损，强行采集则面临伦理困境。大数据是混乱的材料，大数据中真正有价值的还是经过提取之后的数据。
这里所困扰于人们的，无非是统一与多样的关系问题。只有统一而无多样态之变化，社会就如一潭死水，固步自封，即失去了生机；只有多样而无统一，社会即陷于混乱，失去秩序。当统一中有多样、多样中有统一的时候，社会才会成为一个总是处于持续性动态之中的生态有机整体。
防治：（1）坚持自繁自养，严格预防本病病原体侵入。（2）接种疫苗：国产“猪喘气病弱毒冻干苗”可用于20～25日龄健康猪只（胸腔注射）。（3）加强饲养管理，改善饲料质量，保持猪舍的干燥、通风换气，降低饲养密度。（4）药物预防和净化，防治继发感染。阿莫西林、支原净、喹诺酮类药、强力霉素、盐酸林可霉素、大观霉素等都有一定的效果。
(2)带式过滤机。碳酸镍过滤采用DU- 25m2/2500橡胶带式真空过滤机，代替了传统的圆筒过滤器。托辊组合件Q235A衬胶；橡胶带采用SBR橡胶；蒸汽密封罩骨架用316L不锈钢，罩体用玻璃钢；密封水收集槽、排液罐、卸料斗采用316L不锈钢；机架为45#钢制作后除锈刷漆防腐。
虽然，经过学术界近些年的努力，政治生态理论已经走出学术界，从书斋走向社会，与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化合反应，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仍存在单元独进、单色调呈现的非理性生态现象。中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寒竹认为，中国社会改革之初所形成的发展共识，随着政治改革的滞后所造成的社会分化的日趋严重，而日益撕裂为极端的“左”“右”之争，和以之为表征的两大阵营。因此，当今中国的社会风险，既不在经济，也不在政治，真正对中国社会转型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现实的判断及未来的发展极其缺乏共识，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缺乏保守主义的制衡。因为就其内涵本质而言，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对立，实质上是中国左翼革命派内部不同形式激进主义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政府的左边，对政府提出批评，因此就政治光谱而言，是单一色调的；而倡扬“秩序、自由、民族”的新保守主义，则是站在政府的右边提出批评意见，主张重建政治光谱，将蓝色光谱开发出来。[注]寒竹：《左派认为自己是正确传统 右派在走邪路》，https:∥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50807/20151014_all.html。换言之，一个正常的社会，红蓝要平衡，而不是相互取代。倡导新保守主义，就是要培育正常的政治生态。
回到人类社会，我们认为，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是优良的、合乎生态法则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是粗劣的或违背生态法则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与法治共生的政治体制，通过权力分解与相互牵制，实现多样性基础上的共生、互动与制约，其客观结果，符合维护和促进社会大多数人们的根本利益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追求，在机制上符合社会生态准则。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与法治共生所形成的政体才是生态有机政体。有民主而无宪法政治的政体，虽属民主体制，却非生态有机政体。这是因为，只有以宪法政治为表现形式的、独立的法治体系相约束，民主政治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多数人的暴政，恰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那种以民主之名而行的多数人的专制。因此，脱离开法治规范的所谓民主政治，绝非我们所期望的良好的社会政治治理形式。
我们所指的“政治生态”，有两重面相。它既指既存的主客体政治关系的客观状态，又指对一种理想的主客体政治关系状态的追求。[注]对于“政治生态”，也有学者如此定义：“所谓政治生态，是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环境下养成的政治习性，同时也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状态。”郝宇青：《如何理解“政治生态”的内涵》，《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第22页。前者是对现实政治关系状态的客观描述和鉴评，后者是对理想政治关系状态的学理设计与追索。就后一义项看，合乎生态学要求或生态法则之进化要求的政治关系状态，就是美好的、生态化的、有前途的政治关系状态，即生态化的政治。[注]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这实际上就是在制度层面对合乎生态法则的政治体系的追求。比如说政治体系建筑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制约与平衡，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自然系统间的相互依存与交互作用。借用“天人合一”观来看，就是政社谐和、政社与自然谐和，并协调进化，从而打破政治中心主义；反之，不合乎生态学要求或生态法则之进化要求的政治关系状态，就是丑陋的、反生态化的、无前途的政治关系状态，应当予以摈除。按著名政治学者孙关宏先生的表述，政治生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均衡问题，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或者说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均衡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注]孙关宏：《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第16-22页。
就此意义而言，判断一种民主体制是否生态有机与优良，关键就是看其权力运作过程是否受到法治体系的强力约制。当然，我们强调独立的法治体系对于民主政治的生态学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因子对于政治体系的约束与监督作用，比如公民及其所属团体，作为“第四权力”而存在的独立媒体，但所有这些类型，都不如法治体系来得恒定、权威而确定无疑。还有一种权力制约因素——政治体系内部次体系之间的相互制约——也相当重要，但无论如何它也不能与法治体系的作用相媲美。原因在于，政治体系内部次体系虽相对独立，但在总体利益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如果政治运作过程缺乏透明性和开放性，这种总体利益上的一致性就会在暗中超越政治次体系的职责要求，而形成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态学意义上，便意味着政治体系内部形成封闭自足的内循环系统。
通过三维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地质灾害的要素信息，确定滑坡、崩塌的类型、规模、分布特征，建立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及分布数据库。
与民主与宪法政治的政治体制相比较，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正好相反，它通过权力集中和专断，排斥对于权力的牵制和约束，压制社会力量的多元共生，其客观结果，只是有利于对少数人既得利益的维护和推进，而妨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和推进，在机制上有违生态准则。归结起来，生态结构就是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制衡结构，反生态的结构就是一种一元化基础上的失衡结构。前者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者有违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为什么这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生态结构，在西方得到了绵延不绝的传承，而在古老的东方尤其是古代中国，却难得践行呢？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大课题。正如有学者在讨论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时所深察的：具有民主因子的“共同同意” 的原生态习俗，“是一种符合规律的历史现象，在人类文明初期曾经普遍存在，因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史籍都有记载。比如中国春秋时代存在王、公就国内某些大事征求国人意见的史例。但总体看来，且不说这些例证仅仅是这个时代的特例甚至孤例，并不代表历史主流，重要的是此后再也见不到这些现象的延续。相反，随着王、公等国家元首的权力集中，政体形式迅速向着专制政体转化，而征求人民意见的材料也就在史籍中销声匿迹了。日耳曼人则不同。随着文明的进化，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酋帅虽也逐步向国王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会议机关不但没有随着王权的形成而衰落，反而随着王权的加强而加强。由此逐渐形成政治体制的制衡结构，朝着宪制方向演进。所以，关于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议决方式，决不可以原始民主制的简单定性而了之，特别是将之等同于东方尤其中国的类似现象。因为其中的确含有不同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基因。正是在这种基因的作用下，稍后西欧各国普遍形成了议会组织。而东方特别是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之后至秦代，专制政体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注]顾銮斋：《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及其传播与交融》，《文史哲》2011年第2期，第138-149页。在这里，是否构建起针对人性的弱点的制度体系，显然极为关键。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人格力量改变国民性，但毕竟不切实际，最终还是要以制度为之。李光耀对邓小平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但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注]转引自罗传芳：《新加坡的价值选择：西方、现代、民主，还是亚洲、传统、儒家》，http:∥news.163.com/15/0323/15/ALDDSHBM00014SEH.html。可见，东方那些封闭自足的内循环政治文化与制度体系，因为缺乏与外部环境的物质、信息与能量的制度化交流，也即缺乏生态系统建构，而陷于原地踏步的死循环。
二、“政治生态”的双重面相
对于以大众传播为目的的普及本古代典籍，主要关注典籍的内容价值，对文字的排印以便于受众的阅读理解为目标，采用简体字，弃用繁体字，坚决避免繁简混杂，交替使用。在繁简字问题上，我们理应遵循国家的相关规范和法规，参照权威的规范性辞书，以决定取舍。关于繁简字的使用规范，相关的法规目前有以下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可以依照以下六个表：《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语常用汉字表》《现代汉语通用汉字表》和《通用规范汉字表》。至于权威工具书，可以参考《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
概而言之，所谓政治生态，即指政治体系内外部关系的实然与应然状态。这种政治关系状态，既涵盖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或社会圈层、政治体系与次体系、政治次体系之间的关系状态，也指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之间、政治理念与社会理念之间的关系状态及其平衡与合理化程度。[注]刘京希：《民主与法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制度基石》，《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第26-36页。即是说，政治生态是在一定时空状态下，既定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政治体系与其次体系及要素之间的纵横向结构，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与外显的总体性关系状态及其趋势。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之间、政治理念与社会理念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否具有内在统一的关系，是否平衡与和谐，都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的社会效果，恰如吉登斯 “结构化理论”所指：“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注]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9页。如西方政治思想界长久以来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高下优劣的不同看法，转化为政治决策与社会政策，甚至经济与政治制度，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公民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注]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136页。我们之所以把政治生态主要概括为一种“关系”状态，原因就在于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政治生态就是“由生态关系所型构的政治结构状态”的简称。
因为对于政治生态的讨论是以政治制度、体制及其过程为中心的，相对而言，社会系统处于次要位置，所以，凡涉及政治体系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笔者既往多以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称之。回过头来看，似觉不妥。回顾人类政治演进史，如果说，在以政治为中心的专制集权时代，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当今时代某些在威权体制控制之下的国度，属于政治权力全方位、无死角覆盖因而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总体性政治社会”，[注]“总体性社会”是个社会学概念，指以政治整合取代社会整合的社会类型。其突出特征是政治与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无边界总体控制。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甚至被政治社会所吸收同化，几近于无。在这里，所谓社会，无非是政治体系的附庸性存在，聊可称之为政治体系的“被动环境”。但是，在现代性政治及其相应的社会时空之下，由于政治体系已经不再似皇权时代那样，作为社会的中心而存在，而是转型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性工具，而收缩其权力至相应的边界之内。如此，事实上社会及其生活就上升至中心的位置。在此背景之下，相对于政治体系而言，社会就不再是被动的“环境”式存在，而是上升为带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圈层”式存在。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市民社会组织，比如以环境保护、社会救助、权利维护为追求的诸多民间组织，深刻表征着社会力量的能动性上升。
在政治关系由国家化向社会化演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结构日趋多样、利益分配日趋多元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面临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重新调适的迫切要求。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调适为佳，尚待破题。政治生态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注重社会政治关系调适的“和谐政治学”。它关注两重“关系”的调整：一是政治体系内部以权力为标志的诸次体系之间关系的调适，以使之既不乏运作效率，又形成符合现代法治精神要求的制衡关系，减少决策失误和权力腐败；一是政治体系与社会圈层或系统之间关系的调适，即政治权力与社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均衡化制度安排，以使三者之间形成互相制约关系，不至于一家独大，或两方共谋，形成对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威胁。概而言之，就是通过这样两个层面之关系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探寻更加符合生态法则要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结构，以减轻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摩擦。因此，开展此项研究，通过向自然生态法则学习，改变不利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和完善的政治生活方式，找寻有利于实现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关系“生态修复”的路径与方法，对于实现政治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生态化发展，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那么，如何鉴别与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或体制的生态化程度？设定一个可量化的政治生态指数模型，对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进行可观察与度量的分析测度，并可以之为依据，为现实政治运作提供评价甚至是预警，无疑是一个可取的选择。美国著名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这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非政治的政治之灼见。“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注]郭于华：《“草泥马”：互联网时代的“弱者的武器”》，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002.html.2009-02-22 19:05:56。作为底层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和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种“隐藏的文本”的出现及其所暗示的反抗逻辑，正是对于一种政体之有机程度的微妙的测试剂与显影剂。
三、政治体系生态状况之指数测度的核心指标
概言之，以“归同”为本质的“大同社会”，无疑属于“类草坪政治文化”思维的必然结果，可形象化地称之为“草坪化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秩序与生活状态，则可称之为“草坪化政治”。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西方学者也予以充分关注。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珍妮弗·潘(Jennifer Pan)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徐轶青于2014年4月12日发表论文，借助网上流传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投票网站数据库，绘制了一幅中国意识形态光谱。论文以《中国意识形态光谱》为题，公开发表于SSRN网站(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论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左”与“右”与西方不同。两位作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左”偏向于保守主义，“右”偏向自由主义。他们在统计数据时采用了这种分类。通过分析17万余份数据，两位作者发现了另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特征，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统一性：一个政治观偏左的中国人，其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也倾向于偏左，反之亦然。而在两位作者的叙述中，西方人的政治观、经济观、社会文化价值观可能是异质的。
我年轻时心高气傲，看不惯单位里的丑恶现象，多次公开抨击有关领导同事，自以为凭一身本事、一身正气就能光明正大得到应得的一切。在有关“评先”“评职”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聪明人”四处打点张罗，忙得不亦乐乎。身边好友也屡屡劝我要主动出击，切莫错失良机。
其实，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不论任何共同体、民族或国家，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现象：但凡自觉不自觉地遵从适度、均衡与多样态发展的生态准则，共同体就会得以和谐有序地发展；但凡违背这一准则，就会受其惩罚而陷于沉寂、迟滞或自闭。现代人尤其是国人，在社会心理上总是试图突破“适度”“均衡”之生态法则的限制，对“大”与“快”情有独钟，普遍有“以大为美”“好大喜功”的癖好，凡事贪大好强，好走极端，做出一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事情来。“古希腊人如果知道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偏好肯定会以为我们在发疯。他们在生活中遵从一种‘适度’的理性原则，对数量的巨大和规模的庞大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我们常说，要追求和谐美好的社会生活。细思之，失去以多样态为前提的均衡与适度，所谓和谐，由何而来？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因由，古希腊人以“城邦”这一适度的形式进行政治生活。古希腊“有上百个小型‘城邦’，城邦人口最多也就和现代一个小村落相当，而希腊人都是这些小城邦里的‘自由国民’”。其城邦国家不设最高统治者，万事都由集市上的老百姓说了算。因此，古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与周围环境及他人的亲密联系和接触，每一个人都是那座大家都彼此熟识的小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房龙：《人类的故事》，白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0-41页。如此，整个城邦就形成以公民个体为主体、以个体自由为条件的相互联系的内在有机整体。
这篇论文的另一个结论是，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经济现代化程度相关，相比欠发达省份，经济发达省份拥有更多的自由主义者。教育程度、收入这两项也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呈正相关关系。[注]《美学者绘中国意识形态光谱 东部偏自由西部偏保守》，http:∥jerkwin.github.io/2015/04/28/。
换言之，政治体系与社会圈层的关系构成，应当是一个呈现稳态的生态系统。当社会圈层发生较大甚至剧烈变化，而政治体系甚至政治体制仍然固守陈规、不思进取，不能与变革中的社会圈层相适应、同进退的时候，就意味着政治体系乃至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回应机制是否健全与敏锐的问题。政治体系的回应机制健全与敏锐，能够及时采集与反馈社会的本质性诉求，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就有可能保持同步演进，至少是次同步演进。设若政治体系的社会触角失灵，回应机制残缺，反应迟钝，不能及时嗅闻到社会变动初期所发出的信号，跟不上社会圈层变化的步伐，政治体系就会自外于、落伍于社会变革的欲求与步履，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而就政治体系内部要素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而言，也存在一个是否具有生态属性的问题。就权力腐败而言，一直以来的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腐败现象多发，主因在于以官员个体为呈现形式的组织要素出现了“病变”，因此，必须加大惩处力度，在清除掉腐败分子的同时，以求达到惩戒之外部功效，而后组织体系即恢复如初。同时，以日常性官德教育为主要预防手段，在思想上防腐与反腐。但其实践效果未必良佳。原因在于，腐败现象多发，病根不在于作为组织要素而存在的官员个体，而在于官员身处其中的组织环境。换句话说，体制塑造人性。邓小平所谓“坏的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好的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从政治生态学角度看，并不只是因为作为组织要素的官员个体这一“细胞”病变，而是“细胞”所依赖生存的组织环境存在病灶。“细胞”之所以病变，是组织环境异化，使它们不得不变，以求适应环境。要想真正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必须改变“细胞”所依赖生存的组织环境，即整体性结构，使之满足优良政治生态的体系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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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求精准化管理的现时代，则需要某种技术手段或方式，测度、鉴别与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或体制的生态化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一个政治或行政体系及其相应的社会治理而言，公共职责是否得以履行？其所承担公共责任的动力机制是否健全？社会生活是否和谐有序？法治所体现的社会正义是否得以表达？这些层面的执行力及其社会现实映现，无不验证着政治或行政体系的生态化程度。美国有研究显示，向超级计算机提供新闻报道可以帮助预测重大国际事件。 研究绘制出的图表显示，在利比亚和埃及前一时期的革命之前，公众情绪明显恶化。虽然分析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科学家们说，可以用同样的程序来预测即将发生的冲突。超级计算机对报道中的两种主要信息进行分析，一是文章报道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二是事情发生在哪里，其他参与者在哪里。数据被输入田纳西大学的Nautilus超级计算机。该计算机的1024 Intel Nehalem cores系统拥有每秒8.2万亿次浮点运算的处理能力。根据具体问题，Nautilus生成了经历“阿拉伯之春”的不同国家的图表。对成千上万篇新闻报道的分析结果表明，革命发生前情绪明显低落的不仅是这个国家内部，外界的报道也是如此。就埃及而言，2011年初，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前的一个月，媒体报道的情绪降到了在此前30年仅出现过两次的低点。此前的情绪低点与1991年美国空袭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以及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刚好一致。系统经过调整，甚至也可以用来预测未发生的事情。[注]《超级计算机可预测国际大事》，《参考消息》2011年9月11日，第7版。同理，我们相信，通过一定的因变量的选取与设定，任一政治体系的政治生态状况，也是可以通过政治生态指数来研判和预测的，这也正是当下政治生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个热点领域。[注]在国内，已有学者尝试通过可量化的政治生态指数模型与指标体系，来开展政治生态评价。根据夏美武的设计，在政治的公共性、人民性理念支配下，政治生态评价内容应侧重于政治合法性、公平性、自由性、秩序性、福利性、廉洁性和满意度评价，同时，还要兼顾有效性评价和成本性评价，等等。表现为政治活动的效益、效果、回应性、公平性、满意度和效率等方面的评价。参见夏美武：《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结构功能分析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已有学者倾心于不同层面或范围政治生态指数体系的建构与分析。如于晓琪以江苏句容为模板，致力于构建地区政治生态监测评价体系。在实践层面，也有不少具体探索，如哈尔滨、深圳等地就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政治生态考核指标体系的建构工作。另参见邢磊、张宗康：《政治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管理观察》2016年第14期，第20-23页；代江波：《党内政治生态评价体系的构建》，《决策与信息》2017年第1期，第25-29页。
指数是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显然，政治生态指数[注]也有学者提出“民主信心指数”，以之观照与判断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进展的潮起潮落：“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包刚升：《民主的逻辑》序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即指某一政治体系在一定时期政治变动的生态化程度以及社会环境认同度的数值。如果把这一数值的范围设定为0—1，则由低到高，不同的数值，反应政治体系的不同的生态化程度。又，如果说，生态指数是因变量，那么，引起生态指数变化的政治体系的自变量则具有多样性。
由此，我们当然可以设定几个主要的自变量指数指标，通过其趋向性变化曲线，大致测定出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问题是，指数的聚焦点应当是体系本身的组织结构，而不是要素。测定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状况的主要指标，就制度层面而言，主要包括政治体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程度(民主化程度)、政治体系运行的法治化程度、基本公民权利保障程度、政府权力限制程度、政治过程的开放透明程度(清廉程度)，以及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程度与政治认同程度，它们共同构成判定政治体系生态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体系。在0～1的数值范围内，由低到高，测定所得数值越大，标示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越高。在该指数中，以0.5为中位数、分界线和警戒值，得分低于0.5，意味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极低、很低或较低，应引起执政当局的高度警觉和自醒，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政治体系进行生态补偿；得分高于0.5，则意味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较高、很高或极高。
在这里，政治生态指数的自变量指数指标，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相对应的次级指标体系——政治体系自变量与“社会人”因变量——予以学理性考察，以之研判某一政治体系的生态化程度。即是说，政治体系的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开放透明程度、清廉程度、政府权力限制程度、效益程度，[注]政治生态效率是政治系统富有生态特性的又一表征。生态效率指政治系统在信息和能量的输入——输出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效率。不断提高对政治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是生态体系的不懈追求。政治生态效益核算是提高政治体系运作的生态效果的有效手段。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第15页。皆属于政治体系自变量指数指标；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程度、政治发展的可预期度以及社会各界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则属于“社会人”因变量指数指标——它是由政治体系能动性运作及其外部化的被动反应——具体包括公民身份感知度、自由权利感知度、公平正义感知度、政治民主感知度、社会有机稳定度[注]“有机稳定”是指由社会自身的协调、有序和公平发展，所内在生发和必然释放出的整体性祥和状态。因此，这种稳定状态完全不同于靠强制性外部力量压制和维系所形成的维稳式“无机稳定”。等等，作为社会政治生态因子，共同构成促发良好政治生态的微观机制。只有当两个次级体系的指标各自皆处于较高程度，形成有机互动、互为促进的良好状态，方可说明政治生态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政治体系处于良佳的健康运行状态。
一般而言，两个相对应的次级指标体系——政治体系自变量与“社会人”因变量——会处于相均衡的状态。换言之，政治体系自变量低，“社会人”因变量也相应处于低位，反之亦然；政治体系自变量高，则“社会人”因变量相应处于高位，反之亦然。前一状态，说明政治体系与“社会人”在根本利益或价值理念上互融性很差或较差，意味着政治体系有机健康状况不佳；后一状态，则说明二者在根本利益或价值理念上互融性良佳，整合而为生态性有机整体，意味着政治体系有机健康状况颇佳。
比如说，在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等级制社会，社会构成尚未进化至多样态呈现的多元并进结构，只是简单地呈现为官民二分的多等级管制的二元结构。由于权力的一体独大和多层管控并存，形成政治体系对于社会资源层级式汲取的非生态局面，这就使得民间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极端狭窄，无论是经济交易还是社会流动，无不壁垒森严、成本高昂、过程艰涩、缺乏保障。政治体系自变量与“社会人”因变量之间的这种极端不均衡状态超过一定限度，即会造成“社会人”因变量向着相反方向的质性反转，而成为抗拒政治体系逼迫的主动性“自变量”，且往往以某种极端形式反推政治体系的变革。而在非等级的平面化社会，政治体系自变量与“社会人”因变量之间的能量互动，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一般不太可能出现“社会人”因变量向着相反方向质性反转的反常状况。
对于政治体系的社会认同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互动：政治体系神经中枢与神经末梢的能量输出，以及社会感觉认知及其回馈。当然，对于政治生态指数的测定和分析，必须由与政治体系无涉的第三方来进行，否则，得出的结论不免缺乏公信力。比如说，如果某一政治体系及其舆论，自我研判和认定其民主化程度、法治化程度、开放透明程度、清廉程度、政府权力限制程度，皆处于较高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从社会或公民个体的角度，缺乏相应的感知，以至于形成与政治体系自我认知的错位，那就不能认定某一政治体系的政治生态指数处于较高程度。
此外，对于类似当代中国这种实行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国家而言，通过设定“公考指数”的方式，也可以对政治体系的生态状况予以间接测定。
在现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体系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封建专制时期的统治、管制，转变为现代性治理与服务。但是，由于政治现代化的程度的不同，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政治权力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内容”，仍然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不同，政治权力的边界和受约束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人们对于政府机构、对于权力，进而对于政府职位和公职人员的看法，也有本质上的差异。其中的实质，在于公私界域的制度化界分是否分明和严格，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权力含金量的不同认知。也正是基于这样大为不同的权力行使和运作现实，以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在政治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政府公职职位的热衷程度，判然有别。在美国，3%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在法国是5.3%；新加坡只有2%。在日本，公务员排在求职愿望第53位；在英国，公务员进入20大厌恶职业榜。而在中国，76.4%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注]吕宁思：《六国学子对公务员态度对比 中国最热衷》，http:∥phtv.ifeng.com/program/zbjsj/detail_2012_09/11/17516612_0.shtml。这一社会现象给我们以启发，即是否可以设定一个“公考指数”，以之衡量和判定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同一国家不同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状况。具体而言，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如果求职者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过分踊跃地参加公务员考试，潜在的社会精英争相获取公务员身份，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出现失衡状态，要么是相比其他职业领域，公务员的待遇过于丰厚，职位压力和风险较小；要么是政治体系存在权力溢出效应，身处其中者能够由中不当得利，假公济私。反之，如果求职者并不把公务员作为自己的首选职业，而是倾向于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则说明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的良好状态，行政权力的溢出效应受到限制。当某地某时年轻人趋之若鹜地投考公务员职位的时候，说明该地该时政府职位有利可图，涉嫌权力滥用，政治生态状况极度不佳；当某地某时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位不再热衷的时候，说明该地该时政府职位无利可图，权力受到制度性约束，政治生态状况极佳。上述政治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家的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不同认知，真实地反映出这些国家政治生态变动的状况。由山东省公务员考试报名情况的大致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窥知近些年我国政治生态的新变化。[注]《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http:∥www.chinagwy.org 2017-10-25 09:14。
年 度报名人数年 度报名人数2010约41万2013约40万2011约36万2014约28万2012约37万2015约28万
根据山东省五年“公考指数”的变动轨迹，可以大致推断出我国政治生态的变动趋势：2010年至2013年，报考人数大致维持在36万至40万之间。2014—2015年则较上述年份大幅下降，报名人数骤减四分之一。这说明，基于对“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倡廉政策认同度的提升，和由此引发的对于公共权力的强力约束，以及公务员福利的大幅下降，使得人们对于公务员这一职位的看法，在2014年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2014年以来，经济发展环境趋于恶化，经济增速持续性放缓，其他职业领域的选择余地相应减少，但公务员报考人数仍然大幅下滑，更加说明我国政治生态环境的新变化，罩在公共职位上的耀眼光环正在日趋暗淡，公共权力对于人们的强大吸引力，也在日益下降。当然，公考指数只是研判政治生态状况的可资参考的单项指标，对于它的使用，还要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联动分析，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政治生态的本来面貌。
其实，在当下中国，不同地区的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位的看法已有所不同，表明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有相应差异。内地和北方地区的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位更为热衷，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年轻人，更趋向于自我创业，不太喜欢公务员这一“高风险职业”。据2011年山东省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统计信息，省直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报考录取比例最高为1619∶ 1；[注]《山东公务员招考最高比例1619∶ 1 多岗位零人报考》，http:∥edu.163.com/11/0401/10/70I259HD00293I4V_all.html。同样是2011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杭州市上城区纪委(区监察局)的干事职位，计划招录1人，报考人数为688人，竞争比例为688∶ 1，竞争虽激烈，但较之山东省，显然小巫见大巫。尽管两省的人口基数不同，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述问题。
余 论
概而言之，通过政治生态指数设定，直接目的是测度和判断一种政治形态的文明与有机程度；更为重要的目的，是测定生活于该文明形态下的人们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两个领域及其中间形态——制度层面——的丰裕与自由程度，且主要是看后二者而不是前者，正是制度与精神层面的丰裕与自由，赋予社会个体的生活以人格内涵和价值意义。就此而言，物质层面的满足不过是制度与精神层面满足的垫脚石。如果只注重国家富强的物质主义目标，这种文明就是低层次、不健全的，甚至是病态的，一如“草坪化政治”及其所映射出的“类草坪政治文化”。就此而言，为人性的层级性价值追求规律所决定，在人们的物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对于关涉以个性自由为内核的精神发展的优良制度的追求，便成为谁都无由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至此，对于政治生态指数的设定与考察，无疑也当指向此一制度层面。
OnthePoliticsofTurfTransformationandtheEcologicalPolitics—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ndexes of Political Ecology
Liu Jingxi
Abstract:The political ecology refers as a whole to both the actual and the ought-to-be status of the relationships inside and outside a political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uctures among the political system, its environment, its sub-systems and various elements. It is obviously necessary in the sense of procedure that a quantitative model should be formed to evalu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r even to warn against the basic risks in advance through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the level of its political ecology. The basic indexes of political 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include the degree of the justice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power, the degree of the obedience to the law when the system is in operation, the degree of the security of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the degre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power, the degree of the transparency of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gree of completeness of the outside supervision and approval. These indexes together may constitute a model of measuring the level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Keywords: political ecology, Four Laws Governing the Ecolog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s of Turf Transformation, Society of Turf Transformation, cul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s of Turf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3-0028-10
作者简介：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山东大学政党研究中心研究员(济南 25019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13AZZ00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政治生态学论纲”(18JHQ070)
(责任编辑: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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