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灵魂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精神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色政权建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苏区革命果实的保卫实践中，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苏区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外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精神面貌，而且是各个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是苏区军民克敌制胜的法宝。从历史发展的文脉而言，它的原生形态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客家精神，它有自己的生化规律，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苏区精神；原生形态；生化规律；现实启示；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灵魂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苏区精神是全国13个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明、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1］这种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军队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是苏区人民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生动写照。
具体情况如图1：可以看出，在课堂上对老师提问采取回避态度的共859人，占63.6%，不愿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的有991人，占73.4%，在小组合作中不配合其他组员的共876人，占64.9%，遇到问题不愿向老师或同学请教的同学占74.9%，共1012人。分析出现上述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区精神的原生形态——客家精神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无数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浇铸出了苏区精神。苏区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之一，其原生形态是客家精神。因为苏区时期，我们党相继开辟了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其中，以瑞金为中心，后来发展到闽粤赣广大地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这里既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又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尝试地。“客家优良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民族精神的丰富的有益元素，与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相融相通。”［2］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风起云涌的救国救民实践中，尤其是在苏区斗争时期，客家文化在苏区斗争的烈焰中烧去了其保守落后的文化锈斑，彰显其尊祖爱乡的优良传统，在闽粤赣的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从尊祖爱乡向爱国爱民的扩展，闪耀出其珍贵而夺目的文化品质，这种优秀文化品质对苏区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参照组使用基础护理,保持患者的病室干净整洁,定期消毒,提供心理护理,实验组除了以上的护理内容还增加了优质护理,主要有以下一些护理内容:①对传统护理观念进行转变。对护理人员进行要求,以人为本,加强护理人员的健康培训,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思想,和患者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需求[3]。②保为患者提供舒适安静的治疗和护理环境。③强化责任护理以及优质护理。早班护理每组有 名护理人员,组内护理工作3有组织分配,管理协调,将护理计划进行划分,分层次和等级[4]。
闽粤赣地区，是客家人的大本营，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长期受到客家精神的浸润。客家，作为由中原汉人南迁为肇因而形成的一支民系，其成长过程与其他民系比较起来，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与艰辛。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从西晋的“永嘉之乱”开始，中原地区汉族移民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徙，到达赣南，唐末以后又有大量汉族移民从赣南出发，攀越武夷山南麓，进入宁化石壁、长汀和武平，来到汀江流域。而后，闽西山多田少的狭窄空间又促使客家人像其先辈一样背起行囊，从汀江流域的“瓦子街”出发，向粤东北、粤西南乃至东南亚各国迁徙。客家先民从南迁伊始，就经历了国破家亡、千里跋涉、山高水险、筚路蓝缕的磨难。客家精神是客家文化核心，它很好地诠释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血脉，是汉民族迁徙奋进中所磨砺出来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是客家先民代代相传、言传身教的基本价值准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客家文化，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上表现出崇先报本、爱国爱乡、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团结协作、开拓进取，明礼诚信、勤俭孝亲等精神特质。
苏区时期，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苏区军民发自内心的拥护。首先，是因为共产党没有个人的特殊利益，它为的是人民的利益，企盼解决的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问题。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以来，遇到了毛泽东所说的“自有红军以来最大的困难”，每日平均急行军90里以上，但官兵仍然团结一致奋勇直前。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次，是因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率先垂范，“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被苏区军民广为传唱的一首山歌，也是苏区广大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苏区广大领导干部坚持以身作则，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真正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朱德的扁担》和朱德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家喻户晓，已经成为苏区艰苦奋斗的精神写照，也是客家优秀文化的一个缩影。邓子恢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司务长谢喜连看到邓子恢身上穿的衣服补丁连补丁，破旧得无法再穿了，他就托接头户群众买了一套衣服，由秘书长温仰春交给邓子恢同志，遭到了邓子恢的严肃批评，他建议送给张鼎丞，可是张鼎丞也不肯穿，这套衣服在司务长那里存放了很久，最后送给了重伤员穿。［12］张鼎丞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并时时事事以身作则。同工作人员一样，他的伙食标准也是每月4元5角，零用钱2元，从来不用公款请客。在他的模范行动影响下，闽西苏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勤勤恳恳，克己奉公，防止了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现象，受到工农群众的赞扬。朱德在闽西留下了“朱德军长是马夫”的故事，在闽西被广为传播。正是领袖人物和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了广大民众干革命的热情，实现了苏区精神由个体精神向群体精神的转化。再次，各级党组织及时发现、树立和推广先进典型，大力培育和弘扬苏区精神，使得苏区精神获得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当时，涌现出了“中央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等不少模范县、区、乡。“信念坚定、清正廉明、艰苦奋斗”不仅成为苏区广大干部的价值遵循，更是成为苏区精神的人格化身。
在生活实践层面，由于历史上客家人饱受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之苦，这促使他们不得不审时度势，做到既能善思求变、创新发展，又能务实事功。首先，客家人突出表现出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抗争的精神。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人南迁，迁徙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居住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渐渐地磨练了客家人勤劳刻苦、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不屈不挠，敢于跟命运抗争；他们不安于现状，勇于与恶劣环境作斗争。客家谚语云：“人穷志不穷，蟒蛇脱壳变成龙”“人穷志气高，甘愿过水唔过桥”［3］“竹有节，人有志，有志有节世上立”。［4］客家族群用这些谚语来教育自己的后辈，激励客家子弟自强不息、有志有为，使客家人成为一群永远在赶路、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不断进取的开拓者。其次，客家人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自由，展现出了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客家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革命倾向的群体之一。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他的《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指出：“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接下去的革命实践中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客家杰出代表。再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客家将帅更是群星璀璨，他们当中不仅有中共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叶剑英，还有许多优秀的革命家和指战员，如杨成武、涂通今、熊兆仁、叶挺、杨永松、杨思禄、朱云卿、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王佐、熊兆仁、王贵德、钟炳昌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客家的精神，正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尤其是继承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强调民本的政治文化。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大学》则依据孔子、孟子的“仁政”思想，阐明了“大学之道”，以三纲八目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人生图式，它与儒家强调民本的政治文化相结合，千百年来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精英的血液中。“自任以天下之重”［6］166“乐以天下，忧以天下”［6］255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人之人生追求。王东《客家学导论》一书曾指出：客家文化执着的是一种民族历史的深沉和凝重，因此它没有吴越的灵秀，没有中原的雄浑，也没有荆楚的浪漫，但却熔铸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凝炼了民族历史遗产的博大气派和精深气质。［7］
此外，教师利用观察与纠错法引导学生积极观察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这对于场边由于身体原因无法下水的“见习生”大有帮助。虽然无法下水实践，但是从概念和认知上已经对动作学习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接下来教师可以采用口头询问的方式进行检验，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见习等于休息”的课堂陋习。
二、苏区精神的生化规律
在苏区形成时期，苏区的领导之所以能多次对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做法进行抵制，在遭受挫折后能适时改变，作出正确决策；在土地政策上能及时总结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廋”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等分田的办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即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调查研究的思维方式等。在赣西南、闽西根据地初创和形成阶段，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分田原则是不大一致的。1929年4月红四军分兵赣南期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兴国土地法》，纠正了原《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耕种，但是在红四军离开赣南后，赣西南党内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因此，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迟迟分配不了土地，土地革命也无法全面发动和深入进行。1929年7月，毛泽东在闽西的上杭蛟洋指导了中共闽西“一大”的召开，“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在分田问题上，明确规定了按原耕为基础，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全面发动和深入展开，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贫雇农同富农争夺肥田的斗争。主要原因是富农抽出来的土地大都是瘦田，而自己则留下肥田。为此，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寻乌县党组织领导人古柏的陪同下，对寻乌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长达8万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寻乌调查》详细地记录了寻乌县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以及旧有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情况，揭示在革命新形势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同年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的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总结了闽西和赣西南土地斗争中的新鲜经验，明确规定了分配土地应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富农瞒田不报和把持肥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毛泽东就是找到了“调查研究”这把获得智慧的钥匙，并依靠老百姓这个“铜墙铁壁”，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毛泽东曾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不管是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首次入闽，还是后来在闽西为了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都是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研。在长汀，红军刚驻下，毛泽东就召开了“六种人调查会”，并很快弄清了长汀的政治、经济、风土民情等社会状况。同样，为了真正解决军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新泉率领部队进行了为期10天的整训，他们深入连队，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并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映，为开好古田会议，解决党和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苏区时期，正是毛泽东亲自开展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依据，并在理论上作了总结，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论断。［13］正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确立与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的建章立制工作，保证了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并使这种作风和精神成为推动苏区各项工作发展的强大保障。
（一）儒家强调民本的政治文化因子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能动性建设的科学理念有机结合，构筑了苏区精神的生成起点
在思想观念层面，汉族移民带进闽粤赣地区的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精神。首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和精华，也成为客家精神的核心。客家人几经迁徙，身居南荒，故土难归，对国破家亡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到了国家有难、民族危亡关头，客家人把自身对于国破家亡的强烈感受与讲究忠君报国和民族气节的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迸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很自然地涌现大批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赴国难的英雄儿女。其次，客家人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下，形成了不怕牺牲的传统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节。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更是认识到人民群众蕴含着无限的创造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其精神建设，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的落脚点，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客家不少有志青年，抱着“先从改造个人做起，而后改造社会”①张觉觉.本报之过去现在及将来［J］.岩声，（1）.“把点点滴滴心血献给人民”的决心，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列主义，投身革命。1924年5月，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公开招收学生，这一消息一传到闽西，闽西许多热血青年毅然告别家中父老妻儿，奔赴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八期共录取了闽西籍学员52人（不包括其他分校学员）。”［8］32还有许多闽西优秀儿女在全国各地求学、参加革命活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如项与年于1925年在浙江海宁加入中国共产党，张鼎丞于1927年6月在广州大埔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振兴中国，“1919年12月3日，闽西南籍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学生一行50人，取道香港，乘邮船抵法国。”［8］33闽西籍共产党员学成后先后从国内外回到家乡，深入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6月中旬，中共永定县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张鼎丞被推举为暴动总指挥，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一举攻下了县城。后来，张鼎丞将队伍带回了溪南农村，在金砂整编后组成一个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他们依靠这支部队，短短1年时间，就在溪南成立了1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同时以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工作。张鼎丞与邓子恢一起，在溪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改革，领导近两万人口的溪南地区农民开展了分田斗争，这是福建最早，也是除了海陆丰、井冈山地区以外，全国较早、较为完整的一次分田。张鼎丞多次强调，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么样，是头等大事”“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因此他被称为“客家千里驹”。出生于长汀河田镇的傅连暲，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南昌起义军途经汀州时，发动汀州所有医务人员成立“合组医院”，无偿医治陈赓、徐特立等300多名伤病员。他1933年初参加红军，将原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建为中央红色医院，任院长。《红色中华》曾以“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的傅院长”为题，宣传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动人事迹。此后，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医院院长。1934年10月带病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伤病员服务。到达陕北后，奉命在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1938年9月，经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客家儿女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既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进而形成为“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这样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逻辑起点。
（二）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不断坚持的理论创新以及苏区群众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之间相互交织，实现了良性互动，这是苏区精神的发展动力
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实践，都离不开孕育其产生的深刻时代背景，理论来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0］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环境极端艰苦和恶劣。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为人民利益而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精神。为什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为什么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每遇艰难险阻表现出来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是因为时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二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有加强自身建设的主体自觉性，十分重视精神的力量，并在实践中找到了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道路。
客家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苏区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其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长征时期的湘江之战长征途中，以闽西子弟兵为主构成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奉命阻击敌人，掩护大军突围，他们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度湘江的任务。但终因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韩伟将军的儿子韩京京说：“在红34师只剩五六百人，冲出敌人合围向湘南转移的危急关头，陈树湘命令父亲率师主力继续突围，自己率101团余部百余人做最后的掩护。父亲第一次拒绝了师长的命令，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就在，我带100团余下的150余人掩护，你率领主力赶快突围到湘南去。”①福建省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闽西文史资料第16辑，《红土地上的好儿女》［M］.2017：207.而上杭才溪人民则在共产党领导下，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成为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才溪乡通过代表会议制度和乡苏维埃的选举制度，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的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才溪乡成为中央苏区“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报道称：“福建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选举运动，以才溪乡（加上通贤一区在内）为最好，得到很大的成绩。”［11］才溪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以及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等方面，创建了光辉的业绩，为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和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与苏区军民追求自身人生理想的发展目标相互交融，是苏区精神建设由政党向社会辐射扩散的化育动因
于2017年5月，选取胸径6 ～ 8 cm，树势均匀一致的降香黄檀，设3个处理(K1、K2、CK)，每处理15棵，共45棵树(每木检尺)。各重复间设隔离树，随机区组排列，施肥方式为环状施肥法(表1)。
（四）中国共产党科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确立与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的建章立制工作，是苏区精神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践行保障
从共性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精神，既汲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来源则是后天的实践锤炼和培育，它有着自己的生化规律。从个性的角度看，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锻造了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风范。苏区精神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拓展也带着特定的地域特征和时代背景。
探究式学习模式[2]一般是先由教师选择和确立主题并在教学过程中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能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通过实践操作、搜集调查研究学习资源、互相交流学习体验来解决问题，通过这些探索活动来获得知识和培养能力，从而发展情感与态度，特别是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它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是一个积极的学习过程，换句话说，是让学生自己思考怎么做、做什么，而不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结论.探究式学习模式的学习特点在于自主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多层面的学习活动[3].
三、苏区精神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现实启示
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政党要有不断培育政党的精神。政党的精神是内在的，但是它通过政党的作风动态地体现出来，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老百姓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触到。政党精神虽然是一种软实力，但是它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精神向实践转化有三个基本向度：转化为实践主体的思想观念，转化为新时期的政策、制度、法规，转化为新的社会实践活动。苏区精神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在今天，它仍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立足价值引导，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并进而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的多向度转化
价值观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主体行为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最基础、最核心的组成要素，一个党、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遵循，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共同基础和价值遵循，这个政党、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凝聚力、无所归依，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封建士大夫和地主阶级为主体的统治阶级竭力建立起一套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维持了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和等级秩序长达2000多年。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建立起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华民族之崛起，必须以政党核心价值观建设来推动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断培育并逐步形成了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眼前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没停止过；在国内，当今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矛盾多发、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一些人甚至把“跟着感觉走”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从党内的情况看，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出现大吃大喝、浪费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重形式、讲面子，搞超标准接待等形式主义的问题和一些领导干部讲排场、摆阔气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问题。受到西方和市场经济所带来拜金主义的影响，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带到党内，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腐败现象的蔓延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敢于直面问题，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强调“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断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的多向度转化。
（二）坚持与时俱进，在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完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由政党向社会辐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使之既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又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结合起来，提出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使中国的农民革命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4］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的坐标体系中形成了凝聚党心、承载民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理论的功能在于指导和服务社会实践，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用简单质朴的语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刻的道理，使之更好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社会共识，变成强大的思想武器，实现中国共产党精神由政党向社会辐射。
（三）着眼科学发展，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合力，探索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的科学路径，推进党建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加强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苏区时期就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思想，强调对党员的思想改造和党员的自我改造。刘少奇1939年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成为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理论文献。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始终从思想上建党，成功地把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地解决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途径问题。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所面临的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将是长期的。当前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状况总体是好的，但在看到主流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一些党员干部还存在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淡化、进取之心缺失、生活作风不良等问题，对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造成不良的影响，应需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制度建设与人格修养的统一，但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6］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深重灾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7］现阶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制度约束与党性修养的高度统一，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合力，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可靠保障。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了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四）落脚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利益与政党价值观的高度统一，促进精神力量转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
历史的经验表明，党的事业要顺利发展，必须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有一个保证这条路线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两者缺一不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总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与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革命的论述。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精神建设要密切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能否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历来都是党的政治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之后，还要通过具体的方针、政策使这条路线得到落实。在现阶段，理论的力量要变为实践的力量，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擘画新蓝图、开启新征程，“一茬接着一茬干”，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只有实现人民利益与政党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永远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融入执政目标、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治国理政的要素之中，才能不断推动精神力量转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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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Form，Biochemical Law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Soviet Spirit
YANG Yuf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Longyan University，Fujian36412，China）
Abstract：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CPC's soul and vitality.The party's spiritual construction is the unique political superiority and fine tradition of the CPC.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and in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the red regime，explo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road and defending the fruits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Areas，countless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cast the spirit of the Soviet Areas with their blood and lives.This spirit is not only embodied externally in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Chinese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he masses in the Soviet Areas，but also in the strong spiritual support of the commanders and fighters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masses of the Soviet Area in their struggle，and a magic weapon for the Soviet army and the people to defeat the enemy.In terms of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original form of Soviet spirit is the Hakka spirit，which inherit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It has its own biochemical law and still has great enlightenment on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today.
Key words：Soviet spirit；original form；biochemical law；realistic enlightenment；Par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5-0025-07
* 收稿日期：2019-04-20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5.005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4XDJ003）；龙岩学院苏区研究院2016年课题（LS2016005）
作者简介：杨玉凤（1969-），女，龙岩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710.1040.030.html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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