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生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之人生、社会之人生和历史之人生。自然之人生指人维持自然生命的整个过程；社会之人生指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天人、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之人生是指人的历史责任与历史评价。
关键词：人生；自然；社会；历史
应怎样理解人生？这是探究人生哲学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至今尚无统一定论的问题。在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综合分析诸多观点，结合自己的思考，本文认为理解人生应当把握三个维度，即自然之人生、社会之人生和历史之人生。
一、自然之人生
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人作为自然生命体而存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自然生命源于动物的进化，人类与动物一样具有自然属性，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繁殖和遗传变异都是自然属性的表现。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为了保证自己生命有机体的维存，不可避免地需要从自然界摄取能量（如食物和水等）。恩格斯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2]这里所说的兽性，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是人的生物本能，而人出于这种自然本性或生物本能而从事的活动，即自然之人生。关于自然之人生，费尔巴哈曾在《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中也作过比较深刻的分析，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一样，人的个体无疑可以构成一个类，即“人类”。他说：“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3]
从人的自然本性角度看，“有生之伦执着最牢固的是生命，最强烈的本能是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意志。首先是个体生命意志。我们挣扎、营求、竭力劳心，都无非是要个体生命在物质方面得到维持、发展。一切活动都是以‘谋生’为最终目的。”[4]尼采认为：“构成人的天性的不是意识、精神和理性，而是无意识的不受拘束的生命、纵横溢流的精力以及过于蒙昧和混乱的本能。”[5]柏格森认为：“生命的动力是生命冲动，它经常创造着层出不穷的新形式，从一个创造向另一个创造前进。”[6]
同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也就是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根本依据所在。费尔巴哈曾说过：“我爱生命，爱它是必然的，因此我以同样程度躲避和厌恶毒药和一切戕害生命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的。”[7]《北史·源贺传》也曾说道：“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这就是说，对于每个人而言，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正因为如此，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其词《尾犯》中吟道：“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其意是说，功名利禄、金银财宝都属身外之物，而人生唯一值得珍视的便是生命。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不仅珍惜生命，而且特别注重养生。如孔子曾根据人生不同阶段的生理特征提出如下养生要诀：“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同时，在饮食方面，孔子曾强调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黄帝内经·素问》也云：“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在中国古代社会，“仁”是儒家的核心观念。何谓“仁”？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泛爱众”。荀子倡导人与人之间互爱。他说：“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荀子·非十二子》）其意思是说，遇到年长的要行礼仪，遇到朋友要礼节谦让，这样天下的人就能互敬互爱，没有争斗。在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孔子还提出过“恭、宽、信、敏、惠”等。显然，这些对今天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天人关系。关于“天”，冯友兰曾提出五种含意，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后来庞朴在《天人之学述论》中从形而下、形而上和形而中三个层面又将其归纳概括为物质的天（天空、大自然）、精神的天（天主宰、至上神）和本然的天（本然意义上的物质；被当成本然意义上的精神；以及本然意义上的气质）。
最后，法国最近的改革亦值得一提[注]由2016年2月10日第2016-131号法令引入。，它变更了民法典中关于契约与债的一般规定，已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这项改革引入了一些新条文(第1153条至第1161条)，从而在民法典中设置了意定代理的一般范畴并对之进行规范。它遵循的是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尽管做了一些改变，还是保留了一些取自委任契约制度的规范。
二、社会之人生
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是以人还要经历社会之人生。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在马克思这一精辟论断中蕴含着这么一层意思：人生之最本质维度是社会之人生。社会之人生，实质就是社会关系之人生，它主要通过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
式中：TL为蒸汽在冷源中放热的热力学温度，即背压对应的饱和水温度，K；TH为蒸汽在锅炉中的平均吸热温度，K。
显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对天人关系的探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带有一定的宗教神秘性色彩，但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也蕴含着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的有益元素。如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处理人与人、国与国、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人类社会应该对“天”“天道”及“人道”，即对规则、规范有敬畏意识。
（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多称为“人伦”，即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伦常关系。人伦一词，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中国古代社会通常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也可称为“五典”，《尚书·尧典》提出“慎徽五典”，即要以五种美德教导自己的臣民。据《左传》解释，“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后来，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君臣父子关系。中国古代社会，这五对伦常关系及相应规范对个人、家庭及社会起着范导作用。在今天，君臣关系已不复存在，但“父子关系”，即“父慈子孝”规范是适用的，也是长久的。五伦之中，朋友一伦不像其他四伦有法律作为基础，它的重要基础是友爱与信义，在今天，依然有其存在意义。
“天”与“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中国古代论述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也有许多。如汉代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中主要阐述的是“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撰写 《史记》，欲以此“究天人之际”（《报任安书》）。正始名士何宴曾评价王弼道：“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何劭《王弼传》）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指出：“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上》）近现代新儒家金岳霖与冯友兰在1940年代专门讨论了天人关系。1990年，现代国学大家钱穆在晚年“澈悟”后，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认为“天命”与“人生”和合为一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也是将来世界文化（天下）之归处。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的C语言掌握得不够扎实，尤其是指针部分，算法没有理解透彻。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演示程序能直接输出直观的图形化结果，这样可以帮助学生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原始宗教，人们以上帝为最高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上帝具有至上神的崇高地位，它神秘莫测、变幻无穷，人们只能通过占卜来窥探上帝的意志，诚惶诚恐地信服于它；人的命运由天主宰。这里的“天”即“天神”，它是无形的，但决定着人的命运。《礼记》中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周灭商后，由殷商之灭亡得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结论。周公把“天命”和“德”联系起来，提出“以德配天”：“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殷王因“不敬厥德”，所以失去“天命”；周文王“明德慎罚”，所以能受“天命”。于是，自周起，萌发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观念，赋予了天以人文性，并给予天生养万物的始祖性质：“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周书·泰誓上》）“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周公所谓“德”，包括“敬天”（敬畏天命）、“孝祖”（谨守祖宗遗教）、“保民”（保护作为劳动力的奴隶和平民）等几层意思。
2002年，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拉开了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序幕。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经过2002-2007年探索起步阶段、2008-2015年规范运作阶段、2016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数量和规模急剧增长。据投中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截至2018年6月底，国内共成立1 171支政府引导基金，总目标规模达58 546亿元(含引导基金规模+子基金规模)。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立足武汉市科技资源优势，经过10年的发展，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业风险投资领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成效明显。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到来，在诸子百家争鸣中，众多思想家们围绕天人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并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以孔子的天命观最为突出。首先，孔子继承了周人对天的论述，“接受周代对‘天’的信仰，相信天是至高而关心人间的主宰”。[9]在孔子看来，天不仅主宰人的思想行为，也决定人的生死祸福。据《论语·八佾》记载，王孙贾问孔子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孔子回答道：“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其次，孔子还从天体运行、四时交替、百物生长等现象中看到默默无言的自然界有不为人所见、更不为人所左右的必然性存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最后，孔子认为天是宇宙的法则，即天道，也是人道的源泉。据史书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认为自己存而不丧是天意，因为他承载了天赋之德，具有传承“斯文”的崇高使命。关于孔子的天人关系或天命观，有学者认为，“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10]。
然而，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始终是有限的，在经历一个时期（或长或短）后，终究会消失。对人的生命有机体来说，生命消失是一种无所逃之必然。人的生命有机体从出生回归到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的真实生活、真实生命的显现。人从自然而来，也终归要回归自然。正如庄子所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生死，自然而来，自然而去。
脾脏是人体内最脆弱的器官,也是最容易受到损伤的器官,尤其是闭合性的腹部损伤患者,大约有20%至40%的患者会出现破裂[1]。此次就我院的48例闭合性外伤脾破裂患者进行了研究分析,患者对研究的效果表示满意,我们根据临床研究开展了以下报道。
（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存在和活动于具体的、基于特定历史的现实社会当中。人生的内容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密不可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认识和处理人生问题的着力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人就没有社会。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同时，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人也无法生活。社会犹如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有机体，个人犹如这个有机体中的细胞，只有有机体的所有细胞都充满活力，这个有机体才能是生气勃勃和生长旺盛的；细胞如果脱离了有机体，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吕氏春秋·恃君》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儒学大师荀子认为人禽有别的根本就在于人“能群”：“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我国古代一些开明的思想家提出了若干核心价值理念及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孟子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唐代诗人杜甫曾发出“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唤；宋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等等。
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当代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应该心系祖国、人民，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价值取向。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确立了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的人生追求，才能清楚把握人的生命历程和奋斗目标，深刻理解人为了什么而活、应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业有不同、职位有高低，但只有自觉把个人之小我融入社会之大我，不为狭隘私心所扰，不为浮华名利所累，不为低俗物欲所惑，才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创造辉煌灿烂的人生。
（四）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先哲们早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如《责·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是说，阴阳交错构成五彩缤纷、万物斑斓的大自然，刚柔相济构筑了纷纷攘攘的人类社会；审视大自然的和谐，可洞察到四时变化、万物更叠之规律。《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钢，戈不射宿。”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荀子更为深刻地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不赞同人主宰天，而是强调人应该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开采和利用。先哲们的这些深刻的洞见在当代对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习近平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先哲们生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三、历史之人生
关于人生，如果说横向看是社会之人生，那么纵向看则是历史之人生。在历史长河中，人，或波澜壮阔，或惊心动魄，或儿女情长，或悲欢离合，最终都会成为过去。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人生是虚幻的。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总是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要在历史的创造活动中接受历史的评价。所谓历史评价，就是要评价其所作作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趋势，是否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王夫之曾说：“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宋论·卷八·徽宗》）近代梁启超也说：“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李鸿章传·卷二·李鸿章之位置》）
多次尝试可知，赋形后全部波束的C/I值不小于20 dB，取3条等值线分别为20 dB、21 dB、22 dB，同样的，在A频段第二行右边的波束与20 dB等值线相切，也就是赋形后天线系统的C/I值为20 dB。可知天线系统的C/I值相比于赋形前提高了2 dB，而且大多数波束的C/I值余量较大。
人生不过百年，从“人生十年曰幼”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而止。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准、改善了医疗保健条件，人均寿命高于古代，但人终究还是要回归自然，人的自然生命终究会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因此，我们应该向死而生，去追求人生价值的不朽。人生在世应多做善事、好事，与社会同向，与人民同向，与历史同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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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ree Levels of Life
CHEN Hanyuan WU Xinying
(School of Marx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natural life,social life and historic life.The natural life refers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maintaining natural life;the social life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eaven,man and man,man and society,and man and nature formed in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The historic life refers to human's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life;nature;social;historic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3-0063-05
收稿日期：2019-04-05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儒家教化论”（17FKS013）。
作者简介：陈翰苑，女，湖南双峰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新颖，男，江苏宿迁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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