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初步揭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全面分析，积极借鉴。特别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进行中共研究的主线，他们研究认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关键一招，全面从严治党、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成功执政的根本前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是成功执政、长期执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拓展了党执政的前景，这一系列观点既与我们的认识相契合，同时又蕴含着海外学者的独特理解，对于我们科学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规律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外学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在执掌全国政权以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取得的斐然成绩，海外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中国共产党，试图寻找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为此开展了多方位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学者和成果，由此也带动了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再研究，形成了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进行互动研究的局面。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规律，不仅要眼睛向内，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也要不断开拓国际视野，从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以实现相互启发和借鉴。实践证明，这样的思路既有益于深化我们已有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一个强大政党的过程中吸取国际经验，扩大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的国际影响，更好地为世界政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进行中共研究的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日益关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采取的对策及成效、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等内容，研究呈现出渐进式、多视角、多方位的态势，虽然研究历程曲折、研究问题广泛，但是集中到一点，便是对执政规律的关注和研究。
从研究的历程看，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多数学者把它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研究兴起阶段，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研究消退阶段，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第三阶段为研究回升阶段，时间为1992年至1997年；第四阶段为研究深入阶段，时间为1997年至2012年［1］；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可以算作第五阶段，是研究进一步升级阶段。总而言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不断取得阶段性成就，对其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反，当中国改革发展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处于困难阶段时，对其的研究也陷入低谷。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充满好奇，因而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研究热潮，在欧美国家甚至兴起了一股强烈的“邓小平热”，如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了英文版《邓小平文集》，英国记者那维亚撰写的《邓小平传》、法国学者诺拉·亚（Norah）撰写的《邓小平：法国岁月》等相继出版，美籍华人学者邹谠（Tsou Tang）在他的《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中国季刊》1984年6月第98期）中，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邓小平在实现中国的历史性转变中的决策作用。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是当代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还有一位学者写道，邓小平是“政府行政首脑、外交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伟大的经济改革家”。［2］当然，这也是对中国改革的充分肯定，由此也带动了对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升温。然而，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发展面临困境，随后苏东剧变发生，多国共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会重蹈苏东国家共产党覆辙，因此研究热度一度消退，但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苏东剧变的阴影，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改革发展趋于平稳，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又重新受到重视。从这样的历程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受到党的执政进程的直接影响，与党的执政成就息息相关。
从研究的主题看，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涉及领域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研究，如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的思想、人格、领导风格、个人从政经历等的研究，这也是西方研究的传统。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近年来，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在世界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西方学者对习近平著作、思想的研究明显增多，并纷纷给予极高评价。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说：“我建议大家都读一下这本书，从中可以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中国的战略思维。”美国新闻周刊《主管策略评论》华盛顿站总编辑威廉·琼斯认为，“习近平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一位有着儒学和中国哲学思想根底的博学多才的学者。”同时建议“美国官员都应该读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同时，对中国共产党面临问题与挑战的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比如关于市场经济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和自身组织的影响，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4］还有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的研究，包括对党内民主、决策制度、干部制度、队伍建设、干部选拔、干部教育、党校工作等等，涉及领域也比较广泛。比如，陈玲、巴瑞·诺顿在《政治权威和共识的形成：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行机制及演变》［5］（P78）一文中，从中国国家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定过程两个角度研究了中国高层领导小组的运行机制，指出，领导小组的功能和机制是一种嵌入式的，它通常附属于国家行政结构和管理体制当中。当实施某一项指定任务时，这些领导小组会实行新的行政程序和责任模式。领导小组是一个执行系统，它体现出适应性的管理体制和集体决议型的政策制定方式。此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前景的研究也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时非常注意的方面，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无疑，上述研究都与党的执政规律有着紧密的联系。
总而言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关注是海外学者思考的主要问题，不管研究处于高潮还是低潮，不管是人物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不管是带有政治背景的研究还是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多是从对中共执政持肯定还是怀疑态度出发，从特定问题和角度切入，进行分析挖掘，这也体现了海外学者研究的特色。
二、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提出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常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虽然党的领导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海外学者对党的领导集体的稳定性、领导核心的作用、党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等往往给予特别关注。他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积极评价。2012年底至2013年初时，外媒曾普遍认为中国急需一个充满改革决心和智慧的新领导集体。通过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几个月来的表现，到了2013年两会圆满完成领导层交接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它所需要的领导者［7］。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取得非凡成就，令世界为之惊叹。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这既要归功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8］。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王正绪于2012年11月20日在香港《南华早报》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在选举期间努力争取人们的政治捐款和选票的组织松散的政党，尽管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推动国家前进的能力仍充满信心，共产党仍然有着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在于制度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员招募、思想教育、表现评估和分析、提拔、调任、审议、决策、纪律以及党内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规范与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身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党在政策思考与导向方面取得统一，并更新最高领导机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在2012年表示，虽然现在对中国新领导人的治理风格和方向进行判断还为时尚早，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新一届领导集体拥有完成这一使命的正确技能和经验［9］。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11月7日的文章指出，中国当今的治国体制已经是现代化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要中共领导头脑清醒，胆大心细，勇往直前，前途应该是光明的［10］。
以产量为主的摊铺工艺优化设计为基于异味收集控制的摊铺工艺，以挖掘机为主的作业设备优化设计为履带式移动堆料机。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学者进行中共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历史问题的关注，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问题上，这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兴起的重要标志。2011年6月，中央编译局吕增奎研究员曾编辑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文献（英文）》［6］目录，其中收录了海外出版社1978—2008年间出版的专著共35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David L.Shambaugh，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and Adaptation，Washington，D.C.and Berkeley，C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Routledge，2006）、《中国共产党与艺术：新的文化政治》（Richard Curt Kraus，The Party and the Arty in China：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等均被收录其中，同时列出了海外杂志发表的论文153篇，包括《中国共产党：制度化的进程》（Trong R.Chai，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Asian Affairs，Vol.11，No.1，1980，pp.43-54.）、《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改革》（Tony Saich，Party and State Refo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Third World Quarterly，Vol.5，No.3，1983，pp.627-639.）、《中国共产党省委的改革：以浙江省为例》（Keith Forster，The Reform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in China：The Case of Zhejiang，Asian Survey，Vol.24，No.6，1984，pp.618-636.），等等。从这些成果以及其他各种报道、评论、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时主要关注的领域和提出的观点。
朗月出东山，照我绮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靓妆坐帐里，当户弄清弦。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先。为君歌一曲，当作朗月篇。酒至颜自解，声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气间。（鲍照《代朗月行》）
第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今天可以成功，最关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确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在实施这一政策上一以贯之，接续奋斗，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和开创者，其作用功不可没，对此，海外学者高度认同，并掀起了研究邓小平的热潮，对邓小平在实现中国的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1986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85年度风云人物，当选理由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解放十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1988年，邓小平和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同当选为美国《世界报》评选的十年风云人物。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也充分关注，尤其重视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变化，对习近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评价极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理念，加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这些举措令人鼓舞。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尼古拉斯·贝格鲁恩也认为：“中国几十年来真正有成就的就是变革。中国有变革和适应的能力。”［7］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7年10月22日称，中国的成功故事令渴望发展的国家深感兴趣。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西方学习［13］。巴基斯坦资深评论员苏尔坦·哈利认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学习的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认为，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范，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学习。中国的发展向来是以人为本的，注重开发人的潜力，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创造有利环境来充分发展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能够快速摆脱贫困的原因［14］。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党的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看待，从而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今发展道路的认识。
对此，旅行社在出行前都会有签证说明会、行前说明会，提供安全说明书等。比如游客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游览的过程中也会提醒游客应该注意哪些禁忌等等。关键还是需要游客做到入乡随俗，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其中，v1为碰撞后弹丸速度；v2为活塞速度。根据式(1)可知：当m1≤m2时，碰撞后v1为零或被反弹，弹丸不再对活塞压缩液压介质的过程产生影响。
当然，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时涉及的问题要远多于以上方面，而且不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但是就研究的领域和观点而言，以上五个方面无疑更具有代表性。
第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拓展了党执政的前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于形势任务的变化，立足世情国情党情，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决策，如设立经济特区，进行西部大开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等等。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创新的速度、力度更是前所未有，如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等。特别是在外交方面的创新举措更是层出不穷，包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二次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等。这些举措有效拓展了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景，产生了积极的国内国际影响。特别是2018年11月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更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2018年11月8日，俄新社在发表的题为《中俄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文章中说，进博会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开放、包容、合作的理念，对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有着促进作用。哈萨克斯坦《共青团真理报》也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扩大外国商品进口的举措使更多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受益，进博会的召开推动了中国经济向更开放、更有活力的方向快速前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决心［16］。正是这些重大举措的提出实施以及得到世界的积极响应，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促进了党长期执政的自信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成功执政的根本前提。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朝着体系化、全面化方向迈进，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深化党建制度改革，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开展全党教育，强化专项巡视等举措，党的建设中的“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增强，执政公信力得到提升，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对此，海外学者给予了充分关注。面对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俄罗斯《报纸报》评价说：“这不是做表面文章”。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一些中央级高官陆续被查处，外媒纷纷认为：“中共领导层希望审判薄熙来能彰显中共打击猖獗的官员腐败的决心。”网络监督在反腐中日益发挥作用，也让西方媒体看到，“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在加大对官员腐败问题审查的同时，对民众参与的微博反腐行动也表现出宽容甚至支持。”［7］对于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的做法，也有学者深刻认识到，中共将党建放在其他发展之前，是基于将中共视为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利器，是中国实现必要改革的驱动力。按照这个思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共发挥作用，习近平不认为反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必须达成的目标［15］。应该说，这个认识是非常中肯的，也体现了治国必先治党，必须有一个先进、强大的执政党的基本思路。
三、对海外学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评价
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毕竟是基于其政治背景和政治理论框架作出的分析，与我们的传统研究有所不同，但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总体而言，我们对于这些研究要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值得肯定之处，也要正确认识其不足。
对于值得肯定之处，笔者在2012年发表的《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一文中作了三个初步判断：第一，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第二，注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发展前景的研究；第三，不同观点之间既相互碰撞又和谐共存［1］。在2017年发表的《辩证认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一文中则进一步认为：一是展示了西方学者进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视角；二是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三是形成了一些特色研究领域；四是提出一些真知灼见［17］。这种判断虽然是从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总体上作出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对海外学者关于党的执政规律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给海外学者认识党的领导提供了又一个契机，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表示：“我们应当效仿中国，中国正在转变成一个主要的金融、经济和工业中心……中共十九大有关资料提出未来数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我们必须学习中国制定长期规划。”［11］十九大召开后，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连续三天播出三集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China：Time of Xi），深入挖掘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探索到底是什么在改变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独特的经验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以及习近平本人的动力之源又是什么。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全面、系统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12］。总体上看，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能够在未来继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第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是成功执政、长期执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执政目标能否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执政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政骨干，他们的执政能力如何无疑起着决定作用，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把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作为成功执政的关键，为此，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五种基本能力。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进一步要求全党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强调要增强八项执政本领，包括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把执政能力作为成功执政的关键，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通过实践锻炼和经验总结及不断学习，也促进了全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海外学者在研究中也看到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美国学者李侃如说：“中国有13亿人口，比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原来组成苏联的15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还要多”，治理“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性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中共“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塞尔维亚社会党前副主席武科马诺维奇认为，“中共是世界上最具领导力的政党之一”，中共“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显示出中共超强的执政能力”。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易卜拉欣·阿梅里说，“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离不开中共明智且高超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治国理政能力、执行能力、凝聚人民力量的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丰富的执政经验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8］。正是由于有了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所以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世界舞台上逐步起到引领者的作用，为世界政党执政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除此之外，从执政规律研究的视角看，今天看来，如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挑战的分析。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众多挑战，具体而言，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更加严峻。其中执政的考验又涉及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各个方面。海外学者在研究党执政面临的挑战时，特别思考了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对党的控制力的影响问题，提出了“党的控制力的稀释”这一概念，认为经济改革对于党的经济权力、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会产生影响。同时，有的学者也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党内组织纪律的涣散。此外，他们还提出，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官僚体系对于中央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稀释”作用，在党同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关系的制度化上党的控制力也有“稀释”现象。可以说，控制力是执政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执政的重要指标，海外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就每一螺旋的具体呈现方式而言，多个版本“平行四边形概念”在第三学段的引入素材与第二学段在生活范围上差异不大，有些版本在不同学段引入素材的选取中存在重复现象（如使用了名称相同的素材），值得商榷．对于“性质1”的发现，人教版在第二和第三学段的编写所体现的思维要求无明显差异，在八下经由对具体平行四边形图形的观察和度量发现性质，就初中生而言，思维水平要求偏低．冀教版在第一和第二学段均有“平行四边形性质1的发现”，但第一学段就编写“平行四边形的对边相等”，超出了“直观水平”的要求，与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可能存在差异．
二是对中共执政前景的争论。中共执政前景如何一直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时争论的热点问题，也形成了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种主要观点。持悲观论的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还存在腐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地方官员往往承受着较大的舆论压力；中小企业也因为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高而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这些都需要妥善应对。而乐观派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放眼全世界的各种政治体制，学习对中国有用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如果通过正确调适，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仍是稳固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海外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本人在《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一文中也曾分析了海外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一是缺乏分析的新框架；二是缺乏研究的实质性的新资料，制约了研究的科学性；三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存在主观臆测的成分，没有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1］。在《辩证认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一文中则将这些不足进一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野，容易犯历史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二是因其所持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容易以此评判中国共产党而得出怀疑甚至否定的结论；三是以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中国共产党，难免会以偏概全；四是对研究资料的选用时常有明显的主观性、随意性，致使结论往往有失公允；五是学者观点与民众认知契合不够，致使研究的代表性不足［17］。在执政规律的研究中，海外学者往往适用的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套用的是西方的政治标准，其分析和结论不完全适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际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这些不足，并有意识地加以避免。
总之，海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也初步揭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有些是我们所不曾重视和了解的，也有的是我们忽视和回避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只要我们立足自身，采取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研究，正确判断，海外学者的研究就可以更好地为我所用，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科学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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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Scholars'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Ruling Law of the C.P.C.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N Qiang
（Oversea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Beijing Union University，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Overseas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C.P.C.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which have formed some valuable viewpoints and initially revealed some of them.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m.In particular，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ruling law of the C.P.C's governance has been the main line of the C.P.C research conducted by overseas scholars 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y expressed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and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C.P.C.in governing.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successful governance is to strictly govern the Party comprehensively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The key to successful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i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A series of major innovative measures put forward by the C.P.C.have expanded the prospect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which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our understanding，but also contains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scholars.
Key Words：overseas scholars；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P.C.；the ruling law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2-0038-07
收稿日期：2018-11-11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项目编号：12AZD024）、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研究机制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国具有影响力人士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评析”（项目编号：18DYY101）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研究评析”（批准号：ZK20180216）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韩强（1965—），男，山东禹城人，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北京市长城学者，北京高教学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党内法规制度、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责任编辑：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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