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基本遵循，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变实践，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党思想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紧扣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新理论体系。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兴国的目标有关键性及基础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 全面从严治党 思想来源 思想价值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看，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是从2013年3月开始的，在2016年出现了研究热潮，目前研究成果甚多。截至2019年2月，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期刊论文有709篇文献，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博硕士论文有61篇文献。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1］的目标任务。这一系列新要求新提法对研究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基于此，梳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来源及其价值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
一、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来源研究
研究任何一个理论和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它究竟“从哪里来”，这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学术界研究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别是历史基础、直接来源、现实依据和文化底蕴。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列宁在参加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理论。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基础。高琳娜认为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巴黎公社再到十月革命，使得从严治党思想萌生并发展［2］（6-7）。 李建锋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策略原则的阐释及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说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3］（15-18）。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理论积累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直接来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对管党治党提出过系列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重视自身建设，在经验总结中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龙丽波指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从严治党的理论可概括为：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思想建党在首位；始终坚持党性修养；坚持反对党内腐败［4］（29-37）。 张振洋分别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四代领导人着手，总结他们的党建思想［5］（15-1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文化底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其中的民生、法治和德政等优秀传统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李建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为政思想、敬民思想、任贤思想、法治思想、立德思想、廉政思想、笃行思想出发，阐述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启示［3］（20-22）。
实践价值方面，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一方面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具体事业的顺利推进。在党的建设上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了党的权威和自信，提升了党员的能力素质和政治修养及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巩固执政地位［10］（22-24），从而避免陷入“腐败陷阱”“变质陷阱”“能力退化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11］（8-1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等提供了保证［12］（140-141）。
其次，完善和遵守科学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科学技术的进步，若没有规则的约束，可能会失去控制。例如核武器，如果人类不加以控制，任由其随意投入战争，或是被滥用，其后果必将不堪设想。因此，科技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科技发展要遵循的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伦理规则、科技规律和法律规则等。对于科学家的自律和自治而言，主要应当完善的规则是科学研究的伦理规则和行业协会的协会规则。
先说财商，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认识金钱和驾驭金钱的能力，是理财的智慧，它包括两方面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力。
在理论价值方面，主要说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所起的积极作用。在本质论方面，进一步明确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在主体论方面，首次提出党委（党组）必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在方法论方面，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同时发力、协调一致；在整体论方面，系统阐述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基本要求［9］（126-133）。这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理性认识［2］（35-36）。
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价值研究
在世界价值方面，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指南，又为其他性质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借鉴经验。该思想建构了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自身建设的中国方案，为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美好世界的政党责任与担当［13］（142-144）。
刘锋提出要从历史渊源维度、理论基础视角和现实要求层面把握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7］（57-59）。 此外，杨正军和丁晓强主张从文化根源、理论基石和经验总结理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生成机理［8］（5-6）。 由此，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来源基本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积累和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在当代的传承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
将表1和表2作为输入量，带入第2节所建立的变电站全停校验模型中，无需迭代计算，很容易可以计算出该配电网所有馈线最大负荷运行时馈线负荷全转移约束条件下的变电站校验通过结果，如表3所示。
国内外形势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现实依据。思想建构时代，时代催生思想。思想和时代存在辩证关系。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学术界主要从“两个维度三个切入点”开展研究，即国内国外两个维度，世情国情党情三个切入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正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提出的。在国内，深化改革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在国际上，应对国际竞争挑战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在党内，克服党内问题从而加强党的领导需要全面从严治党［6］（10-13）。
在“四个伟大”思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促生理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兴国的目标有关键性及基础性的作用。学术界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价值的研究切入点相对统一，主要有“两个视角”，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此外，有研究者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世界价值，即对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的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研究者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4］（95-129）。 其中，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比较新颖的切入点。龙丽波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在道德价值方面有助于树立“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道德意识、实现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增强道德自律意识及践行以廉洁为行为底线的从政道德；在文化价值方面，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对清廉为民的廉政文化、党内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定型成熟的制度文化的形成起着积极作用。
如图4所示，在Ur的一个周期内，输出的PWM波只有±Ud两种电平，在Ur的正负半周，各元件的控制规律和单极性相同，即当Ur>Uc时，给V1和V4导通信号，给V2和V3关断信号，这时如i0>0，则V1和 V4通，如i0<0，则VD1和VD4通，不管哪种情况输出电压U0=Ud.当Ur
除了上述四方面研究外，还有部分研究者就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径研究同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体系是“怎么做”和“是什么”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研究叠合，又表现出差异性。实践路径是内涵体系的具体化，即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从理论转化实际操作的结果。
三、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来源及价值性的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一定的内容框架和研究广度，特别在思想来源方面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但是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缺乏系统化的专著研究。就其研究现状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在传承性研究不多，较少将习近平的管党治党思想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管党治党思想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从而探究新时代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二是研究过程中较少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是就讲话谈理论，较少联系地方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实践。基于此，开展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来源及价值性研究可以从三方面深入：一是加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管党治党思想的文本比较研究，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传统的传承发展，不断推进研究广度和深度；二是加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同国外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思想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政党大格局视野下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智慧；三是加强实证研究，重视理论的价值实效性。在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加强同我国各地党的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视域下研究分析理论，实际情况反馈具体理论，形成有效的反馈调节机制，形成关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在党的建设过程中的应用性成果，促进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实践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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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9年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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