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红色系象征男性，而蓝色系象征女性，这种认知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发生了转换，现今红色系是女性的象征，蓝色系是男性的象征。文章通过文献法、跨学科研究法、观察法等对红蓝色系的社会性别色彩转换进行社会行动视角的解读，以社会时代为背景来探究性别色彩转换的原因，为性别色彩转换的研究作出贡献。
【关键词】社会性别；性别色彩；社会行动；红色系；蓝色系
一、性别色彩的释义
性别色彩为性别与色彩结合而成的名称，色彩是一种象征文化和情感的视觉语言。而性别则可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在传统上的区分为男和女，以及其他，对于满足生殖需求的哺乳动物来说，只有男和女是符合生物常规并且被社会普遍认可。社会性别则是指社会文化判识的男女两性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社会属性，具体来说两性差异包括外形、角色、思想、感觉、幻想、行为、符号、语言、价值观、阶层、种族、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因素。这些差异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由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相互影响与认同，形成以族群文化为基础、以符号为特征的对两性不同的期望、规范与限制，从而界定出男性与女性具有差异的群体特征与行为方式，并以此定位其性别所属的社会权利关系方位。[1]社会性别的建造以生理性别为基础，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社会性别，强调对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社会性分割。
（一）性别色彩是视觉化的生理性别象征
性别色彩是对男女两性的视觉化抽象区分，红蓝色系作为十分明显的区分男与女的方式，与用姓名、服装样式、仪式、身体控制等的区分两性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人们给男孩和女孩取不同的姓名，用以作为语言符号表示两者的差异，而在服饰的选择上，在西方服饰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男性的服饰为裤装，而女性则身着裙装，男女两性的生理构造与社会分工不同而形成着装的差异，也是一种区分和表达性别角色的符号象征。人们通过仪式区别男女两性，男孩有成人礼而女孩没有。在通过对身体控制的区分上，方式则是激烈与血腥的，男性在有些社会文化中需要接受割礼，女性也是如此。红蓝色系作为最直观的区分男女性别的可视化方式，有着直接将“人”的概念分类直接转移到对性别的二元区分上来的暗示作用。
图1 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 弗里达·卡洛 1926年
（二）性别色彩是社会性别的符号化表达
1.性别色彩构筑自性别群体
五台群含铁建造主要分布在五台山主峰附近及其西部，夹在金岗库含铁建造的南北二带之间。金岗库组在五台县金岗库和繁峙县口泉一带出露较完整。矿体产于五台群石咀群金岗库组的磁铁石英岩中(图2)。矿体原始形态呈层状、似层状、豆荚状或透镜状。
性别色彩的其中一种构筑源为处于亲密关系或婚姻关系中的性别群体，以艺术家弗里达夫妇、欧姬芙夫妇、波洛克夫妇为例，男性艺术家在婚姻中存在一定的主导性，弗里达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弗里达在与其的亲密关系中，艺术的创作风格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她模仿里维拉的创作风格，后被指出应专注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探索自身的艺术理念，弗里达后被公认为20世纪墨西哥先锋现代女艺术家的代表，其创作出的55幅自画像将视线聚焦到作为女性的自身上，记录情感与生活，第一幅自画像《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图1）通过女性视角解读身体与心理的痛苦，她的空洞且感伤的目光透过暗红色与黑色的折射更显细腻富有女性特色，建造了一个释放痛苦的空间。20世纪40年代早期弗里达与里维拉离婚，同年创作了另一幅作品《戴着荆条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图2），画面以热带绿叶为背景，她被宠物猴子、黑猫、花头蜻蜓簇拥着，脖子则被挂着蜂鸟饰物的荆条刺破，滴下在画面中并不明显的血液，画中的弗里达眼神飘离似看向画框外，她将自己伪装成对痛苦无动于衷的女战士，绘画的方式分解她的个人情绪，婚姻的破碎为她在艺术创作中提供新的源动力，画中留着胡须刚毅的面庞与柔弱放空的眼睛构成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集合的矛盾空间，其中里维拉对弗里达艺术造诣的影响显而易见。乔治亚•欧姬芙的丈夫史蒂格利兹是将欧姬芙作品推入公众视野的人，本是知名摄影师的他在20世纪初期前后两次为欧姬芙举办个展，欧姬芙逐渐获得名气。她最著名的花卉系列作品强调了女性精神的内涵，花是女性特质的植物象征，在传统观念上，也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符号面具。明亮的红、黄色系半抽象花卉诉说着女性艺术家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异气质化的愿望。杰克逊•波洛克与妻子李•克拉斯纳尔是美国行动绘画派的艺术家，两人有着极其相似的绘画风格，均为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李•克拉斯纳尔自身小有成就，在与波洛克婚姻关系的十五年里，她的光芒被隐藏起来，创作的作品数量比之前有着明显的下降，作为极具个性的女画家她的角色转换为家庭主妇，为家庭操持家务且辅助丈夫的工作，波洛克此时则处在尝试改变现代艺术的时期，人们对她的称呼由克拉斯纳变成了波洛克夫人，但是她还是一个女人、犹太人、寡妇、画家和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性别色彩作为差异化个体或群体的可视化象征符号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被构建出来，男女两性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能动性被社会文化结构所限制、规范，如上文艺术家夫妇们的社会地位与声望的实现，男性与女性实践各自性别的同时较量权力的关系，性别色彩将其抽象化，成为男女两性刻板印象的文化滤镜。两性群体间的行为随着性别色彩的构筑而发生视角的聚焦，男性是引领者，是主动且作为得当的群体，男性创造的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特点，与此差异极大的女性群体则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被动的色彩，阳刚与阴柔、主动与被动作为两性的性别气质通过具体的个人凸显。
图2 戴着荆条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 1939年
图3 耶稣童年画像
2.性别色彩规约于社会制度
性别色彩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与规约。修道院制度、行会制度、沙龙制度与学院制度中女性的地位存在差异，行会制度中的女性艺术家不能像男性艺术家一样临摹优秀艺术家的素描作品，接受到的艺术教育不平等。而17世纪的沙龙制度则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制度，女性作为制度的核心组织者，为女性艺术家的生存带来新机会，在制度的规约下，涌现出来非常多的艺术作品，也出现了如玛丽亚•路易斯•伊丽莎白•维吉—勒布朗一般成功的女性艺术家，即便如此，社会性别对于女性艺术家的束缚并未被打破，玛丽亚•路易斯•伊丽莎白•维吉—勒布朗仅仅只能绘制肖像画或是风景画，而无法接触男性主义宏大叙事的历史画题材，学院制度中的女性也同样囿于传统的社会性别之中，社会制度使得女性被分隔在某种范围之外，女性的理想化追求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并且在社会制度的框定下缺失了部分能动性。红蓝两色作为直观的性别色彩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
3.性别色彩具有非物质特性
性别色彩的非物质特性透过男性与女性濡化中所创造的物质资料显现，以女性艺术家克莱拉•佩特斯绘制的《橘子、橄榄和馅饼的桌子》为例，习以为常的食物规整地摆放在画框内，用色细腻庄严，黄灰色的基调再现真实生活物品的同时予人以宗教情怀的错觉，女性画家对生活的温柔注视以作品为载体展现出来，细致入微的阴柔情感包含在其中，画作就变成具有性别色彩意味的躯壳，提纯自原始的物质基底。
性别色彩的非物质特性由视觉化的性别群体文化意蕴和社会认同诉求构成。脸书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Q中心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手册：性别指南》将社会性别作出56种划分，包括顺性人(Cisgender)、流性人(Gender Fluid)、非常规性别(Gender Nonconforming)、无性别(Neutrois)等等，对于社会性别的区分，社交网络上有着不同的色彩组合作为象征，这些差异性的色彩组合传达着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特征，也加固了群体对自身的认同。
二、性别色彩转换表征
（一）20世纪20年代作为时间点依据
粉红色是女性从出生开始的识别色。“Rosa（粉红色）”是一个世界性的女孩子的名字。女婴用品为粉红色的习惯是如此的家喻户晓，以至于许多人以为这个习惯自古就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风俗产生于1920年左右，而且这个风俗与我们色彩的象征意义相违背。因为红色是男性的色彩，而粉红色是淡一些的红色——小男孩的色彩。蓝色是玛利亚的色彩——依照传统，浅蓝色是小女孩的色彩。[2]德国学者爱娃•海勒在《色彩的性格》一书中如是提到。马里兰大学教授JoB.Paoletti在其专著《Pink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描述了这一社会现象的细节：最早的例子，从1910年到1920年，只是有印有婴儿名字的小卡片；当一种颜色被使用，它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边界，通常是柔和的蓝色，无论是男孩或女孩。1920年以后出现了更多的颜色、插图和诗句，但是粉色和蓝色作为“婴儿色”一起使用一直到1950年代。大多数人没有提到孩子的性别，只是在孩子的名字上留了一个空格。许多婴儿书籍，还包括收到的祝贺婴儿的卡片、情人节卡片和第一次生日的卡片，只有后者通常是专为男孩或女孩设计的。甚至这些卡片也没有按照现在传统的方式使用粉色和蓝色，而是重复了服装上已经注意到的图案：当卡片上的孩子是蓝眼睛时使用蓝色，男孩和女孩都使用粉色，粉色和蓝色组合在一起作为“托儿所”调色板的一部分。[3]由此可见，20世纪20年代左右是红蓝色系作为男性与女性象征的转折阶段。
（二）20世纪20年代前的性别色彩象征
19世纪20年代《时代》杂志对当时的各大百货公司婴幼儿百货部门进行一项主题为粉色与蓝色：婴幼儿性别色彩偏好的调查，结果有四成百货公司认为蓝色是男婴幼儿的颜色，五成认为粉色是女幼婴儿的颜色，红蓝色系的性别色彩象征存在这至少20年的过渡时期。同年比利时公主阿斯特丽德(Astrid)的女儿出生的消息传出，她使用粉红色装饰了小公主的摇篮，这一行为极具号召力，促进红色系作为女性性别颜色的转变。
2.蓝色系转变为男性象征色
民办高校党建的契约化管理创新是一种新事物，是一种新尝试，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探索。应依据党章，依据民办高校全面建设实际，与时俱进地开展踏踏实实的工作，使之尽快成型，发挥重要作用。
2.蓝色系是女性特质的自然符号
蓝色是圣母玛利亚的颜色，因为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中最普遍的是她身着蓝色披风的形象。“Celeste”的词义为天蓝的，传统上在多数的国家文化中是属于女孩的名字。有学者对两性特质做了严格的划分，男性作为认知主体而女性则是认知客体，给予女性的语言词汇是自然、原始、阴柔、生殖、情感、依赖等，自然界孕育生命，创造万物，而女性的自然属性源自其承担繁殖的职能，蓝色成为社会群体认同为气质的自然符号（图5）。
（三）20世纪20年代后的性别色彩象征
1.红色系是男性特质的文化符号
3)远期目标，智慧出行。在气象和路况信息详细、丰富、准确、及时，导航系统智能化、智慧化的基础上，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理念，以期实现智慧出行，在出行前、路途中、返程时都能悉知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并得到系统的最优化建议，使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和智能化。
建成水库信息自动化监测系统。水库信息自动化监测系统主要由现场检测设备、远程监测设备、通信平台和监测中心四部分组成。
整个社会的人们都为性别色彩转换这一社会行动的行动者，特定的群体对社会行动的方向起着导向的作用，根据社会行动的目标将特定的群体划分为上层阶级、女性主义者、服装制造商。
图4 维多利亚女王全家福画像
图5 身着蓝袍的圣母玛利亚
三、社会行动与性别色彩的关联性
（一）社会行动显性功能与性别色彩
1.2.1.2 成立在职培训管理组:由区护士长任组长,指定护理组长一对一带教;根据CSSD制定的岗前培训计划,专人负责,落实到位。
红色是一种男性的色彩，红色象征男性的力量、活跃和进攻性，它对立于消极、温和的蓝色，火代表男性，而水代表女性。在所有的文化里，红色均代表男性，而在问卷调查中，几乎没有人将红色列为男性的色彩，更多的人认为红色代表的是女性的颜色。今天的人们会想到浅蓝与粉红这两种婴儿的色彩，因为粉色源于红色，红色可以被归于妇女的色彩。[2]红色是血的颜色，也是战争的颜色，是力量、掠夺、权力和控制的象征，红色代表着男性的气质特征。女性一直被象征性的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是文化的象征。[2]红色系色彩成为代表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图3、图4）。
社会行动的显性功能是指特定类型的社会活动中参与者知晓并且意欲的那些功能。性别色彩的转变现象是一项社会行动，其显性功能为群体对性别色彩认同的重塑，男权社会群体的优越认同感伴随着性别色彩这一视觉符号的转变也发生变化，女性对于红色系专属色的认同取得性别平等的心理满足，加强性别身份的认同感并且在社会群体间得到互相的确认（图7）。
图6 《杀死一只知更鸟》宣传单
（二）社会行动隐形功能与性别色彩
社会行动的隐性功能是指参与者未意识到的那些后果。性别色彩转换的隐性功能为强化社会性别的结构，社会性别的结构由社会性别体制规范、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家庭角色分工、性别评价、权力与决策关系等组成。红蓝色系性别色彩的转换促进个体对社会性别的实践，性别差异、阶层和种族差异在此过程中也被强化。个体或群体对性别色彩的重新认同被结构所规约，也反作用于结构的迭变。社会性别结构的本质是性别群体发挥能动性消解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而形成结构化的动态过程，创造结构的同时结构也将社会性别群体纳入其中。
在检方的指控书中，2009年至2017年，程立生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请托人吴某甲、许某等15人贿赂款共计249.3万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四、社会行动本体论对性别色彩转换的解构
性别色彩转换这一社会现象借用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解构分析。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由社会行动主体、行动目的、情景和规范限定四个要素构成。行动主体是社会行动实施的主体，具备主管能动思维的个体。行动目的是行动者通过社会行动作用之后达到的最终目的。情景包括社会行动的实施环境、行动这运用的手段以及实施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等因素。规范限定指制约因素，比如行为模式、价值取向、思维观念等。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同的人采用同样的方法作用于相似的资料也会导致差异化巨大的结果。红蓝色系性别色彩的转换现象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受到服装制度、颜料制作科技发展、女性解放等因素的同时影响，涉及服装制造者、女性主义者、市民群体等行动者的相互参与，由于行动者的紧密互动，才得以促成该现象的发生（图8）。
图7 群体对性别色彩认同的重塑
图8 帕森斯社会行动框架
（一）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群体——根据目的区分
在好莱坞1962年制作的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扮演童子军的年轻女演员玛丽•巴德汉姆身着蓝色的连衣裤，蓝色在作为男性象征的色彩之前，存在明显的过渡时期，即代表着中性，即女性性别气质的男性化表达。如今的市面上对于男性婴幼儿的宣传均使用蓝色系，这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事实（图6）。
1.保持传统的上层阶级
老太医娓娓道来：火药量适中即可，专门灼烧对手最柔弱之处，比如说两腋、男根、肚脐和喉囊。剧痛之下，肾火陡升，伤者会心跳骤停，引发猝死。此外，为了增加火势，也为了掩盖火药味，掩人耳目，表象应以大火焚烧为主。这也不难办到：以奇特的香料掺入燃油之中，作为助燃之物。以火药来点燃油料，烧起来迅猛异常，根本无法扑救。
英国皇室在公主与王子的服装色彩选择上比平民更趋向于传统，小王子依旧着红色系服装居多。布尔迪厄的代表作《区分》提出的“生活风格”概念指出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人们拥有的资本及其属性所决定的日常消费偏好，“生活风格”呈现的趣味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阶层。人们因趣味而维持或者改变“生活风格”实质是为了争夺社会空间的相应位置和阶级结构的再生产。[4]皇室与上层阶级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支持红蓝色系性别色彩的转变，目的是为了制造出与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服饰审美差异达到优先的社会身份象征寓意（图 9）。
机器翻译则是大量国际化课程链接教学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机器翻译基于神经网络翻译框架，通过整合注意力网络机制和循环神经网络，完美模拟人脑翻译机制生成流畅的译文，目前支持中、英、日、韩等多种语言语音到文本的互译翻译。这一技术能够地道、流畅且忠实地表达原文内容，可辅助快速阅读、文档资料翻译、日常社交沟通与外语口语学习等。
2.女性主义群体
追求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的女性主义群体作为红蓝性别色彩转换的社会行动主体，对行动的完成发挥着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20世纪初年。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5]此时在欧洲与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属于面对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现实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群体的社会图景呈现出繁荣的趋势，“新女性”在20世纪20年代的铅印出版物上无处不见。女性的解放包括了短发，苗条身材新风尚，男孩形象，从事有偿劳动而获得经济自主，以及在许多国家引入女性选举权等。[6]女性的男孩形象，独立的经济能力，政治选举权力营造出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趋于男性化的变化趋势。红蓝性别色彩的象征转换在心理认同的角度消解了女性对于男女不平等关系的幻想。
3.服装制造商群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在城市道路建设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城市间来往和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现阶段中我国市政道路由于软土地基没有加固出现了不少问题，包括路面塌陷、沉降等，严重影响城市道路的正常使用。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而引发的城市道路问题和安全事故，就需要对软土地基进行有效的加固处理，由此达到软土地基道路施工中规范和高效的目的。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处于粉蓝色彩转变的过渡时期，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显示人们对于性别色彩的使用感到迷茫，编出一个记忆方法：粉色是代表女孩，蓝色是代表男孩，因为“boy”和“blue”都是字母B开头。消费主义经济下发展起来的服装制造商群体为获取经济效益，在此时期迅速做出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对粉蓝色彩的婴幼儿象征色彩的使用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大肆宣传，推动社会各个群体对粉蓝色彩的认知识别。
图9 英国皇室合影
（二）社会行动的条件与手段因素
红蓝色系的社会行动必然是在一定情景内开始的，条件是指环境状态中行动者难以把握的客观因素，客观因素既可以是行动的推动力，也可以是行动的限制力，社会行动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手段因素是社会行动者使用的达到目的方法与技巧。
1.条件因素
社会条件因素其一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人们与基督教的宗教色彩象征意义越来越疏远，蓝色系不再是圣母玛利亚（女性）的专属颜色，蓝色有着更多的寓意，诸如天空和大海的自然色、象征男性品德高尚的颜色、冷于凉的颜色等等。其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男性的心理存在着身份怀疑的状况，众所周知一战中士兵必须匍匐前进、弯腰曲背和躲藏，这与社会对男性角色与气质的期待背道而驰，大丈夫气概表现的夸张英雄行为受到自我的质疑，社会对于男性必须理性和身强力壮的刻板印象加速了一战后大批男性的心理反常、性别认知质疑、虚弱等。同时期由红色、白色、蓝色所组成的军队制服颜色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黄或绿的迷彩服，红色和蓝色在制度中的军事象征得到消解，影响着社会性别的变迁，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缩小。红蓝色系性别色彩的象征关系转变是社会条件因素导致的必然现象。
2.手段因素
手段因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所制造耐洗且无毒颜料的能力给服饰的色彩提供多种选择，20世纪初期合成的人工色素具有良好的耐晒性能、亮丽的色彩有着高的透明性。红色与蓝色系也极其类似。20世纪20年代开发出的无毒、色强的钛白和30年代到50年代红蓝色系的永固性开发，给性别色彩的转换带来技术手段的契机。
五、结论
本文归纳了性别色彩的概念，将红色系与蓝色系色彩结合到其中，得出红蓝系色彩作为性别色彩的可视化象征起着区分男女两性作用的结论，从社会行动视角分析了红蓝性别色彩转换的成因；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境还原社会各群体的行动和行动目的，开拓了关于性别色彩的研究新视角，为今后关于性别色彩转换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杨梦婉.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和衡”观[J].民族艺术研究,2015（3）.
[2]爱娃•海勒.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JO B.Paoletti.Pink and Blue：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M].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4]刘晓春.布尔迪厄的“生活风格”论[J].民俗研究,2017（4）.
[5]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6]理查德•韦南.20世纪欧洲社会史[M].张敏,冯韵文,臧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J51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6ZDA218）。
作者简介：谭浃曦，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杨梦婉，北京交通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艺术教育研究、视觉艺术研究。
标签：性别论文; 色彩论文; 社会论文; 色系论文; 女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艺苑》2019年第5期论文;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6ZDA218)论文;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