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端于近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建构历程中，抗日战争是中国国内各民族获得独立解放和自治，并在“多元一体”框架下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实际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竭力主张并推动国共合作，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领导核心、思想基础、主体内涵、制度保证等方面，为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重大贡献对当代提升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毛泽东；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
民族作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1](p64)，其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格局，但“中华民族”作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民族概念，却是近代中国学人在反帝反封的潮流中，在保持中国人原有的集体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进行建构的。而在政治实践中把中华民族整体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多元一体框架内进行建构的，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战争。14年的抗日战争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建构，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内各民族获得独立解放和自治，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创立了条件。中华各族同胞在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主解放的历程中，也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实际核心”[3](p92-100)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抗战爆发后竭力主张并推动国共合作，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并在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从领导核心、思想基础、主体内涵、制度保证等方面，为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带来深刻的启示。
一、奠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核心政治力量基础
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最基本条件是拥有主权独立的共同生活的地理空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野心日益膨胀，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现实空间。面对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有全国各阶级、党派、政治集团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来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全民族的解放，并建立起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才能有现实的生存发展条件。这客观上需要全社会认可的国家政权作为旗帜凝聚其社会成员。然而，自清朝政府被推翻之后，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形式上都不能保持统一，也没有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认同；日本侵华后，又先后在沦陷区扶植建立“伪满”政权和“伪汪”政权，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面对中华民族四分五裂的状态和团结抗战的国家旗帜的缺乏，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提出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以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的现实空间。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4](p262)，也是能否实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关键。鉴于国民政府内部派别林立及其不同的抗战态度，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包括1927年大革命中因“缺乏革命中心力量”[4](p157)而导致的血的教训，毛泽东不仅强调要正确定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强调要从思想作风和民主制度等方面加强党的内部团结，为保证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推进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奠定坚强的核心政治力量基础。
（一）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平等。在毛泽东看来，历史已经判决中国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只有保证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他说：“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4](p262)“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6](p1097-1098)。因此，毛泽东强调，一方面，共产党员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政治口号变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政治目标加以落实，并在这些政治目标原则下来发展和巩固同盟者，发展党的队伍，并保持党的队伍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以保证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5](p522)，与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共同努力，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等各方面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5](p523)。通过这些论述和实践推进，毛泽东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框架视野下建构的历程。
（二）加强党内团结，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是其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党内团结，才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5](p535)为了加强党内团结，毛泽东强调，一方面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要用先进的价值理念来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他写文章批判那些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p1096)，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自我批评”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作风，要求每个党员深刻自省，加强个人修养。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巩固、发展和增强党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在毛泽东看来，在抗日战争这个伟大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着眼于抗日任务，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加强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使广大党员干部的言行符合党的原则和要求，达到全党的团结。总之，在毛泽东主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和精神觉悟上都得到了大大提升，实现了党内空前团结，形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坚强核心。
二、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思想文化基础
尽管中外学者在民族内涵的定义上差别很大，但维系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都离不开“共享历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7](p14)的认同，即孙中山所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五种“天然进化而成的力”[8](p620-621)。对于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来说，其内部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族群间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其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来弥合这种文化差异，以维系民族凝聚力。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作为意识形态凝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认同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逐渐走向衰微。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囊括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先后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以西方基督教、君主立宪等各种政治文化来解决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复兴的问题，但因为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具体国情，都没能取得成功，从而也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提供一个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的认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并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也因把广大工农群众排除在革命之外而最终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民族和复兴问题，因而也没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基础。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实际上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危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最终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来讲，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才有了共同的思想理论和价值遵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才有了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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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构建的共同认识论基础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现实国情，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多民族共同体，直到近代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4](p187)，当然也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伟大任务。毛泽东思想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聚散离合的惨痛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错误，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5](p534)，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回顾近代革命历史，正因为有毛泽东思想及其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才得以重新凝聚。
（二）毛泽东思想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重塑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巩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共同文化基础
自古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为一个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东扩之势，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面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问题，中国人民在众多的“主义”和理论的实践和比较中，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文化武器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日的思想文化基础，就应“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9](p319)，成为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风格的理论，能为广大中国人民真正接受。毛泽东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革命实践进行的理论创新和文化重塑。毛泽东思想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p533-534)。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重塑，不仅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设目标，而且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注入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和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共同文化基础。
（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确立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共同价值追求
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要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争取对外独立、对内民主，这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南，毛泽东思想始终把社会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理想，号召中华各族人民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指出，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5](p650)；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任务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5](p651)，“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5](p651-652)。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成为高度的社会共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也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三、明确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主体内涵
A：我们做奢侈品的包装、高端包装，是基于产品本身的价值。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升不少，若再适当地搭配一些外在包装，则可以锦上添花。产品包装属于一个提升价值的过程。对于现代人而言，对包装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美的追求。所以近几年，国内对包装的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确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人民主体内涵
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坚持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结合革命任务在根据地建设中推进民族平等，并给予法律政策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比如，1931年召开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法律中，就涉及各民族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等内容；1934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专门提到“关于民族政策”问题，此次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赋予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各族人民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公民权利。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又制定条例保障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如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政会选举条例》，不仅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年满十八周岁的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具体规定十名以上的少数民族居民，可选出一名乡市参议员，一百名以上的少数民族居民，可选出一名边区参议员，充分保证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通过这一系列规定给予各抗战民族平等权利以政策法律保障，对于唤醒少数民族革命的意识和动员他们共同承担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起到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二）重释中华民族构成，确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族群主体内涵
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思想的核心内容。进入新时代，仍然要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因为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实现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当家作主，促进各地区共同和谐发展，提升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就要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发展新诉求时，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政治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四个看齐”，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的团结、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起促进民族团结、满足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发展需要和提升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责任，带领全国人民跟党走，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首先，在深入了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基础上，毛泽东重新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族群构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系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别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数量和发展程度。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除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汉族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5](p622)。这一重新界定，突破了清末民国以来的“五族共和”论调，明确了“汉、满、蒙、回、藏”之外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准确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族群构成。
其次，毛泽东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框架下肯定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责任。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关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须动员国内各族人民团结抗日以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13](p24)毛泽东肯定各少数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明确指出“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应该唤醒和提高各少数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决心，在积极地帮助他们争取“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6](p1084)的同时，也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国家建构的框架体系下，明确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族群主体。
四、创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制度保证
民族作为一种具有共同文化归属的群体，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有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法理地位的民族国家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提供法理地位的来源。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大多殖民地多民族国家都是同步完成民族和国家建构的。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民党精英式的革命路线既没能解决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问题，同时又压制工农群众的政治运动，并在民族问题上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不平等政策，始终未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始终强调发动全民族抗战力量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在统一国家的框架下完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他指出，共产党人多年来的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5](p663)；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6](p1071)。鉴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毛泽东设想战后中国国家建构应采用“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即“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6](p1062)，以保障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和共同利益。面对国民党破坏民族团结的消极抗战态度，毛泽东尤其强调战后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必须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6](p1056)，是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国家。为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呼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实现“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6](p1071)；呼吁共产党人帮助少数民族争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6](p1030)而奋斗。尽管毛泽东所设想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但不可否认，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想团结和凝聚了中华各民族、各阶级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使得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有了合法的国际地位。
（一）制定法律政策以保障各抗战民族的平等权利
民族作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建构都与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中日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需要发动全民族团结起来，通过社会革命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和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及其对中国革命起的作用为依据，从“敌、我、友”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性概念——“人民”，为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确立人民主体内涵。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4](p152)，强调要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口号之后，就在不同场合对“人民”这一概念内涵进行界定。他说：“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4](p159)，“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4](p158)，“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6](p855)可见，毛泽东把一切拥护中国革命和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其定义为人民，从而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确定了一个排除敌对阶级在外的、包含工人、农民、士兵、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人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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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奠定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制度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少数民族与全国人民共同完成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制度基础。抗日战争时期，长征途中对中国境内的民族和民族问题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同时，也把民族问题纳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框架下，探索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36年5月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的宣言》明确提出民族自治原则之后，毛泽东在1937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次明确提出要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将此主张写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各民族平等，在国家统一条件下，允许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形式。他说：“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3](p24)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正式形成。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范围内的实践，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也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的共同抗日积极性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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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民族共同体所隐含的意义是“群体、组织和有秩序的结构”[14](p6)，这意味着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实体，必须建立能有效运作的国家政权组织和制度体系以维护共同体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共同体利益，同时提供给共同体成员实实在在的生命安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生活质量和人格尊严等保障。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不仅在根据地的建设中重视民族平等，而且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中规定各抗战民族的平等权利，并诉诸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构以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
五、当代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新矛盾、新目标，都从实践上呼唤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戮力同心，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发力。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贡献，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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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需要加强党的领导
现代语境中的民族绝大多数都不只是由单一的族群构成，其人民在族群归属上的差异是民族共同体所固有的结构性特征之一。换句话说，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合法性基础还源于生活在该共同体内的有不同文化归属的族群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全面平等和人的彻底解放作为基本理想，主张把社会运动中的民族问题放在阶级和社会革命问题的框架下加以考察和研究。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论原理，结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族群识别的实际情况及各族群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立场和作用，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族群主体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
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政治语境中的共同体，其建构的主体基础是生活在特定领土上的族群和人民，他们通过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的“我族”与他族的“边界”。作为与外国民族相区分的概念和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所包含的各民族的内在联系是一个逐渐被认识的过程。从最初的“华夏”“中土”“炎黄子孙”等说法，以及“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到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0](p1070)，到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11](p2)和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实质上的大汉族主义下的民族歧视政策，表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构主体，其实还是儒家传统下的大汉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指出“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一切阶级、阶层的目的、愿望和要求都在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总目标下统一起来”[12](p16)，适时提出并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5](p752)。在推动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建立的运动中，毛泽东不仅创造“人民”概念，而且在深入了解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基础上重释中华民族的族群构成，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的视域下定位各族群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主体真正涵盖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国境内各民族。
（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和共同价值观塑造
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结合新的实践重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基础，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也意味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戮力同心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意识。这毫无疑问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学习领会并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诸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社会公平、民主法治、环境治理等社会矛盾问题，把人们的思想认识凝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来。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文化和共同价值观支撑。
1944年7月中旬的一天，雷震带着戴笠上了黄家的门。戴笠一见到黄炎培，就连连弯腰说：“黄先生，对不起！黄先生，请你原谅我。”
（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然需要推进民主制度建设
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制度建设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提供保证，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思想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成员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多元、价值多样的真实生活世界，围绕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和阶段性发展目标，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依然需要有效运作的民主制度体系，提供给共同体成员实实在在的生存发展权利和人格尊严等保障。因此，要大力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在政治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切实保障包括少数民族、港澳台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坚持效率与公平原则，以切实保障各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们的经济权利。还要在习近平的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建设保证全体共同体成员对社会的共治共享权利等。
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是高考化学命题的重要载体。灵活掌握元素化合物知识,有利于高考取得理想的成绩。钠是一种重要的金属元素,钠及其化合物知识点多,涉及面广,需要记忆的东西较多,同学们难以系统掌握。在学习中,以思维为导向,明确知识脉络,顺藤摸瓜,就能够系统地掌握知识,在高考中灵活运用。
（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仍然需要建构民族主体身份认同
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性形成的休戚与共意识，这种共同性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身份认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两个角度，通过界定“人民”概念和重释中华民族构成，明确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主体内涵，本质上也是对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赋予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斗争中得以重新凝聚的重要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推进，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藏独”“疆独”的民族问题和“台独”“港独”等地区问题，要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全民族力量奋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需要不断加强这些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同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建构。这就需要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尊重并平等对待各民族的发展需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增进他们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港、澳、台等地区问题上，要在遵守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同时，严厉打击分裂祖国的犯罪行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提升其中国公民身份认同感，激发其家国情怀的共鸣感，增加其与国家命运的联结性。
六、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境内古今各民族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5](p253)，并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发端于近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建构历程中，抗日战争无疑是最重要的时期。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中，国共两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动员作用，但由于其后期的消极抗战和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独裁统治，以及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歧视政策，不可能最终提供一个中国境内各族群、各阶层都认同的国家形式，从而也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
毛泽东及其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清醒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其他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始终站在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上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战。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是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统一的政治基础，“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4](p278)；张闻天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也强调，“抗日纲领重在中国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以要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实行抗日。”[16]随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在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和各民族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中华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总方针，正式提出各民族平等，共同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这标志着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正式形成了把民族问题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野下来解决的制度方案。此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的基本纲领中，着重点都在各民族共同抗日和建立统一联合的新共和国，在从阶级和民族两个视角来重释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主体，把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党的策略路线的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框架体系下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同体，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现代建构的领导核心、思想基础、主体内涵、制度保证，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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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06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9-0048-0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8ZD112）；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DXS20180022）。
作者简介：朱桂莲（1972—），女，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翔莲（1963—），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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