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理想，他引领和坚持了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航向，他倡导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争取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他最大限度地聚集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他领导开展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探索，描绘了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蓝图。毛泽东关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经验和重要的思想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复兴；战略构想；社会主义；战略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潮流，又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主题，也是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为在二十世纪改变中国面貌的世纪伟人，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铸就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三座里程碑，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新中国，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确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率先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理论经验和重要的物质条件。本文将概述毛泽东在上述历史过程中关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理论建树。
一、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
虽然在毛泽东本人已经公开发表的著述中，尚未发现“中华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的字样，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他时刻萦绕的心声，并深深地镌刻于他一生的每一个脚印。100年前，毛泽东在他最早的政论《民众的大联合》中曾充满激情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俞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①按照毛泽东当年行文的习惯，那时他文章中的“改革”，实际就是“革命”的意思。——引者注，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②《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页。1935年底，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深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在最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再次豪迈宣布：“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毛泽东，也是亿万中华儿女关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最强音。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关于实现民族复兴相关的号召和主张，虽然侧重各有不同，但其总的精神内涵，和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两大历史使命，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大体上是一致的。具体来说：一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也就是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上的经典宣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表达的意境；二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解放，使工农大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成为新的国家的主人；三是实现工业、农业、科技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四是认为中国既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对实现民族复兴内涵的阐述，有两点独特之处。其一，使广大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直是毛泽东矢志以求的奋斗目标。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再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新中国建立后，在他的领导下，工农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身，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土地和工厂等生产资料，生活水平获得根本保障。但是由于历史的积弊，虽然经济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毛泽东的难题。因此，他更注重提倡艰苦奋斗和勤俭办一切事业，认为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毛泽东特别看重的是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当家做主。其二，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其人生志向，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融入整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毛泽东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历史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这是他实现民族复兴志向的基本着眼点；他渴望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但从不迷恋中华帝国曾经威震四海的昔日辉煌；他对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被奴役的痛苦有切身的体会，因而声援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事业，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主张大国和小国一律平等。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让毛泽东如此激情豪迈的不只是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因为是“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革命者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毛泽东对“环球同此凉热”的期盼，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世界大同”情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博大胸襟。
二是拓宽思维视野。思维可以是工作发展的最大动力，也可以是最大的阻力。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是首先从拓展思维视野、变革思想观念开始的。军民融合参与主体多元、涉及领域宽广、利益交织重叠，必须倡导对思想的解放与更新，强化融合共赢理念，坚持优长互促、兼容互补、资源互投、效益互享，破除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陈旧观念，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效能。
二、引领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航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向，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迅速由爱国主义者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关于毛泽东如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把彻底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奠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航向从理论到实践有机地衔接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树立起第一座历史丰碑的过程及其卓越的理论贡献，已为世所周知。这里要强调的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不仅是毛泽东，而且是所有先进的中国人当年都看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要实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与奠定向社会主义道路进军基石这两位一体的历史重任，既面临着中共党内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那种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又遭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民粹主义的严峻挑战。以往学界对前者十分关注，对后者涉略不深。事实上，在中国救国图强的奋斗历程中，近代的先贤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中都产生了为什么先生总要欺负学生的困惑，都看到资本主义制度血腥剥削的丑恶，而这时社会主义曙光已经照耀在地平线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已无可阻遏。因此，康有为写就《大同书》，孙中山提出要“毕其功于一役”，“互助论”“劳农主义”和“工读互助”等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则更为深远。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探索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学说，而且摸索出如何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来源的党，建设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建党理论。在此过程中，他十分注意防范和排除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他一方面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农民。他说“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21页。毛泽东之所以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着眼于区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他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③《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页。为了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毛泽东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④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1060页。根据中国的国情，探索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理论特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农村转到了城市。而城市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三是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实施好水利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石漠化治理三位一体规划和退耕还林、长江生态屏障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强森林资源、草地、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管护建设，确保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反右派运动开展后，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在这里他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概念，实际也就是两个阶段。他指出，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指明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的科学论断，后来虽然受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错误判断的严重影响，并且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严重干扰下未能在实践上将其贯彻始终，但是他对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比如他发动的“大跃进”虽然存在违背经济规律和急于求成的严重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仍是在搞经济建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虽然重提阶级斗争，甚至是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但他吸收1959年“反右倾”的教训，强调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调整、恢复经济）；他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又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并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①《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文革”发动后，他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到了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始终未能摆正究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关系，这是历史的遗憾。但他对自己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在遭受“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多次在党的会议和党内通信中检讨自己的不足。他坦承“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干部“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3、305、300页。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为指导，紧扣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实际，在多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提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重要思想以及制定相关的具体措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为争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毛泽东的这些宝贵思想及其晚年在此问题上的失误，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和历史借鉴。
关于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推翻旧的上层建筑打碎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已众所周知。他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①《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页。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提出生产力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认为，“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②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1079页。他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向全党发出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号召，擂响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战鼓。毛泽东最早提出工作重点和工作方针准备转变的战略思想，抗战胜利前夕就主张“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他提出“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要夺取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他制定了准备夺取东北的发展战略，认为东北是极其重要的区域，那里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固的基础。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02、219页。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他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因此，他号召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早把“改革和建设”并列，他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要靠我们来领导”。和他早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的“改革”含义不同，这是毛泽东在倡导并亲身进行了30多年“革命”实践之后提出的“改革”，是在党做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判断之后，提出的有别于“革命”意义的“改革”；但是和后来新时期的全面改革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当年主要是从整风的角度提出改革的。他强调“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在毛泽东看来，“改革和建设”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因此他指出“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三、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行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对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关于工人阶级，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得到大大地加强；同时，他又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关于农民，毛泽东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之间的大矛盾。他说，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合作社的，其余的大多数人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是极少数；由于实行合作化的时间还很短，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都有一些矛盾要解决。“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毛泽东特别强调：国家与工厂、工人，国家与合作社、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关于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因此，还有一个继续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他们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问题；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的七年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根本性进步，同时也十分关注历史的惯性运动，特别是非常看重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这就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他还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得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具体来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准确地分析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友”的问题，为新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并沿着社会主义航向实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①上述文章中的引文，凡是未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被誉为“中国奇迹”，给世界上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5]。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奥秘是什么？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伊始，毛泽东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课题；他最早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第一个认识到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要兼顾生产和生活，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提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等等。他的这些思想，都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指导，也是新时期中共继往开来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准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晚年毛泽东为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出现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仍提出许多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和思想，比如关于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关于防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关于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去占领的警示，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及其关于接班人五项标准的思想等。他还有一些政治主张，如关于知识分子工农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再如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等思想，作为当时的社会实践，严重超越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并给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相应的危害；但是作为政治理想和未来的奋斗目标，则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迪。总之，毛泽东顺应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开辟了沿着社会主义航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路，光照后人。
退费管理是医院内部控制的难点和重点。实现系统间数据互联互通后，退费控制可按照“未执行即可退费、已执行禁止退费”的原则进行设计。通过医技系统执行状态的记录和返回确认来达到控制目标，将门诊退费的选择权交给患者，将住院退费时间点控制在出院时自动比对退费。HIS系统接收退费申请时，自动查看执行状态，未执行即可退费，同时将作废信息传递给业务系统，终止执行项目。已退费的单据不再接收检查结果，无法打印报告，防止因执行与报告反馈存在时间差可能产生的舞弊或差错行为。在该种控制模式下，收费员、临床医技科室甚至患者均可执行退费操作，从而简化了退费手续，方便了患者。
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90%；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有所改善，证候积分减少≥30%；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3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民主建政，奠定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灵魂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教育，以及相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切不仅为在社会主义航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舆论环境，同时也是毛泽东关于实现民族复兴战略构想中最重要的理论结晶。
四、最大程度地聚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振兴中华，是贯彻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政治主张。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拯救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和旧的统治阶级内部官僚、政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勾结合作结盟截然不同，毛泽东倡导民众的大联合，其目的始终是为了人民大众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观点为信念，因而是最大公无私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他不是把人民群众作为同情恩赐驯化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依靠和力量的源泉，始终以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为荣，甘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终生；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对各个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科学分析，从而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起，他总是以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即党在一定时期为解决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党的主要任务而制定的总方针、总政策，为根本指南和号召群众的旗帜，从实际出发确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努力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脱离群众，也不做群众的尾巴，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围绕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路线而奋斗；鉴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中国革命（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他根据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领导或参与领导创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在实践中提炼和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辉煌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他摸索和总结出“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0页。的群众路线，作为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使之成为团结凝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主张，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即始终以工农大众为主体。这不仅是因为工农群众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主要的在于他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这也是新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之所在。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此问题的思想主张已为大家所熟知，仅就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来说，毛泽东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为此，他一是通过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保障，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等，保证人民群众在新中国的主人公地位；二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出发，提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主张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及通过整风的方式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自己国家的主力军作用；三是通过舆论宣传和树立劳动模范典型，引导和培育全社会形成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正如毛泽东1947年10月18日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表述的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他毕生的立场。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用民主集中制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使之成为带领全国亿万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工农解放、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长期盛行封建专制。毛泽东对这一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他在井冈山时期就指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毛泽东在红军中组建各级的士兵委员会，成为改造旧军队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有力抓手。为了保证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他在建立基层工农民主政权之初，鉴于一些县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走形式或被以群众大会代替、工农兵代表会与经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之间的权力脱节，及其权力被政府机关和其组成人员滥用的问题，以及以党代政等问题，就提出坚持民主程序的必要性。毛泽东在谈到党与政府的关系时就指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⑤《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在坚持发扬和实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毛泽东还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不仅要有高度的民主，还要有高度的集中。在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对极端民主化的危害有了切身的感受。致力于革命队伍内部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成为他长期关注的问题。他认为“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毛泽东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强调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党和全军正确地贯彻与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总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对象而有区别有侧重地有针对性地运用或强调民主集中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倡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归结为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使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围绕这个问题阐发了许多真知灼见。比如，毛泽东关于“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②《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的观点，关于“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③《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的判断，关于“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④《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2页。的主张，关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⑤《1957年夏季的形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页。的期盼，至今令人神往。陈云多次称道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了几代人，使之成为人人掌握的思想方法；同样，我们看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普及全国城乡，使之成为绝大多数人都普遍认可的工作方法。他不仅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将其作为新中国政体的灵魂，努力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学说，并且用之武装了全国人民的头脑，成为联结一切社会组织的纽带，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的加速器，成为撬动中国历史车轮的杠杆。毛泽东虽然曾经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作用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惜的是，由于社会历史的缘故和他自身的问题，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却一再出现严重偏离，甚至是践踏他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邓小平针对此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可见，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流毒与积习不容轻视，在中国健全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仍然是任重道远。总之，上述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思想理论，不仅在过去已经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当今在我们继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决胜全面小康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仍具有深远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关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与步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毛泽东也有“两个一百年”的设想。第一个“一百年”不是毛泽东预先设计的，而是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对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他称之为“第一步”。其目标“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即“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这也就是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目标以新中国的建立为标志，大功告成。第二个“一百年”设想，是毛泽东在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逐渐摸索提出的。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的七大提出的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予以重申，并且将这一目标与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三年恢复经济和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毛泽东对建设目标的设想得到深化与丰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了毛泽东在党内讲话的精神，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关于“四化”目标的最初描述。毛泽东对于建设目标的构想既是出于中国的实际，也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他在1956年前后一再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一时期，他产生了强烈的“赶超”意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同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这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构想，就由单一的工业化演变为“四化”，其中特别是加入了“科学文化”的目标。随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将建设目标概括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提出实现“四化”的建设目标，后来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重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被定格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为新时期中共科学地确定发展目标提供了阶段性的认识基础。
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和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实际运行的结果，只用三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却远没有达到。对此，毛泽东当时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通过大力发展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直接动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不仅使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使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阶段性也进行了审慎的思考。这时，他估计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可能需要八到十个五年计划。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毛泽东对于建设速度的构想，不是凭空想象的，而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比如毛泽东对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社的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一直很称道，他为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减反增而自豪。并因此在“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人民公社化的高级形式，希望通过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结果遭受了农业生产的严重挫折。痛定思痛，他亲自组织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农业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经营形式（所谓“三级”是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六十条》下发试行之后，毛泽东通过调研发现，把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大队，存在着生产小队之间的调拨和平均主义问题，仍不适合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将核算单位改为生产小队。重新修订《六十条》，并要求长期不变。“文革”中有同志提议是否将核算单位提升到公社，说山西昔阳县就是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同意，坚持以生产小队为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当年的生产小队，相当于今天农村自然村的村民小组。这距离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仅有一步之遥。正是基于对成功与失败的反复思考，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满怀激情地放眼未来：“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与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②《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毛泽东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③《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3页。毛泽东对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和步骤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国情及其建设规律的阶段性认识，为新时期党继往开来精确描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思想借鉴。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14-11
（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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