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德警备区及所属部分领导合影。二排右一为陈奇涵
在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的开国上将中，陈奇涵是年龄最大的中共党员。因投身革命较早，和毛泽东等不少领袖都有交往。毛泽东曾称誉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
兴国县城再相见
1925年秋，毛泽东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经常应邀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陈奇涵每逢周日则会来这里听讲。这样，他们有了一面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陈奇涵回到赣南地区从事革命斗争。1929年初，时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长的他，收到一封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写给赣南特委的信。信中说红四军将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等地开辟根据地。
4月，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赣南。毛泽东率部进入兴国县城，陈奇涵负责接待工作。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毛泽东应邀出席了兴国党团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
会上，陈奇涵汇报了1928年冬兴国暴动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虽然兴国县城两次被攻占，但由于没有建立革命政权，胜利果实得而复失，教训深刻。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兴国的武装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凡是经过暴动的地方，都应该立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有了政权，群众才会觉得有了依靠，否则就要失去群众的信任，革命力量就会成为水上浮萍，没有坚实的根基。单纯的军事袭击行动，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的。”
大家齐声说：“好！好！”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如今，农民们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众星望月那样，望了不知多少时日啊！”大家不禁为他的巧妙比喻鼓起掌来，一致称赞道：“四星望月，道出了我们民众的心声。”
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根据实际解决问题的需要，教师之间合作，围绕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教学情境，针对教材、课程、学生，通过“学案”这一载体改进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学生设计一种以学生好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倡先做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理念及课前预习或布置作业，小组合作学习、交流、讨论小组代表进行班级交流，教师进行引导点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研究学习，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围绕知识点组织课堂教学、课内探究、完成针对性练习并及时反思、合作交流讨论，寻找利用学案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最佳方法。
1930年春，陈奇涵任赣西南红军学校第三分校教育长，其后历任红三军、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后被指控“反江西罗明路线不力”，以所谓“贪污”问题遭撤职。
毛泽东说：“兴国党组织和群众的基础很好，只有把红色政权建立起来，才能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把革命引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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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赤牯埋怨道：“毛主席，你们进山来，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个准备。”毛泽东闻言，拍着满头大汗的钟赤牯说：“为什么一定要事先打个招呼呢？下来了你们一定会晓得的。现在不少干部下乡总是兴师动众，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作风不好！”一番话，让钟赤牯无言应对。
当天，毛泽东、陈奇涵等人住在区政府一所破旧的祠堂内。晚饭时，桌子上只摆放了芋头粥、红薯，外加一盘咸萝卜干。钟赤牯过意不去，打算再去炒几个菜，但被毛泽东制止了。
◇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四星望月”道心声
毛泽东来到兴国后，通过陈奇涵召开的各种调查会，了解到兴国阶级斗争和工农的生产生活情况。在陈奇涵的陪同下，他前往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向农民调查农作物的收成情况。他还深入了解兴国的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兴国土地法》。为贯彻《兴国土地法》，毛泽东在潋江书院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奇涵、肖华等47人参加了培训。
毛泽东为兴国的土地革命昼夜操劳，日渐消瘦。陈奇涵叮嘱厨房开小灶，毛泽东挥挥手说：“现在群众都饿着肚子春耕，我们有吃就蛮好了。”
一天，肖芳全从河里捞到一条草鱼，陈奇涵大喜，决定请毛泽东吃米粉蒸鱼。兴国的米粉蒸鱼，做法很讲究。鱼要鲜鱼，切成薄片，粘上番薯粉。蒸时先在蒸笼里垫上几片青菜叶，再铺上一层切成片的芋头。待到蒸熟后，再放入生鱼片，然后浇上一层辣椒粉和芝麻擂成的糊汁，搁在锅里稍蒸片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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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而来的毛泽东刚走进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的胡灿就笑容相迎，故作神秘地说：“毛委员，今天请你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毛泽东不解地问。他一边说一边随胡灿走进文昌宫，只见一张八仙桌的中间摆了一只蒸笼，周围摆有四个盘子，分别盛着花生米、炒鸡蛋、雪豆和笋炒肉，不禁皱了眉头。陈奇涵忙解释说：“毛委员，今天肖芳全捉到一条大草鱼，我们就干脆请你打个牙祭！”肖芳全站在一旁，憨厚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是从河里捉来的，神色舒缓过来，点头说：“我晓得你们兴国老俵会唱山歌，今天再看一下你们的菜做得怎么样。”
大家围桌而坐，胡灿将蒸笼的盖子一揭，顿时香气四溢。毛泽东夹起一块鱼尝了尝，情不自禁地夸奖说：“好，好得很啰！”大家也都兴致勃勃地吃起来。席间，毛泽东谈兴极高。他不时询问兴国的情况，陈奇涵等人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问道：“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陈奇涵笑着说：“这米粉鱼是我们农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用筷子对着蒸笼比划着，诙谐地说：“你们看，这是一个大的团圆月嘛！”他又指着四个盘子说：“这是四颗星星。四个小盘子围着个大蒸笼，就像星星围着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
陈奇涵频频点头，随即总结了兴国暴动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暴动的缺点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带有很浓厚的军事袭击性质，不懂得要革命首先要建立革命政权；耽心武装力量不足，顾虑离县城30多里的赣县边境还有强大的反动武装可能前来袭击，因而未抓紧时机建立革命政权，使兴国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1929年2月，第二次攻打兴国城时，杀了自称县长的钟老槐，烧了县衙，但仍没有建立革命政权，这确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从此，“四星望月”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了兴国老俵请客的一道名菜。陈奇涵晚年多次回忆说：“毛主席经常提起在我家乡请他吃饭的事，就是指这一次。”
食宿费上展廉洁
近日，禹城市林业局以“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月”为契机，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加强冬季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全面增强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努力营造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森林防火工作的良好氛围，进一步规范林区野外用火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发生。
1929年5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次入闽时，仍然关心赣南及兴国的革命斗争。他亲自写信给陈奇涵，鼓舞赣南人民的斗争信心，并告诫他们要掌握对富农的政策，巩固革命政权。
从“校企合作”个案运行情况看，一是校企合作效果欠佳，努力空间很大。机构不健全，经费、场地不足等。二是高职牵头的职教集团比例较低。三是尚未完全形成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科技互利、资源共享、互相促进的利益链条。
截至目前，石家庄主城区218所公办小学全部开展了小学生免费托管服务，实现了主城区公办小学全覆盖，共计托管学生9.15万名，占主城区公办小学在校生数的40.69%，较2016年托管之初相比增长了90%。三年来累计受益学生达30余万人，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享受到免费优质的托管服务，较好地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被撤职后，陈奇涵和遭到“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的毛泽东经常见面。1934年7月17日，毛泽东、陈奇涵等四人来到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他们冒着酷暑，脚穿布草鞋，身背干粮袋，深入各乡村，召开群众座谈会，现场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铲田区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毛主席来了，急忙四处寻找，最后在红军家属许大娘家里找到。
随后，毛泽东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分为五条：一、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二、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三、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四、建立和组织地方革命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五、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原计划开办半个月，但因战事变化，只办了一个星期。当毛泽东离开兴国前往闽西时，陈奇涵又亲自护送，一直送到宁都青塘才作别。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码头工人肖芳全任主席，陈奇涵任党团书记，下设秘书处及农民、土地、军事、财政、裁判五个部。
次日清晨，毛泽东要赶回瑞金开会。临行时，他吩咐警卫员吴吉清：“你去区政府财政部按规定结清伙食账和住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长工出身的区财政部长听说毛泽东、陈奇涵等人要交食宿费，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吴吉清推辞不下，只好收回钱，匆匆往回赶。
工程设计人员应仔细勘查现场，优化设计，分析计算挖河、废弃土和堤防加固的土方工程量，并进行土方平衡计算。如果局部河段的开挖土方量不能满足该河段堤防加固所需土方量，则通过对调土方案和就地取土方案进行比选，分析不同河段土方调配平衡，选择技术经济合理的方案。
吴吉清追上陈奇涵等人后，毛泽东忙问：“食宿账结了吗？”吴吉清如实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要求吴吉清立即赶回铲田区，将钱结清。陈奇涵见离村庄已远，笑着插话说：“主席，你赶路要紧，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毛泽东叮嘱道：“奇涵，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我们。”陈奇涵郑重地点了点头。
陈奇涵赶回铲田区，代表毛泽东向区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钟赤牯等人见此情景，感叹不已。部长拿出区财政部账本，在账页上写道：“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在后面经手人一栏，陈奇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回去后，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充当特使为统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奇涵历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教育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等职。在担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时，毛泽东特意叮嘱他要团结爱国将领、国民党军第21军团军团长邓宝珊。
陈奇涵亲自到榆林会见了邓宝珊等人，并告诉邓：“我党的原则是‘互助互让’。不仅八路军要巩固和扩大，也帮助友军巩固和扩大。我党不搞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不挖友军墙脚，不在友军内搞秘密组织。同时，我们也希望军团长这样做。”邓宝珊坦诚地说：“国共友好相处，共同抗日，这也是我的愿望。”在他的引荐下，陈奇涵又与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作了交谈。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
还有一个旅客在服务大厅买票，排队的人比较多，想走捷径，找到大厅里一位服务员，希望其代他插队买票，服务员不同意，他转身就投诉了这位服务员，说她不为旅客着想。
1938年5月，邓宝珊一行路经延安，住在南关附近的一家骡马大店。毛泽东得知后，前去看望。他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毛泽东还在交际处摆了几桌酒席，宴请邓宝珊一行。
邓宝珊原本打算第二天启程离开，由于毛泽东盛情挽留，最终在延安逗留了一个星期。以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与毛泽东见面畅谈。
12月5日，毛泽东委派陈奇涵给邓宝珊捎去一封亲笔信，通报了当前敌情：“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信中还说：“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
陈奇涵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来到榆林见了邓宝珊，转交了信件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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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7月间，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赴绥德警备区检查战备工作。其间，陈奇涵陪同萧劲光专程到榆林拜访邓宝珊，受到对方的热情款待。交谈中，邓宝珊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不满情绪，而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就表示赞赏。萧、陈对邓能够坚持抗日，坚持与我党我军友好合作的态度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由于陈奇涵等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正确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邓宝珊等人以团结为重，在蒋介石数次发动反共高潮的情况下，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着比较和睦的关系。
尹宁[28]基于CFD-DEM软球模型，对比分析了立式和卧式振动流化床内振动参数和风速对颗粒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立式振动流化床内颗粒呈周期性上下运动，小颗粒受流体的影响较大，逐渐向物料层上部移动，形成分层；卧式振动流化床内颗粒不断与床体碰撞弹起，不同粒径颗粒的运行速度不同；振幅对床层膨胀影响较大，频率对颗粒分层影响较大，随着风速加大，床层膨胀和物料分层变得更明显。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陈奇涵被选为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阐述了“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次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对他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质，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陈奇涵历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之后，虽然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但他的历史功绩却没有被忘记。1969年初，毛泽东在审查中共九大代表名单时，发现没有陈奇涵的名字，立即亲笔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在会上介绍陈奇涵，称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奇涵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位于潋江书院内的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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