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微信群与朋友圈具有准自媒体特性。微博与微信都具有政治功能，二者具有共同的特性，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微博具有异质性，微信具有同质性。微博、微信政治参与与人数规模和时间成反比。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微博、微信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微信因技术的限制，受人数规模影响较小。微博、微信传播功能具有交叠性，加倍放大了单一微博政治或单一微信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微博主要将自治与他治相结合，微信则以自治为主，附加着他治。在后微博、后微信时代，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但语言风格发生变化，政治话语转型。政治隐喻、政治表情包式的表达成为主导性趋势。
关键词：自媒体；微博；微信；政治比较
自媒体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剧，它改变了政治生态、政治思维方式、政治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格局。目前，学界对自媒体进行政治学意义上细致的划分与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表现在:自媒体政治性质与类型研究不足；自媒体政治定位不准确；自媒体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区分不明晰，泛指现象明显，甚至张冠李戴；对自媒体政治隐喻研究明显不足，仅从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缺少政治学研究；政治表情包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人天生有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诉求。科学技术给人类提供了过美好的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微博技术和微信技术给人类提供了过美好的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让人们对不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有了选择的机会。微博与微信，是人们选择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最便捷的机会和平台。微博与微信又具有很大的不同，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探寻二者选择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机制，以及二者对公共权力的影响与塑造，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性质：多元与同质
网络多元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具有多样化、多元化、多维化特征。人们在微博、微信中的政治诉求是其集中表现。微博、微信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人们通过微博、微信或者直接表达政治诉求，或者通过代言人反映他们的政治诉求。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政治具有不同的诉求，其中，生命、财产、自由、安全、保障、教育、住房是其主要诉求，如果不能予以基本的满足和保障，富人、中产阶级就会在微博、微信表达用脚投票的理念，并以此对公共权力施加压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基本政治诉求是经济平等和社会保障，左派和新左派是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或者是社会底层人的直接代表。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时其他派别的比如自由派也会为社会底层代言，其影响力会超过左派或者新左派。对于那些具有投机性质的左派和新左派来说，集体失声会成为他们的自保式选择。反社会人员往往立足于暴力、血腥、流血、革命和斗争的战争状态式诉求。
通过微博、微信可以明确划分出政治阶层和非政治阶层。政治阶层主要是以讨论政治为业，而不是以参与政治为业。公共权力的掌控者很少讨论政治，政治自保是他们的首要选择，党纪、政纪、法治等是对他们的外在约束。以讨论政治为业的人基本上是没有政治职务的人。讨论政治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或者是为了增加政治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或者是通过政治诉求对政治实行舆论监督，或者只是一种政治情绪发泄。微信的非政治群组成的目的各种各样，他们很少议论政治，只是为了让自己在微博、微信找一个快乐归属的平台。一些微博、微信群或加入微信群一直谈论政治的人，对于非政治微信群进行诋毁，甚至说他们是脑残，其实质是破坏了个人自由，阻碍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以自由的名义破坏了自由的本身。以秀智商的方式去诋毁别人议论政治，破坏了政治诉求的平等性。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尊严，平等首先是人格平等。没有政治平等，平等诉求就会成为少数人的事，从而使政治具有准精英性和准寡头性。
虽然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第二代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是抗抑郁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此外，相当一部分患者未能对现有的典型抗抑郁药物疗法(第一代药物和第二代药物)作出良好反应，并被称为“难治型抑郁症”或者“治疗抵抗型抑郁症”。因此，研发治疗难治型抑郁症的药物是抑郁症疗法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中一个策略是使用非典型抗抑郁药物。
网络的任何政治诉求，最后大都以公共舆论的面目呈现。在萨托利看来，价值共识、程序共识和多元性共识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价值共识是有利条件，程序共识是必要条件，多元性共识是民主的特性。微博与微信体现的这些特性或强或弱，或聚焦或分散，或线上聚集与线下联动相结合。其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和新左派的团结力和组织力最为强势，且具有合流的趋势。微博与微信在这三方面既有追求共识的一面，也有共识被隔断的一面，隔断的一面比追求共识的一面更具有强势地位。
第一，价值共识与共识隔断。微博的价值共识是围绕意见领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意见领袖具有不同的粉丝，粉丝和意见领袖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同一个意见领袖共同体中形成价值共识，在不同的意见领袖共同体中形成价值隔断。微博具有开放性特征，在形成价值共识的同时也有价值冲突和价值隔断。粉丝假使与意见领袖不能一样成为价值共同体的一员，对意见领袖及其粉丝就会批评、质疑，甚至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微博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相对微博而言，微信更容易形成价值共同体。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即使进入价值共同体，也会经常因为不同价值观而与价值共同体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最后往往会被群主移出。微信群，价值观同质，容易交流，但价值观不同的微信群，基本处于相互封闭状态。比如自由派的成员加入了左派或新左派群，不是被移出就是自动退群。在微信群里，不同价值观的人，沟通和对话困难重重，价值观撕裂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这是微信群最大的弱点，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微博则不一样，大体上说微博可以概括为三种社群模式:单一微博社群模式、主题微博社群模式和相同应用平台微博社群模式［1］。它们或是都因为有相同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或是各自有着不同的特性。尽管价值观不相同，仍旧可以各自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这一点上来说微博较之微信更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意见领袖具有去中心化和建构中心的能力。微信意识形态具有多元性，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左派及新左派、右派及新右派等。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微博具有碎片化和变异性特征。多元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去中心既去主流意识形态，也去非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微博意见领袖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网络上有多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有多少不同的意见领袖。每一个持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一方面对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和重组，瓦解与其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持有各种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对主流核心价值观进行解构、重组，使其符合其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微信是培养意见领袖的摇篮，会推送到微博里成为意见领袖，提升意见领袖的品质。意见领袖在微博的言论向上升腾，不同的意见领袖相互制约，既保持了政治的稳定，也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微信退群、不加群现象增多，这表明，微信的作用在逐渐下降。有质量的政治讨论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同质性的讨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上升的空间受限。微博则不同，因为有异质性的讨论，不同的人知识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层次不同，交锋就不可避免。
(3) 随风速增加，三种风场下输电塔的位移响应呈抛物线逐渐增大，且不同风场位移响应间的差值也随之不断增大。最大风速处于塔头部位的冲击风1引起的位移响应明显高于最大风速处于塔身中部的冲击风2的响应值。随测点高度增加，输电塔的位移响应逐渐增大，且高度越高，位移随风速的增长率越高。
二、规模：广场与“会客厅”
从形象的意义上说，微博是广场，微信是“会客厅”。这既取决于二者的人数规模，也取决于二者媒体的性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是准自媒体。自媒体是开放的，自媒体的事实真相与质量决定自媒体的规模，人数规模没有限制。微信群由于技术限制，人数规模最高限是五百人，朋友圈因个人偏好人数规模受限，多至几百人，少则几个人。微博、微信的共同政治指向是公共权力，对公共权力进行舆论监督。
上述意见领袖的能力，既是健康舆论生态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如果处理得当，挑战也会变成机遇。但也不能忽视意见领袖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微信群讨论政治往往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派新左派、右派新右派等。朋友圈主要以转发文章为主，在转发文章之后有点赞和评论。微信公众号是自媒体，具有和长微博相似的特征，其理性成分多。微信讨论问题受人数规模的限制，最少几十个人，最多五百人。讨论的水平高，质量好。微信因有免打扰功能，实际上就是五百人也不是同时出现。对于一个具有会客厅功能的微信来说，讨论政治也会显得人数太多。微信也因此成了少数活跃分子的舞台。大多数人具有微博和微信“僵尸粉”和“潜水”的特征。微信的政治讨论，也具有现实政治的小委员会的特点。小委员会一般都在十个人左右，微信的每一次政治讨论，五百人的大群也仅在几十个人的规模内进行讨论。如果五百人都同时参与讨论，微信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都会加大，相应的政治收益就会减少。
第二，共同体特性不同。微信与微博具有价值共同体特性。微博价值共同体具有松散性，微信价值共同体具有凝聚性。微信是把自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生活工具高效结合起来的一种模式，他们想通过网络把人变成信息社会中的一个活跃节点。微信群和朋友圈都是价值共同体，人们对政治问题进行价值分析与讨论，对公共权力施加一元性价值性压力，或者是由价值理想塑造政治现实。微博价值共同体与非价值共同体聚集在一起，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与交锋，对公共权力施加多元性价值压力，通过多元理想塑造政治现实，易于保持公共权力的稳定与公正。
微信属于准熟人社会。在准熟人社会中，一方面价值观相同，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以和为贵和中庸之道的传统，所以在微信中很难发生激烈的争吵。在微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位人的特点，也可以看到准亲人共同体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微信共同体很难走进生人社会。准熟人社会情感和传统文化相互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非自由主义，在微信中都具有此类特性。
560 Comparison of efficacy and safety between wearing orthokeratology contact lens and frame glasses in control of child myopia
当vcosφ0≥uf0时，存在一个临界角度φc，使得vn= vcosφc=uf0；当vcosφ0
第三，公开程度不同。微信具有公开性，这种公开，是对群体内的公开，而非群体外的公开。小范围的公开，如果不对政治内容和政治观点进行转发和传播，那么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就会减少，如果说在微博上围观就是力量，那么在微信里转发就是力量。转发才形成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网络传播为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以一种更开阔的胸襟视野和多元的价值观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2］但对进入微信的一些人来说，只是为了说话相对安全一些，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转发的次数就会相应减少，起不到社会监督的作用。微信私密性更高，信息质量的筛选高于微博。在微信上大家传播信息比在微博上传播的言论更谨慎。官方对于微博的控制力远大于微信。微信在后台上与支付平台的链接，加强了微信私密化的重要性。微信群点对点、个人对个人的私密性，只会导致地下政治，而不会导致公开政治。地下政治也是政治，但对公权力的监督作用极少。微博政治是点对面的政治，是公开政治，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较大。微信也是培育民主素质的地方，当大家都可以进行理性沟通和讨论的时候，推送到微博的人或推送到现实社会的人，就具有了理性的沟通能力和协商民主的能力。
微博属于生人社会，除了个别人或者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即使认识，如果不是实名制，也在虚拟的空间里无法真正认识。在微博这样一个准生人社会中，失去了微信那种情感共同体的约束，一个人被抛在一个陌生的社会里，就会失去生的根本和依托，那种规则和情感的双重因素约束少。准生人社会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不起作用，价值观是否相同或者相异，都会发生语言冲突和语言暴力。这种语言冲突和语言暴力或者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或者是针对政治人或政治事件。现在对微博的管理相对于微信来说更为严格，对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事件进行敏感词屏蔽，讨论的针对性相对减弱。尽管如此，人们还会发明新词或者“新话”、政治隐喻、政治表情包进行讨论。大多数对敏感词的屏蔽都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完成，人总会有超越技术的方式方法。
微博不但具有公开性，而且具有开放性。公开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使得微博中的围观成为力量，也使得微博在传播与转发过程中使围观就是力量以N次方的方式展现。但因为治理强度加大，微博这种力量的展现也在消弱。网络大V或者意见领袖风光不在。有些反体制的网络大V或者意见领袖已经被销号，失去了影响力。但微博的开放性并不一定被网络意见领袖或者网络大V主导，没有网络大V或者意见领袖之后，思想还在，意见还在，诉求还在。如果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事件，还会激起微博网民的共鸣，仍然会形成社会舆论力量。与此同时，那些被公权力允许存在的网络大V或意见领袖在表达或传播政治观点时，就会有相反的观点进行质疑，从而使得舆论导向向制约公共权力的方向迈进。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没有广泛的公开，就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广泛的监督。微博公开的广泛性也决定了民主和监督的广泛性。公共权力在微博公开中运行，公权力也就会变得文明与规范。
微博和微信的政治指向，既包括公共权力，也包括公共权力执行的宪法、法律、制度、机制，也包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讨论政治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微博、微信的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性部分，但需要政治民主来保障，没有政治民主保障，基础性的民主就可能随时崩溃。微博和微信的政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制公共权力，二是保障公民权利。微信因为其封闭性，限制公共权力是向内的。微博因为其开放性，限制公共权力是向外的。微信限制权力具有积极自由的特点，更具有消极自由的特点。微博限制权力具有消极自由的特点，更具有积极自由的特点。微博和微信具有虚拟的自由性。每一个人在微博、微信中自由地发言。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是由权力设定的内容和范围。言论自由、政治诉求是规定性动作，而不是自选性动作。但虚拟性给人的感觉又是自选性动作，所以难免会碰到权力设定的底线。不过，受到舆论限制的权力却超越或者破坏了底线，使得虚拟性的自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
第二，意见领袖支配群氓。意见领袖与网民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意见领袖支配网民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粉丝群体，这些群体参差不齐，在形成理性群体的同时，也伴随着非理性群体，这些非理性群体容易形成乌合之众、群众社会和群氓社会，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支配与控制，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他们以非理性的态度对与之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攻击、谩骂，造成网络价值撕裂和社会撕裂，难以形成社会共识，破坏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舆论潮流往往会推动社会向撕裂的方向发展。
（54）真仙大衆，聞是說已，踴躣作禮，讚嘆功德。。（《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中华道藏》30/528）
微信具有反腐的功能，但微信反腐的内容也同样受到限制，在转发的过程中也会被举报并最终消失。微信的反腐具有内向性而不具有外向性，具有内卷性而没有外卷性，反腐的功效极其有限，也正因为如此，微博反腐的调侃和讽刺功能强。由于微博反腐是在权力的引导下进行的，微博主动反腐败的能力和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微博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相对于微信来说具有更大的权力监督作用。
本文则在对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总体经营战略、企业生命周期等相关理论进行总体简单概述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由创业期转向企业成长期以及企业成长后期这两次经营战略调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企业的首要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长寿企业，而非把企业做大做强，即企业首先要致力于成为一个500年的企业，而非成为世界500强。文章在此观点上，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如果说微信把权力关在舆论的笼子里，那也是一个小笼子。微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是一个大笼子。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既需要微信这个小笼子，也需要微博这个大笼子。通过对微博的管制，微博的政治舆论监督功能受到削弱，但监督功能本身却没有发生改变。人们还是通过细小的事情来联想和扩展到宏大的监督上。因为公众号的管制，有些微信公众号消失，有些公众号的文章被删除。但微信的拍照功能使得被删除的内容以新的方式复活，激发了人们阅读的兴趣，从而扩展了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三、功能：意见领袖与传播交叠化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国家强势治理网络政治的情况下，微博意见领袖已经不复存在，意见领袖的功能和作用已经淡化，聚焦在微博意见领袖的粉丝潮已经退去，通过公共权力汇集的粉丝团队已经失去了批判、质疑、回应的目标。实际上并非如此，微博意见领袖依然存在，在国家重大问题上仍然发挥着舆论导向作用，只不过是风格发生了变化。在风格变化的同时，意见领袖也在进行转型。这种风格的转变和转型主要表现为由过去直接的质疑变成了间接的质疑，由直接的批评变成了间接的批评，由严肃的批评变成了娱乐性的批评，由理论上的批评变成了文学叙述式的批评，由政治批评转为政治隐喻式的批评，由政治语言的批评转为政治表情包的批评。部分微博意见领袖转向微信，紧跟其后的粉丝也进入了微信群，他们转发微博意见领袖的语句、文章，成了微博、微信传播的主导性政治现象。
萨托利在转引多伊彻瀑布理论时认为，舆论瀑布由五个水潭组成，即经济与社会精英、政治和统治精英、大众传媒、舆论领袖、人民大众。“地方舆论领袖既可以阻止传媒的信息，也可以强化这些信息，他们可以歪曲或放大信息，他们总是能够选择重要的信息并使它令人信服。这首先意味着，在发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之间出现了一次大洗牌，其次它意味着，公众在吸收传媒信息的过程中，不是像一盘散沙一样毫无组织的公众。”［4］互联网时代，是网络意见形成并不断形成舆论大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意见领袖在形成舆论大潮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们同样发挥着地方舆论领袖的作用，并通过互联网不断聚集、传播与扩散，地方舆论领袖转化成网络意见领袖，以N次方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以其专业的知识、独到的视角、对问题的准确把握，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扩散、回应、质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受众来说，微博、微信领袖产生的机制却有很大的不同。微博意见领袖与群主产生的机制不同。微博意见领袖是在思想的竞争中产生的，群主是在自建群中自然产生的，无需思想的竞争。微信政治群可以进行直接的思想交流、交锋，成为培养意见领袖的重要基地。
由图4可以看出，发酵温度对酸奶品质的影响较大，高于43℃时，酸奶品质剧急下降；发酵温度42℃时，酸奶口感和组织机构最佳，评分85最高；发酵温度43℃时，酸奶口感润滑度下降，发酵温度44℃时，酸奶则产生大量乳清，凝乳不均匀，酸奶原有香味改变。因此选择42℃为最佳发酵温度。
第三，多元共识与共识隔断。微博价值共识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不同价值共同体的分裂。微信价值共识既是可能的又是现实的，却导致不同价值共同体的隔绝。多元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三个共识缺少了两个，只存在一个多元性共识。多元性共识不能从多元性本身去寻找，应到多元性共识之外去寻找，即宪法共识，通过宪法保证多元性，通过宪法正义保证多元性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多元性共识还需要网络具有道德人、理性人的特性，多元性的目的是互惠互利，而不是互害。
第一，意见领袖具有化解知识和信息的能力。知识、信息必须具有良好的价值观导向，如果知识和信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那么知识和信息就具有了助恶的能力。意见领袖在这方面的功能在于让知识和信息具有价值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使知识和信息服务于正确的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意见领袖失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么其主导或者主控的舆论就会失去良知的导向，使网络政治社会进入丛林狼社会，网络社会也就奉行着丛林法则。理性社会变成了非理性社会，网络社会也因此变成了野蛮社会。
第二，意见领袖具有构建和传播政治隐喻的能力。政治隐喻是政治情感信念认知域向政治认知域的结构映射。赞扬、批判和讽刺是政治隐喻的基本功能。流动性、动态性、平面性是网络政治隐喻的基本特性，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形象、具象、夸张、动漫、快捷五位一体是网络政治隐喻的表现形态。政治隐喻既具有批判、校正、讽刺、调侃的理性表达，也具有革命、仇恨、敌视、盗图、谩骂的非理性宣泄。表达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功能、政治过程。在非网络政治时代，政治隐喻是精英化的，是精英向大众输送的过程。政治隐喻是政治语言的表达方式之一，通过政治隐喻可以形象地感知、理解、解决现实政治社会中的问题，并在构建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政治隐喻的政治作用在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各种表情包。表情包因为语境和意境的不同，同一表情包可以体现不同的意义。网络中的境况也可以用不同的表情包表达同一意义。
第二，程序共识与共识隔断。从理论与现实来说，任何参与都必须遵守程序，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网络政治参与也需要遵守程序正义。对于网络来说，罗伯特规则可以作为一种正义程序，因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质是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微博与微信讨论问题、设置讨论问题的议程，都要遵守罗伯特规则。由于罗伯特规则是舶来品，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罗伯特规则，也不会按罗伯特规则讨论问题，也就无法取得罗伯特规则意义上的共识。无论是微博开放性共同体，还是微信封闭性共同体，采取程序共识具有一定的难度。没有罗伯特程序共识的讨论与参与，问题意识难以转化为程序意识。结果便是，讨论了诸多问题，却难以解决问题。在微博、微信里还有一个优先性问题，即规则优先，诉求紧随其后而位列第二。问题在于，在微博、微信里则是规则未到，诉求已经提前步入优先的位置。从政治上说，这是人际的政治矛盾上升。议论政治的人觉得自己很高尚，不议论政治的人被议论政治的人视为低下。所以才有人说，议论政治是稀有而高贵的智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一种选择，类似于边施工边设计。用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来说，就是边建立规则边表达诉求，让诉求从规则之外不断流入规则之内，而不是相反。或者说改革的问题在改革中解决，诉求的问题在诉求中解决，但这种解决的方式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只能是诉求的问题在规则中解决，让人们比较快地看到通过规则解决的好处。
第一，政治参与强度变量不同。政治参与与人数规模、时间成反比，与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意识形态、开放性成正比。微信最大规模五百人，微博小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万，微信政治参与质量高，微博政治参与质量低。微信可以成为“会客厅”，微博可以成为广场。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的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同质性，政治参与质量高，但因开放性低，政治参与质量下降。微博的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意识形态具有非同质性，开放性高，政治参与质量高。微信是同质性民主，微博是异质性民主。从长远来看，异质性民主要比同质性民主质量高，持续时间更长。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由于具有流动性、选择性和可交流性，政治参与的质量具有可变动性，弱化了政治参与的强度。
第一，以影响力取代价值判断力。有些意见领袖为了扩大影响，谋求私利，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真相，失去了基本的价值操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政治舆论生态。
微博谈论政治主要汇集在网民对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制定和实行的监督上，利用微博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国家政策的发布，尤其官员的价值观、道德观、政绩观对网民产生影响的同时，网民也会借助微博网络平台这个新武器给予回击和响应。这种互动不拘泥于时间、地点、场合来表明态度和观点。微博发布的言论不仅有高深的政治评论，还有代表个人的普通意见。“微博凭借其内容简短、发布便捷和实时互动等特点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为网民提供了上传个人实时拍摄或是自编自演视频资料的传播途径，从而实现了多媒体网络信息的共享和传播。”［3］因此说微博较之微信的“会客厅”，更具有广场意义上的特性。
第三，为了反对而反对。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官方说的，就进行批评、质疑和调侃。一切都和官方说的反着来，对着干。他们还抓住官员说错的字、说错的话，进行放大式解读。从而让小概率的事件放大为大概率的事件，使公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
规模性聚集和立体扩散是微博、微信的共有特性，微信既可以在不同的微信群和朋友圈传播，也可以在微博上传播。微博既可以互相评论和转发，也可以传播到微信群和朋友圈中。这种传播功能使得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更加明朗化和清晰化。微博和微信政治传播的目的都在于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微博和微信都具有虚拟的平等性。相比较而言，微博的虚拟性强，免责性强，其政治诉求的言论大于责任，或者有言无责，语言暴力多。微信的虚拟性弱，尽管不是实名制，但基本上都互相认识，言论与责任具有一定的平衡性，语言暴力少。
微博是异质性自媒体，竞争是其核心价值观。微博意见领袖是在微博思想的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适应了市场多元化和网络自由的需求。微博意见领袖思想性强、观察问题敏锐、逻辑清晰，粉丝会迅速聚集。微博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同的观点互相进行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交锋，互动性更为快速、直观。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微博意见领袖可以让网民头脑明晰，理性表达，遵守理性与道德的边界，形成良性互动的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另一方面，微博意见领袖对网络的思想支配，形成心灵支配格局，网络乌合之众、群众社会、群氓社会也随之而来，微博意见领袖的断言式、重复式、夸张式的语言对网民具有明显的催眠效果。微博意见领袖产生的复杂性和意见的多样性，使微博公众舆论相互激荡，使得事实真相本身被舆论大潮淹灭。
微信是同质性自媒体，沟通是其核心价值观。群主建群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无需要思想竞争就能产生群主。微信政治主要体现在几个层面: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微信政治具有准结社的性质和功能。但这种功能如果不是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与其他群流动的基础上，就会导致社会的封闭性和原教旨性。微信形成不了意见领袖，却能形成群主，这是由微信技术决定的。微信群形成不了微博意义上的规模征候。在微信群里的新人都是由熟悉的人带进去的，不熟悉的人不能进群。进群的人价值观也同质，不同质的人很快被移出群。有的微信群还严禁私拉入群。由于微信缺少联动机制，不同的微信群没有竞争，也是意见领袖或者关键政治人物难以出现的主要原因。微信或微信群倾向于形成一个封闭的、组织化的团体，但无论内部如何组织，某团体一旦与其他群体进行有效沟通和竞争，微信也能够实现或部分实现微博的“交往理性”功能。
微信朋友圈主要是转发政治论文或文章，但有的政治论文或文章太长，不符合“微”的阅读习惯，形成不了太大的人气和规模，具有小众或者专业的习惯。从朋友圈再转到微信群，阅读率也不是很多。只有大家普遍关心的、触及或破坏社会底线的话题，如幼儿园的虐童和性侵，或者具有标题党、刺激性的论文或文章才会有人去看。有人会把政治论文或者政治文章进行简化，从而达到有效传播的目的。这种简化强调核心观点，符合微信中的阅读习惯，由此形成社会舆论。
微信和微博交叠传播。微信可以把微博信息传播到微信，微博可以把微信信息传播到微博。两微时代，信息传播是立体的、多维的、多层面的、多角度的，形成了宏大的信息场和集散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进行信息选择，判断也变成了精神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取向和情感取向取代了理性判断。人们会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诉求和情感诉求的信息，进行价值分类和情感分类。分属于不同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人，都通过价值与情感进行分类。价值与情感成了信息分类的基本动力。这种价值与情感分类的结果，就是价值共同体多元化和情感共同体多元化。对真理或者真相的诉求变成了价值和情感的诉求，理性退而求其次。社会舆论场就是通过价值与情感形成的，由此形成了偏见并拒绝接受真相。它们先于真相而存在，拒绝真相而形成舆论。不过，只要这种舆论是自由而独立形成的，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地灌输形成的，就会对公共权力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
四、控制：自治与他治
网络自治是社会自治的组成部分，其自治的对立面是他治。自治与他治此消彼长，自治范围广、强度大，则他治范围窄、强度低，反之亦然。自治就是网民的自我治理，通过网民自我治理，实现网络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优化的目标。微博、微信自治优劣并存:一方面，网络实现了道德自治、思想自治、利益自治、理性自治，实现自我净化；另一方面，非理性侵蚀了网络自治的基石，成为网络撕裂的重要平台。“社会自治与他治相对立，在他治的情况下，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被动的，其沟通交流也是非理性的，或狂热或冷漠，因为在他治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既不是自主的也不是自由的，他治就意味着强制。在自治的情况下，每一个成员的参与都是主动的，交流的话题为社会成员关心，所作的决策也与每一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只有共同的话题才会共同关心，只有共同面临的问题才会共同解决。自治的过程也就是大家共同参与的过程，理性讨论和交流的过程，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过程。也只有在社会自治这个层面，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才能较为真实地显示出来，离开了社会自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话。”［5］如果通过治理的方式解决微博、微信的政治诉求，成本巨高，治理具有不可能性。目前，已经有7.5亿多人上网，微信群不断增加，微博人数不断增多。公共权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决点对点的政治问题。7.5亿多的网民，发布与接受的信息快速便捷，形成公共舆论具有或然性和突发性，公共权力解决公共政治舆论问题明显乏力。
全市每年都有因城市（镇）开发、工业园区、房地产、交通、水工程等建设项目开挖扰动地表、开挖自然山体，不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实施生态修复和水保设施建设，甚至有的建设单位不按规定倾倒或者向河道偷倒废弃建筑渣（土）等。据监测和调查，全市各类生产建设项目年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10km2，有的地方破坏面积已接近甚至大于当年治理面积，城市生态环境严峻形势不容乐观。
微博是自治性和他治性的统一。自治是自由，他治是限制和规范。自治是自主，他治是他主。自治是政治诉求，他治是打压合理或者主要是不合理的诉求。自治是自我管理，他治是社会管理。微博自治主要是道德自律。但如果发言不当，语言充满政治暴力，就会被微博管理员和微博主人拉黑。他治治理是公共权力式的治理。屏蔽、举报、销号、禁言、线下打击、谈话等都是微博他治的一种方式。
第四，教学模式也需要做出改变，建筑类专业英语课程讲授方式需要具有创新性，全面了解建筑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打造实践性课堂，教师需要不断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规定课堂学习任务，完成任务的学生给予一定奖励，针对未完成任务的学生要对其加以惩罚。为了让学生多加以练习，教师需要多带学生到建筑企业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帮助。因此，高职院校需要重视职业核心能力模块，对建筑类专业学生的学习英语课程有一定益处。
冬季户外的锻炼可以提高身体对环境的适应性，还可以保证充足的日照，合适的装备便可以从容地面对寒冷天气。当然冬季锻炼也绝对不是非得与恶劣环境做斗争，如果天气条件实在不允许运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室内，包括健身房、办公室甚至是家里进行锻炼，保证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微信是自治共同体。微信是出于同一价值观而被群主或被群员拉进群，并进行简单自我介绍。每一个微信群都有群规，每一个微信群员需要按群规发言。微信群员是自主的，一方面自主地按群规发言，另一方面自由发言。群规逐渐内化为群员的思维方式。群规培养自治性，同时也为捍卫法律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微博和微信在外在管理上有很大的不同。微博由于大众都可以看到，所以以往留下的痕迹也会被大众熟知，这也间接让博主在发表言论时有一定的选择性。微信，尤其是微信中的微信群，大部分都是价值观、学术观相同的人，发布的内容也都比较客观；如果内部出现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导致微信群出现矛盾，就会影响微信群的管理。
对微博、微信的他治既有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健康发展、文化繁荣乃至经济发展上，但也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被誉为“高端家电潮流趋势标杆”的红顶奖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指导举办，近10年来以其公平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成为各大品牌竞相角逐的年度大奖。所有入选产品都历经消费者投票、媒体评审、专家评审及综合评定的严苛流程，从技术先进性、外观设计、节能环保、市场影响力和使用体验等5个不同维度进行全面评审。此次惠而浦获红顶奖提名的两款洗衣机产品：光芒洗衣机WG-F120881B和新睿洗衣机WG-F100887BHCIEP，从参评的39个品牌、共计200余款产品中脱颖而出，获得近20万消费者投票，再一次表明消费者和行业专家对惠而浦产品的认可和喜爱。
第一，社会戾气加重。对微博、微信不恰当治理和定点清除，不但不会化解社会的戾气，反而会增加政治语言暴力。政治语言暴力对政治的伤害是长期的，是不可恢复的。政治语言暴力还会直接导致街头暴力，使社会风险系数加大。微信敏感词屏蔽功能缺失，微信的语言功能又部分取代了微博上的屏蔽功能。当不能通过微信本身议论政治的时候，人们还会通过语音去议论政治，讨论政治，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微信的各种图片和视频传播，微信里的语音政治讲座等都对政治价值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对微博、微信强势治理的背景下，微博与微信进入了“后两微”时代。“后两微”时代有四个突出特征:以反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以不谈论政治的方式谈论政治；以政治隐喻的方式反讽政治；“后两微”时代与后真相并肩而行，以情感与信念作为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表情包进入政治领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两微”时代，二者的共同点就是通过社会舆论监督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在“后两微”时代，社会舆论监督的目的没有变，但都或者以主动的方式转型，或者以被动的方式转型，这种转型迫使公共权力中心和重心发生位移和变异。在“两微”时代，微博更多从积极角度限制公共权力，微信通过自治从消极角度来限制公共权力。在“后两微”时代，微博、微信都从消极的角度来限制公共权力，不再以宏大的方式监督公共权力，而是以小事监督公共权力，充满着迂回曲折的特性。如果说过去的社会舆论监督具有“撞墙”的特点，那么现在的社会舆论监督具有“搬砖”的特点。微博、微信回归自我，外在的抗争明显减少。在“后两微”时代，无真相的真相凸显，事实真相被掩盖，舆论本身成了真相。政治隐喻成为主导性趋势，公共舆论化解了主流意识形态浓度。相对主义取代绝对主义。人们通过娱乐去消解政治，通过经济来化解政治，通过社会来反讽政治。这是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政治，以不参与政治的方式参与政治，以不讨论政治的方式讨论政治，以无声的政治代替有声的政治，莫谈国事、“吃瓜群体”、政治表情包是无声政治的表达方式。这是值得充分注意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
第二，政治风险系数加大。政治风险如果不加以预测和预警，政治风险就会由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风险。微博、微信的政治风险在于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导致塔西佗陷阱。微博和微信因为价值观的对立，政治诉求的不一致，情感的困斗，还可以导致社会风险，让社会呈现不稳定状态。社会风险也是政治风险的信号，社会风险会引发政治风险。同样，政治风险也会引发社会风险。价值撕裂使得官方意识形态难以整合，即使整合了也可能缺少有效性。在微博、微信时代，人们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对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也采取了拒绝或者疏离的态度。靠官方培育的网络评论员和举报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良好效果。
微博的政治风险是外在的，是广泛的。微信的政治风险是内在的，是非广泛的。微博、微信会使整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人们会用新的不同于公共权力的观点去看政治。当公共权力的政治和语言与微博、微信不同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微博、微信。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转的文章很多，信息、文章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有利于自己情感和信念的文章，并对文章进行情感和信念重组，进而形成具有强势价值偏好的公共舆论。这种强势偏好的公共舆论一旦形成，在制约公共权力的同时，也会带来舆论风险，使良性稳定健康的公共舆论难以形成。
第三，治理效能降低。对微博、微信的管理，只是技术手段的管理，难以进行思想的管理。对人的思想管理，从历史上看，成功率低。从现实上看，成效也不大。传统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输，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多元思想会基于各种原因进行个人选择，思想灌输失去效能。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西方的历史传统是让政治的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世俗化讲的是权力关系，权力对人类行为治理，但权力对思想言论的治理经常是捉襟见肘。世俗化的权力如果想步入政治文明的轨道，就必须执行规则。公共权力履行法治的职责即可。让宪法落到实处，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落到实处，让人们在思想和言论的沟通中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增强交往理性。通过互相理解，达到相互尊重，社会暴虐程度才会下降，社会信任度才会逐渐上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执行规则的现代化，就是执行宪法的稳定化、公开化、一般化、形式化。对微博、微信治理的现代化和文明化也是如此。治理的好坏不在于让微博、微信言不由衷，不在于让微博、微信语焉不详，而在于让宪法规则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具有至上的权威性。
影响添加微胶囊的相似试件的力学性能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微胶囊的掺量、粒径、养护龄期。因此选用掺量(0.2%、0.5%、0.8%)，粒径(150、200、300 μm)，养护龄期(3、5、7 d)进行试验，通过试件愈合前后的力学性能研究裂隙修复情况。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选用L9(33)正交表(表1)。
微博和微信的治理应采取“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制约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用“三个有利于”治理微博、微信，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微博、微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形成法治中国的一个基本标志。凡是破坏“三个有利于”的治理方式和方法必须剔除，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必须坚持。
参考文献：
［1］梅泽勇，高舒.基于微博的网络社群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2（5）:2-4.
［2］邓晓旭.网络传播价值体系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2.
［3］肖文涛，许小美.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现状与引导对策［J］.行政论坛，2012（6）:79-84.
［4］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9.
［5］张爱军，许德胜.网络治理的三种模式:比较与选择［J］.晋阳学刊，2014（6）:79-84.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of Microblog and WeChat
ZHANG Aijun，QIN Xiaoqi
Abstract:Official accounts of Microblog and WeChat are we-media.WeChat group and moments have quasi-we-media characteristics.Both Microblog and WeChat have political functions.They hav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Microblog has heterogeneity，while WeChat has homogeneity.Microblog and WeC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and time.Political value，ideology and political issues with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are also important variabl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icroblog and WeChat.WeChat is less affect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echnology.The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of microblog and WeChat are overlapped，doubling the influence of single microblog politics or single WeC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Microblog mainly combines autonomy with other-governance，while WeChat mainly combines autonomy with other-governance.In the post-Microblog and post-WeChat era，the influence of opinion leaders has not declined，but the language style has changed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has been transformed.Political metaphor and political emoticon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trend.
Key words:public account；we-media microblog；WeChat；political comparison
作者简介：张爱军，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22)
秦小琪，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 大连116029)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1.006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政治论文; 领袖论文; 意见论文; 社会论文; 权力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研究”(18BZZ017)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